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求索第三条道路 我在中国政治中的风雨二十年 说明： 何新 先生的这个访谈一共七篇，包括： 1 我是如何介入到中国政治之中的 2 十五年前关于经济政策的一场辩论 3 不自量力地阻遏私有化和下岗运动 4 经济学家搞垮中国 5 为什么我不支持“民主” 6 全球战略视野中的中国与台海 7 谈谈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 征得 何新 先生同意，在此发表其中第一、第二篇。
何新：求索第三条道路
我在中国政治中的风雨二十年
说明： 何新 先生的这个访谈一共七篇，包括：
1 我是如何介入到中国政治之中的
2 十五年前关于经济政策的一场辩论
3 不自量力地阻遏私有化和下岗运动
4 经济学家搞垮中国
5 为什么我不支持“民主”
6 全球战略视野中的中国与台海
7 谈谈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
征得 何新 先生同意，在此发表其中第一、第二篇。
引 言
问：外间有传闻说您身体不好，感谢您仍愿接受我的采访。
何：谢谢！是的，我心脏有点问题。早年在东北时我曾患过心脏病，后来表面上痊愈了，其实只是“代偿”。现在年纪大了，旧病复发。医生去年就建议我做手术。但我想把手里的事做完再说。人生很短促，只有思想是永恒的。
我已很久不见记者，没有精力。但我看了你们的采访提纲，我这次接受你的访谈，是因为我也想通过这次对话，检讨和反思一下自我。谈谈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究竟作过一些什么。
人生五十而知天命。我的前半生，经历了一般人所未曾遭逢的一些风风雨雨。我得罪了一些人，其中有政治家，但主要是知识分子。我打破了意识形态中一些人所制造的神话，例如什么“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神话，什么“河殇”的神话，什么“民主政治”的神话。以及“疑古”、“骂古”、“反古”的神话等等；搞得鼓吹这些东西的一些知识分子很没面子。他们恨死我了。所以极力把我妖魔化。
你们点击“蝈蝈（ google ）”的搜索网页找“何新”，首页首先跳出来的一个标题就是“何新自杀大快人心”（作者是“大纪元”的网上论客“任不寐”）。几年了，这个标题始终挂顶，由此可以看出“蝈蝈”这个号称“客观中立”的信息网本身的政治倾向性。我想我如果明天猝死，会有许多知识分子很高兴。他们会说：这家伙总算死了！
有时我是的确有一点悲凉的。二十年来所为何事？不过一直都是读书、思考、写作而已。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竟这么仇恨我？
就是因为我的一套思想，妨碍了一些人达到他们的目标！
老子说“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首”也。古人云“察知渊鱼者不祥”，民间俗语说“泄天机者遭天谴。”我平生数次道破了某些天机，砸了一些人骗人的饭碗；因此犯了众怒，遭受天谴。
好在我已留下了一批已出版的著作，还有一些未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手稿。我感到骄傲的是，在学术上我所完成的事业，在许多方面是超越前人的。留给后人去研究和评论吧。
我相信宿命，我也相信善恶必都有报。我相信上帝最终是公正的。
何新：第一次谈话
我是如何介入到中国政治之中的
问：您本来只是一个研究文化和文学问题的学者，究竟是怎么介入到中国政治之中的呢？
何：是时代因素使然。老实说，我对政治本来是有所畏惧的。青年时代读《史记》，每读到张良、陈平、韩信，主父偃这些奇男子的故事，就豪情慷慨。但又读《资治通鉴》，从历史中看到政治斗争极其残酷一面。多少大人物今日高居庙堂，明日杀身灭族；留在史书中的只不过是几行字而已！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试图向毛主席上书言事，但书信未能上达九重，人却成为反革命，身陷囹圄，一尝铁窗滋味。
文革结束后，我从东北回到北京，一回来就感受到时代新政治风云强烈的冲击和震荡。
从那时到现在的将近三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伟大的社会变革。而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面对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使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而有志报国的华夏儿女，不能不为之激动，不由得不想介入其中。
当年往事历历在目。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民主墙，报刊上的思想解放；这种不断面临重大选择的时代背景，同时也为普通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舞台和发表言论的空间。
于是，从文革后期已经不断在我脑中思考的许多问题，我决定以多种形式陆续将它们写出来。
可以说，正是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发起的改革运动，把我卷入了当代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辩论的激流之中。
