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新强调，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农村地区面积占91%、农村常住人口占21%，成都是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如何实现“大城市带大农村”，让现代都市与大美乡村双向奔赴，成都的城乡融合之路备受瞩目。

新型城镇化的上半场，农民进城打工的问题得以解决，但城市各类生产力要素如何畅通无阻地回到乡村去？

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通过城乡融合实现城市与乡村共同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体现在人的融合、经济的融合、城乡人居环境的融合。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人口进入了高流动时代，同时也是城乡双栖的时代。

城市的经济系统极具现代化和体系化，有链有群，有各种现代企业的建构和组织方式，相对而言，乡村的经济体系不一定分得很清楚，如果想实现百业兴旺，就要与城市里体系化的现代产业形成密切的链接关系。在相关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上，承担专业化特色化的产业发展。同时城市也是科技的发源地，农村、农业的现代化要以城市为核心，形成科技驱动的辐射带动，从而汇集到乡村去。

当下，快速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尾段，预计到2035年，人口结构会发生变化，老龄化程度更高、流动能力更强、平均受教育年限等现代化程度更高。这期间，也是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

新型城镇化的上半场，解决了农民进城打工的问题，创造了渠道、改善了待遇，进城更容易，但城市的各类生产力要素如何畅通无阻地回到乡村去？一个好的社会，一定是城乡双向流动的社会，包括农民能不能就近创业、城市人能不能回乡创业。解决城乡矛盾，要回到城乡关系本身。因而 “双向流动”，在新型城镇化的下半场需要重点突破。

成都的城乡融合，提出以人口承载和需求满足为导向，探索在镇（街道）行政区划范围内以常住人口不超过10万人为单元编制“公共服务地图”。从人口规模看，这个尺度正好可以承上启下。居民点过小，配置很多公共服务设施可能造成浪费，后期也难以运营。

在城乡融合中，县城则可以起到双向流动中非常典型的“驿站作用”，保障足够的基本公共服务配套。 农民离开乡村，适应城市生活、寻找非农化的就业岗位，多以县城为起点，成本也最低。其实返乡也一样，科创型人才、农村现代化需要的人才难以直接进入村一级聚集点，多会以县城来辐射乡村。所以，从乡到城，从城返乡，一来一往，县城都是重要的支撑型驿站。县城小而精、小而特、小而美，基本是未来的发展思路。

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会走就近就地城市化的道路，这很考验县城的服务能力。如果能够就近形成跟乡村之间的15分钟生活圈或者半小时家园圈，也可以极大改进农村的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如此提高建设水平，人口分布会更加均衡。

成都郫都区战旗村

成都的农村地区面积占比91% ，农村常住人口占比21% ，是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漫长的历史中，成都平原都是千里沃土、天府粮仓，农业基础条件、灌溉条件好，经营成本相对低。长久以来，形成了灌区加林盘的独特人居系统。

不过要看到的是，成都周边县城、中心镇对旅游业的单一依赖较强，都奔着旅游去，同质化程度会相对较高。靠一业独兴来带动这么大面积的农村发展，难度就会很大。下一步需要考虑，如何有策划地对接现代产业，寻求县域乃至镇村的差异化发展，比如农业的深加工、加强特色农副产品的冷链运输、营销等。

或许和一些沿海城市相比，成都县域经济产业链不强的现象比较明显。成都平原因为农业基础比较好，非农产业，特别是以民营经济为主的非农产业，在县及县以下发育得不够，因而 需要把大城市产业的多样化、发展路径的多元化带到乡村去，实现专业化和特色化 。成都近年来涌现出的战旗村、明月村、铁牛村、五星村、竹艺村等一批先行示范村，经历过不同阶段的发展，就具备特色相对鲜明的产业基础。把传统产业通过设计要素的引进、新型营销网络建构方式的引进，从城市找人才、市场资源，继而升级成现代产业，跟城市生活对接，以创造更大的市场，可以形成相对稳定、特色化、带有网红特征的产业格局。

