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约200米的它，只是现存广州明城墙的一段。如果从天空俯瞰，你会发现，东起小北(今小北花圈)、西迄大北(过去大北门，今日盘福路)、横贯越秀山，这逶迤的古城墙总长有一千多米。只不过，它在茂密的丛林深处断断续续，很难把人的视线串起来罢了。

所以，它虽然一直驻守在这个城市的腹地，却少为人知。在很多人的眼里，广州是一座没有古城墙的城市。

它离我们太久远了，以至于古稀之年的老人，都无缘一睹它的全貌。

今天，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鳞次栉比。旧的去了，新的来了，新的又会旧，旧了再建新，一座城市，便这样不断地前行着。

历史是无情的，该走的总会走掉。许多年后，当身居广州的人们已经远离了城墙，某些人或许又会想念它。曾经的守护者逝去了，许多年后，或许又会在城市的心底泛起微微的涟漪。

叩响那斑驳的青砖大石，你是否聆听到了历史远去的足音？

渐渐长大的城墙

明城墙规模前所未有


回顾广州建城史，在两千多年前，当郡尉任嚣开始在番山上修筑任嚣城，赵佗长途跋涉来此驻足，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南越国的时候，广州已有建筑城池的历史了。不过，多年的考古成果却从未发现这个时期广州有城墙的遗迹。这从某种程度上表明，刚刚诞生的广州城，很有可能是以护城河来作为自己最初的城墙的。

广州一天天在长大。到了宋代，广州开始有规模颇大的城墙。考古发掘表明，广州宋代有三城，即子城、东城和西城。今天的越华路沿线，就是当年东城和子城的北墙。而越秀北路东濠涌位置，则是宋代东城城墙的所在地。

对于城墙的修筑，明朝是个重要的年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蒋祖缘认为，这个时期的广州城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东至大东门(今越秀路)，西至西濠(今人民路)，北包越秀山，南至“海边”(今一德路至新河浦涌)，并扩大了西关十八甫商业区。

洪武元年(1368年)，当朱元璋刚刚派兵进入广东之时，广州仍是宋代沿用下来的中城、东城和子城格局，因为三城没有连为一体，交通大受限制，“旧城低隘”，很有必要进行改造。明军进入广州之后，征南将军廖永忠就“治城浚隍”，将广州城修葺一番。

洪武二年，广东置行省。首任广东行省参知政事周祯在“百务草创”中很注重城建工作，把“开设城池，或招复流民，或抚绥新集”作为地方官员的首要任务，并以此“核其功能”。而城市的修葺、改造、扩建多由都指挥使和卫所官员负责。如潮州府城于洪武三年(1370年)，由指挥俞良辅在原来东城的基础上，开拓西南面，用石垒砌成墙，成为完整的石城，“高厚坚致”。又如南雄府城，洪武初，镇守指挥王玙将“岁久而圯”的府城进行重修。再如韶州府城、廉州府城亦于洪武三年重修增筑。广州既是府城更是省会所在地，自然特别引起官员们的重视。

广州城第一次较重要的工程发生在洪武三年，宋代遗留下来的三城格局，终于连为一城。由于原三城的“濠池可以填淤部分，有利沟通。而四周濠池又可连成一起”。

洪武十一年至十三年(1378～1380年)，广州又进行一次大的扩建，“拓北城八百余丈”，把越秀山包括在城内，并在越秀山建五层楼(亦称镇海楼)，“为会城壮观”。

经过洪武年间的改造扩建，广州“城周三千七百九十六丈，计一十五万一百九十二步，高二丈八尺，上广二丈，下广三丈五尺，为门七；曰正北，稍东曰小北，曰正东，曰正西，曰正南，稍东曰定海，西曰归德。城门楼七，敌楼七，警铺九十七，雉堞一万七百。城东西之外，因旧浚池，周二千三百五十六丈五尺”。

长堤西关东山皆在城外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广东饶平县柘林寨水兵因缺饷发生兵变。水兵谭允传等率兵扬帆直抵广州城外，初以求粮为名，继而大肆掠夺。广州城门紧闭，一些人战死城外。两广提督吴桂芳平定兵变之后，吸取柘林兵变的教训，深恐“山寇”和“海盗”进攻广州而城外没有城墙保障，无险可恃，从而认为“外城不可不筑”。于是嘉靖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1565～1566年)，又增筑自“西南角楼以及五羊驿，环绕至东南角楼”的城墙，把“商贾云集”的濠畔街等地都包括在内，称为外城或新城，而原来的广州城称为内城或旧城。
当时的广州外城有八座城门，东曰永安，西曰太平，南曰永清，东南曰小南，西南曰五仙(明称五羊，清改为五仙)、曰靖海、曰油栏、曰竹楼。外城长一千一百二十四丈(一说一千二百有二丈)，周三千七百八十六丈，高二丈八尺。

在增筑外城之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内城又复于正南迤东辟一门，曰文明。从此，广州内城亦为八门。