问：您的政治言论是什么时候引起了高层注意的？
何：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当时知识学术界中已经颇有名气。这一点，你只要检索一下那个时期的《新华文摘》、《文摘报》、《理论信息报》等报刊就知道了。这些从全国出版物中摘选重要文论的报刊，当时经常转载摘录我所提出的一些新理论观点。
1985 年我在《读书》、《文艺研究》等杂志上发表批评当代文学“新潮”的一组文章，它们引起了政治局胡乔木等领导人的注意。胡乔木亲自把文章清样调去，多次亲自动笔作修改。文章发表后，一时震动文坛。
1988 年夏，我在当时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周报》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经济改革的文章，直陈当时的经改方针有重大失误，批评所谓“价格改革”已成为掩饰恶性通货膨胀的遁词。这一组文章发表后，反响甚大，引起了高层包括赵的关注。 ( 先生逝世，我也感到悲痛。有友人曾告我，赵不仅知道我，而且欣赏我，因此希望我参加追悼会；并且给了我车证。最终虽因故未能去，心则戚戚焉。）
其后（ 1988 年 10 月），我在香港《明报月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正在陷入危机，中国可能即将发生政治动乱，可能发生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我预言，如果动乱失控，国家可能分裂而走向诸侯割据局面等等。
在这一组文章中，我甚至描述了一个中国演化向动乱方向的可能步骤和发生分裂的具体模型。为了防止国家陷入动乱和分裂，我呼吁从激进改革方向退却，呼吁采取渐进改革的路线，抨击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
我的这些议论引起了国内政治家们，包括邓小平、陈云和赵的注意，也引起了国际政治界的关注。 1990 年我访问日本时，日本人曾告诉我，这一组文章在香港发表后，立即被东西方情报机构所重视。
1989 年 3 月，我收到了一份从国务院发给我的密件，里面是刚刚成稿的《政府工作报告》。这种文件通常是由高层发到小部分精英人士中听取咨询意见的。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为被政府邀请的受咨询者之一了。
后来我知道，当时我已被有关方面推荐名列于中组部和统战部所关注的培养对象，尽管我并非中共党员。我一度甚至曾被高层提名为中华全国青联副主席的候选人之一，只是由于社科院内部领导（不是胡绳同志）的反对，此事被否决了
1989 年游行事件发生后， 4 月中旬，我通过阎明复向邓小平同志提交了一封重要信件。这个信件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赵秘书鲍彤在一篇回忆中说：
“ 5 月上旬，《快讯》登了社会科学院何新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我忘了。内容，我现在回忆（我自己的印象，决不是何新同志的的原话）是讲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知识份子的政治要求，这是一个带普遍性长期性的问题，特别要慎重从事，压是压不下去的，而可能适得其反等等。
同志问我对这篇文章有何看法，我说，这篇文章很有见解，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建议在新华社发到省军级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发表。他说，可以。
我就把这篇文章送给新华社总编室（文中有一节，专讲不能轻易动用军队。我把这篇文章送新华社时，把这一节全文删去了。）但我不知道后来发表了没有。
我印象中，没有在《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这篇文章，因此可能没有发表。要是没有发表，那是新华社负责同志不同意我的建议，但我当时确实提过这个建议。”
鲍所指的是我 1989 年 4 月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全文刊登了。
问：是否可以说，正是由于您的主动议政，引起了高层领导人对你的注意；最终将你调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答： 1989 年 6 月 1 日 我得到李鹏总理的约见，作为知识界代表列席参加国务院办公会议。
1990 年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在病中多次召见我邀谈内外形势。同年我被中央直接安排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不久，我的工作关系调入了全国政协。
根据李先念、王任重的指示，政协领导对我的工作作了极其特殊的安排。让我作为一个专职委员进行调研，随时将我的想法、言论和建议，通过正式渠道报送中央最高决策层。这也就是我在后来的一些年代里，能以一个非党知识分子的身份，发挥了某种特殊作用的原因。
