21 世纪初本土的城市设计理论研究持续升温，尽管这一时期的理论探讨摆脱了沉湎于经典理论的研究，开始转向“城市设计实施”与“城市设计管理”的实务方面，但由于目前中国城市仍未形成城市设计制度化，“公共政策”取向的城市设计研究虽有前瞻性，但仍不免感觉基础空虚。 同时，对城市设计实施制度、策略（包括法规、财务、行政等等）的所谓“对策研究”主要都是基于西方（主要是英美）的城市设计控制体系。这种研究进路隐含的假设是“西方论述是可能或能够解决中国本土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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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本土的城市设计理论研究持续升温，尽管这一时期的理论探讨摆脱了沉湎于经典理论的研究，开始转向“城市设计实施”与“城市设计管理”的实务方面，但由于目前中国城市仍未形成城市设计制度化，“公共政策”取向的城市设计研究虽有前瞻性，但仍不免感觉基础空虚。
同时，对城市设计实施制度、策略（包括法规、财务、行政等等）的所谓“对策研究”主要都是基于西方（主要是英美）的城市设计控制体系。这种研究进路隐含的假设是“西方论述是可能或能够解决中国本土问题的”。
确实由于国内城市设计实践尚未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而唯一的出路是学界继续向西方寻求理论支援。事实上，对西方论述的移植现象应进行辩证的批判。现代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本身就起源于西方，是地道的知识经验舶来品，后发展国家学者对其接受也属自然，特别是在实践遇到问题而又无经验可寻，转向“有成功经验”的西方论述也更加自然。
而且“从知识制度方面说，现代教育和学术制度逐渐地成为一种跨越国界的体制，知识的生产和学术性的活动已经成为全球化过程的一个部分”，中国城市设计教育与研究活动日渐趋于国际化，无论是学院海嬋派学者的国际化知识背景将他们对西方社会观察带入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还是中外联合教学的进一步普及，教学方法日益借鉴西方模式，都不可避免地使教育、理论研究与全球化接轨。
此外，虽有提倡城市设计理论本土化的学者试图利用本土资源与西方理论展开对话，但不能更进一步地提炼出自己的理论与之抗衡。
迄至今日，本土化研究固然成为潮流，但许多西方理论在国内仍被普遍认为是“经典”、“先进”或“前沿”的，是大家都必须与之“接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