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水患

　　今年渭河流域发生了严重水灾，据陕西省委、省政府统计，陕西全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成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2.9亿元，是渭河流域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水灾害。

　　潼关高程和三门峡水库有什么关系？如果潼关水位高的话，渭河流速就会减慢，泥沙就容易淤积。而决定潼关水位高低的，又是它东面100多公里的三门峡水库。三门峡水位越高，潼关的黄河水流也就越慢，泥沙淤积就会越严重，潼关水位也会变得更高。既然如此，三门峡水库水位又为什么会居高不下呢？

　　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期重点项目。当时倾全国之力，投资9.42亿人民币修建这个工程，主要就是为了减轻水患。现在无论是水利专家，还是它上游的水利部门，都要求三门峡降低水位。它能不能降？已经成为关系渭河安危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的记者顺流而下，到三门峡水库做了进一步调查。

　　位于河南省境内的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为什么会对陕西渭河流域造成如此严重的影响？

　　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提出，三门峡水库应该停止蓄水发电，以减轻上游渭河地区的泥沙淤积。那么渭河流域的泥沙淤积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的记者赶到渭河水灾最为严重的陕西省华县进行了调查。

　　遇仙河口桥是渭河防护大堤上一座非常普通的桥，这座桥修建于1961年，当时的桥面，只有现在的河床那么高。由于泥沙的淤积，这座桥在1969年和1974年的时候，两次加高。加高的高度一共达到了6.4米，可以说，遇仙河口桥见证了渭河从一条地表河演变成一条地上悬河的所有的历史过程。

　　在渭河上的这个桥墩，记者看到，在1969年，该桥加高了3.05米，1974年，该桥又加高了3.35米。而对于生活在渭河附近的居民来说，渭河的升高，他们体会的更深。陕西省华县下庙镇农民徒拴牢说：“那时(过去)河就是，我跟你说，河浅浅的。河梁(河岸)就是这么高一点，看看有两、三尺高。现在河底子都比那高，比河梁(河岸)都高。”

　　记者：“现在河床比过去要高多少？”

　　徒拴牢：“恐怕要高出七尺。”

　　徒大爷今年70岁，一直生活在渭河边。他告诉记者，每年的渭河水都会在河床上淤下厚厚的泥沙，造成河床越来越高。10月21日，当记者踏上渭河河床的时候，看到的是一片湿漉漉的泥沙。据陕西省华县防汛办公室副主任侯民周介绍，现在记者下所踩的这片泥沙就是此次渭河洪水淤积下来的，厚度大约有1米左右。
根据华县水利部门的测量，渭河河床目前比地平面高出三米左右，渭河的水位更是大大高过渭河堤坝外的农田和房屋，成了悬在当地老百姓头上的一盆水。遇到雨量较多的年份，渭河水也更容易破堤而出。由于水位高，农田低，一旦洪水下泄，将会造成重大的损失。这就在渭河流域形成了一种奇特现象――小水大灾。

　　陕西省华县防汛抗旱办公室副主任侯民周：“今年渭河的水并不大，只相当于渭河5年一遇的洪水。但今年形成的灾害比较大，相当于渭河50年(一遇)洪水的灾害。”

　　一方面要求降低水位排淤，另一方面却必须维持高水位发电。原本集防洪、防凌、灌溉、发电、减淤，多种功能于一身的三门峡水库，由于设计缺陷，泥沙淤积，现在陷入了两难境地。一碗水、半碗泥，黄河泥沙量之大，是普通人都知道的常识。但是当时主持设计工程的前苏联专家却认为，水土保持能很快生效，进入三门峡的泥沙能很快减少，根本没有设计泄流排沙的孔洞。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正是当初设计者对水土保持过于乐观，造成了这个工程直到今天仍烦恼不断。其实，就在工程开工不久，1957年6月，有关部门曾经组织过70名专家对设计方案进行了讨论，他们都是当时中国水利工程的权威人士。难道他们都没有察觉三门峡工程设计中的严重缺陷吗？

　　事实上，渭河在历史上并不是一条淤积严重的河流。记者通过查询陕西省水利志发现，从春秋战国时期到1960年的2500年间，河床淤积厚度仅为16米，平均每一百年才淤积0.6米。那么为什么现在渭河的泥沙淤积速度变得如此之快了呢？

陕西省华县水利局副局长徐金龙说：“主要原因，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潼关高程居高不下。”

　　潼关高程是水利学的一个名词，表示黄河在陕西潼关的水位高度。渭河在潼关汇入黄河，如果黄河的水位高，渭河的水流就会变慢，水中携带的泥沙会大量沉淀，形成严重淤积。可以说，渭河泥沙淤积是否严重，关键要看潼关一带的黄河水位是高还是低。

　　据潼关水文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潼关高程是制约整个渭河泥沙问题最关键的因素。

　　黄河水利委员会潼关水文站站长韩峰说：“如果潼关高程(水位)比较高的话，渭河的泥沙淤积可能就会越来越严重。”

　　10月22日，当记者在潼关水文站采访的时候，当天的潼关高程是327.94米，而1960年只有323.40米，现在比过去高出了4.5米。记者注意到，近40年来潼关水位的走势，正好与潼关上游渭河流域泥沙淤积的趋势相吻合。据潼关水文站站长韩峰介绍，潼关的水位高，同样是因为泥沙淤积造成的。大量的泥沙淤积在潼关河床，使得潼关的水位不断抬升。而要减轻潼关的泥沙淤积，降低潼关水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降低三门峡水库的水位。

　　黄河水利委员会潼关水文站站长韩峰说：“应该讲就是说，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水位越低，潼关高程减低的效果越明显。”

　　渭河在潼关这里汇入黄河，因此如果潼关的水位高的话，渭河从上游流入黄河的时候，就会水流不畅，造成泥沙淤积；黄河水经潼关往东流100多公里，就会进入三门峡，如果三门峡的水位越高的话，从潼关到三门峡的黄河水其流速也会越慢，潼关的泥沙淤积也会越严重，河床因此抬高，潼关水位也会变得更高。
那么三门峡水库的水位高，又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三门峡水库位于河南省境内，是黄河干流上的第一座拦河大坝。黄河水经陕西省潼关县，行程113公里流进三门峡。10月23日，当记者赶到三门峡水库的时候，此时汛期刚过，属于非汛期，但记者了解到当天三门峡水库的蓄水水位是316米，比327.94米的潼关高程仅低12米，黄河水从潼关流经三门峡的这段距离，平均每公里的水面落差不到0.1米。事实上，三门峡水库水位对上游地区的影响，三门峡水库的工作人员并不否认。

