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刊登了一篇撤稿声明，从而宣告 “最古老的猎豹可能来自中国”这一说法不再成立。事后调查发现，佐证研究者黄骥得出这一结论的化石，竟是“从一个化石贩子那儿买来的”，“那个贩子告诉他化石是在哪个地层里，他就以为是了”。（9月5日《中国青年报》）
　　从 “最古老的猎豹可能来自中国”所引发的轰动，到黯然撤稿后难言的尴尬，期间反映的问题足以令人深思。不同于其他学科，中国的古生物学研究水平很高，也出现了很多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此次假化石跑了一下小龙套，让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摆了回大乌龙。这样的新闻，估计会让死在王刚 “砸宝锤”手下的假文物唏嘘不已，一般作假、两种命运。当然，没有人要求专家都是火眼金睛的孙悟空，当年的“辽宁古盗鸟”化石标本，拼接后走私到美国，不也照样骗倒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恐龙学家、加拿大的柯瑞博士？但这样的尴尬，显然也不是光彩的事情，它伤害的，不仅是一个科学结论，更是中国学术界日渐稀薄的公信。
　　人非圣贤。学者也会犯错，但错误与错误还是有些差别的。 “最古老的猎豹可能来自中国”的说法，主要的证据就是那块惹祸的石头，然而围绕这块化石，却有几个细节比结论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一是学者黄骥承认化石来自贩子，且依据贩子的说法，他在论文中写道，这件化石标本出自“和政”——和政是一个县，事实上那边的黄土里并没有这类化石；二是当事人后来承认化石经过石膏修补，也承认没有将化石部分和石膏修补部分区别开来——最诡异的是，论文第一作者梅·克里斯琴森竟然没有亲眼看到过化石标本。本该严谨专业的国际学术论文，却诞生于如此粗陋的学术逻辑之下，如果与之较真科学素养，恐怕都嫌过于奢侈了。
　　我们当然不能以诛心论揣测假化石与假论文之间更多的利益关联，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某些中国学者再一次将急功近利的冲动与突破科研底线的操守，呈现在世人面前。这种呈现，与国内学界呈现出的“三忙”状态一脉相承：一是忙着“发现发明”，譬如“发现”神乎其技的任督二脉，“发明”各种颠覆自然规律的神器；二是忙于“论文产业”，有数据显示，全国学术期刊一年只能发表论文248万篇，而背有论文发表指标的人数达到1180万，我国论文买卖产业在2009年规模就达10亿元；三是忙着“发言发声”，但凡公共事件，总能见到一些学者专家赶场的身影，要么高呼“适量无害”，要么大玩文字游戏……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氛围下，“大师”层出不穷，“大仙”如鱼得水。
　　这种司空见惯的喧哗与躁动，令一些学术丑闻成为无可药愈的社会阵痛。有人说，世界第一的论文数量，与引用率百名开外的尴尬现实相映成趣。然而，这仅仅是专家学者的错吗？一个共识是，“好环境让坏人变好，而坏环境让好人变坏”。如果沿着这个思路看看，学界之忙或癫狂，基本 www.23893.info可以归咎于两个因素：一是养活并激励学者的环境逼人 “快跑”、“飞跑”，先有急功近利的绩效考核，后才有李代桃僵的各色 “外挂”；二是学界内自律与他律机制相对缺失，一切仰仗空洞的“德行”，科研圈子化、学术圈子化，跑项目的艺术重过搞科研的技术，自说自话成风，自肥自利当然就见怪不怪了。
　　在以严谨为底色的学术天空，有些乌龙可以一笑而过，有些错谬则足以警示多多。从小就听多了“爱迪生经历1001次失败后才成功发明灯泡”的我们，能否静下心来，让中国学界等等真相与规律的脚步——既给其慢工出细活的宽容，也为底线的规则立下零容忍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