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城防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臻于极盛,南宋人居环境的防御空间与营建智慧集中体现在历史人物、城守兵书、建设实践三个方面,其中人居防御环境营建是各有识之士相互博弈而形成,城市营建思想在冲突与交融中造就了以守为主的格局,致使文人论兵盛行,促进了城守兵书的流变与发展,指导了南宋城市人居防御空间的规划与设计。 2021年11月10日,由ICOMOS军事城防类遗产科学委员会起草的《军事城防类遗产导则》指出了目前对军事城防类遗产和功能性要素的理解不足问题,需要通过相关的技术和专业人员来系统性地对此类遗产展开研究和记录。
两宋时期城防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臻于极盛,南宋人居环境的防御空间与营建智慧集中体现在历史人物、城守兵书、建设实践三个方面,其中人居防御环境营建是各有识之士相互博弈而形成,城市营建思想在冲突与交融中造就了以守为主的格局,致使文人论兵盛行,促进了城守兵书的流变与发展,指导了南宋城市人居防御空间的规划与设计。
2021年11月10日,由ICOMOS军事城防类遗产科学委员会起草的《军事城防类遗产导则》指出了目前对军事城防类遗产和功能性要素的理解不足问题,需要通过相关的技术和专业人员来系统性地对此类遗产展开研究和记录。 中国古代的军事城防营建智慧被记载于各类兵书、城池图、史书和诗集之中。因此,本文从人居环境安全防御的视角,探讨南宋时期 历史人物思想与诉求、城守兵书规范与策略、建设实践智慧与经验 三者之间的联系(图1),再现军事城防遗产所具备的集山水、文化与防御于一体的整体营建智慧,这对认识与保护军事城防类遗产,促进历史文化名城人居环境营造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图1 | 两宋人居环境防御空间体系
时至两宋,战争四起,内忧外患,国家危难, 两宋统治者通过颁布法令,改革变法,欲挽狂澜于既倒;戍边将领结合实战经验,积极思考城池防御策略与设计方案,欲扶大厦之将倾;文人雅士通过修著兵法为当时的边防战略建言献策,表现出对安全稳定的人居环境的理想诉求 。
宋仁宗时期为防止武备松懈,将帅“鲜古今之学”,不知古今城池攻防之法,遂下令编纂《武经总要》。宋孝宗将《守城机要》作为官方筑城规范,供戍边将领研习,但仍未改变南宋的颓势。两宋统治者在当时主要实行消极的防守,除神宗开边、哲宗绍圣元符拓边等少数时期处于对外进攻外,绝大部分时期采取的是
“避战求和”
的策略,使得守城战术比前代更趋于消极,形成了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图2)。
▲ 图2 | 两宋皇帝对城池营建的政策与态度
宋初开始出现兼具儒家气质和兵家智慧的儒将,刘琦、辛弃疾、余玠等都名列其中。刘琦在陈规的帮助下,在
顺昌构筑一道有射箭孔的羊马垣,城内挖内壕,并筑高墙,改变了单纯依靠城墙的一线式防御格局
。辛弃疾在《美芹十论》中主张集中兵力,反对处处设防,认为应积极防御,以攻为守。余玠竭力守蜀,构筑山城,限制骑兵,固守国门。
南宋由于“崇文抑武”的国策、严重边患危机,以及宋廷对军事研究的提倡,因此使得文人士大夫全面参与、干预乃至领导军事事务,围绕和战、攻守等基本问题而哓哓不休。 文人的参与大大改善了传统兵书言语支离与隐晦难明的状况,增强了其可读性,创制了城邑防御类兵书 。如南宋后期各防区的山水城寨防御体系,也是一些文臣对金蒙战争深入思考并积极建言而形成。
两宋时期,战事频发,上至天子,下及布衣,或研习兵法、或著书立说、或积极参与各种军事活动,皆尽其所能,欲救国家于危难之间。种种现象,促进了兵书的繁盛,
