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么 是关于北京成改造的 谢了

不是很清楚，只找到这样的资料！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本文由梁思成，陈占祥合写于1950年2月。)
建议：早日决定首都行政中心区所在地，并请考虑按实际的要求，和在发展上有利条件，展 拓旧城与西效新市区之间地区建立新中心，并配合目前财政状况逐步建造。
为解决目前一方面因土地面积被城墙所限制的城内极端缺乏可使用的空地情况，和另一方面 西郊敌伪时代所辟的"新市区"又离城过远，脱离实际上所必需的衔接，不适用于建立行政 中心的困难，建议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的为政府行 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见图一)。
西面接连现在已有基础的新市区，便利即刻建造各级行政人员住宅，及其附属建设。亦便于 日后的发展。
东面以四条主要东西干道，经西直门、阜成门、复兴门、广安门同旧城联络。入复兴门之干 道则直通旧城内长安街干道上各重点：如市人民政府，新华门中央人民政府，天安门广场等 。
新中心同城内文化风景区，博物馆区，庆典集会大广场，商业繁荣区，市行政区的供应设备 ，以及北城，西城原有住宅区，都密切联系着，有合理的短距离。新中心的中轴线距复兴门 不到二公里。
这整个新行政区南面向着将来的铁路总站，南北展开，建立一新南北中轴线，以便发展的要 求，解决旧城区内拥挤的问题。北端解决政府各部机关的工作地址，南端解决即将发生的全 国性工商企业业务办公需要的地区面积

实在太可惜了 未被采用的北京城规划方案

如见今日之北京 梁公何以瞑目???

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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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

连载：城记 出版社：三联书店 作者：王军


　　会议结束后，梁思成、陈占祥感到，必须立即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阐明自己的观点。

　　“我与梁思成先生商量，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开会以后我做规划，梁先生写文章，这就是方案出来的经过。”陈占祥回忆道。

　　1950年2月，著名的“梁陈方案”，即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
置的建议》完成了，梁思成自费刊印，报送有关领导。

　　梁思成接受陈占祥的建议，修正了在五棵松“新市区”建设行政中心区的观点。“梁陈方案”提出：“为解决目前一方面因土地面积被城墙所限制的城内极端缺乏可使用的空地情况，和另一方面西郊敌伪时代所辟的‘新市区’又离城过远，脱离实际上所必需的衔接，不适用于建立行政中心的困难，建议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的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

　　这份长达2．5万字的建议书，共分“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理由”、“需要发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发展西郊行政区可用逐步实施程序，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比较拆改旧区为经济合理”3 个部分，并附8项说明。建议书在最后连用了7个“为着”以表达殷切之情：

　　我们相信，为着解决北京市的问题，使它能平衡地发展来适应全面性的需要；为着使政府机关各单位间得到合理的，且能增进工作效率的布置；为着工作人员住处与工作地区的便于来往的短距离；为着避免一时期中大量迁移居民；为着适宜的保存旧城以内的文物；为着减低城内人口过高的密度；为着长期保持街道的正常交通量；为着建立便利而艺术的新首都，现时西郊这个地区都完全能够适合条件。

　　在“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理由”一节中，《建议》提出，行政中心区的确定是此次都市计划的最主要因素，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事关全局，必须慎重：

　　政府行政的繁复机构是这次发展中大项的建设之一。整个行政机构所需要的地址面积，按工作人口平均所需地区面积计算，要大过于旧城内的皇城。（所必须附属的住宅区，则要三倍于此。）故知这个区域在何位置将决定北京市发展的方向和今后计划的原则，为计划最主要的因素。

　　更具体的说，安排如此庞大的，现代的，政府行政机构中的无数建筑在何地区，将影响全市区域分配原则和交通的系统。各部门分布的基础，如工作区域，服务区域，人口的密度，工作与住宿区域间的交通距离等，都将依据着行政区的位置，或得到合理解决，或发生难于纠正的基本错误，长期成为不得解决的问题。

　　《建议》强调，历史文化名城不容伤毁，行政中心区的确定，涉及交通、拆迁、市民生活与工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果原则上发生错误，以后会发生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