崇州市道明镇竹艺村。图据四川日报

接下来还可以进行更多渠道的尝试，包括把城市下乡的人留住，比如进一步盘活村里的闲置资产，为城市人群提供稳定的工作空间、居住空间。 人的进入与融合，将为乡村带来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随着一些先锋人物的进入，会带动更多城市资源落脚，资源汇集能力和市场融入能力的提升，将形成发展的正向循环。

在明星村的基础上，又如何进一步解决“盆景与森林”的问题？过去一个时期，一些地方推进产业进园区，一定程度造成镇域经济的“小、弱”，但不能说当时进园区进错了，那时环境负效应较大的工业一度是我国工业的核心主力，进园区后有了一定规模，本就可以对产生的污染物集中处理。此外，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跟规模化有直接关系，只有规模化才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这也是进园区的动力。

现在，我国加工和制造的产品大有不同，清洁生产水平、清洁工艺水平得到极大提升，一部分加工型的工业和大量带有研发背景的非农产业，得以有条件进行分散化布局，从而使居住与就业之间可以有更近的距离。

成都目前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保障和基层治理，以此为契机， 可以给予一些中小型产业、灵活的柔性制造产业更多选点布局的机会。 在市场驱动下，它们自然会往成本更低、环境更好的地方流动。

乡村是巨大的消费市场、要素市场，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也是城市拓展发展空间的需要，对于成都这样的超大城市，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独大”是几乎全世界超特大城市都曾走过的道路，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的“大城市病”，主要是密度过高造成。为了寻求效率跟舒适的平衡，城市会走向区域协同的道路，遵循市场规律的产业溢出规则。

产业在哪里发展，是基于物业成本和交通成本这两项最主要成本的综合性选择。在实力范围内，做到逐渐统一标准化，同一质量扩散，随着支撑能力、基础设施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扩张，主城区优先溢出的肯定是制造业，它们会给第二、三圈层更多发展机会。第一圈层密度高，需要在主城以外寻找新的更优质、成本更低的发展空间，这是根本性动力。第二圈层距离近，即便不刻意推动，也会自然填满。第三圈层相对距离远，需要规划和政府引导，在资源配置上，可以引导更多市场去到合适的地方。

成都推进“一三圈层区域结对联动发展”，作为实施区域协同发展的创新之举。 当政府引导市场主动，形成联动对接达到互补，中心城区外溢的产业得到性价比更好的发展机会，城市外圈层也有了新的产业发展可能和财富积累可能。由产业当先锋，接下来教育资源、公共服务资源等由人才迁移扩散带来的其他资源，也会跟着流动。这种联动，绝不仅仅是简单地解决经济动能问题，经济的融合带来的是人口的融合，以及这些地区人口结构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展乡村的过程中，一些村民心中“发展经济主要靠组织”的观念可能比较突出。如何激活人口要素，最大程度发挥乡村人口的主动性、积极性， 可以从“鲶鱼效应”中找思路 。

外来资源注入后，有一些人能够脱颖而出，超越当地的创业能力，以及当地平均收入水平，那就会有人模仿、跟进。激活人口要素，在改造传统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出现高于当地文化水平技能水平的人，起到示范作用。

以我们考察的经验为例，拥有较好旅游资源的地方，一个专注民宿发展的小团队进入改造了一户民宿，将标准和价格拉高，很快就有其他农户模仿。当小团队持续改造民宿保持试点优势，又会带动一批人跟上台阶，改善服务、餐饮、风格特色等，这就是示范的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结构的改变不会一蹴而就。通常从外部资源介入到一个村的面貌变化，做到百分之八九十的人能形成共识，通常要花5—10年。真正让传统社会改变的是， 注入现代思想、现代技能、现代知识以及带着他们融入现代的社会网络和经济网络 ，建立起现代的环境意识、卫生意识、公共健康意识等。而这，需要耐心和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