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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人文建筑旗手

社会空间批判的本土实践先驱

醉心市井生涯的建筑诗人
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骨子里，刘家琨一直是个“文青”，这个词汇在今天听起来也许已经分不清褒贬，而在曾经的那个年代，这个词汇是有特定语境的。只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一夜之间变成“建筑人”，建筑师的身份似乎成为了他与世俗的一种约定。

当2014年，刘家琨于1995年写作的《明月构想》出版，似乎他依旧在寻找本心，特别在附于此书后的《“我在西部做建筑”吗？》，他依旧在不断问自己“我是不是不一样”，是不是和那些离开文学就再难回头的人一样。

刘家琨

随后两年，西村大院”出现，刘家琨的形象也在媒体的逐渐解构下变得暧昧不明。建筑与文学，在刘家琨这，都只是载体，他始终像个局外人。

“那些西藏的往昔风景已成为我心中的原风景，在那些风景里，我才感到自己的一段生活是真实的。”

一、在设计前应该尽量删除自我，观察现实

1984年，刘家琨被分配到成都市建筑设计院，“还没有完全适应从学生变为国营单位小职员的沉闷生活”，而去西藏的不同经历促成了他独特的生存方式：

“玉米的生存策略和稻谷不同，玉米在中部结穗。这样既便于承接上部的阳光又便于汲取下面的营养，从而结出一个比挤在顶部结穗的稻谷更大的果实。呆在一个中等地区，挨近自然与传统，同时也看得见国际潮流，有助于更清楚地了解中国最广大地区的普遍现实，而不那么容易迷失在超大都市流行主题的幻觉里。”

多年在边疆与地方的生活阅历，夯实了他对社会的关怀和对人文理想的追求，也让他的建筑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和地域特征。

“我们这些自作聪明的人，想塞给人家一种自以为是的生活，而人家就那样生活！”，刘家琨开始明白“建筑设计的要旨并不只是设计建筑”，如果设计建筑的代价是改变一种传统的生活模式，那么是否本末倒置呢？在新疆的实践阶段，他说“建筑师在设计前应该尽量删除自我，观察现实”。

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中国成都，2002

西村•贝森大院，中国成都，2014

在刘家琨看来，建筑的地域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边缘的实践；

2.精英文化与民间大众文化的混合；

3.对建造策略、建造工艺中民间智慧的尊重；

4.对传统乡土建筑原型的借鉴和抽象；

5.对当下正在大量建造的“平民建筑”的关注；

6.对场所——形式的重视；

7.材料的当地性、当代性和大众性；

8.对建构的关注等。

他的建筑不是符号化的传统或外化的图像形式，而是在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背景下，对“中国精神”更为内化、抽象、本质的表达。

二、找寻经济、技术和建筑艺术的平衡点

面对浮躁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刘家琨提出了“低技策略”，相对于在发达国家已成为经典语言的“高技”手法，“低技策略”强调面对现实，选择技术上的相对简易性，注重经济上的廉价可行，充分强调对古老的历史文明优势的发掘利用，扬长避短，力图通过令人信服的设计哲学和充足的智慧含量，以低造价和低技术手段营造高度的艺术品质，在经济条件、技术水准和建筑艺术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由此探寻并构建一条适用于技术落后但文明深厚的国家或地区的建筑策略。

无论是来自民间的设计智慧、平民式的建筑话语，还是对传统乡土建筑原型的升华，这些丰富质朴、旺盛生长的原则，都成为刘家琨建筑表达的有力出发点和倚重的建筑美学依据。对他而言，无论城乡，无论其最终的形态结果如何不同，但方法是一样的：即如何直面现实、利用现实、反转现实，尽可能地使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因素都转化为设计的依据和资源，最终“超越现实”。

“再生砖”

2008年，四川遭受巨大地震。面对地震后的废墟，他就地取材，以建筑废料融合生成“再生砖”，既实现了废弃材料在物质方面的“再生”，又完成了灾后重建精神和情感方面的“再生”。

目前再生砖已成为机械化生产的环保建材，原料包含城市拆旧，品种多样，价格低廉，广泛应用于乡村建设和城市公共建筑，前景广阔，持续性强。破茧而生的灵感，既是建筑师本人对现实的客观尊重，更是他对现实的积极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