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建设项目规模范围日趋扩展，公路铁路建设工程、土建与装饰工程、水电工程、专业设备安装工程等建设工程市场的竞争越发激烈，也滋生了一系列问题，且显露出逐渐升级的业内腐败。为制止这种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招投标法》的出台，便是着眼于源头治腐、致力打造人民放心工程这一基点之上的。但由于工程建设领域至今仍存在着计划经济靠权力配置资源的惯性与巨大的不良利益诱惑，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三方面的因素，屡屡导致权倾一方的党政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纷纷栽倒在工程建设项目上。近年来全国各省区陆续有数十名交通厅长、建设厅的厅长、副厅长因经济犯罪而被查处，有的还被判了死刑。尤为典型的是，在建设京沈高速公路宝坻段的三年间，共发生各类经济案件16件，26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11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涉案金额达160余万元。而这段高速公路仅有37公里。37公里路段的建设中，竟有37名干部受到党政纪处分或被追究刑事责任，平均每铺一公里就“倒下”一名干部。

反思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行业主管官员及相关单位领导纷纷落马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便是他们受不当利益驱使而插手工程招投标，在这一关键环节暗做手脚，或绞尽脑汁，钻招投标的制度漏洞，或针对工程招投标的法律规定搞明里一套、暗里一套，干涉影响工程招投标的公开、公平、公正运作，最终导致违法犯罪现象频发、工程质量事故不断。鉴于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黑洞”仍在，工程“隐患”犹存，当前应大力推行招投标，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建设领域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是当务之急。为此，一要严格规范招标投标行为，严禁“裁判”和“黑哨”，保证招标投标活动公开、公正、公平进行。二要加强有形建筑市场建设，完善和健全服务功能，为发、承包双方提供便利的“一条龙”配套服务。三要加大查处力度，取缔工程转包和违法分包行为，确保实施“阳光法案”。四要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和加强对工程招投标的监督管理，打好“预防针”，把腐败现象消灭在萌芽之中。

沈阳市公路系统受贿串案
2003年2月，沈阳市人民检察院立案查处了在沈山高速公路建设征地过程中，沈阳市公路系统及高速公路沿线相关单位的受贿串案。经查涉案犯罪嫌疑人以签订虚假征地协议，拨付土地动迁费、借工程款审批、挪用重点工程建设专款等手段实施犯罪，为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经依法审判，全案共有44人被作出有罪判决，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新闻发言人称，在办理此案的过程中，沈阳市检察机关调动了上百名干警参与此案的调查，涉案人员的犯罪行为主要出现在公路动迁过程中，部分出现在施工过程中。“沈阳至辽中段，短短50公里，就倒下了60多名干部，教训可谓十分惨痛。”
　高声伟受贿案
2003年4月，铁西区检察院立案查处了辽宁省交通工程公司原党总支书记兼副经理高声伟涉嫌受贿一案。经查，高在任职期间，利用其主管公司全面工作的职务之便，在工程结算、支付工程款过程中，先后收受工程承包商给予其个人好处费共计人民币10.5万元，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高声伟有期徒刑12年。
陶永久受贿案
2003年3月，苏家屯区检察院立案查处了东陵区政府原副区长陶永久涉嫌受贿一案。陶永久在担任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镇党委书记、区政府办公室主任期间，利用其主管镇党政全面工作和基建项目的职务便利，在主管区政府综合楼工程期间，收受工程承包商贿赂，推荐建筑商承建行政审批大厅和信访接待大厅工程，先后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68.2万元。陶永久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万元。
靳铁钰受贿案
2003年5月，市检察院立案查处了大东区委原副书记靳铁钰涉嫌受贿一案。经查，靳在担任大东区房产局局长、副区长、区委副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8.3万元，美元1万元，欧元1000元。市检察院于2003年11月将该案侦查终结，并提起公诉。靳铁钰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
佟昆林受贿案
2003年4月，市检察院反贪局立案查处了于洪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佟昆林涉嫌受贿犯罪一案。经查，佟昆林自1995年至2003年期间，利用其曾担任于洪区政府副区长，负责分管城乡建设、房产、交通等方面工作和协调市、区及政府有关单位、部门之间关系的职务便利，受贿犯罪18起，总计人民币57.6万元、美元1000元。法院以受贿罪，判处佟昆林有期徒刑8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
苏守符受贿案
2003年4月，铁西区检察院立案查处了于洪区交通局原副局长苏守符涉嫌受贿一案。经查，苏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收受他人给予的个人好处费共计人民币7万元，侵吞公款共计5.2万元，但其在审查期间认罪态度较好，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苏守符有期徒刑4年，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6年。
　陆青受贿案
2004年7月，大东区检察院立案查处了浑南新区管委会原副主任陆青涉嫌受贿一案。经查，陆青在担任市规划土地管理局副局长和浑南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期间，利用主管规划土地监察、浑南新区规划、建设、土地审批以及浑南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的职务便利，先后收受包括住房、酒店消费卡、商场购物券、现金在内的各种贿赂共计人民币19.18万元（案发前退还人民币10万元）。陆青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没收财产15万元。
于奎志受贿案
2003年9月，市检察院立案查处了沈阳市棋盘山国际风景旅游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于奎志涉嫌受贿一案。经查，于奎志在担任棋盘山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期间，利用其分管棋盘山开发区土地规划、城建工作的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贿赂人民币30.5万元、美元2000元及价值2.74万元的瑞士“雷达”情侣表1对。于奎志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元。