　　北京为故都及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成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它的形体不但美丽，不允许伤毁，而且它们的位置部署上的秩序和整个文物环境，正是这座名城壮美特点之一，也必须在保护之列，不允许随意掺杂不调和的形体，加以破坏。所以目前的政策必须确定，即：是否决意展拓新区域，加增可用为建造的面积，逐步建造新工作所需要的房屋和工作人口所需要的住宅、公寓、宿舍之类；也就是说，以展拓建设为原则，逐渐全面改善，疏散，调整，分配北京市，对文物及其环境加以应有的保护。或是决意在几年中完成大规模的迁移，改变旧城区的大部使用为原则，——即将现时一百三十万居民逐渐迁出九十万人，到了只余四十万人左右，以保留四十万的数额给迁入的政府工作人员及其服务人员，两数共达八十万人的标准额，使行政工作全部安置在旧城之内，大部居民迁住他处为原则。现时即开始在旧市区内一面加增密集的多层建筑为政府机关，先用文物风景区或大干道等较空地区为其地址；建造政府机关房屋，以达到这目的。（不考虑如何处理迁徙居民的复杂细节，或实际上迁出后居民所必需有的居住房屋的建造问题；也不考虑短期内骤增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居住问题，和改变北京外貌的问题。）……如果原则上发生错误，以后会发生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的。关系北京百万人民的工作、居住和交通。

　　在第二节“需要发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中，《建议》首先列出建设行政中心区的11个条件，包括部署须保留中国都市计划的优美特征、建筑形体表现民族传统特征及时代精神的创造、要有足用的面积和发展余地、避免大量拆迁劳民伤财、不增加水电工程困难、住宅区与办公区接近以减轻交通负担、促进全市平衡发展、控制车辆流量、取得与旧城体形的和谐、保护文物建筑等。《建议》指出：

　　一个城市的发展，必须使其平衡。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城市因为无计划，无秩序，无限度的发展，产生了人口及工商业过度集中，城乡对立尖锐化的现象，造成了人口过挤的“城中心区”，极拥挤的住宅楼房，所谓“贫民窟”，以及车辆拥挤等等病态，是我们前车之鉴……因政府中心在城内，人口增加，则供应商业亦必更加发展，城内许多已经繁荣的地区必更繁荣起来，或是宁静的住宅区变成嘈杂的闹市。世界上许多工业城市所犯的错误，都是因人口增加而又过分集中所产生的。伦敦近年拟定计划以五十年长期及无可数计的人力物力去纠正它的错误。我们计划建都才开始，岂可重蹈人家的覆辙？

http://www.chbook.com.cn/list/detail.asp?pr_id=501878

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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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

连载：城记 出版社：三联书店 作者：王军


　　《建议》对苏联专家提出的利用东交民巷操场空地并沿长安街建办公楼的设想，予以批评，指出这将导致“欧洲十九世纪的大建筑物长线的沿街建造，迫临交通干道所产生的大错误”。即使沿长安街建设，所能解决的机关房屋“只是政府机关房屋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他部分仍须另寻地址”。而且，“以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外周，使各单位沿着同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地在这一带流动，不但流量很不合理的增加，停车的不便也会很严重。这就是基本产生欧洲街型的交通问题。这样模仿
了欧洲建筑习惯的市容，背弃我们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则，在体形外貌上，交通系统上，完全将北京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和谐加以破坏，是没有必要的。并且各办公楼本身面向着嘈杂的交通干道，同车声尘土为伍，不得安静，是非常妨碍工作和健康的。”

　　《建议》强调，“日后如因此而继续在城内沿街造楼，造成人口密 度太高，交通发生问题的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则这次决定将为扰乱北京市体形秩序的祸根。为一处空址眼前方便而失去这时代适当展拓计划的基础，实太可惜……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将建设新行政中心计划误认为仅在旧城内建筑办公楼，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加增问题。这种片面的行动，不是发展科学的都市计划，而是阻碍。”

　　《建议》还对苏联专家提出的所谓在旧城内建设行政中心区可利用原有的文化、生活、市政等设施因而是经济的观点，予以反驳，指出，行政中心区进入旧城，将引发大量人口外迁，而“政府绝对的有为他们修筑道路和敷设这一切公用设备的责任，同样的也就是发展郊区。既然如此，也就是必不可免的费用。”

