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关键一环是国家作用与政府行为，只要制造租金的各种社会条件没有改变，政府继续作为投资主体起主导作用，具有可操作性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金融条件就无法形成，各种反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就会继续存在。 经济现象反市场规律 1 市场需求不旺与最终消费率下降 自90年代初的经济泡沫消退以后，市场疲软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如何刺激消费成了中国经济的一个主题。积压物资的日益增多，成了企业三角债清偿难的一大主因。早在1996年底，中国的积压物资价值已达5000多亿元，有人分析，今年第二季度的库存商品有所减少，但分析者显然忽视了一个因素：目前的库存下降与企业开工率下降二者密切相关，到1998年，我国半停产状态的企业达21.3% ，停产状态的企业达0.9%，比1997年的状况还要严重。 商品库存增加的同时，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额占GDP 的比重）1981年以来，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基本以平均每年0.6 个百分点的幅度下降，已由1981年的67.5%降至1997年58.8% ，大大低于70% 的国际平均水平；居民消费率由53.1% 下降至47.5% ，比起60% 的国际水平也明显偏低。目前最终消费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对于一个只能以内需为主的国家，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将成为再生产正常循环的严重障碍。 消费需求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据权威部门透露，1998年已是自1994以来连续第四年下降，消费需求对GDP 的贡献率估计接近40% ，较1997年下降了15.5% 个百分点。消费偏淡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2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持续攀升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为210.6 亿元，1997年则升至46279.8 亿元。与此相关的城市居民储蓄余额，1984—1988年平均增加582 亿元，1989—1993年平均增加3800亿元，1994—1998年则高达7700亿元。今年3 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7814.7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储蓄存款持续高增长是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失调、商品需求不旺、失业现象严重、居民预期收入危机感增强等综合作用下的产物。从存款结构看，在当前的57814.7 亿储蓄存款中，有1 万多亿为公款私存、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60% 左右为定期存款。在国家逐渐推行存款实名制和不断加大金融监管的情况下，预期1 ～2 年内，20% 左右的公款私存部分将较快地从储蓄存款中剥离出去。另有39% 的存款为目的性存款，到期后将提作他用。较乐观的分析认为，这些因素都有利于银行储蓄业务发展，一旦这些因素得以消除与缓解，银行储蓄业务必然受到震荡性的萎缩冲击。也就是说，存款不会总是这样持续攀升。 3 庞大的生产能力过剩 在最终消费率下降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攀升之间，二者一直被看作是此消彼长的简单因果关系。在储蓄率上升的同时，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在一直上升。如果从各类商品的需求弹性来看，消费不畅并非百姓持币观望，而是社会供给远远大于需求。而支撑着社会庞大无效供给的是我国某些行业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 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840 美元，与发达国家相差达40多倍；按人均个人收入来计算，差距更大。据调查，在农村，彩电、洗衣机、电冰箱这三大件还有80% 的空白，除缺电少水、没有电视信号接转站等原因外，占人口主体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购买力不强是最根本的原因。由此可见，目前这种“过剩”根本不是需求不旺引起的商品过剩，而是投资误导与其他政策性因素形成的巨大产能过剩所导致的商品过剩，是在中国还存在数千万贫困人口尚未温饱的基础上形成的低水平“商品过剩”。 我国目前庞大的生产能力过剩，主要是90年代产业结构再呈趋同态势的结果。一些经济学家早就就此问题发出警告，国家每年也颁布了投资已达饱和的行业名单。但由于我国各级政府具有资源配置功能，且每年以经济增长指标为考核官员业绩的主要方面，再加上地方、部门与个人的利益驱动，这一警告基本上没能对地方政府“拍脑袋”决定投资方案的行为模式起到阻遏作用。 中国的错误似乎总要重复出现两次以上。80年代中期，我国的彩电大战、冰箱大战就是因为各地产业结构严重呈趋同态势而引起，到了“八五”时期，各地投资热点又惊人相似：广东沿海等地受香港产业转移以及珠江三角洲出口导向战略等因素影响，加之利益驱动与信贷、财务等约束机制不完善，珠江三角洲内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到目前这一趋势在珠江和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曼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现在许多非农产业的生产能力都严重过剩。 从上表列出的13个行业的生产能力来看，利用率最低的是高速公路，只有12%；最高的是房地产业，其利用率也只有67.9%.而上述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行业，不少是各地支柱产业同构所造成的。在零售商品额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这种生产能力严重闲置的情况，说明我国的投资体制存在严重问题。可以说，造成中国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原因主要是投资误导，资源配置不当，而投资误导的主角是地方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一