　　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水情分析科科长王育杰说：“三门峡水库如果高水位运用，库区淤积了泥沙以后，就会对上游的(水流)产生回水顶托影响。”

渭河桥墩上的水位线

　　在三门峡水库蓄水之前，黄河在三门峡河段的自然水位只有285米左右，而三门峡水库在建成之后的40多年里，常年蓄水的平均水位一直保持在316米左右，抬升了30多米。在汛期拦洪蓄水，是为了减轻黄河下游的防洪压力，那么在非汛期，为什么三门峡水库还要保持这么高的水位呢？

　　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水情分析科科长王育杰说：“对我们的企业正常的运行和生存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它有多重要？”

　　王育杰：就是说，如果失去了发电这一块，三门峡枢纽的正常运行，就缺乏经济来源，缺乏经济来源，这个枢纽的管理运作就无以为继。而这个水位就直接决定了你们发电量的多少。是这样，直接决定了我们的发电量，或者说我们的正常运作状况。

　　据王育杰科长介绍，目前三门峡水库每年可发电10亿度左右，收入约为2亿元，这是三门峡水利枢纽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由于汛期黄河水泥沙含量较多，对发电设备的损耗也大，因此三门峡水库主要是在非汛期发电。尽管在非汛期，水库并不需要蓄水防洪，但水力发电需要借助水流落差，通过动能产生电能，因此非汛期的水位也必须维持在一定的高度，因为水位的高低就决定着发电量的多少。而目前三门峡水库共有七台发电机组，其中1至5号机组，在水库水位低于305米的时候无法发电，6号和7号机组在水位低于313米的时候也不能发电。可以说，三门峡水库的水位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局的一道生死线。

　　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水库调度科科长张冠军说：“三门峡水库处于一个比较矛盾的局面。”

　　作为三门峡水库调度的负责人，张冠军对于水位的感受有着最深刻的体会。
要发电，就需要保持高水位，但上游地区将因此出现严重的泥沙淤积。但如果降低水位，又无法发电。这样的矛盾是不是无法协调呢？黄河上的水利工程是否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呢？记者来到了和三门峡相隔130公里小浪底水利枢纽进行调查。小浪底位于三门峡下游，是距离三门峡最近的一个大型水库。

　　小浪底水电厂水利调度中心副主任徐强接受采访时说：“小浪底的总库容是126亿(立方米)，在126亿(立方米)的库容里面我们有75亿(立方米)的库容，所以说留了这么大库容，在126亿(立方米)占的比例相当大了。也就是对黄河的泥沙问题，专门做了这方面的设计。”

　　徐强副主任告诉记者，小浪底在高水位发电时并不会导致上游出现泥沙淤积的现象，这得益小浪底工程于泥沙问题的专门设计，然而三门峡却没有这样的设计。

　　据三门峡枢纽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三门峡在建坝之初，它的蓄水水位是332米，现在的水位是316米，比过去少了16米，但即便是这样，现在的水位还是受到了来自上游地区的强烈反对。那么三门峡工程今天的尴尬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张冠军说：“它主要是由于水库在设计初期对水土保持认识不足，和上游来水来沙情况的认识不足。另外和枢纽自身没有考虑泄流排沙系统。”

　　记者：能不能跟我们说更具体一点？

　　张冠军：在设计中，他(设计师)对三门峡大坝是按高坝大库设计的，没有设计泄流排沙孔洞。

　　事实上，设计上的缺陷在三门峡水库刚刚投入使用的时候，就已经逐步显露。
由于没有充分考虑泥沙的问题，三门峡水库刚投入运行，就出现了严重的淤积问题。1964年和1969年，三门峡水库先后进行了两次改建，主要是增设泄流排沙的通道，以缓解淤积程度。但即便是这样，三门峡上游的泥沙淤积问题，还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张冠军：当初三门峡工程设计时有一些缺陷。

　　记者：现在能够弥补吗？

　　张冠军：不能全部弥补。

　　记者：为什么呢？

　　张冠军：因为它先天的缺陷。靠后天我们的努力已经无法解决了。

　　对于三门峡的尴尬处境，那些远在上游的渭河流域的受灾群众，他们并不知情。他们只知道今年的雨多、水大，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他们现在希望的是，今年的冬天不要太冷。

　　陕西省华县下亩镇南解村村民陈水生说：“没有棉衣，棉衣差不多都让水泡了。”

　　作为一个集防洪、防凌、灌溉、发电、减淤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三门峡水库，由于设计上的缺陷，使得水库发电和上游泥沙淤积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那么当初的设计方案为什么没有考虑泄流排沙系统呢？而对于目前的困境，又该如何解决呢？

　　在我国的大江大河中，黄河是一条最难治理的河流，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泥沙问题。

　　三门峡水库作为黄河上的第一座拦河大坝，对于泥沙的问题，当初的设计者又是如何考虑的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三门峡水库建设的有关背景。

背景：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新中国治黄规划中确定的第一期重点项目，当时这项工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黄河的洪水问题。1957年4月这项工程正式开工，到1960年底基本建成，总投资9.42亿元人民币，对于当时的新中国来说，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

　　三门峡工程是由前苏联专家主持设计，我国的专家参与讨论。当时的设计者认为，水土保持能很快生效，进入三门峡的泥沙能很快减少，因此可用三门峡的高坝大库全部拦蓄泥沙，使三门峡下泄清水来刷深黄河下游的河床，从而把黄河一劳永逸地变成地下河。这样的思路也使得三门峡工程自身没有设计泄流排沙的孔洞。

　　1960年工程蓄水运行后，泥沙淤积的问题开始显现。到1964年，三门峡库区的泥沙淤积严重影响了渭河两岸，甚至威胁到西安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1964年三门峡进行了第一次改建，增加了“两洞四管”用于泄流排沙；1969年，三门峡又进行了第二次改建，在坝底打开了八个孔洞，进一步增大了泄流排沙的能力。
尽管如此，对于遗留问题该如何解决，至今还在继续研究。