　　对于在旧城内建造新的行政区，《建议》提出“不但困难甚大，而且缺点太多”。理由是：

　　（1）它必定增加人口，而我们目前密度已过高，必须疏散，这矛盾的现象如何解决？

　　（2）如果占用若干已有房屋的地址，以平均面积内房屋计算，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余间，即是必须迁出十八万二千余人口，即使实在数目只有这数的一半，亦极庞大可观，这个在实施上如何处置？

　　（3）如果大量建造新时代高楼在文物中心区域，它必会改变整个北京街型，破坏其外貌，这同我们保护文物的原则抵触。

　　（4）加增建筑物在主要干道上，立刻加增交通的流量及复杂性。过境车与入境车的混乱剧烈加增，必生车祸问题。这是都市规划设计所极力避免的错误。

　　（5）政府机关各单位间的长线距离，办公区同住宿区的城郊间大距离，必产生交通上最严重的问题，交通运输的负担与工作人员时间精力的消耗，数字惊人，处理方法不堪设想。

　　《建议》还进一步论述道，在旧城内建设行政中心区，将通过兴建新住宅、迁移人口、拆房、处理废料、清理地基等一系列过程，“而且在迁移的期间，许多人的职业与工作不免脱节，尤其是小商店，大多有地方性的‘老主顾’，迁移之后，必须相当时间，始能适应新环境。这种办法实在是真正的‘劳民伤财’。”

　　两位学者特别指出：

　　这样迁徙拆除，劳民伤财，延误时间的办法，所换得的结果又如何呢？行政中心仍然分散错杂，不切合时代要求，没有合理的联系及集中，产生交通上的难题，且没有发展的余地。

　　这片面性的两种办法都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产生问题。最严重的是同住宅区的地址距离，没有考虑所产生的交通问题。因为行政区设在城中，政府干部住宅所需面积甚大，势必不能在城内解决，所以必在郊外。因此住宿区同办公地点的距离便大到不合实际。更可怕的是每早每晚可以多到七八万至十五万人在政府办公地点与郊外住宿区间的往返奔驰，产生大量用交通工具运输他们的问题。且城内已繁荣的商业地区，如东单、王府井大街等又将更加繁荣，造成不平衡的发展，街上经常的人口车辆都要过度拥挤，且发生大量停车困难。到了北京主要干道不足用时，惟一补救办法就要想到地道车一类的工程。一一重复近来欧美大城已发现的痛苦，而需要不断耗费地用近代技术去纠正。这不是经济，而是耗费的计划。

　　《建议》进而提出了在西郊月坛与公主坟之间的地区建设政府行政中心的设想，认为这将为城市的保护与发展“全面解决问题”，有利于 “为人民节省许多人力物力和时间”，有利于“建立进步的都市”，有利于 “保持有历史价值的北京文物秩序”。

　　《建议》提出，在这里建设行政中心区，是根据“大北京市区全面计划原则”出发的，是“增加建设、疏散人口的措施”，是“保全北京旧城中心的文物环境，同时也是避免新行政区本身不利”的“新旧两全的安排”。这个行政中心区“必须同足用的住宅区密切相连，经济地解决交通问题，减轻机械化的交通负担”，它还能“保留将来发展余地”。

　　其中，两位学者重点论述了向旧城之外转移城市功能，是解决旧城人口密度最基本而自然的办法：

　　疏散他们，最主要是经由经济政策领导所开辟的各种新的工作，使许多人口可随同新工作迁到新工作所发展的地区。这也就说明新发展的工作地点必需在已密集的区界以外，才能解决人口密度问题……

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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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

连载：城记 出版社：三联书店 作者：王军


　　我们应注意脱离工作地点的住区单独建立在郊外是不合实际的。它立刻为交通产生严重问题。工作者的时间精力，及人民为交通工具所费的财力物力都必须考虑到。发展工作区和其附属住区才是最自然的疏散，解决人口密集，也解决交通……