中国当前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关键一环是国家作用与政府行为，只要制造租金的各种社会条件没有改变，政府继续作为投资主体起主导作用，具有可操作性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金融条件就无法形成，各种反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就会继续存在。 经济现象反市场规律 1 市场需求不旺与最终消费率下降 自90年代初的经济泡沫消退以后，市场疲软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如何刺激消费成了中国经济的一个主题。积压物资的日益增多，成了企业三角债清偿难的一大主因。早在1996年底，中国的积压物资价值已达5000多亿元，有人分析，今年第二季度的库存商品有所减少，但分析者显然忽视了一个因素：目前的库存下降与企业开工率下降二者密切相关，到1998年，我国半停产状态的企业达21.3% ，停产状态的企业达0.9%，比1997年的状况还要严重。 商品库存增加的同时，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额占GDP 的比重）1981年以来，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基本以平均每年0.6 个百分点的幅度下降，已由1981年的67.5%降至1997年58.8% ，大大低于70% 的国际平均水平；居民消费率由53.1% 下降至47.5% ，比起60% 的国际水平也明显偏低。目前最终消费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对于一个只能以内需为主的国家，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将成为再生产正常循环的严重障碍。 消费需求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据权威部门透露，1998年已是自1994以来连续第四年下降，消费需求对GDP 的贡献率估计接近40% ，较1997年下降了15.5% 个百分点。消费偏淡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2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持续攀升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为210.6 亿元，1997年则升至46279.8 亿元。与此相关的城市居民储蓄余额，1984—1988年平均增加582 亿元，1989—1993年平均增加3800亿元，1994—1998年则高达7700亿元。今年3 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7814.7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储蓄存款持续高增长是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失调、商品需求不旺、失业现象严重、居民预期收入危机感增强等综合作用下的产物。从存款结构看，在当前的57814.7 亿储蓄存款中，有1 万多亿为公款私存、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60% 左右为定期存款。在国家逐渐推行存款实名制和不断加大金融监管的情况下，预期1 ～2 年内，20% 左右的公款私存部分将较快地从储蓄存款中剥离出去。另有39% 的存款为目的性存款，到期后将提作他用。较乐观的分析认为，这些因素都有利于银行储蓄业务发展，一旦这些因素得以消除与缓解，银行储蓄业务必然受到震荡性的萎缩冲击。也就是说，存款不会总是这样持续攀升。 3 庞大的生产能力过剩 在最终消费率下降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攀升之间，二者一直被看作是此消彼长的简单因果关系。在储蓄率上升的同时，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在一直上升。如果从各类商品的需求弹性来看，消费不畅并非百姓持币观望，而是社会供给远远大于需求。而支撑着社会庞大无效供给的是我国某些行业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 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840 美元，与发达国家相差达40多倍；按人均个人收入来计算，差距更大。据调查，在农村，彩电、洗衣机、电冰箱这三大件还有80% 的空白，除缺电少水、没有电视信号接转站等原因外，占人口主体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购买力不强是最根本的原因。由此可见，目前这种“过剩”根本不是需求不旺引起的商品过剩，而是投资误导与其他政策性因素形成的巨大产能过剩所导致的商品过剩，是在中国还存在数千万贫困人口尚未温饱的基础上形成的低水平“商品过剩”。 我国目前庞大的生产能力过剩，主要是90年代产业结构再呈趋同态势的结果。一些经济学家早就就此问题发出警告，国家每年也颁布了投资已达饱和的行业名单。但由于我国各级政府具有资源配置功能，且每年以经济增长指标为考核官员业绩的主要方面，再加上地方、部门与个人的利益驱动，这一警告基本上没能对地方政府“拍脑袋”决定投资方案的行为模式起到阻遏作用。 中国的错误似乎总要重复出现两次以上。80年代中期，我国的彩电大战、冰箱大战就是因为各地产业结构严重呈趋同态势而引起，到了“八五”时期，各地投资热点又惊人相似：广东沿海等地受香港产业转移以及珠江三角洲出口导向战略等因素影响，加之利益驱动与信贷、财务等约束机制不完善，珠江三角洲内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到目前这一趋势在珠江和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曼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现在许多非农产业的生产能力都严重过剩。 从上表列出的13个行业的生产能力来看，利用率最低的是高速公路，只有12%；最高的是房地产业，其利用率也只有67.9%.而上述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行业，不少是各地支柱产业同构所造成的。