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陆游为代表的诗人们将索桥这一物象赋予了独特的内涵，成为他们内心世界丰富情感的寄托与表达，索桥也由此获得了生命力，成为研究涉桥诗歌的重要一环，成为观照诗歌发展的独特视角。

索桥，一般指悬索桥，有人认为其起源于“猴桥”。古代索桥少采用专门的索塔，多以藤、草、竹等天然材料直接锚固而成。在唐宋诗歌中，索桥常以笮、筰、笮桥、筰桥、绳桥、藤桥、度索等名称出现，共出现36次。其中绳桥出现了17次，笮、筰出现16次，索、索桥出现2次，藤桥出现1次，索桥诗歌总数在唐宋诗歌中占比虽然不多，但极具地域性与典型性。以索桥所在地来看，除6首不确定地点以外，成都、夔州等巴蜀一带出现频率最高，有26次，占比为72%；其次是西南部，占5%。诗歌中涉及索桥的诗人，陆游位居榜首，有10首；杜甫居于其次，有4首；梅尧臣、范成大、林光朝紧居其后，并列第三，均有2首。

因草、竹等材料众多且易得，所以它们常常成为制造索桥的材料，绳桥与笮桥也成为了诗歌中最常见的两种索桥。受地理环境的影响，索桥在巴蜀最为常见，索桥也常常是外族来汉的重要通道，因此在云南等西南部也有分布，在广西与湖南也出现过一次。在书写索桥的诗人中，陆游位于首位，他曾在巴蜀度过了人生最重要的八年，感受也最为深刻。杜甫也曾在巴山蜀水间度过了人生中较为稳定的阶段，同时巴蜀也是他再度风雨飘摇的节点，因此他诗歌中的索桥也被赋予了独特的个人感受。

早在东晋时，笮桥曾见证了桓温伐蜀的一段战事，《晋书》记载：“时李势微弱，温志在立勋于蜀，永和二年，率众西伐……势于是悉众与温战于笮桥，参军龚护战没，众惧欲退，而鼓吏误鸣进鼓，于是攻之，势众大溃。”永和二年（346年）十一月，桓温率军西征，与成汉末代皇帝李势大战于笮桥，并于次年三月（347年）攻克成都，逼降李势，随后又平定李势旧部邓定、隗文的反叛。割据蜀地四十四年的成汉政权至此而亡。史书中对这座笮桥的具体位置未见记载，但可以明确它位于成都。随着历史的发展，索桥的战略地位也逐渐重要起来。

岑参诗《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中有“上将新破胡，西郊绝烟尘”一句，诗中“新破胡”指的是唐天宝十二年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大破大勃律（今克什米尔中部一带）之事。在此之前，“小勃律国王为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玄宗曾多次派兵征讨小勃律（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皆无功而返。终于在天宝六年的时候，朝廷派高仙芝征讨，小勃律国拥有吐蕃的援助，实力不可小觑。后来高仙芝将吐蕃发出援军的必经之路藤桥切断，这一举措对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仙芝至，斩其为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庆斫藤桥，去勃律犹六十里，及暮，才斫了，吐蕃兵马大至，已无及矣。藤桥阔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为吐蕃所诈借路，遂成此桥。至是，仙芝徐自招谕勃律及公主出降，并平其国。”也为后来封常清破大勃律国奠定了基础，可见索桥在这场战争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切断索桥成为了取得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

从唐高祖武德六年（623）至唐亡（907），唐代为巩固边防，与周边国家的战争几乎没有停歇过。其中与吐蕃的长期作战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也为唐代士人抒发报国之志提供了机会。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起，朝廷将朔方、河西、陇右边军大量内调，吐蕃则乘此内乱之际攻占陇右诸州。宝应元年（762），吐蕃分三路入侵，欲取成都为东府，当时窦公以御史出检校诸州军储器械，于是杜甫以诗入奏窦侍御，写到了军营中的具体场景：“吐蕃凭陵气颇粗，窦氏检察应时须。运粮绳桥壮士喜，斩木火井穷猿呼。”（《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该绳桥位于剑南道茂州汶川县西北，“篾笮四条，以葛藤纬络，布板其上……今按其桥以竹为索，阔六尺，长千步。”斩木铺道路，绳桥通畅以保障后勤粮食补给，这在战争中是极为关键的，这里的绳桥不仅是通蕃汉的日常通道，也是重要的战略通道。