　　反此办法，在已密集的旧市区内增添新工作所需要的建筑，不但压迫已拥挤的城内交通，且工作者为要接近工作，大部会在附近住区拥挤着而直接加增人口密度。这不但立刻产生
问题，且为十年十五年后工业更发展，人口增多时更加问题。

　　在《建议》中，两位学者还充满诗意地提出在新的行政中心区建设新中轴线的设想：“这条中线在大北京的布局中确能建立一条庄严而适用的轴心。这个行政区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北面为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面则为丰台铁路交通总汇。一切都是地理上现成形势所促成，毫无勉强之处。”

　　他们在《建议》的第三节里分别列出了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所需的7项费用和在城外建设政府办公楼所需的4项费用，并进行了比较，指出：“在月坛与公主坟之间的地区，目前是农田，民居村落稀少，土改之后，即可将土地保留，收购民房的费用也极少。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显然是较费事，又费时，更费钱的。”

　　查看《建议》中的规划草图，可以发现梁思成、陈占祥还在行政中心区以南规划了一个商务区，尽管在文字说明中，他们没有对这个商务区进行论述，但可以想像如果按照他们的设想实施，北京将呈现的面貌：这个城市将拥有三个相互联系又功能区分的中心区域，旧城是文物遗存丰厚的文化中心区，旧城西侧的行政中心区将集中体现新中国政治中心的形象，而其南侧的商务中心区将是一派现代都市的景象。这三个功能区将配套足用的住宅，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跨区域交通的发生，从而控制住“源头”，避免出现交通拥堵。

　　两位学者强调，他们提出这个方案，是根据大北京市区全面计划原则着手的，他们将依此进一步草拟大北京市的总计划，再提请研究和讨论。

　　这恰似陈占祥的导师阿伯克隆比在指导完成“伦敦市区计划”之后，又进一步提出以伦敦为核心的广大区域的“大伦敦计划”。

　　但由于后来的复杂境况，梁、陈二位的“大北京规划”一直无法着手进行。

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拆除(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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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

连载：城记 出版社：三联书店 作者：王军





高楼逼近紫禁城。（王军摄于2002年9月）
　　就在梁思成对自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对北京旧城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却使他陷入深深的困惑。

　　就在城墙存废的讨论余波未了之时，在天安门前，一场“遭遇战” 开始了，这就是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拆、留之争。


　　今天，我们在开国大典的纪录片里，还能看到在天安门东西两侧的这两幢明代建筑的身姿。它们与天安门城楼、中华门共同围合成了一个“T”字型宫廷广场。但是，这两个门，被认为妨碍了交通和游行活动而需被拆除。

　　主张拆除者认为，“每年有几十万人民群众雄壮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但在东西三座门没有拆除之前，它们在交通上妨碍了这样重要的活动。”“节日游行阅兵时，军旗过三座门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前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三座门，看不着毛主席。”

　　梁思成与林徽因想方设法阻止拆除行动。今天，文化界仍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林徽因说，如果要拆三座门，她就到那里上吊！

　　林洙回忆道：

　　拆东、西三座门梁思成反对，因为他认为天安门形成这么一个广场，东、西三座门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东、西三座门是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要拆的，当时提出的原因是妨碍交通，尤其是妨碍游行队伍。他们特别希望游行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笔直地走过东、西长安街。有三座门在这里，游行队伍就要绕过三座门，或从门洞里通过，队伍肯定是要乱的。

　　他们就开人民代表大会，找了很多三轮车夫来控诉三座门的血债，说他们多少多少人在这里出了交通事故，一定要把三座门拆掉。这时，施工队伍已经摆好了，准备就绪了，你这边一举手他那边就动工了。

　　讨论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 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召开的。原《北京日报》记者杨正彦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回忆道：