在零售商品额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这种生产能力严重闲置的情况，说明我国的投资体制存在严重问题。可以说，造成中国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原因主要是投资误导，资源配置不当，而投资误导的主角是地方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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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达国家有别的是，×国政府实际上居于各种资源配置的中心地位。 完全竞争性产品市场有大量非国有企业参与，追求的是效率；而公共服务部门则多由国家垄断，它们的存在有多个目标，既有经济的（如就业），也有非经济的，如国家安全，加强社会控制等。这里仅从消费者需求出发来分类： 第一类：需求弹性小的商品与服务，如水、电、煤气、医疗、教育、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失业）、住房。这类商品与服务不管是经济形势好还是不好，百姓总得消费。社会保险是社会福利，在我国还刚起步，其费用的缴交属国家强制性。其余数项，基本上是属于垄断性“商品”或服务，“市场”完全向商品的供给者倾斜，买方没有主动选择权。由于缺乏竞争，这些行业存在普遍的无效率与浪费，向消费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质量低劣，但因其垄断性，这些年来其价格还一直上扬，尤其是教育与医疗，在改革前是作为社会福利分配给职工的（长时期以来，职工的工资只含有基本生活费，并无这类费用包含在里面），而近年来这几项改革相继推出，逐步转移为个人支付，与此同时，教育费用与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涨，已大大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笔者曾对一些家庭月收入1 万元以上、家庭固定资产几百万以上者进行过口头调查，他们对这两项费用的上涨幅度都深感难以承受，在对国内外教育进行“成本”与“效益”比较后，大都选择让孩子出国留学接受教育，一半以上家庭在中学阶段即让孩子出国。以此观之，只要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局限于收费与扩大规模这两项上，这些流出去的钱决不会再回流。 第二类，需求弹性较前一类大的商品。这一类商品有两种情况，一是虽为百姓所需，但在城市已达到市场饱和的产品，如电冰箱、电视、洗衣机等；另一类产品则为老百姓所需，但购买直接受其经济条件及购买意愿支配的产品，如微波炉、电脑、空调、摩托车。部分农村居民虽然还没有这类商品，但或受基础设施的影响，如缺电，没有电视接收系统等原因，或者不购买，或者无力购买。生产上述产品的行业，早已引入竞争机制，企业一方面面临国内同类产品的竞争，另一方面是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这些行业由于地方利益牵引，重复投资，早在前几年就已经存在严重的产品过剩，目前这方面的市场供给的主体对象，定位于有购买力的人群进行升级换代。 第三类，百姓迫切需要，而价格与百姓购买力相差甚远的，如住房。中国老百姓的住房水平，现在人均只有8 平方米，与发达国家相差很远。这些年来我国的住宅建设发展很快，但因房地产业是个寻租行为泛滥的行业，房价因此居高不下，为居民年收入的12倍以上（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地更高于此水平），所以房地产业产生了巨大的供需缺口：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有7200万平方米商品房卖不出；另一方面百姓的住房确实不够住。房价降不下来，是因为房地产业已完全进入一种“政策性陷阱”：开发商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贷款80% 以上来自银行。房地产价格只要一日不降，该公司的帐面资产价值也还能保值，经营者的业绩也还放在那里——这一点直接与老总们的乌纱有关。而贷款是银行的，拖上几年不还，也都是公对公，更加之目前有人主张债权转股权，为欠债者开了一条新通道，所以这一政策性陷阱越挖越深。 第四类，地方政府盲目投资引进的项目，如小汽车。前两年，各地都将发展小汽车作为本省的支柱产业，这一行业存在巨大的产能过剩。而事实上，90% 以上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根本未能进入这一层次：养一台车的费用包括车险、养路费用、汽油、维修、停车费用、车位费，等等，一般国产车每月都在1500元～2000元之间，大大超越了一般人的消费能力。而且中国大多数大中城市都存在交通拥挤的情况，如果再盲目发展私人用小汽车，不仅会使本就拥挤不堪的城市交通更为挤塞，还有能源供应与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上述分析表明：非垄断行业的产品大多属于耐用消费品（最低消费周期3-5 年），供给过剩，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而垄断行业的产品大多属于多次消费品（如交通、水、电、煤气），但因其垄断地位而价高质次，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一些原本属于社会福利的医疗、养老保险、教育等，目前正处在改革初期，名义上现在未曾产业化，但因其垄断地位，则完全成了一个价高质次、买方完全没有选择自主权的卖方市场。老百姓存入银行的钱，大多是为了购买后两类垄断性商品与服务作准备。随着这几项改革的逐步深化，存款难以从银行驱赶到市场。 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根源 上述问题表现出了一种奇怪的混合：市场失灵的同时政府也失灵。市场失灵有一个相同的重要来源，那就是不完善信息和不完全市场。我国因为多个地方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导致各地产业结构重复雷同；而这成千上万个企业做出的生产决定，造成了重复生产与无效率。而不完善信息与不完善市场问题同样是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来源，最后导致政府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负供给。从1993年加强宏观调控以来，×央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不断加强。