　　应该说，黄河、渭河的泥沙淤积问题，和水土保持工作有着很大的关系。而当初三门峡工程的设计者，显然对于水土保持过于乐观，这使得三门峡工程在设计上存在着重大缺陷，造成了今天水库发电和泥沙淤积的尖锐矛盾。同样是黄河上的大型水库，小浪底就避免了类似的矛盾。据我们了解，1957年6月，有关部门曾经组织了70名专家就三门峡工程的设计方案进行讨论，他们都是当时中国水力工程方面的权威人士。那么对于三门峡工程设计中的严重缺陷，这些专家发现了吗？

　　记者查阅了1957年出版的第七期《中国水利》杂志，上面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当时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的综合意见。在这篇文章中，记者看到，与会专家中已经有人提出，三门峡水库的修建，可能会使渭河洪水水位抬高。

　　【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说：“当时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泥沙可能淤陕西的。”】1957年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张光斗正是与会者之一。

　　在1957年出版的《水利杂志》上，记者看到了张光斗在讨论会上的发言意见，他认为“工程措施要有弹性，比如坝下可以留些低孔，有备无患”。但是他所强调的泄流排沙意见，并没有被方案设计者采纳。

　　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那个时候一边倒，苏联专家说能修，你有什么办法。

　　今年92岁高龄的张光斗参与过我国许多的大型水利工程，包括三门峡、丹江口、葛洲坝、小浪底和三峡等等。这些工程的照片挂满了他家的墙壁，但记者注意到，这些照片中惟独没有三门峡。

　　记者：你怎么评价三门峡工程的设计？

　　张光斗：错误。

　　张光斗告诉记者，当时在讨论会上还有其他一些人对工程设计方案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最坚决的是一个年轻的水利工作者，他叫温善章。】
　　张光斗：温善章是反对。可是温善章这个年轻同志反对，挨了很多整。

　　当记者在河南省郑州市辗转找到温善章老先生的时候，这位80岁的老人手中捧读的书籍是《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对于过去的挫折，温老先生不愿谈起，对于今天的三门峡水库，他感到的只是深深的惋惜。

　　温善章说：“我想只能是遗憾。”

　　温善章是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院专家，在1957年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他曾专门就三门峡水电站可能会造成上游地区泥沙淤积问题向有关部门上书。他的意见同样没有被工程设计者采纳。

　　温善章：最后我只能要求保留意见。到散会我也没有低头。

　　温善章老先生认为，如果当初的设计者，能够更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反对者的声音，三门峡水库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尴尬。在这一点上，温老先生认为，三门峡工程留给中国水利史的借鉴意义是深远的。

　　温善章：这样的工程听取反面意见听取的够不够，或者是反面意见，反对意见的话，叫哪些单位来做了哪些工作？没有。你没这种制度，也没有这种组织措施。

　　对于如何解决三门峡水库所引发的泥沙淤积问题，现在仍在争论当中。一派意见认为，重要的是做好上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渭河和黄河的泥沙问题；另一种意见认为，水土保持需要时间，而降低三门峡水位是当前能够取得明显成效的方法，应该尽快实行。无论哪一种意见更符合实际，我们希望的是，能有更多的目光来关注那些渭河流域的受灾群众，来关注我们的重大工程，怎样让决策更科学，我们希望，三门峡尴尬不要再重演。

　　张光斗老人对三门峡工程的评价是两个字，错误。如何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温善章老人反复强调的就是制度。这个制度是一个能容纳多种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的科学的制度。而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最近提出，在利用小浪底工程的前提下，有必要对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进行调整。把潼关高程降低2米，降到326米左右，是消除渭河水患较为合理、现实的选择。　(《经济半小时》记者张凯华报道)

张光斗是忏悔还是推卸责任？

　　舒拳者

　　“张光斗抨击三门峡设计错误、渭河灾起三门峡”，固然可算是“实事求是”
之举，但历史也会记上一笔：正是他自己想以三门峡工程作为进身的阶梯，当年极力追捧虚假的水土保持前景，推崇苏联专家的设计，在三门峡出现严重问题以后的多年中还是一直遮遮掩掩，做足了为尊者讳、也为自己讳的功夫。

　　在最近的谈话中，张光斗总算是承认了三门峡的设计错误，也提到了当年反对设计方案的两人中的温善章，但却绝口不谈两人中的另一人黄万里。

　　黄万里被定为右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三门峡的事情上唱出了反调，不然何至于蒙受“钦定”的待遇？更使“上头”不能容忍的是，三门峡完工后数年就出了严重的问题，黄万里的预言几乎都变成了现实，岂不让人衔恨在心。“右派”
不够，还要加上个大”字，成了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试想如果当初三门峡不出问题，事实证明黄万里错了，那他的遭遇说不定倒还会好一点。被当作跳梁小丑而遭受嬉笑怒骂之余，“上头”也会摆出一幅宽宏大量，不与“腐儒”计较的伟大胸怀来。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在年轻时涉世不深或太深、而又野心勃勃，做出禁不起时间检验的事，到了晚年生出忏悔之情，也是人之常情。

　　张大千未出名时为了生活或游戏，造了不少假画，晚年出资购回一些销毁，这算是一种忏悔。

　　周扬断送了胡风等人，固然有一部分无奈，但也不排除派系和个人成见的因素，晚年内心不安，也算是一种忏悔。

　　张光斗这次的谈话，到底是出于忏悔之情，还是为自己推卸责任呢？相信历史是会做出公正评价的。

资料公布：黄万里生前控告张光斗在黄河与长江问题上谎言惑众
　　黄观鸿 2003-11-15

　　近来中央电视二台[1]和华商报[2]等媒体报导什么：“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质疑三门峡水库设计错误，主张废弃三门峡水电站”，甚至：“张光斗当年不赞成修三门峡水库”。看到这种炒做，任何文革前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尤其是当年清华水利系的学生，谁会认为这些报道尊重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先有邓子恢副总理报告亮出“圣人出而黄河清”，后有1957年水利部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讨论会上“歌德派”“但丁派”们主张建高坝。历史事实是，在这70位全国水利专家7天讨论会上，只有黄万里一人舌战群儒，力排众议，根本反对修坝。另有温善章提出改修低坝。最后黄提出，如果一定要修，则在坝下留底孔排沙。这段历史事实，现已板上钉钉，记载于《三门峡工程争辩史料》[3]上了。《三峡探索》的木兰评论[4]质问得好：“我们不能理解为何中央台记者谈到三门峡而忽略黄万里。没有黄万里的三门峡是不可想象的，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真实的。稍稍对三门峡有点了解的人都清楚，只要提到三门峡问题，黄万里的名字是越不过，绕不开的。中央台的经济半小时谈三门峡而不提黄万里，不知是善意的无知还是别有用心的故意”。至于那位年事高到“其言也善”阶段的“水利泰斗”，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也许以为这些报道可以用来蒙蔽年轻人，洗刷掉他“双院士”的历史污点，或希图混充中国的“布鲁诺”，去见牛克思。人们仿佛看到，跪在杭州岳庙前的秦桧突然站起来说，女士们先生们，是我当年朱仙镇大破金兵，直捣黄龙府…。