　　林徽因代表梁思成发言。当时会场设在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这里没有固定座位，只能运去大批的软椅，为了代表便于出入，不得不留出若干条通道。林徽因一上台，就以她雄辩的口才先问各位代表：台下的椅子为何要这样摆？还不是为了交通方便！如果说北京从明代遗留下的城墙妨碍交通，多开几个城门不就解决了？她这番话在代表中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因为当时矗立在天安门前东西两座“三座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实在不太方便，每年都在此处发生几百起车与车相撞或者车与人相撞的事故，市委市政府早已下决心先将这两座“三座门”迁移，施工力量都已准备好，单等代表会议一举手通过，就立即动手。彭真同志考虑到那天会场的情绪，怕一时很难通过，便立即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的决定，举手同意先拆除天安门前的两座“三座门”，由于代表中党员居多数，这项决定便这样被通过了。一夜之间这两座三座门就不见了。

　　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经大会表决被判“极刑”，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而梁思成却在这次会议上，当选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这场“遭遇战”，持续了近三年之久。

　　开国大典之后，毛泽东主席提出改建天安门城楼，在城楼前建检阅台，以接近群众。 与此同时，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计划被提出，梁思成被令对此进行研究。

　　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回忆道：

　　天安门曾经要改造过，后来搁置起来了，而且方案是强迫梁思成做的。毛主席嫌在天安门顶儿上离群众太远，又比了一下说列宁墓离游行群众是多高，天安门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所以要在天安门下面，就是现在跨在金水桥上搞一个矮台子，二层台，这个图、草图我都看过。要搞一个二层台，天安门的门洞就变得非常之长，它的前面就等于伸出一个台阶式的东西，台阶和门洞是连着的，上面也是汉白玉栏杆，让毛主席在上面挥手。这个东西出来就顶到金水河了，把金水桥都占了。当时梁思成还煞费苦心，没办法，这是中央定下来的。梁思成就想方设法让它从正面看还不是感觉太离谱，想方设法让加上去的台子变成原天安门城楼的一部分，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虽然做出了这个方案，但是梁思成还是想方设法不让它实施。

　　1952年5月22日，他致信彭真，认为所能做出的方案，“都是既不能好好解决问题又损害了天安门的办法，因此实在未敢草率从事。”眼看在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之下，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已难免一拆，梁思成建议“请延至决定采用哪一种方案后再动手”。

　　他争取到了短短几个月的“研究”时间，并立即在5月31日召开的天安门改建工作会议上提出 ：“三座门迁至何处？”

　　他希望把这两处建筑迁移重建、异地保护，可这只是一厢情愿。

　　孔庆普，现北京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桥梁所退休总工程师，当年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综合技术工程队队长，参加了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行动。他向笔者追述道：

　　人们常说的天安门前的三座门，实际上是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长安右门是由建设局拆的，我参加了。东边的长安左门是由建工局负责拆的。

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拆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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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

连载：城记 出版社：三联书店 作者：王军


　　拆长安左门与右门，当时民主人士不同意。因为它确实影响交通，影响广场扩建，经过几次研讨，意见统一了，同意拆除，但是要求把部件保留下来，移到别的地方重建。为此，彭真主持会议，梁思成要求移建在广场里面，多数人不同意建在广场里。市里领导人也不同意移到广场里面去，因为当时要把天安门广场建成世界上最大最雄伟的广场。多数人认为广场内放入一些孤立的建筑物是不适当的。


　　梁思成对拆长安左门与右门意见很大。北京市建设局王明之局长有一次跟我们讲，梁教授说长安左门是他的左膀，长安右门是他的右臂！

　　拆的那一天，我们建设局的人在中山公园，建工局的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下午4时，我们正准备吃饭，接到通知：市里的各界代表会议开完了，决定拆了。我们就立即动手，用了一天一夜拆完。我们文明施工，瓦件都是人工一块一块地拆，拆下来的部件，运到中华门北侧，东边摆长安左门的，西边摆长安右门的。

　　我们用吊车拆，吊车是解放前北平工务局的，是美国制造的，建工局没有吊车，就搭着架子拆。我们差一点出事故，在吊基座石时，由于石件太重，吊车差点儿倒了。吊车转臂时，大臂突然向右倾斜，有一年轻工人，抓起大绳的一头，勇敢地爬上吊臂，把绳子系紧，我们好不容易才用绳子把吊杆拉了回来。