不断加强调控力度的原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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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政府也低估了间接调控的力量。但直接调控要想获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调控者不仅要具备大量信息，这些信息包含两方面内容：首先是拥有决定做什么的信息；其次是还必须具备有效监管经济过程的能力，包括有效监管经济运作过程与经济结果的能力。然而中国目前的状态表明，无论是在获得真实信息方面还是在事后监管经济运作过程，与经济结果都未能达到正常状态。 首先是信息的严重失真。这方面首先包括政府部门统计数据的掺假失真。由于考核地方官员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指标，这就鼓励了各地官员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以虚假信息来对付上级政府的考核，而中央往往根据这些层层上报的有严重水分的失真数据作出形势判断，并制订相应的政策，这种政策供给的无效率可想而知。其次是一种出于部门利益驱动目的而提供的一种信息“负供给”，最危险的建议已被少数人当作可行方案提出来：如证券界部分人士认为增发货币维持股市的泡沫式增长会带来一种财富效应。还有出于企业利益考虑提出的减免亏损企业的债务，出于财政考虑提出扩大货币发行量以缓解财政困难等等。而这些建议如当真被采纳实行，则等于玩火自焚：减免亏损企业债务等于彻底摧毁社会的道德信用堤坝，既然拖欠银行的钱可以获得减免，那么今后所有的借款者都可以采用这种逃债的方式规避银行债务，银行的信用链条将会因此断裂；而提出依靠增发大量货币来缓解中央财政困难的建议如若不是缺乏经济史方面的常识，就是对社会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因为这一政策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打通中央财政与中央银行这两只钱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央政府的财政困难，绝大多数国家的中央财政从来都是困难的，如最富有的美国政府都只能通过赤字财政来维持开支，并依靠发展经济与合理地扩大税基，而不是靠从其“中央银行”这只口袋过量攫取来满足财政的无止境需求。更何况中国的×央政府现在还承担投资者主体的大量责任，其对资金的需求几乎没有限量，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打通中央银行这只口袋，让其不受限制地向×央政府供应货币是非常危险的政策建议。信息的虚假供给，还由于某些政府主管部门不当政策的鼓励加大了趋势。 其次是政府事实上对经济过程的监管及事后监督欠缺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行为的一大特点可以概括为权力市场化与政府行为企业化。各级政府官员现在都将自己手中的公共权力视为一种稀缺资源，将前来办事的公民视为“客户”，以各种手段迫使客户进行“权钱交换”。而叠床架屋式的反贪机构的膨胀根本赶不上贪污腐败行为膨胀的速度，运动式的反贪污也早已出现边际效益下降的现象：反贪污腐败的口号越响亮，贪污腐败的数额越来越大，卷入腐败丑闻的高官越来越多，所谓“阳光法”处于虚设状态，这一点已从经济犯罪案件的直线上升得到证明。这种情况下，根本不能指望政府还能对经济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有效监督。 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化特征由此形成。政府对社会的供给已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正供给”——如政令的下达、改革措施的执行、法律对社会的约束等等，均处于一种无效率状态，造成了“软政权化”的局面，而与此同时，各种“负供给”却呈不断增大并强化的趋势。对于官员们个人来说，在这种格局中，个人品质已不是决定其行为的决定因素。 根据世界经验，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决策者基本上全凭历史积淀和个人的从政经验（政治倾向）来处理有关问题，他们比较喜欢听从有关经济改革的建议，对任何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则不太感兴趣。我国的改革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到了90年代以后，改革其实已经到了扬子江，早已摸不着“石头”，决策者也根本无法凭借制度的历史积淀与个人的从政经验来解决问题。而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是正确认识社会，而政府部门层级之间那种严重扭曲的信息负供给，造成人们无法正确理解社会，把握环境，于是出现了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也失灵的双重失灵现象。 政府改革为什么势在必行？ 从短期来说，改善经济运行状况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逐步放开公××业，让非国有资本进入，加强竞争以改善公××品的供给状况，形成消费者主权；降低房地产价格，让百姓以6-8 年的家庭年收入即可购买一套小康水平的住房，以部分房地产商破产的代价消除政策性陷阱，化解银行危机，以解决特殊国情、特殊过剩的问题。但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问题则是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局面应该尽快结束，而这已不是经济领域内作文章可解决问题的事情。它与政府改革有直接关系。 世界范围内对政府作用的重新思考，始于80年代中后期。引起人们思考的原因主要是几个：前苏联、东欧国家“指令- 控制型”经济的崩溃；发达国家（亦即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东南亚国家经济奇迹的兴起（现在则要加上“奇迹”的破灭）。 在这些反差极大的现象背后，其实就是政府在现代社会中的有效性问题。可以说，现在没有人再会象本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者那样去认识政府的作用，大家已基本上承认这一事实：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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