　　作为黄万里的长子，笔者认为，是时候了。是公布家父黄万里1993年向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投诉张光斗在黄河与长江问题上的谎言惑众的时候了。
1994年家父委托我三姑，随身带到美国两封控告信底稿，从美国本土再寄给已定居马里兰的我与三妹黄肖路。家父在给我们的信中写道：“附寄二控告信，向最高检查机关的，希望你们再复制一份，使你们两家各存有一份。以前曾寄去寄中共常委***的三封信，劝勿修三峡高坝，以免祸国殃民。这样前后共有五信，各存你们两家，请珍藏。”又写道：“在适当时候，待我通知你们时，可以发表。
在我身后，也可以发表”。看来，1994年家父业已料到，在三门峡大坝旁跪着的秦桧们，会再次站起来翻案的。

　　现将家父上述“附寄二控告信”的第一封（第二封便是有名的黄万里控告国务院在三峡问题上违宪的上诉信）的案件一，连同两案之前写给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公布如下。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审阅后烦交
　　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
　　兹送上二项控诉案件请审查，并请先示复是否接受或应向法院投诉。
　　案件一，控诉以张光斗为代表的“水利专家”，参加三峡工程论证，既不懂得有关的科学技术（详见黄万里《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建简介》及函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前后两函，未附送），又谎言惑众，主张“三峡工程一定要上”，使国家受到巨大损失。
　　案件二，请调查张光斗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是否参与黑线组织扼杀异己科研成果，以保持其错误的中国水资源贫乏的见解和计算法。
　　投诉者：黄万里 1993年2月14日
　　清华大学九公寓35号， 100084
　　电话：2561144 – 3394

　　案送中共纪委案一：张光斗在黄河与长江问题上的谎言惑众
　　（一） 1957年黄河三门峡坝计划讨论情况。当时张光斗顺从苏联专家和群众修高坝，留沙库内，放出清水，继又顺从全体保留底孔不堵。
　　（1） 下面是1957年水利部召开的三门峡坝讨论会上的部分意见。当时只有黄万里一人根本反对修筑此坝，没有一人同意黄的反对意见，只有温善章提出该修低坝。最后黄提出留施工底孔不堵，得全体同意。后来汪胡桢执行时，苏联专家坚持其原设计堵孔。对黄的批判详见《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
　　（2） 1010黄万里的发言（未经本人校阅）
　　三门峡以下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又同意把沙淤在三门峡以上呢？
　　我认为现在的办法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
　　水土保持工作即使完成了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河床是动的现象，三门峡坝把黄河分为二大段，当然水土保持工作完成泥沙会减少了些，迳流也可能小些，但总要带走泥沙，而淤积在上游，慢慢的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等于说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也能解决，三门峡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的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是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面。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沙排下去。
　　（3） 1011张光斗的发言：（未经本人校阅）
　　1、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黄万里在此批道：
其意是可以拦沙库内，只让清水出库）
　　现在讨论中感到未知数太多，说不出一定怎么样最妥当，有人提出排沙，我认为如果不会使下游河道淤高的话可以多排些，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一些。拦沙排沙哪样好？排沙的话能排多少？虽然经过计算或是模型试验，都还不能使人完全信服，因此在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缚的太死。
　　2、关于综合利用的看法，我认为不一定非要面面俱到（不可），如果某一项化（花）不来，就可以不考虑，还是同样是综合利用。
　　3、问题不一定全能用计算说明的，还要靠一定的判断，在总目标之下慢慢抬高水位走着瞧，用运用中的事实修改计划，由于未知数很多，我们的工程措施也要有弹性才好。近期计划要不防碍将来的发展。
　　有了计划也不一定全能照计划办，要看发展的情况而有所调整。
　　看上去这种想法似乎是摇摆不定，这是由于我们还不能掌握住它的规律，关于水土保持工作把握性不大，工作也非常艰巨，所以希望越早进行越好。

（二） 1992年讨论长江三峡 高坝时，张光斗在政协会上、人民日报上、电视发言上扯谎的情况
　　政协全国委员会专门委员会
　　简报
　　第十期（经济10期）
　　经济委员会 1992年1 月8日
　　经济委员会三峡工程问题座谈会发言之八
　　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但切记硬搬
　　张光斗委员说，三峡工程是个大工程，各方面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深入讨论后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便于领导决策。对中外历史经验，必须分析研究，虽然很值得借鉴，但切记生搬硬套。如三门峡工程那时大多数赞成搞高坝大库，少数人不赞成。（黄万里在此批道：这是谎言，当时只有黄万里一人反对修三门峡坝，温善章一人提请改修低坝。其他全体赞成修高坝，拥护苏联原计划。）后来证明少数人对，而多数人错了。但三门峡的经验教训不能硬搬到三峡来，认为在三峡问题上也是多数人错而少数人是对的，要分析研究。更不能认为那时对三门峡工程持错误意见的人，今天对三峡工程的观点也不对。我那时是反对修高坝大库的，（黄万里在此批道：这是谎言，张光斗和全体都赞成修高坝，只温善章一人提议该修低坝。）赞成设大量底孔，（黄万里在此批道：最后黄万里提议留排水洞不堵，全体赞成，最后苏联专家坚持原议。并非张光斗一人赞成。）意见是对的。
但不能说我现在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也是对的，要分析研究。……（余略）
　　后记

　　清华大学水利系出了两个极端人物，黄万里与张光斗。

　　张光斗教授自解放至今54年，历次运动非但毫发未损，且节节高升。君不见，57年颂黄河清顺从苏联专家起家，中苏分裂立马反修战士，大跃进时经周总理介绍入党，是清华有名的红色教授，文革起紧跟四人帮，成了反17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积极分子，文革后摇身一变，狠批四人帮更加红的发紫，改革开放，披两院院士顶戴，任三峡大坝总顾问，自授百万大奖，如今“水利泰斗”东施效颦亲民有加，电视上为民请命，露一副比渭河百姓还苦的哭像[2]。