　　拆的时候很费事，因为要一件件地拆，无论拆什么都不许往下扔。我们是使用木槽一件件地往下溜瓦，下面用草垫子接着。大的构件，如吻兽等，就装筐用绳系着顺下来。晚上，由于探照灯晃眼，我们用烧煤油的汽灯照明。到第二天下午，长安左门与右门都拆完了，天黑前路面已修补平整。

　　拆下来的料移交给房管局了，听说故宫博物院用了一些。基座的石料我记得在中华门北侧摆了好些年。

　　听说拆的时候，梁思成、吴晗、柴泽民等都去了。领导说市长们都在这儿，行动要有秩序。

　　当年的那一幕，陈占祥记忆犹新：“梁先生哭了……”

　　在梁思成眼里，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是北京旧城的精华——建筑中轴线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而在天安门前这“最大胆的空间处理”上，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起着关键作用。

　　如果“梁陈方案”能被采纳，如果长安街及天安门广场周围能够不作为行政中心所在地，人们考虑这两幢北京少有的明代建筑时，也许就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对于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所引出的北京交通事故问题，梁思成事先也作过考虑。其实，他才是“控诉”车祸之最佳人选。

　　1923年5月7日，梁思成与弟弟梁思永乘摩托车参加北京学生举行的“国耻日”纪念活动，行至南长街出口处，被北洋军阀陆军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伤，急送协和医院治疗，诊断为左腿股骨复合性骨折，三次手术后始康复，从此左腿比右腿短了约一厘米。他为此休学一年，出国留学不得不推迟。

　　由于身体受伤，梁思成从小立志“做一个军人”来救国的理想破灭，遂决心学习欧美建筑学的知识，以应用于祖国。这次车祸，给梁思成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40岁左右，他受伤的脊椎患软骨硬化病，忍受着中枢神经受压的剧痛，不得不改在内业工作，并长期身穿铁马甲支撑腰部。

　　对于北京的交通及车祸问题，梁思成是较早发言的一位。1949年 5月8日，他以一个“有二十七年经验的老司机，曾经在欧美、南洋和本市领过司机执照，而又是研究都市计划的建筑师”的“双层资格”，对北平车祸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议，认为要防止车祸，应该治本。“治本的方法，有动的和静的两方面。动的方面，就是管理和指挥的问题……静的方面就是将本市的街道，尤其是交叉路口加以改善，增加安全设备，务使车辆交错时不致互相挤撞，或伤害行人。”他还特别指出， “‘静’的方面，是属于都市计划的问题。这方面的工作是将主要的街道和交叉路口，加以改善……这种工作须先作车辆数量和动态的调查统计，以及对于将来的预测，然后计划道路网或道路系统，改造道路交叉口，增辟城门洞等等。”

　　可见，梁思成对于改善交通的设想，一是加强交通管理，二是要有合理的都市计划，要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道路系统来解决。在后来的“梁陈方案”中，他又与陈占祥将这一思想进行了发挥，提出应通过合理的分区及居住与就业的平衡，“经济地解决交通问题，减轻机械化的交通负担”。这种思想，在今天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如果我们再从这个层面来看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存废，思考的空间是不是会更大一些呢？

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1088063461_chengji/22.shtml

建筑师——陈占祥
陈占祥（Charles Chen）（1916年6月13日-2001年3月12日）城市规划师，建筑师。

　　生于上海，原籍浙江奉化。1935年，上海雷士德工专毕业。1938年8月，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留学。1944年-1945年，获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奖学金，为伦敦大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为阿伯克龙比教授（Sir Patrick Abercrombie）。1946年放弃学业，归国。在上海与友人陆谦受、王大闳、郑观萱、黄作燊共组“五联建筑事务所”。

　　1949年10月，赴北京工作。1950年2月，与梁思成共同完成〈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提出保护古城，另建西城郊新中心，史称“梁陈方案”。

　　1957年，被划为右派，陈被送往京郊沙岭绿化基地劳动改造。1960年，回城，劳动改造继续。1962年，任设计院情报所理论组译员。

　　1979年，与华揽洪一同被平反。任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所总规划师。〈城市规划〉（英文版）主编。1988年1月，应邀赴美国讲学，先后教于任加州伯克利、康乃尔等校。1989年归国。2001年3月12日，逝于北京。

