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都会记得那个晚上，我像平时一样在看体育新闻，妻子洗了澡出来对我说：“我的脚上怎么多了一颗黑痣？”

　　我是一个毫无医学常识的人，觉得女人都喜欢大惊小怪的，就没有理会她。



　　我们的生活应该说是很和谐，很安逸的。从我在公司任了高职之后，她就当起了全 职太太。我的工作三天两头要加班，还经常出差，有时候一走就是三个星期。出差在外，别人都会很担心家里老人身体如何，孩子功课怎么样。而我，总是悠闲笃定的，我知道，她会去照顾我父母，她会辅导儿子功课。事实上，羡慕她的人和羡慕我的人一样多。在别人眼里，她不用朝九晚五看老板脸色；我们早就买了车，住进了位于西区的三室两厅。我们虽然都不知道浪漫是怎么回事，但感情一直很好。



　　我太太以前是一个药剂师，有一点医学常识，她知道这种莫名其妙，不痛不痒，忽然长出来的黑痣很可能是有问题的。她自己去看了医生，诊断下来是皮肤癌。这个结果把我们一下子就吓懵了。那些日子，我陪她跑遍了沪上最有名的大医院。所有的诊断都是一样的，并且一位很有名的医生告诉我，她得的这种癌症的死亡率是90%！是皮肤癌中最最凶险的一种。



　　不久，就像医生预言的，她的腿上、胳膊上、背上也不断长出新的黑痣来。她的身体和精神也渐渐开始衰落。



　　在我的印象中，我还会偶尔感冒发烧肚子疼，我太太几乎没有生病的时候。可是现在，从来闲不住的她终于躺到了医院的病床上。



　　没有了她的家变得冷冷清清的。厨房里没有了热气，卫生间的马桶，家具上都蒙了灰。以前明亮的温暖的，回来就感觉舒服的地方变成了一个我几乎要不认识的地方。我对家里的许多东西居然是陌生的，用微波炉解冻、蒸饭，我搞了半天不知道分别用哪一档，冲一咖啡或者茶，煮一碗速食面、热一碗汤，弄出来的味道怎么就是同她弄的不一样。以前，她轻而易举就递给我的日用品，现在我翻遍了抽屉还没有找到。



　　从她住院，我就开始休公假、请事假，尽力多陪她。因为这时候我才明白，如果没有一个家，如果家里没有一个体贴的妻子，男人挣再多的钱，在外面再风光也是空的。



　　就在她病情趋向恶化的当口，一位熟人告诉在广州有一个专门治疗这类皮肤癌的医院，有类似的病例在那儿被治愈过，但费用很高，一个疗程三个月，大约要三十多万元，治愈率大概有30%。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的时候，被病痛折磨得近乎失神的她对我清清楚楚地说了三个字：我要活！(说到此，林生的眼泪掉下来了。)真的，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我们是多么恩爱的夫妻，可是，那一刻，我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最相爱、最最适合做夫妻的男女，我们能够生活在一起有多么好。她要活，我要她。我们要一起老，一起等儿子长大，一起听儿子的儿子喊我们“爷爷、奶奶“。我下了决心陪她去广州。我去公司请事假的时候，我还听到有同事在轻声说：“如果是我，就省省了，30万哎，万一没治好，不是人财两空嘛。“



　　说这些话的人没有体会过亲人将要离去的悲哀，也不知道这一线生机带给我们的希望。当时我想，哪怕是60万，100万，把房子卖了把车卖了，只要她能够活，我也心甘情愿。



　　去广州之前，我到家附近的超市去买一些需要的日用品。中秋节的前夕，超市里到处都是兴高采烈的脸，人们说着笑着。我忽然觉得，我同那群快乐的人隔离了，所有的欢声笑语从妻子得病那刻起就已经同我没有关系了。



　　我按照她开给我的单子买了许多日用品，当我提着袋子出门的时候觉得很重，那么多年来，家里吃的用的一切都由她安排得妥妥贴贴的，我从来不知道米多少钱一袋，油多少钱一桶，我从来不知道这些东西从超市运到家里其实也是很累的一件事情。我一度觉得家里的顶梁柱是我，当她骤然倒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她才是家里的主心骨。



　　我们在广州度过了结婚以来最最亲密的日子，那三个月里，我们朝夕相处寸步不离，常常一起笑一起哭，想不起来有多久我们没有这样倾心交谈了。开头的一个月治疗下来，她似乎觉得好一点了。偶尔，我还搀着她在花园里散散步。我们回忆在人民公园门口的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看电影是在胜利电影院，是一部叫《最后的情感》的意大利电影，她还记得是索非亚·罗兰主演的。她告诉我，其实我约她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她已经与同学一起看过了，但她不忍心回绝我，所以陪我一起又看了一遍。这个情节我们似乎只在蜜月的时候回忆过，现在说起来，只觉得伤感。结婚这么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说那么多的话。



　　三个月里，我眼看着她慢慢地憔悴，特殊治疗对她不起作用，她终于连一碗粥也喝不下了。到了后来，她跟我说：“我想回家。”就这样，我们带着绝望的心情回到了家。



　　回家之后，她的身体越来越弱，并且癌症病人最害怕的疼痛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