　　黄万里教授解放后的1950年任东北水利局任顾问，期间甚不得志。2001年夏家父病重，我从美国赶回伺候时他还对我讲：“东北时，他们党内总要派个人在你身边，使你无法放手去做，我知道无法同他们合作，才决定去唐山交大教书的”。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家父是唐山交大第一号“思想大老虎”。当时笔者正读小学，虽眼见唐院内满是批判黄万里的漫画，听到的却是不少大学生称道家父的私语。记得一次父亲与客人说：“听说有的学生背后学我吸烟的姿势，我知道坏了。”1953年家父到清华大学水利系教书，1957年后，突然变成了全国有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派”。现在人们知道，毁谤皆因说真话，三门峡会反修坝。当时我在城里北京师大附中上高中，记得周末回家听到父亲激动地重复地说过：“……看谁是真正爱国的嘛！….”。这恐怕就是父亲在那70名水利专家7天辩论会上，直犯龙鳞，浩然正气发言的袅袅余音。1957年深秋处理右派时期，我已考进北京大学数力系两个月了。我虽逃过此劫，然后面三位弟妹的命运，就大不如我了。比我聪敏许多的二妹黄无满，在大跃进高校扩大招生的1958年，居然只考得个“二次录取”，哭哭啼啼地去大跃进年头技校“戴帽大学”北京机械学院报到。轮到二弟黄二陶1960年考大学，接到的通知书干脆就是“未被录取”。20年之后，当二弟赴美前夕，中学班主任找他去话别时透露：“二陶呀，当年你没考上大学，谁也不怪，只怪你的挡案里有四个字：不宜录取”。小妹黄肖路1963年考大学，更是“未被录取”了。父亲因自己当右派分子，影响子女考不上大学，十分痛苦。当时我年轻，不理解父亲家国两难的内疚与义愤，反而怪他没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那时三门峡败象日显，陕西泥沙日积，地方官忍无可忍，绕过周恩来径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急了：“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5]。 1964年我已从北大毕业一年，分配在天津大学教书。一天校党委传达毛主席“春节座谈会讲话”，毛在会上对我祖父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我一听，喜出望外，心想这回父亲的“帽子”
摘定了。我从天津赶回北京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父亲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上边通过你大大（祖父）要我写个检讨，交上去”。这本是父亲“摘帽”的大好机会，他却附诗赋词上书毛泽东，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无什么高深学问，而1957年三门峡70人会上，除我之外无其他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

　　参考文献

　　[1] 央视国际 2003年10月31日 22:59，《张光斗抨击设计错 渭河灾起三门峡》
　　[2]《华商报》2003年11月1日 第12版，《渭河灾起三门峡水库》
　　http://hsb.huash.com/gb/newsdzb/2003-11/01/content_619917.htm
　　[3] 党治国：《三门峡工程争辩史料》，2003年11月10日
　　[4]《三峡探索》新闻服务，木兰评论：《水利泰斗的良心发现》
　　http://www.threegorgesprobe.org/gb/index.cfm?DSP=content&ContentID=8819
　　[5] 党治国：《科学的良心——纪念黄万里老师》，2003年11月5日

三门峡工程争辩史料
　　
　　党治国//辑录注释
　　
　　1957年6月10日－24日，水利部召开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建委、水利、电力等有关部门，陕西、河南等有关地方，清华、天津、武汉等高等学校的专家共70人。会议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应该不应该修、三门峡水库的拦沙与排沙、水库综合利用及水土保持的评价等问题展开了讨论。10－17日为大会一般发言，18日以后为专题讨论发言。发言摘要经《中国水利》编辑部整理，在《中国水利》1957年第7期、第8期刊出。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又印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并附说明：“本文系根据发言记录整理，如有错误或不妥当之处，由本刊编辑部负责。”

　　首先在1957年《中国水利》第7期1－10页刊登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综合意见》，由“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办公室”整理。第2页有：

　　黄万里教授认为泥沙向下流是一个自然规律，违反这个规律就不是合理的技术措施，因此他不主张在黄河建水库，认为有了水库就没有妥善的办法使入库泥沙自动下泄。

　　“三门峡水利枢纽应该不应该修”是讨论会的首要议题，列为“综合意见的第一部分”，黄万里先生是唯一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的人。《综合意见》说：
“参加讨论会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是能满足上述要求（上游水土保持，拦阻泥沙；下游整治河道，防止淤积；在适当地点修筑调节洪峰及水量所需的水库）最合适的地点，应该被选为第一期工程。”（《中国水利》1957年第7期第1页）。“绝大多数”不是“全体”，黄万里先生就是“绝大多数”之外唯一的持反对意见者。

　　在讨论进行期间的6月19日，《人民日报》在《什么话》的总标题下用小号字将黄万里先生的小说《花丛小语》作为反面文章转载。当《中国水利》第7期已排版付印但尚未发行时，反右斗争已如火如荼展开，黄万里先生的右派命运已经注定，而“反对三门峡工程”却成为他的一条“右派罪行”。在此形势下，“他不主张在黄河建水库”的文字就等于坐实了他的“罪行”。于是与此事有关的好心人就赶印了一小片纸的《更正》，夹在《中国水利》第7期中：

　　更 正
　　本期所载“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综合意见”中，大会办公室将黄万里教授意见体会错误，今特将第2页第22、23行更正如下，并致歉意。
　　“黄万里教授认为泥沙下流是一个自然规律，违反这一规律就不是合理的技术措施。他说清水出库对堤坊是一个大威胁，下游防洪有堤后仍须进行，不要有“有库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他又说，坝修成后上游壅水区就会淤塞，不待库量淤满，那里老早就要闹水灾，水土保持纵使做完，按照黄水不会清的道理，河沙仍要下淤。”
　　 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办公室启

