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国企业国际承包工程业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由于国际工程项目普遍具有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多的特征,而且会受到项目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仍有部分项目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今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迎来了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同时也面临着矛盾叠加、风险困难增多的严峻挑战展。那么,我国对外“一带一路”建设中所面对的沿线国家风险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一、政治方面的风险。
一、政治方面的风险。
首先,部分沿线国家政治与安全局势持续动荡,地缘政治风险依然较高,一些重大冲突在大国博弈和多重政治经济利益掺杂的情况下,尚未出现缓和迹象;其次,部分沿线国家政局不够稳定,政策易变多变,对相关经济活动构成潜在的威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乃至中东欧都是大国争相投射影响力的焦点区域:俄罗斯在力推“欧亚联盟”,欧盟积极推动“东部伙伴计划”,美国则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和“印太走廊”等设想。尽管我国反复强调不谋求地区事务上的主导权和划分势力范围,但外部会做何反应,其反应又是否会影响甚至阻碍相关项目的实施均具有不确定性,也提高了沿线国家的风险水平。
二、经济方面的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部分国家(地区)在《世界营商环境报告》、《全球竞争力报告》等评估报告中排名靠后,经济抵御外部风险冲击能力较弱,难以形成稳定的投资与商业环境。其中,东南亚、南亚、中亚部分国家,经济增长结构性放缓的难题依然突出;而一些中东欧国家则过度依赖外部资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
三、运营环境方面的风险。
部分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不健全,政府行政效率不高,投资环境有待完善;还有部分国家的法律体系不健全,执行情况较差,司法独立性还难以完全保证,法律风险突出。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众多沿线国家处于东西方多个文明交汇的地区,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矛盾与冲突、不同民族与种族的矛盾与冲突,呈现出易突发、多样性、复杂化、长期化的特点。其中的部分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转型压力较大,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国内矛盾易转化为排外情绪。
四、经贸合作方面的风险。
沿线国家以产能合作、经济走廊建设、自由贸易协定(FTA)和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以及新的多边金融机构的初步建立为标志的经贸与金融合作已经起步。但是,鉴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等方面的诸多不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项实质性合作仍将任重道远,如何在“一带一路”总体框架内商讨互利共赢、落实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方案,是摆在所有国家面前的现实问题。同时,各国不同的利益诉求将在区域经贸与金融合作中深刻体现,积极求同存异,协调各方面利益,平衡各方关系,仍是深化区域内双/多边合作的关键。
面对上述障碍和风险,我国政府在构建风险防控体系方面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建立了风险防控的工作机制。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对外投资合作的主体,承包工程企业应不断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在项目开展之前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利用相关保险规避政治风险,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并认真做好合同签署和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