　　毕生致力于提高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水平，在勤奋读书和不断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国内外经验．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规划内容及方法，使我国在城市规划"走向世界"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在英、美等国享有重大声誉。

　　陈占祥的父亲陈传法原是一位裁缝师傅，后来雇了工，当上了小作坊的老板。陈传法苦于没有文化，决心要把自己的下一代都培养成"读书人"。陈占祥是子女中的老大，从小就请了家庭教师练字习画，进了上海澄衷中学之后，又请了葡萄牙籍的教师补习英语，一连四五年，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

　　30年代初，在上海江湾五角场兴建上海新市中心，一座金碧辉煌的中国宫殿式的市政大楼突然出现在上海市民的面前。在充斥着形形色色西洋建筑的半殖民地的上海，冒出一幢有中国民族形式和中国风格的新建筑，这无疑是一件振奋民心的大事。少年陈占祥为之高兴和骄傲，大楼设计人董大酉成了陈占祥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样。这幢中国式的高楼竟决定了陈占祥终身职业的选择。

　　1935年，陈占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雷士德工学院。该学院以已故的英国建筑师的名字命名，对学生的教育以动手实习和工程设计并重，并通过学习鼓励学生报考伦敦大学海外学位。1936年，陈占祥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成为学院第一个取得进入伦敦大学资格的学生。根据规定，他可以选择英国的任何一个大学入学。1937年，日本军队入侵上海，学院被迫停办。但是，学院的密勒老师还继续个别辅导，教授建筑设计的一般原理，指导课程设计。在密勒的建议下，陈占祥于1938年8月从上海赴英，进入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习。

　　但是，陈占祥时刻没有忘记遭受侵略的祖国，出于深切的爱国热忱，他在大学一年级时应切斯特市的一个民间团体的邀请，毅然第一次用英语公开演讲，题目是"中国的抗战"，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此后，陆续受到利物浦市民间团体"圆桌会"、扶轮社、克利普斯夫人援华基金会等的邀请，向英国朋友介绍我国抗战的意义和英勇事迹。其中部分素材选自刚出版的《西行漫记》（斯诺著），这是他的同学中的英国共产党员送给他的。在大学二年级时，他破例地被吸收到大学的讲师团中，成为一名讲师团的正式成员。这个讲师团都是由大学的教授组成，专门为工人业余讲习班服务的。以后的4年中．他向英国工人和社会各界共进行了500多次讲演，内容已从中国的抗战讲到胜利后的建设以及英国的城市规划等方面。

　　1943年，他被选为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担任这一职务。同时，他创办了中国海员俱乐部并兼任秘书长，组织在协约国商船和舰队中服务的中国海员进行文娱、福利活动。以中国海员活动频繁的辟铁街和乔治广场一带贫民窟改造作为城市设计课题，陈占祥完成了他的研究生论文《利物浦中国城》。1944年7月，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创始人、建筑教育家赖雷爵士对该设计的详细介绍和高度评价，盛赞利物浦中国城将是镶嵌在利物浦市的一块璀璨的宝石！当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后，合众社还为此发了电讯。1942年暑假，陈占祥到剑桥大学，遇到刚从重庆回到英国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教授。在教授的指导下，他通读了《古今图书集成》，进一步研究了杰出的建筑学家、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科的奠基人梁思成教授的《清式营造则例》等著作，树立了研究中国建筑要从中国固有文化着眼的基本观点。在英国著名的建筑理论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爵士的指导下，于1945年，写成一篇分析中国建筑的论文，《中国建筑理论》，署名查理·陈。具有国际水平的英国《建筑评论》杂志，以陈占祥的论文为主，组织了英国一些著名的学者撰稿，在1947年7月，出版了“中国专刊”。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陈占祥发现中国建筑最大的特征之一，也是有别于西方古典建筑最多出的一点即中国建筑实际上是由建筑群所组成；中国历史上对城市的格局和建筑群的组合给予高度的重视，并有丰富的实践。于是他开始对中国古代的都市计划理论进行研究，撰写了《中国古代都市计划理论的探讨》一文，发表在利物浦大学《都市计划评论》杂志1945年秋季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