那些工作成果中的大部分（属于能发表的部分），后来陆续汇集在一批书中出版，即《何新政治经济论集》（白皮书），《致中南海密札》（海外出版）、《为中国声辩》、《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新战略论》（三卷本）等。 （以上著作分别于 1992—2000 年，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及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许多朋友读过这几本书，但他们未必了解这些书中那些政治性信件和调研报告的写作背景。其实这些著作就是我当时所作的工作。
2楼
问：您认识江泽民吗？
何：认识。有这样两件事。
第一件事，大概是在 1990 年底或 1991 年初吧，江总书记要约见一些知识分子。中央办公厅开了个名单，我印象中人不太多，好象只找了十几个人，到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其中有我。到会后，为了不引人注意，我溜边，在一个很边缘的角位上入坐。
会议开始后，江总书记拿着到会者的名单说，很多同志是初次见面，我念名字，念到的请站起来，给我认一下好不好？
于是他就根据名单一个个地念名，一会儿念到我，我站起来。他打量我看了一下，说：“哦，你就是何新，这么高个子？”我笑了，他也笑了，我就坐下了。
后来会间休息，我去卫生间。一出门在走廊正好迎到江总书记从对面走过来。他对我微笑，而且有意伸出手打招呼的样子，我看出了他的意思，但当时周围聚集围观的工作人员很多，我有点惶惑和不知所措；所以一侧身绕到一个柱子后面避过去了。这是我的一次失礼。
我估计这件事会给他留下一个不好印象，就是何新这个人的确很狂傲、怪僻。
第二件事是一位在中央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的。他说，有一次总书记邀集了一些理论界的人士开座谈会。在会上不知谁提起何新，于是一片指责之声。
但是听他们讲完之后，据说总书记说了这样几句话：“同志们，你们讲的也许都是真的。但是，当党和国家遭遇重大困难的时候，何新同志挺身而出，帮助了党和国家。”于是大家哑口无言了。
这件事，我虽然并没有听到原话，但一直令我深受感动。
虽然江泽民后来再没有直接约见我谈过话，但在他任总书记的整个时期中，我一直能将自己重要的想法和社情舆论，通过中办机要渠道直接送报到他的办公室。在我所提交过的文件中，有的是对于当时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问题、下岗问题以及金融政策问题，提出强烈的不同意见的。
但是不论我讲了什么，我始终是能够畅所欲言的，从没有为此受到过任何批评或压力。因此我认为江总书记是有容纳不同意见之雅量的。其中一些意见，我虽没有正面看到他的答复，但是我可以从后来政策方向的调整中感受到，我的一些意见可能发生了影响。
问：您和高层其他领导人也有直接联系吗？
何：是的。当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王任重同志在世的时候，我写的东西都是同时复印七份，送报邓（小平）、江（泽民）、陈（云）、王（震）、李（鹏）、李（先念）、王（任重）。 1993 年后，老人家们陆续去世了，我一般就只送报江、李了。
给邓小平送材料，当时既可以通过官方的正式渠道，也可以直接送到老人家的家中。我记得最后一次送文件是在 1994 年底。以后知道老人家已不过问大政，我才停送。
南巡之后， 14 大前，中国政坛一度风云激荡波诡云谲，小平同志提出“左比右更危险”。记得当时王震同志曾把我找去，示意我向邓进言，支持江李体制。我先后在 1992 年 5 月 4 日 及 7 月 2 日 写了两封长信给小平同志，谈论我对内外时局及国内形势，包括反“左”的问题的看法，进言若撼动江李的地位，天下必大乱。 ( 见《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第 204 页“关于左及意识形态改革问题的思考”，第 233 页“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一封信”。）
我相信，我有一些意见曾引起小平同志的重视。但也有一部分意见， 邓 先生可能很不以为然。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因此而不让我讲话。
问：您是否知道领导人们对你的意见的反应，反馈？
何：很多情况下，我并不知道高层对我的意见或建议的评论。我常常只是从后来的政策方针特别是政策方向的调整中，去观察我的意见和建议的作用。
事实上，当时我给中央写调研报告或形势分析，从来只是谈我个人的看法，很少揣摸上面对此已有什么精神态度，也很少顾忌他们爱听或不爱听。不能说我完全无所顾忌，但的确是比较不顾忌的。我比同时期体制内的任何知识分子，更勇敢站在国计民生的立场向中央领导人恺切直言。这有我的书放在那里可以作证。当然，我思考的方向总是以国家利益为准绳的。
至于后来上面的政策与我的意见不合，我也不会太介意。我的地位不过是“从大夫之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反正该讲的我已经讲了，我认为自己已经尽到言责了。
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应该说，无论我曾说过什么，无论邓陈江李王，他们从来没有为此怪罪我，或通过任何方式直接、间接地批评过我，或给过我任何压力。不管我讲的话中听或不中听，他们爱听或不爱听。
相反，我能感觉到，他们一直是比较关心和爱护我的。
问：您在十六大之前发表过一篇《论江泽民时代》。对江的评价很高，此文反响很大，但是对此文，一些人有不同看法。