出现工程建设中腐败现象原因

　　从以上列举的几个案例分析，可以说“工程滋生腐败，腐败催生了工程”，而产生这两种现象的共同原因就是不受监督的权力所致。根据这一推理，说“工程滋生腐败”，是由于“暗箱操作”的存在，为腐败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朱正福案中，就是朱正福利用手中权力与施工单位负责人相互勾结，互相利用，实施了“暗箱操作”形式进行的，靠帮助建筑商承揽工程而收受贿赂。说“腐败催生工程”，道理很简单。建筑工程可以产生腐败，腐败分子当然会不断地搞工程了。范庆平案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单位每年搞几个百万元工程，就可以从包工头那捞回几万元，比工资高几倍，何乐不为呢？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产生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㈠工程建设中财务管理混乱。一些建设单位的财务会计、出纳没有固定的专职人员，而是由法人单位的领导或者工程负责人兼任，收支不按正常渠道进行，均由一人说了算，导致工程法人单位财务管理失控，致使贪污挪用公款案件的发生。如2002年查办的城南乡原乡长于守俊贪污贿赂四季青蔬菜园工程建设案时发现，投资上百万元的工程，财物开支均由于守俊交由一个村支部书记代管，使这位村支部书记成了他的钱袋子。

　　㈡规避招标，暗箱操作。按照工程建设的规定，50万元以上的工程建设项目，必须进入招投标市场运作。但有的法人建设单位往往以“以整划零”的方式，将一项大项目分解成若干个小项目，然后直接发包，或以部分工程项目进行招标。有的由单位负责人指定专人建设，进行“暗箱操作”。这样，工程承揽者也会投桃报李，把大工程中的小项目，如铺设道路、绿化等让给法人单位的“掌权者”去做。这种默契与直接收受金钱贿赂的风险相比，可谓是小的多了。

　　㈢工程项目随意变更。在工程项目实施中，法人单位常以种种理由从建设项目的内容、标准、规模方面擅自更改，从而提高了工程造价。据审计情况看，大部分工程款审计核减率在送审额的20%左右，有的达到30%至40%。在随意变更的背后，有相当部分是在工程计划立项、预算时就有意埋下伏笔的。

　　㈣不执行工程建设合同，故意拖欠工程款。赣榆县检察院近几年办理的涉嫌工程建筑领域贿赂案件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此类现象，如该县某卫生院所建的职工宿舍楼，本应按合同及时付款，但该院院长杨某就是卡住不拨，逼着承包商一次一次地带上钱向他求拨工程款，虽工程款延期半年后到位，但这位院长也因收受4万余元贿赂而绳之以法。

　　㈤违反规定非法转包、分包，使工程腐败易发、多发部位从工程发包向其他环节转移。一些投标人中标后，层层转包或违法分包，使一些不够资质的建筑队为揽到生意，不惜重金贿赂中标人。为达到得利的目的，有的工程转包、分包多达三四次，每转包、分包一次都要收取“管理费”等费用，达到了“层层剥皮”的目的。

　　㈥工程建设中管理存在漏洞，监管不力。多数工程建设是由建设单位一把手当家、说了算，同级纪检、监察难以监督，单位干部职工因不知情，无法监督，使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再就是管理中漏洞多，制度措施只是讲在嘴上，挂在墙上的招牌，凡在工程建筑中发生的职务犯罪，多是法人单位负责人与施工单位负责人串通一气实施的活动，法人单位负责人只要捞到好处，至于怎样管理均由施工方负责人说了算。

某地新建桥梁尚未等到剪彩即訇然坍塌两则新建工程坍塌.广州市番禺区万顷沙镇沥心沙大桥的北侧一处才修建的堤坝，瞬间塌方310米；安徽省肥西县境内的一座竣工刚3个月的跨铁路公路桥两端坍塌。读着这样的消息，无论其坍塌的原因是什么，总觉得：在政府极力强调工程质量的时候，工程质量反倒每况愈下.