其中由朝廷颁布并具有“国家筑城规范”性质的《武经总要》和《守城机要》,记载的墙壕、城门与射击防御设施构筑理论直接指导了两宋城池人居防御环境的营建
。
《武经总要》卷十二《守城》记载“
右平陆筑城,下阔与上倍,其高又与下倍
”,同时“羊马城,高可一丈以下,八尺以上,亦偏开一门与瓮城门相背”,卷六《掘壕营》:“其壕底阔一丈二尺,深一丈,口阔一丈五尺”记载了羊马城与城壕的尺寸细节。其中《筑城营法》“壕唇外掘陷马坑一重,阔二十五步。近壕布棘城一重,阔二十五步。”通过在城外布置棘城、陷马坑等,延伸城外防御纵深(图3,图4)。
▲ 图4 | 《武经总要》城池防御空间平面
《武经总要》卷十二《守城》记载了北宋筑城的基本规制,“门外筑瓮城,城外凿壕,去大城约三十步,上施钓桥。壕之内岸筑羊马城,去大城约十步。”其中“壕桥直对羊马城门,若城门汲水须在城外,则瓮城、羊马城各更对开一门,以通汲路,惟不得对大城门。”
增筑敌楼“前高七尺,后五尺,每间阔一步,深一丈。”并创制了专门用于部署床弩的弩台,并与城墙、临台之间,可以互相支援,控制城墙外围地带,加大了敌军破坏外壕或是接近城墙的难度。同时“凡城上皆有女墙,每十步及马面,皆上设敌棚、敌团、敌楼”,以便保护守城士兵的安全(图5,图6)。
▲ 图5 | 《武经总要》的城池防御空间剖面
▲ 图6 | 《武经总要》的城池防御空间复原模型
城墙高度可以修成三丈,或三丈五尺。城角由方改为圆,并废除原来城角上方的敌楼与战棚(图7,图8)。在外城壕的内垠上,距大城(外郭)6 m左右处,筑环绕大城墙的羊马墙一道,“高及1丈(3 m余)厚及六尺(1.9 m左右)”。大城之内再修一道里城里壕,即使外城被突破,里城墙、壕也难以逾越。通过改造旧式羊马墙,大城外加筑护门墙头,大城内加筑一道长五六十步的内墙,遮挡敌军的视线(图9)。
▲ 图7 | 《守城机要》城郭防御空间
▲ 图8 | 《守城机要》城池防御空间平面
▲ 图9 | 《守城机要》两壕五墙的城池剖面
陈规认为,主城门是防御的薄弱点,但瓮城修筑耗费大,效果不强,建议拆除,并“止于城门前离城五丈以来,横筑护门墙,使外不得见城门启闭,不敢轻视”,能够真正起到遮挡城门的作用。旧制城门外壕上多设钓桥,但其不利之处就是妨碍城内出兵,因此,陈规主张废除钓桥,改为实桥,多设暗门、突门,便于突然出击,攻敌不意。
大墙和羊马墙上都设“品”字形射孔,使大墙上和两侧羊马墙内三面拒敌。陈规考虑传统旧制的弊端,提出了平头女墙的设想,即“须是于城上先筑鹊台,高二丈,阔五尺。鹊台上再筑墙,高六尺,厚二尺。自鹊台向上一尺五寸,留方眼一个,眼阔一尺,高八寸,状如品字;向上作平头墙”。同时结合“方眼向下,自有女头墙,即是常用篦篱牌挂搭”,既可遮挡城外弓箭射中“品”字形孔眼,又可通过孔眼射击敌军(图10)。
▲ 图10 | 《守城机要》的城池防御空间复原模型
南宋人居防御环境的营建在继承北宋基础上进行了更新与发展,其建设实践营建智慧主要体现在边防城池的选址布局、联防机制与防御空间等方面
。
3.1.1 以水设防,临流控扼
在两宋消极防御国防战略下,
南宋以城为点、以水为线,构建了点线结合的防御体系,即依城摆泊,借助水船“临流控扼”,以虎视诸隘
。李纲也指出“自昔侵犯东南,未有不由上流者”,故上流之地必屯重兵,其中“控扼上流”的思想,是历来江河防御的要点。
3.1.2 以城备御,点线结合