何：事实上，我主要是由于两篇东西，得罪了所谓“改革派”。一篇是关于下岗问题的一封言词尖锐的批评信，另一篇就是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让有的人看了很不高兴。
我当时之所以写这篇东西，主要是针对十六大前后，当时海内外有一股舆论。
我认为江总书记作为政治核心领导中国十几年，的确代表了当代史中一个重要的时代，有三点成就是难以否认的。
第一，江总书记受命于国家经历 89 事件危难之际，他稳住了政治大局。
第二，他顶住了国内外要求中国走前苏联式改革之路的压力，避免了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大崩溃。
第三，这十几年中内外政治形势极其复杂，意识形态极其混乱，众说纷纷。江总书记基本上能不惑其间，平衡疏导内外矛盾，选择了一条相对较为平稳而又能使经济较快发展的路线。正是在他领导的这十三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成长为当今为全世界瞩目的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经济体，这是伟大的历史功绩。
当然，现在回头看，文中有些词语也许有溢美之嫌，例如文中提出“盛世”的说法，后来为人所“诟病”。其实从中国历史看，的确应当慎言盛世。盛世常是前危机或者危机即将爆发之世。如西晋太康盛世之后，是八王之乱，盛唐开元盛世之后，是安史之乱。康雍乾嘉盛世之后，就是道光时代的鸦片战争。而我在文中正式使用了“盛世”的提法，可能的确有所不妥。
问：您对您所接触过的中国领导人有何印象？
何：我通过切身接触体验到，跟随过毛打天下的老一代领导人，确实极其伟大杰出，是人杰中的人杰！我在与他们的接触中，知道了为什么共产党能得天下。
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当然是邓小平、陈云。吞吐乾坤，进退有余。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合作方式也极有意思。
像我这样一个古怪之人，无根无柢，也没有任何家世的渊源，而且一直在知识界备受非议，他们竟力排众议，不拘一格，违反常规地作出安排和使用。最早重视我的言论的是邓和陈。但对我工作进行具体安排的是李先念、王震和王任重。直到王震临终前，一直在关心我的工作。他亲笔给总书记写信，推荐我担任应届全国政协常委。
王老是一个铁路工人出身，没读过多少书，一生是传奇性的。人们通常印象都认为他只是大老粗，只是一介武夫。其实绝不然。我在接触中发现，实际上王震具备文韬武略，平生手不释卷，好读马列和诗书，一手书法十分苍劲。王老非常爱重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礼贤下士，折节待人，有古代贤者之风范。是大眼光，大手笔，大胸怀，令我折服，甘愿为之肝脑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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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问：您对邓小平和陈云有直接印象吗？
何：据我所知，邓和陈都曾很重视我的一些意见。并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对我表示过关怀。我能随时把信和材料送报到邓那里，这种待遇本身就是非同寻常的。
要知道，邓给他的家人立有一个严肃的规矩，不许轻易接受私人给他传信或收受物件。
但对我不仅破了这个规矩，而且在那些年中是随时可以上书进言。我认为这实际是以“国士”相待。我曾讲过老一辈革命家对我有“知遇之恩”，就是指这一点。陈云对我的关心，我也感同身受。具体事，不讲了。
问：虽然您认为您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很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承认，甚至会认为你的理论实际是一种异端。
象陈云、王震作为主流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他们怎么能接受你的那一套非正统理论呢？
何：这正是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极其高明之点。他们知道时代在变，意识形态也需要变。面对时代所提出的新的问题，必须形成新的东西。所以他们注意到了我的理论。的确，我并不属于正统的左派，如果按传统左中右的观点划分，我也许还会被划为右派。其实，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无宗无派，只是我自己，何新而已。
我既不是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但也不是自由主义者。多年来我一直是试图寻求着一种综合，探索超越“左”与“右”以外的第三条道路。我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思路，把马克思的方法与近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社会科学的方法与自然的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中国的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综合起来；从而发展出一套新的东西。我留给历史的十几卷文集，凝聚了我二十年来的探索和心血。
