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琴：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秘书长

　　王凯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公共建筑与室内外环境学科组教授

　　新民周刊：古建筑是否应当异地保护，目前仍存在着众多分歧，两位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张琴：一幢古建筑通常是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的，不仅是建筑本身，它周边的环境也是构成文化价值的重要部分。在异地搬迁保护中，环境中所含有的社会、人文价值不可能随着建筑一起搬迁，这部分内容通常也是异地保护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除非迫不得已，我们一般不提倡异地保护工作。

　　王凯丰：徽派古建筑有个特色，必定是多幢宅子连成一片，方能感觉错落有致。但是零星一幢的徽派古宅就不具备这样的元素。即便搬迁，它的环境元素也早已丧失。对于这类不属于政府保护范围之内，当地人也无力修缮的老宅子，异地搬迁保护无疑是可行的办法。

　　上海北郊的老宅子在搬迁过来前，就属于这类“不在政府保护之列，零星散布的格局”。我们做过预算，在当地修复一幢老宅子的费用估计在20万元左右，而当地人人均年收入只有300到500元，根本没有能力进行修缮。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老宅子或受潮腐烂，或坍塌废弃。有时候住在里面的居民随手就把一根“烂木头”扔了，相当可惜。

　　新民周刊：那么，搬迁过程是否会对老宅子造成损毁呢？

　　张琴：首先我们不主张异地搬迁保护。但目前进行的一些搬迁工作都是为了某个工程或者项目让路而不得不为之，国内大部分异地保护也都是出于这个原因。

　　上海北郊复原老宅的做法，我认为是资本对于文化的选择。如果真的是为了保护古建筑，出钱在当地进行保护，效果应该比异地搬迁还要好。

　　政府财力不足无法监管保护古建筑，不应该成为异地保护的主要原因。我还是强调异地保护存在着重要文化缺损——周围环境的缺失，这将导致建筑本身价值整体性的不完整。同时，搬迁过程中任何的小变动，都可能会对古建筑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

　　王凯丰：这里我们有个问题，老宅子修缮好后能发挥什么功效。如果在当地修缮保护好后，住在里面的居民依然会感觉不舒适。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些百年老宅建造时是依据当时的生活方式设计，现在里面依然没有配套的卫生设施，没有做过墙面排暗线的基础工程，房间的格局也很狭隘，一间卧室可能也就2.2米宽，放下一张床后就什么都摆不下了，房间还不透光。因此，修缮好的老宅子就实际用途来说，也存在着问题。

　　周庄、西塘那里一片老宅修缮后无人居住，人和宅子的关系是对立而不是融洽。在西方国家，即便历史再悠久的老宅子，经修缮后始终有人居住其内。保护老宅子，“有人住”是最符合房子使用居住原意的方法。一来，随时有人打理房子，二来，人体呼吸出的二氧化碳对于房子的木质结构很有好处，也起到保护作用。

　　上海北郊搬迁过来的徽派老宅子，完全保留了这种建筑中最有价值的木结构。与此同时又赋予现代功能，打破宅子内原有狭小的格局，将木结构敞开式展露，既保留了原有特色，同时又更适合现代人居住，这也是保护老宅子的新生命所在。

　　新民周刊：老宅子的出路何在？

　　王凯丰：对于连成片的徽派古宅，我们建议当地整体性保护。而零星散布民间、已失去环境元素的独幢老宅，依靠民间力量尽可能来挽救保护就显得很重要了。是否适合异地搬迁，需要考察具体情况。

　　张琴：保护老宅子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需要民间力量的支持。即便是财力雄厚的西方国家，民间力量保护文化遗产也是占据主体地位的。去年6月份，我国第一个私人基金会——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成立。基金会接受社会捐赠，同时也可以根据捐赠人指定的文物进行保护，希望通过吸收民间资金，发挥民间力量共同保护古建筑。

　　现在政府鼓励民间力量参与保护，但法律规范的制定还属于空白，许多环节尚需要完善。目前阶段，有些机构或个人打着“保护”大旗，实际操作却相当令人不满。比如在一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地，一些开发商在经济利益驱动下随意建造开发工程，不仅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环境，对古建筑周围的文化价值也造成间接破坏。中国很多城市在缺乏长远规范的情况下，为“保护”某一片古宅，拆除周围两片建筑。“保护一片，破坏两片”的情况比比皆是，致使这些城市原来的历史感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