　　《更正》删去了“他不主张在黄河建水库”的话。

　　在讨论会的“一般发言”中黄万里先生的意见刊在第19页：

　　“黄万里认为现用的假定一定的防洪库量和灌溉亩数来推算经济坝高，不过是一种单按动力经济核算的规划，不能说是一个通过全面经济核算的综合水利规划。关于三门峡现规划的正常高水位，他说是假定了一定的下泄流量（6，000秒公方）和灌溉亩数（4千万亩），而根据发电要求定出的，因此是片面的。他说，历史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治河经验，忽略这些经验，而认为有了坝就可解决下游防洪问题是不妥当的，必须把堤工、治河工、疏水工来与筑坝工程相比较。他说，认为有了坝后可以省掉目前每年二千万元的防洪费（邓子恢副总理报告）是不正确的；认为水土保持会使黄河水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相反，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怕的急剧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他说“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最后他谈到筑坝也有害的一面，就是将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由于水库上游边缘附近的淤积，那里的洪水位将抬高，可以想见，毋须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将在上游出现。现计划把希望寄托在水土保持上，但是即使水土保持生效，清水仍在支流里冲刷河床而变为混水，最后仍将泥沙淤在水库上游边缘。”“他说主要应该刷沙出库，而不要故意在库内做水土保持。坡面上的水土保持应该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而对已经流入河槽的泥沙应该使它们继续随水流下去。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在支流修拦沙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认识了河槽内泥沙向下运行的自然规律，就必然要研究刷沙出库的方法。他建议在坝底作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备日后冲沙之用。”

　　但《更正》作者的好心并不能阻拦向黄万里先生扑来的厄运。《中国水利》1957年第8期刊发了黄万里先生《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一文。这篇文章是他1956年5月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的，但一年多时间《中国水利》不刊用他这篇反对意见，当按原计划进行已经决定而三门峡水库已经开工时却刊出他的文章，绝非出于对他意见的重视，而出于供批判用的目的。但这样一来，却为后世留下了无法抹煞的历史事实。黄万里先生在文中写道：

　　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
坝的功用不过是调节流率，从而替治河创造了优良的条件，但却决不能认为有了坝河就已经治了。（27页）
　　III、坝底留出泄水洞以备他年刷沙出库的建议
　　（1）筑坝的有害方面
　　筑坝的有利方面是调节水流，有害方面是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在库上游边缘附近，由于泥沙淤淀下来而不前进，那里的洪水位将抬高。可以想见，毋须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将在上游出现。现计划把唯一避免的希望寄托在水土保持上，但是即使水土保持好后，清水在各级支流里仍将冲刷河床而变为混水，最后仍将泥沙淤在库上游边缘。
　　（2）是要刷沙出库，不是故意要“在库内作水土保持”！
　　在80年的筑坝历史中，直到40年前人们才发觉水库淤积的严重性，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水土保持上，以期减少入库泥沙。对于那些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迄未能想出办法来排除出库。但是，这却并不是人们原来就故意要把沙留在库内，好像是为了下游水清后河易治好的缘故。
　　必须提醒，在坡面上的水土应该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但对于那些已经流入了河槽里的泥沙却相反地应该要督促它们继续随水流下去。这才是人们了解了自然规律而去限制它利用它，却不是改变它的正确措施。
　　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主张在支河修拦沙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这样地在河槽里拦截水土，不得称为水土保持。
　　（3）刷沙出库方法的一些理想
　　认识了必须让河槽内泥沙向下运动的自然规律，设法怎样刷沙出库将是河沙问题研究方向的必然趋势。这里有二种不成熟的理想的方法：
　　每若干年中有一年的七月初把库水放空，使得有几场大水可把上游库边上的积沙冲刷到坝后水深的地方。
　　日常在库内河底设置许多冷气压推动的螺浆，产生水流的底速，以扬起泥沙，随水运行出库。
　　上述两措施都要求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虽然目前刷沙的措施尚未具体化，但因这是自然规律所指示的必须研究的客观趋势，我们必须留下这些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里开洞。（29页）
　　强调“筑坝有害方面”的目的显然是不赞成筑坝。一定要筑，则“要求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这却是在“讨论会”召开13个月前1956年5月提出的。

　　《中国水利》1957年第9期则集中火力针对上文进行批判。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批判”如果剔除了政治上的诬陷，在科学技术上是“击中”了要害的，即所批判的关于三门峡工程的观点，恰是黄万里先生主张的。

　　首先是汪胡桢先生的《黄万里歪曲了三门峡规划的意义》。其中说：

　　读了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黄万里教授“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一文，使人感觉到他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现实情况把三门峡水库规划的意义做了严重的歪曲，以致得出违反人民利益的结论。他怀疑在一定的防洪及灌溉条件下得出来的水库规划是一个全面的规划，是由于他不了解三门峡的规划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指导思想的。他发出水土保持永远不能减少黄河的含沙量的论断，是由于他不了解黄土高原的实际情况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能够发出无比的力量。他提出刷沙出库的主张，是由于他不了解黄河下游河底年年淤高近使数千万人民处在随时可被洪水吞噬的险境而必须建造三门峡水库来挽救。（9页）
　　接着是林镜瀛先生的文章《对黄万里教授关于三门峡水库规划意见的几点商榷》。文中说：

　　“水库除了防洪还充分发挥综合利用效能，依不同的水土保持效果和异重流出库情况估计，自水库开始运用至综合利用开始缩减，寿命为35－90年。”
　　“三门峡水库的长期使用是完全可能的，不但防洪能力能长期确保，综合利用效能也能长期维持。”
　　“纵使有些淤积，等到重新淤至有害的程度，黄河本身的历史就足以证明，这将是个几百年的过程。”（15页）

　　

第三篇是顾文书的《驳黄万里教授“对于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
中的某些论点》：

　　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关系着千百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贡河情况复杂，三门峡设计中有一些重要问题，主要是泥沙问题和水库移民经济问题，还没有得到最的结论。还需要动员国内各方面的专家作进一步研究。有些还要请苏联专家帮助。但是黄教授的意见则不但没有很好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反而抓住了其中几个问题，加以夸张和歪曲，危言耸听，企图以此全盘推翻原来的设计。（20页）

　　既然顾文书先生承认“设计中一些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结论。还需要动员国内各方面的专家作进一步研究。”那么这样匆忙作出的设计还不应全盘推翻吗？可是他竟指责黄万里先生“企图以此全盘推翻原来的设计。”

　　郭起光、何孝俅二位先生的文章政治气氛最浓，题目是：《对右派分子黄万里“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一文的驳斥》。其中写道：