这种努力，我在八十年末已经开始作。我认为只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才能消解以至弥合激烈的“左”、“右”之争。
但是，在我的全部思想中，一直贯穿着一条主线，形成我永生不变的追求和信念，这就是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本体的热爱，以及对人民特别是下层人民的最强烈同情和爱。我极其蔑视中国那些所谓“精英”；蔑视那些经济上的暴发户们！
问：您对当前中共提出的“和谐社会”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怎么看？
何：“和谐社会”比“小康”的提法具体。“小康”并不是一个高明字眼。“小康”这个字出自《礼记·礼运》。孔子当时使用这个字并不是褒义，“小康”对于“大同”是一种倒退。小平同志提出“小康”，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战术目标，而决不是终极性的战略目标。我研究邓小平的著作，我认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最终目标仍是追求于“大同”的。
“以人为本”当然比以“金钱”为本为好，是一种纠正。如果“以人为本”是指“以民为本”、“以人民为本”，那就更会得人心。“人”的概念毕竟还是太抽象了。
问：您当时既有颇为深厚的政治资源，为何不出来谋就一个实际的政治职务呢？
何：这就是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我对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极有自知之明的。
我将离开社科院时，为我的工作安排问题，统战部长丁关根同志曾派一个副部长和秘书长来我家中数次，征询我对于工作安排的意见。我说，我要求不上班，不开会，我不从政。这其实是给中央出了难题，很难安排的。
后来李鹏总理也几次让人和我谈过，我向总理提出最适合我的工作，是去国务院参事室或中央文史馆。总理让我给他写个报告，我写了送去，总理很快就批了，批示由罗干秘书长具体来作安排。因为这两个机构都是定编的，需要向人事部申报编制。
当时是因为我的年龄，按照惯例参事和馆员都要年纪较大的人担任（周总理定的）。我当时才四十出头，过于年轻，所以参事室表示不同意（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但表面的理由是如此）。所以后来中央另作安排就把我放到了全国政协。
最近，中央有关方面又拟安排我去参事室。但是，其实去不去哪里，我个人都已无所谓了。名义上的东西，对我已不重要。何况我的身体状况已是这样。
问：您的身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何：我就简单告诉你我的病情吧。
我有两根动脉的根部鼓了两个大包。去年夏天查出来的，刚开始医生怀疑是瘤，把我周围的人吓坏了。我的一位好朋友是国际知名的医生，他听了这个消息后，难过得几夜睡不着觉。但后来再检查，发现并不是瘤。但这就象自行车外胎有两个包鼓起来了一样，随时有爆裂的危险，而且一旦突然破裂就是很难救治的。
所以需要动手术。去年夏天我本已接受安排住进医院了，但考虑了一夜，我又从医院跑了出来。我决定一定要先把我手里的事情作完。我的全集已编好，必须亲自校对完。因为过去的版本不是我本人校的，错别字很多。将来会贻笑于后人的。
我相信，我写的书的十年、二十年后还会有人看。象那本《诸神的起源》，当时一出来就被一些“博士”骂，现在二十年了，已出了八种版本，国外也有译本，还是有人看。
此外，几本半成品的书我也想要完成，然后再进医院。这样，我才算对自己的人生，对培养我的国家，对生我、养我的这个民族做了一个完满的交代。
对那些反对我的人，我也要给他们一个交代。我想留下一个健康的废人何新，倒不如留下一个死了的但是有十几本全集的何新更让他们难堪吧！
所以我暂时不进医院。我是相信天命的。很多东西，听天由命。
问：您这么讲，让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好。其实很多人是非常关心您的。
何：这个问题就说到这儿。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是不会怕死的。不了解死亡，就不了解生命。我早看透了人生，看破了生死。即使让我明天就面对死亡，我也无所遗憾。古人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我平生谈不上立德立功，但是恐怕没有人会否认我已立言。
我这个人，冷板凳是坐惯了。安于寂寞，甘于寂寞，乐于寂寞。古往今来，凡能作出大学问的，首先要耐得住寂寞。前些年美国一家电台想安排我与 陈香梅 女士作一次对话，谈台湾问题。去年中央台的“对话”节目想邀请我与李光耀作一次对话，我都拒绝了。我要不是熬得住十几年寂寞，也不可能写出这么多书。
完成这十几卷文集，就是我给自己立一座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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