南宋初期,宋廷利用江、淮之险,以沿江要郡为依托,组织分区防御体系,以防金兵;后期,余玠为防止蒙古用兵四川,赴任后便开展了大规模的城防建设,以屯兵、积粮、保民、战守为作战方式,形成“守点不守线,联点而成线”的山城防御体系(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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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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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余玠主持的川陕抗蒙山城戍防体系
资料来源:改绘自《宋元战争史》插图《1243至1251年余玠四川山城布防示意图》。
3.2.1 以步制骑,分区设防
面对金蒙的南侵,南宋在长江、淮河与沿海构筑了川陕、荆襄、两淮、广西与京畿五大防区, 凭恃对峙界限的山川险要,实施了“以步骑万余列南岸,战舰百艘拒上流”的“以步制骑”防守战略 。在防御外来入侵时,各大防区相互配合,牵制和分化入侵势力,实施弹性防御战略。
3.2.2 全民防御,耕战结合
在长期的边防实践中,北宋的守边官员们创造出了“全民防御”的边防思想。如范仲淹主张各地士兵就地防守,共御敌侮,保证军粮,巩固边防。余玠在四川战区构建了战时军民协同守城,平时下地耕种,学子于城内学校就读,居民于城内庙宇祈祷的防御模式。
3.3.1 城郭内外,重城重壕
《静江府城池图》中出现了废除瓮城与门前增筑护门墙的设计,并在城壕边筑有羊马墙,形成了一壕三墙的多重城垣防御格局;《平江府城池图》中构建了大城与子城双重城垣,城内采用了河路并行的布局体系,设有内外双重城壕(图12),
出现了将战争阻隔在城外的防御思想,也是陈规对外设防的思想萌芽在地方城池修筑中的延续与传承
。
资料来源: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复原缩制版《宋·平江府城池图》。
3.3.2 城门不对,道路不直
《静江府城池图》中
瓮城与大城的城门曲折侧开,南城门外开有两处暗门,延续了《守城机要》中“又于大城多设暗门,羊马城多开门窦”的积极防御思想
。西夹城门与南城门构建了“桥—月城—桥—羊马墙—瓮城/护门墙—主城门—主城墙—马面—敌楼”的城池防御空间序列。静江府城中有4座城门外增筑了护门墙,在东外城门防御薄弱处修筑的虎蹲门也是增强城门防御之意(图13)。
资料来源:桂林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一九八三年复原缩制版《宋·静江府城池图》。
本文从人居环境的视角,探究了南宋文臣与武将之间的冲突与交融,城守兵书为适应战争需求而产生的流变与发展,边防城池营建智慧对隋唐的继承、明清的延续等问题。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明清城墙军事城防遗产功能要素与营建智慧,如
明南京城聚宝门构筑于城门内侧的瓮城具有多层构造,平面呈“且”字形,类似陈规《守城机要》增筑护门墙与内墙的目的,阻挡敌人进攻路线,结合城内外秦淮河,形成了重城重壕、城门不对的防御格局
(图14)。
资料来源:改绘自孟凡人《宋代至清代都城形制布局研究》。
通过对南宋城市人居防御环境空间体系与营建智慧进行溯源,挖掘两宋城池防御空间特色,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宋元明清城防类遗产人居防御环境的历史继承与延续问题,为我国明清城墙军事城防类遗产的保护与整理提供新的史料与技术,推动明清城墙城防类遗产保护利用片区融入现代生活,丰富我国地方城市人居规划智慧,为传承地方城市文化特色与人居环境规划提供参考。
(本文荣获第18届全国青年城市规划论文竞赛二等奖。 )
本文撰稿: 胡根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