索桥还常常成为渲染战场艰苦的背景，岑参有《送狄员外巡按西山军》一诗：

兵马守西山，中国非得计。不知何代策，空使蜀人弊。八州崖谷深，千里云雪闭。泉浇阁道滑，水冻绳桥脆。战士常苦饥，糗粮不相继。胡兵犹不归，空山积年岁。儒生识损益，言事皆审谛。狄子幕府郎，有谋必康济。胸中悬明镜，照耀无巨细。莫辞冒险艰，可以裨节制。相思江楼夕，愁见月澄霁。

此诗作于大历元年冬，“大历元年秋杜鸿渐入成都，以崔旰为成都尹、西川节度行军司马、西山防御使，军府之事悉委之。此则令狄员外赴西山巡按抚慰崔旰所部也。”岑参诗中对军中幕府的细节展现得淋漓尽致。八州指的是剑南西山的八个边州，《旧唐书》记载：“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统团结营及松、维、恭、蓬、雅、黎、姚、悉等八州兵马，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等六军镇。”“泉浇阁道滑，水冻绳桥脆”，阁道即栈道，在山势险峻的地方凿壁施柱，上架木板，以通行旅者，川陕间前代多有；诗中的绳桥位于茂州汶川县西北。战场的艰苦与家乡明月江楼的美景形成鲜明对比，也更加坚定了诗人报国战斗之决心。

由于巴蜀“西抗吐蕃”的重要战略地位，加之索桥在巴蜀地理环境中的独特地位，索桥成为了描写战场恶劣环境、烘托战争紧张氛围、书写蕃汉关系的重要载体。在唐代诸多斗志昂扬的诗人笔下，涉及索桥的诗歌同样也是戍边卫国情怀的表达。然而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气象大变，诗歌由唐音渐渐转入宋调，索桥在诗歌中的表现也渐渐由充满家国情怀的豪情壮志，转变为面向内心世界的壮志难酬。

宋代巴蜀的地理位置同样重要，《方舆胜览》成都府路篇有记载：“西抗吐蕃。东接广汉。上络东井。外负铜梁。华阳西极。面越负秦。岷、嶓镇其域。包玉垒以为宇。以褒斜为前门。缘以剑阁。”北宋时期，索桥在边防上的功用较弱，诗人的足迹也较少踏入索桥所在的边陲之地，因此索桥在北宋诗人的笔下极为少见。而南宋巴蜀西抗吐蕃北抗金，边疆关系主要表现在与金的长期对峙。唐代诗歌中的索桥书写与战事紧密相关，尤其是与对吐蕃的边防之战。值得庆幸的是，唐代雄厚的国力使得诗人们将索桥写进诗歌的同时能戍边卫国，一展自己的报国壮志。而索桥诗歌数量位居榜首的陆游在南宋主和的政治背景下却无法实现收复中原的理想，风雨飘摇的索桥由此成为陆游苦闷情绪的爆发点之一。

终生致力于灭虏收复河山的陆游在宋金交界的巴山蜀水之间待了八年，而这八年之间，他曾短暂地从戎南郑，在抗金前线奔走。虽然陆游在诗中写到“八年梁益凋朱颜”，但事实上，巴蜀的这八年时光让他魂牵梦绕了一生。陆游入蜀始于乾道六年（1170）赴夔州任通判，是年十月抵达。两年后（乾道八年），四川宣抚使王炎召陆游为四川宣抚使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当时王炎正计划收复长安，陆游亦积极备战，半年的时间里，陆游不断往返于南郑与抗金前线，参与渭水强渡与大散关遭遇战。乾道八年秋，陆游因公干去往阆中，待到十月再回南郑之时，王炎幕府已散。南郑时光，是陆游抗金理想最接近实现的一次，是他一生报国志向的高潮，然而只持续了短短八个月便草草收场。乾道八年岁末，陆游到达成都。此后陆游所任、所游皆在蜀中，至淳熙五年（1178），陆游奉诏还朝，二月离开成都，巴蜀之游就此结束。在之后的岁月里，陆游诗歌的基调大多是“忆”与“梦”，“忆”如“恍如北戍梁州日，睡觉清霜满铁衣”。“梦”如“我时在幕府，往来无晨暮。夜宿沔阳驿，朝饭长木铺”。朱东润先生将陆游南郑从戎的时光总结为其“生的高潮，诗的高潮”，而退居成都的时光则是高潮过后的落寞与失望。