　　“泥沙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是治理黄河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三门峡水库的规划与设计中，如何处理泥沙，如何进行计算，也正是一个中心关键。”“黄万里在会上的发言及在本文中，抓住这个要害向人民进攻，以泥沙问题的严重性做幌子，提出了一系列的荒谬言论。”
　　1、对水土保持的看法：认为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水土保持上”。“水土保持纵使做完，按照黄水不会清的道理，河沙仍要下淤”。“认为水土保持后黄河水会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的”。
　　2、对泥沙运行及水库应如何处理泥沙的意见：认为“泥沙下流是一个自然规律”。筑坝的“有害方面是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因此“要刷沙出库”，“故意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主张在支河修筑拦沙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
　　3、对筑专后上下游河道水流变化的预测：认为“坝修成后上游壅水区就会淤塞，不待库量淤满，那里老早就要闹水灾”。“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
　　黄万里这些意见，我们认为绝大部分是错误的。既与实际情况不尽相符，也没有任何理论根据。
　　黄万里则把这些情况加以夸大，说将“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他这样片面夸大的目的是在挑拨上下游人民之间的关系，是想取消三门峡水库的修建。看了黄万里的论调之后，如果不明真象，势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修坝以后，上游要闹水灾，下游要闹“请愿”。那末，为什么要筑这个坝呢？黄万里在文中虽未提出黄河上不能修建水库的主张，但其本质实际上就是否定三门峡的修建。
　　侈谈经济核算的黄万里，在这种具体问题上，都不能权衡轻重，反而毫无根据地大呼“下游水灾将在上游出现”。这样提法殊令人费解！
　　 “其用意是在经济核算与合理运用的幌子下，贩运资本主义世界所推崇的纯经济数字观点，来反对国家计委按照计划经济原则给三门峡水库规定任务。他在泥沙方面所提意见，更直接诋毁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和中央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政策，并在实质上反对三门峡水库的功用，挑拨上下游的关系。我们已经详细分析他在泥沙问题上的全部论点，非愚即诬，也许是兼而有之。黄万里的用心是恶毒的，他说我们修建水库要把黄河水变清的努力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
黄河闹水灾这个历史上长期发生过的现象是“规律”，是注定了的；谁想改变这个“规律”，不考虑水库“寿终时”的情势，即使暂时见效，终久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22－25页）

　　谢鉴衡先生在《论三门峡水库的蓄洪拦沙方针――兼驳黄万里教授的论点》一文中，第四个小题目是《人工改道的方法是不现实的》。使后人知道黄万里先生在会上关于解决黄河下游洪水灾害的思路：

　　在这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黄万里教授还提到人工改道的方法。这一方法的提出是从顺应堆积性河流自然演变过程的思想出发的。如所周知，堆积性河流在河床上升到相当高度以后就会自然改道，改道以后，河床上升过程又周而复始。在黄河上，由一次改道到另一次改道的时间由一、两百年到数百年以上不等。
人工改道的方法，在于顺应这样的过程，当河床已经上升到相当高度时，预先在低地为河流选择一条新道，筑好堤防以及相应的护堤工事，然后造成人工决口，使河流抛弃旧道，进入新道。这样，一方面避免了自然改道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消除了因河床上升而引起的河患威胁。这一方法国内外都有人提出过，在某些小河流上甚至还曾经实施过。但是，就黄河而言，采用这一方法的可能性在现阶段是不存在的。因为，采用这一方法，必须建筑两条（至少是一条）长达700余公里的大堤以及相应的护岸或护堤工事，占用近千平方公里的土地，显然很不经济；同时，在黄河上，未经考验的堤防及护岸工事其防洪效用也值得怀疑。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想法是不现实的。(28页)
　　这个可用“一、两百年至数百年”的治洪方案，至少不会比三门峡工程花钱更多，也不会更多折腾，而解决下游洪灾的效果却可能要好得多。

第六篇则是沈崇刚先生的批判文章《读“花丝小语”》。

　　在6月18日以后的专题讨论会上，黄万里先生和张光斗先生的发言如下：

　　1010黄万里的发言（未经本人校阅）
　　三门峡以下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又同意把沙淤在三门峡以上呢？
　　我认为现在的办法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
　　水土保持工作即使完成了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河床是动的现象，三门峡坝把黄河分为二大段，当然水土保持工作完成泥沙会减少了些，迳流也可能小些，但总要带走泥沙，而淤积在上游，慢慢的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等于说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也能解决，三门峡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的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是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面。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沙排下去。

　　1011张光斗的发言：（未经本人校阅）
　　1、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其意是可以拦沙库内，只让清水出库）
　　现在讨论中感到未知数太多，说不出一定怎么样最妥当，有人提出排沙，我认为如果不会使下游河道淤高的话可以多排些，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一些。拦沙排沙哪样好？排沙的话能排多少？虽然经过计算或是模型试验，都还不能使人完全信服，因此在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缚的太死。
　　2、关于综合利用的看法，我认为不一定非要面面俱到（不可），如果某一项化（花）不来，就可以不考虑，还是同样是综合利用。
　　3、问题不一定全能用计算说明的，还要靠一定的判断，在总目标之下慢慢抬高水位走着瞧，用运用中的事实修改计划，由于未知数很多，我们的工程措施也要有弹性才好。近期计划要不防碍将来的发展。
　　有了计划也不一定全能照计划办，要看发展的情况而有所调整。
　　看上去这种想法似乎是摇摆不定，这是由于我们还不能掌握住它的规律，关于水土保持工作把握性不大，工作也非常艰巨，所以希望越早进行越好。（《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180页）

　　张光斗先生的上述发言是这次讨论会上唯一记录下来的发言。他的发言与黄万里先生针锋相对，主张拦沙、放清，而拦沙则必须修坝建库。黄万里先生的发言仍坚持不修水库。如果一定要修，则在坝下留底孔排沙，仍然是他1956年5月的观点。

　　那么张光斗先生在1992年1月8日的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说到当年的三门峡工程：“我那时是反对修建高坝大库的”，具体是什么时间？是在三门峡工程的政府决策作出之前还是之后？特别是在三门峡工程的科学技术问题已经转化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之前还是之后？至于张光斗先生自许其“赞成设大量底孔”的高见，《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意见》中说：“绝大多数建议三门峡水库应设置较低的泄水排沙孔。”黄万里先生则说是与会专家“全体赞成”。张光斗先生充其量只是这些“绝大多数”中的一员，而黄万里先生则早在1956年5月就明确提出了这一建议。怎么经媒体一炒作，张光斗先生竟变成了中国水利界的布鲁诺，“他所强调的泄流排沙意见，并没有被方案设计者所采纳”呢？（见2003年11月1日的《华商报》12版），愿张光斗院士、中央电视台和华商报不吝所知，以教国人！