近年,根据工程“豆腐渣”的泛滥局面，国家将利剑对准了“工程腐败”，不仅相继出台了相当规范的政策及相当科学的操作措施，而且对于程序审查、质量监理及验收审计等环节，也较之原来更为严密；还有，施工条件和技术成熟度，也在随着科学的进步而较之原来更为理想；但令人遗憾的是，工程质量反倒由原来的好几年才会暴露问题，竟滑坡到现今的“即建即塌”！造成如此的怪现象，关键是政府所制定出台的抑制“工程豆腐渣”举措，未能真正落到实处、发挥效力，在具体操作中成为虚设，起不到应有的规范作用。之所以出现政策措施与具体操作的“两张皮”现象，主要在于：首先，某些人对政府关于工程质量的监管措施不以为然，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只要能赚更多的钱，就什么都不顾忌。其次，某些官员与建筑商勾结腐败的链条，未能有效地给以掐断。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政策措施到了某些地方、某些部位后，因私利的或“异化权力”的干扰被凉在一边。于是，缺乏制度监管的工程，就因经费的大量“漏涡”而导致材料及施工上的“偷工减料”，最终就摆出个不堪一击的“豆腐渣”来。再次，对涉及工程腐败的行为惩治力度显然不够，致使有的人抱着侥幸心理胆大妄为。这样，政策措施再完备周到，也难产生实际上的制约力和威慑力，于是有的人贪心愈来愈大，被“淘空”的工程自然也就“弱不禁风”，说坍塌也就即刻坍塌下去了。

鉴于有的人挖工程墙角的胆子愈来愈大、工程质量每况愈下的现状，关键还是要加大“工程腐败”的惩治力度。对于建设工程上的贪污受贿，尤其因贪污受贿导致工程质量问题的，就不能以实际贪污受贿数额来确定其罪行，而应按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来核定其经济犯罪数额。也就是说，工程直接的经济损失数额，就等于贪污受贿数额，以此增大工程建设中违法犯罪的“成本”，从而增强工程责任人及管理人的监管责任，让他们随时考虑这样的问题：假如出质量事故后，自己将会付出怎样惨重的代价！不然，依照现在这种“贪污受贿多少就是多少”的额度核定办法，有的人就会抱着侥幸心理伸出黑手，即使出了问题显然也责任轻松。倘如此，类似“即建即塌”的质量事故，恐怕也将难以杜绝，更遑论隐蔽性“豆腐渣”的泛滥了。

过去常听人们说搞不清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读了《法制日报》6月1日关于延安大学原校长惠某某受贿案的报道，觉得工程和腐败也有这层关系：工程滋生腐败，腐败催生工程，真不知是谁先谁后，而共同的原因就是权力不受监督。

说起工程滋生腐败，好像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因为我们已经若干次地听到“工程上马，官员倒下”的沉痛总结，甚至还有平均每一公里高速公路就倒下一名干部的典型案例。但惠某某案还是自有新意。因为我们听说，惠某某是在工程招投标上做的“工作”，换言之，他的腐败是按照“合法”的程序发生的。

惠某某的罪行主要是在担任榆林高专党委书记兼校长期间，靠帮助建筑商承揽建筑业务而收受贿赂的。这些工程项目都采取了招投标的程序，但在收了别人15万元的存折后，在榆林高专2号教学楼招标时，惠某某就“一锤定音”了，给某公司打了满分，从而使该公司无可争议地“中标”；在榆林高专组织的瓷砖供货内部招标会上，惠某某“力排众议”，拍板决定让给过他“好处”的一家公司为高专2号教学楼、艺术楼、图书楼供货。权力可以使招投标的法规变成一些人手上的玩物，这倒是值得深思的。

但腐败为什么会催生工程呢？这里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既然工程可以产生腐败，腐败分子当然要不断地搞工程了。过去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单位一方面亏损严重，工资都发不出，另一方面却见他们不停地大搞基建或装修，其中的奥妙就在这里。

而且，大搞工程还有一个好处，即可以虚张声势，制造虚假政绩，让那些只是从小汽车里向外看的领导看到一片繁荣，又为自己升官赚了资本。你看，惠某某不就是步步高升，从榆林高专到延安大学当校长了吗？

工程滋生腐败，或者腐败催生工程，说起来也有一点不同。前者可以说是腐败者本人权力不受监督导致的；而后者的情况还要复杂一点，因为要搞工程、上项目不是腐败的官员自己能决定的，是要经过上级审批的，批项目、批资金等等―――你说这工程是腐败催生的，那么，上级部门怎么会审批下来的？

君不见所有地方领导一上台就大兴土木，既树了政绩，还得了实惠！

呵呵，有时候你不想施贿，但是如果你不那样的话，你也许寸步难行啊！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

哪里有没有腐败的工程啊。。。。。。。。。。。。。。。。。。。。。。。。。。。。。。。。。

中国的特色。。。。。。。。。。。。。。。。。。。。。。。。。。。。。。。。。。。。。。。。。。。。。。

这是中国的管理体制出现的问题.我相信很多国家都经历了这个阶段,主要是国家法制的制订者需要多借鉴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