经过这一番旧城与新城的改造、扩建，广州城在这一时期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后倚越秀、南临珠江，并有江边大道。这样的格局一直传承下来。清代广州的城墙，在这一基础上于新城两侧各增筑了各近70米的东西鸡翼城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扩展。

明清两代，老城的范围大概东到大东门(今越秀路)，西到(西濠涌)人民路，北依越秀山，南到“海边”(今大德路和文明路)，而新城的南界在今一德路和万福路。

至于长堤、西关、东山等现在的繁华之地，却被挡在了厚厚的城墙之外。

外国人眼中的城墙

“城墙和里斯本相当”

当时广州的城墙具体是个什么样子的？也许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更加说明问题。葡萄牙人克路士在嘉靖35年(1556年)到过广州。后来，他在《中国志》第六章对广州作了特写：“它四周有坚固的城墙，构筑良好，也相当高……城墙很整齐，没有裂口、窟窿或缝罅，也没有丝毫使它毁坏的形迹。其原因在于，城墙是用够一个人高的活动石块构筑，上面砌有泥土制成的、颇像瓷碗质地的砖头，因此墙十分坚实。”他又说：“见过城墙的一些葡人试图证明这个墙围大致和里斯本的相当，但看来比其他的城长。”“这座城(其他城也一样)一面临江，沿江筑城，很像是在壕堑之内，因为城的另几面是被一条灌满水的宽大壕堑围绕。这条濠和城墙之间有足够的地盘，可集合一支大军。挖掘濠的泥土堆在它和墙之间，因此，墙根部比其他地方高出许多。不过在濠以外此城仍有一大缺点，那就是河对面岸上，城墙和濠之外有一个可俯视墙内全城的山头。城墙有七道门。城门宏伟高大，坚固而构筑良好，上有雉堞，不是方形，倒像台阶。城墙的其他部分没有雉堞。城门墙厚有十二步，城门从上到下包有铁皮，前有极坚实的吊闸，一直升起，从不放下，但准备在必要时使用。”他还说：“城门在入口处都有胸墙。沿河郊一侧的胸墙，每堵有三座门，一在前，两在侧，供沿城墙的街道使用。”

逐渐发展出新商业区

随着广州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日益发展，城外的南面又发展出“民廛稠聚，海船鳞凑，富商异货，咸萃于斯”的新商业区。这方面，克路士也有比较具体的记载。他说：“郊区很大，人口众多，乃至有的葡人认为它的幅员可跟里斯本的相比。它人烟稠密，人多到简直难以进入河岸上的城门。进出的人群通常都吆喝吵嚷着叫让道给挑东西的人。”“郊区一排排的房屋跟城内的相似……郊区的街道在尽头处都有门，派有专人看守，他的职责是每晚锁门，玩忽职守要严惩，每条街都有一名警察和一所牢房。警察的责任要么是交出晚上在街上为非作歹的坏人，要么是替他作赔偿。因此每晚街上都有守卫，相邻的人则划分为区，每晚组成六个区，也就是值夜。城门一到晚上就关闭，每座城门的双扇门上贴有一张封条，盖有官员的印。天亮开门，也有个告示所有人的标记，那是一块胶板上签署有同一官员的名字。”克路士的这些记载，不仅说明了城外“人户众多”、“人烟稠密”，与中国文献记载相同，而且更重要的是详细记载了城外的“街道在尽头处都有门，派有专人看守”，和每晚组成六个区“值夜”的情况，表明官员对城外街道的安全非常重视。

链接:城墙防御史

·顺治七年(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率清军攻打广州城，清兵驻营在城北白云山下，南明两广总督杜永和(原为李成栋之副将)率兵驻守城池。双方在城墙内外展开长达10个月之久的拉锯战。广州市民英勇抵抗，“城中人亦撄城自守，男子上城，妇女馈饷(送饭)。清兵环围城外……”《尚氏宗谱》记载清兵尸体在攻城地点下堆得几乎和城墙一样高。后因叛徒叛变，清兵得以“藉薪竞渡，遂得炮台”，转而发炮猛轰内城，广州城沦陷。

·清咸丰六年九月(1856年10月)，英国借口亚罗号船事件，伙同法国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八年一月十二日(1857年12月28日)，英法侵略军进攻广州的大北门及小北门，据守这段城墙上炮台的都统来存率军死守，重创来犯之敌，毙敌数百名。英法侵略军攻占广州后，广州附近居民组成团练，有义勇军数万人，不断袭击侵略者的据点。盘踞这段城墙的侵略军，成为当年义勇军攻击的重点对象。



·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法侵略军退出广州，撤退前把被广州人民击毙的部分官兵名单，刻碑嵌在城墙上。这方石碑成了侵略者下场的物证。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自上海返广州，就任大元帅。4月16日，沈鸿英在新街发动叛乱，举兵犯广州，前锋窜至越秀山之北。孙中山亲临镇海楼，指挥部队在这段城墙上布防，迎头痛击叛军，把叛军打得落花流水。接着指挥追击，连克新市、石井等地，有力地压制了叛军的气焰。

来源：广州日报

http://www.ce.cn/culture/worldheritage/200710/27/t20071027_13391260_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