陆游被调离南郑前线后仍然心系朝廷，心忧天下，《度筰》一诗中有：

翩翩翻翻筰受风，行人疾走缘虚空。回观目眩浪花上，小跌身裹蛟涎中。汗沾两握色如菜，数乘此险私自怪。九折元非叱驭行，千金空犯垂堂戒。此身老大足悲伤，岁岁天涯忆故乡。安得画船明月夜，满川歌吹入盘阊。

筰桥受风便翩翩翻翻，扭如麻花，行人双手沾满汗水、面如菜色，疾走过桥。这样凶险阴冷的坏境与诗人江南小桥流水的家乡形成鲜明的对比。陆游是越州山阴（今绍兴）人，江南与巴蜀地理形态相去甚远，两地的桥也是相去甚远，“小桥只在槿篱东，沟水穿篱曲折通。”江南的桥小巧而精致，多拱桥、梁桥，小桥流水、微风习习，让人感觉闲适与安逸。一边是小桥槿篱东、垂虹风月旁、画船明月夜，而另一边是风雨筰桥上、目眩浪花上，如此强烈的对比让诗人的思乡之情、飘零之感油然而生。反观陆游身在南郑前线时两首写到家乡的诗作，其一是送别范西叔赴枢密使召中提到“杜陵雁下悲徂岁，笠泽鱼肥梦故乡。”其二是诗人在阆中突然接到其兄仲高的书信而感到惊喜，“阆州城北仙鱼铺，忽得山阴万里书。”这两首诗虽为思乡，但并不见任何颓丧的气息，因为此时的陆游正在前线奔走忙碌，“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在国家大事面前，陆游已然将小家抛诸脑后了。退居成都、深知理想已经彻底无法实现的陆游，在巴蜀险恶的环境中感叹“此身老大足悲伤”，诗人甚至由思乡之愁深化为命运之悲、忧国之叹。

索桥独特的结构形式使得它成为描写蜀地诗歌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也正是它随风蹁跹的特性让旅居于蜀地的诗人常以索桥类比自身，引发对自身命运深刻的思考。巴蜀地区在唐宋均位于边境之地，在唐代表现为蕃汉关系，诗人往往以索桥抒发戍边卫国之情；南宋巴蜀地区则主要成为抗金的前线，爱国壮士们思考的就不仅仅是守卫边疆了，更是如何收复失地，挥师中原，然而南宋朝廷奉行的主和政策，让以陆游为代表的诗人们无法实现收复的理想，风中飘摇的索桥没有了驰骋的慷慨激昂，更像是自身漂泊不定、无依无靠的写照，羁旅思乡之愁、飘零无依之苦、壮志难酬之恨都凝聚在了巴蜀被风吹雨打的一座座索桥之上。

桥梁作为架设在江河湖海上的构筑物，具备着最基本的交通功能，除此之外，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桥梁还具有独特性。索桥不仅是蜀地典型的地理标志之一，更是极为重要的军事战略地点，有时甚至对战争的胜负起着关键作用，故而唐宋诗歌中涉及索桥的作品往往带有浓郁的家国情怀色彩，因而与其他桥梁意象的情感意蕴与审美风貌形成了鲜明对比。以宋代为例，在《全宋诗》的20余万首诗歌中，涉桥诗有5106首，“其中，直称‘桥’类为4760首，换作‘虹’类为207首、‘梁’类为116首、‘航’类为17首、‘独木’为12首。”在诸多涉桥诗中，小桥、画桥、虹桥等出现频率都比较高，这些桥多位于江南市井或园林中，与索桥相比，具有显著的观赏色彩与审美功能。“烟气笼青阁，流文荡画桥”，诗人们也往往偏爱用这些画桥等江南之桥来展示城市的繁华、园林的精致，悠然的景致往往配合轻松愉悦的心情，江南之桥是承平岁月图中的点缀。索桥则安静地横贯在边陲之地，部分索桥作为外族来汉的唯一通道，默默地守护着国家的边疆，远离城市的繁华喧嚣，真正有机会去到边境的诗人其实并不多，所以索桥在诗歌中出现的频率也远远低于其他常见的桥梁。但以陆游为代表的诗人们将索桥这一物象赋予了独特的内涵，成为他们内心世界丰富情感的寄托与表达，索桥也由此获得了生命力，成为研究涉桥诗歌的重要一环，成为观照诗歌发展的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