　　 2003年11月10日
　　
　　说明：本文所据的《中国水利》及《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由我的老同学沙际德教授提供，深表谢意。

江河无情人有情——我国著名水利学家黄万里教授生平

　　黄且圆

　　黄万里，清华大学教授，蜚声中外的水利、水文学专家，我国致力于跨学科研究河流水文与水流泥沙的先驱者之一。1911年8月20日生于上海南市施家弄，2001年8月27日卒于北京清华园，享年90岁。祖籍江苏省川沙县，即现今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其父为近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母王纠思。

　　童年时代，因极顽皮，母亲将其长期寄宿于学校，寒暑假也托至亲代管。
1921年至1924年为浦东中学附属小学校长王则行、班主任王燮钧先生所看重，严加培养，课业加速进步，小学时以第一名毕业，从此中学大学皆以最优生毕业。

　　青少年时代家教极严，万里先生临终那一年曾写下了这样的回忆文字：

　　我父对我教育甚严甚深，拮及其要点凡三：（一）必须尊重农民。我两次闻其教育下属曰：我国自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级。
这实际上指出为社会效力应持的立场。（二）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
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含在“爱”中。爱之甚且及于一切动物。
故我家中父不准杀生，父自己则茹素，但父食蛋饮奶，却从未闻其劝人学他也茹素。（三）父曾多次戒我骄傲，父曾多次垂训：古人云“虽有周公孔子之德之能而骄者，则其人决不能称贤”。戒骄不是仅求戒在言行，乃是要求从内心出发。
自己纵有所得，乃必然之事，不足骄也，如此乃能彻底去掉傲气。他内心颇赞我的才能，特别是诗文，但终其生未赞我一词。父尝与其老友背后朗读我的诗句，事传到我的老师、父的后辈学生，我才知父背后赞我。

　　最后他沉痛地反思自己：我尊父命力自戒骄，而终未能做到“从内心出发”。
我在成人后所犯错误，要皆出此，悲哉！

　　黄万里小学毕业时，适逢留美博士刘湛恩先生回国就任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其博士论文为“从孩子在学习中最有兴趣的科目考察其日后应长期从事的专业”。
黄炎培即请刘博士以其子为实例，考查他自己的学说。结果刘博士得出宜专习文学的结论。其时黄炎培正创办和提倡职业教育，因万里门门功课均列榜首，遂商定并取得刘博士同意，以桥梁工程为其今后学习的专业。

　　1924年黄万里进入无锡实业学校，1927年进入唐山交通大学。中学及大学皆得名师指导。无论中文、英文、数学、物理均获最优成绩。1932年毕业。曾发表论文三篇：《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应力设计法》、《铆钉接头中各铆钉应力推算法》、《混凝土砂石配合最大容重决定强度论》，由茅以升审定作序，唐山交大出版。

　　1933年任杭江铁路见习工程师，参加建造江山江铁桥。他一心勤于工作，亲手制作桥墩的沉箱，并亲自打气桩，曾连续驻守工地27小时。又为工人代管伙食，以保护从农村出来做工的农民不受工头的剥削，为众工人、工程师所爱戴。当年考取公费留学美国时，工人们依依不舍，纷纷到车站送行。

　　1934年元旦赴美留学。适逢1931年汉江发大水，一夜间没城淹死7万人；
1933年黄河又决口十几处，损失无算。这激发黄万里立志改学水利，以拯救农民为己任。经其父黄炎培介绍，得到前辈，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指点。许先生告诉他，江河大水后调查全国人才，搞水利的，竟皆长于土木工程之设计施工，没有一人懂得水文学，水文学是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的，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于是黄万里决定从水文学入门学习水利。他广求名师于美国著名大学，从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基础科学学起。1935年在康奈尔大学取得硕士学位，硕士以气象学为副科，论文以暴雨统计为专题。后在爱荷华大学学习水文学及水工实验。1937年在依利诺伊大学获工程博士学位，并以地理学为第一副科，数学为第二副科，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创造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半经验半理论方法，成为该校的第一个中国人工程博士。其后，受聘为美国田纳西流域治理工程专区（TVA）诺利斯坝工务员。他在美国驾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各大水利工程。密西西比河1936年特大洪水后，在该河乘船参观直达出海口。由于学习过多门地理学和地质学，此时他眼界顿开，认识到水利工程建造在河里将改变水沙流动的态势，从而造成河床的演变，仅仅学习土木结构理论远远不足以解决治理洪水问题。留美期间，他还不忘在就读的大学内演讲中国诗文的精湛。

　　1937年春，黄万里在归国途中邂逅了由日本横滨登轮归国度假的丁玉隽小姐，二人一见钟情。丁玉隽小姐是国民党元老、山东同盟会创建人丁惟汾之幼女。半年之后，她也因中日间局势紧张由日本东京女子医专退学回国。当黄万里第一次造访丁家时，丁惟汾先生因其为上海青年而不予接纳。后由其父央媒说亲，二老人遂得相见，且大喜成好友。1937年7月7日，日军大举进攻中国。1937年11月，两个年轻人在逃难途中，于江西庐山成婚。从此风雨同舟、白头偕老，育有三子三女。黄万里在自己的诗中，自豪地称之为“各出名门天赐姻”。黄万里在回到祖国之后，婉谢了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没有去该校任教授、系主任。他要考察中国的河山，取得实践的经验，为治理江河、消除水患打下基础。为此他出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抗战爆发后，黄万里赴四川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长城工程公司经理等职。他曾在长江支流修建小型水利灌溉工程、航道工程和架设桥梁。抗战时期，民生维艰，他总是注意发挥技术的效能以提高工速、降低成本，取得尽可能高的工程效益。他曾在极艰难的条件下，步行三千多公里，六次勘测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等长江上游支流。这期间培训了40多名工程师。虽然当时地貌学尚未形成，但通过实地考察,他已在自己的头脑里开始建立起水文地貌的观点，对于治河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在紧张工作之余，他发挥自己的文史之长，写文章介绍所到之处的风土民情，向民众阐述水利工程之要义，例如“金沙江道上”、“四川之农田水利问题”、“四川的水力发电问题”等。他的文章屡见报端，深受读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