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南宋之临安
靖康变作，二帝被掳，高宗即位于南京（应天府），改元建炎（公元1127年，适为金太宗天会五年），迄宋幼帝昺蹈海死（公元1279年），为时一世纪有半，是为南宋；后金之亡约四十余年。
建炎三年，金兵愈逞，高宗驻跸杭州，以州治为行宫，下诏罪己，自无心于宫室之营建。且适当金人破徐州，焚扬州，宋虽改江宁为建康府，升杭州为临安府，固未遑定都。及金人再度进迫，高宗出走，如越州，奔明州，又航于海入温州。行迹无定，百司零乱。金兵亦追迹至杭州，破越州，屠潭州。游骑又至平江、常州、镇江焚掠，江南处处尚在破坏中，及韩世忠、岳飞挫金将乌珠于江中，绍兴二年，高宗始又如临安。时军事稍振，臣下颇有建议奠都建康以图恢复者。高宗犹豫，“命守臣具图经画建康行宫”，又“命漕臣即平江子城营治宫室”，而尤属意临安。绍兴五年还临安作太庙，挫岳飞北进之策；乃显然欲早定行宫，以苟宴安，绍兴八年，乃定都焉。
高宗诏曰：“..朕荷祖宗之休，克绍大统，夙夜危惧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抚绥淮甸既已。..是故复还临安，内修政事，缮治甲兵以定基业。非厌霜露之苦而图宫室之安也..。”实则绍兴元年，已诏守臣修内司百间[1]，“二年九月，南门成，诏名行宫之门；三年诏梁汝嘉创廊庑于南门之内”[2]。四年八月，知临安府梁汝嘉奏明堂行礼，殿成。此即临安初创时之正殿，盖“凡上寿则曰紫宸殿，朝贺则曰大庆殿，宗祠则曰明堂殿，策士则曰集英殿，四殿皆即文德殿随事揭名也”[见注1]。高宗自绍兴初年蓄意议和，受制于秦桧，坐失兵机，迄三十二年禅位于孝宗，自“以秦桧旧地作德寿宫，凿池引水，叠石作山”[3]，优游其间，无非皆“图宫室之安”者，园苑建造之频，尤甚于其后诸帝。为太上皇时曾“甃石池以水银浮金凫鱼于上。..指示曰水银正乏，此买之汪尚书家”[4]。实不失当艮岳之裔。
南宋宫室制度，初创时因国耻未雪，诸多顾忌，未克任意施展，仅就州城府治兴葺重造，故云“皆从简省”。临安州治本为钱王宫，地址虽较他州宏敞，宋建之正殿，碍于时势，未曾侈大；及增垂拱，崇政“其修广仅如大郡之设厅”。《舆服志》云：“其实垂拱崇政二殿，权更其号而已。殿为屋五间，十二架，修六丈，广八丈四尺。殿南檐屋三间，修一丈五尺，广亦如之。两朵殿各二间。东西廊各二十间，南廊九间，其中为殿门，三间六架”[5]。孝宗又以“殿后拥舍七间为延和殿，其制尤卑，陛阶一段，小如常人所居”[见注5]，其“上梁文云：听朝决事，兼汴都延和崇政之名..”[6]。崇政究与垂拱易名，抑与延和同为一殿，尚待考证。正殿宫阁无多，又随时异额，勉袭汴都旧名，尤显其隘窄。
及和议成，韦太后回銮，“宫中庆典复始”，禁城内外乃年年增建。绍兴八年，作慈宁宫；绍兴十二年作太社太学；十三年筑圜丘，景灵宫及秘书省；十五年作内中神御殿（钦先孝思殿）；十六年广太庙；十七年作玉津园，太一宫，万寿观..”。禁中则营祥曦福宁等殿及后苑堂阁。十八年至二十八年间，曾增筑皇城，外城及宫前丽正门御路，建执政府，筑两相第，太医殿，尚书六府等[7]。高宗禅位后所辟别宫,园苑及所赐府第,私园，亦多工巧靡丽，但建筑无宏大者。继后各朝所增造亭榭及便殿，或为习射蹴鞠，或揽湖山之胜，多为宫庭宴游而作，偏安一隅之南宋首都，盖风雅有余，气魄不足，非复中原帝京之气象，建筑多水榭园亭之属，大殿无所增置，史志美其名曰“务简约，不尚华饰，以遵祖制”耳。
临安外城“包山距河，故南北长峙”[见注3]。凡十三门，东壁有七门，西壁临湖有四门。其中涌金门为“北宋政和六年重建，颇极壮丽”[见注3]。南北则仅各有一门：南即嘉会门，稍偏西与皇城丽正门引直；北曰余杭，亦曰北关。外另有水门五。全城“东沿河（钱塘江）西至山岗（凤凰山），自平陆至山岗，随其上下，以为宫殿”[见注3]。形势乃不规则之山城。
“绍兴十八年，名皇城南门曰丽正，北门曰和宁，东苑曰东华。..皇城周回九里”[见注2]，南面丽正“其门有三，皆金钉朱户，画栋雕甍，覆以铜瓦，镌镂龙凤飞骧之状，巍峨壮丽，光耀溢目。左右列百官侍立阁子，登闻鼓院，检院相对，悉皆红杈子，排列森然，门禁严甚”[8]。外城之嘉会门，营建亦精，其“城楼绚彩，为诸门冠”。盖南门为御道，“至丽正门计九里三百二十步，皆潮沙填筑，其平如席，以便五辂往来”[见注8]，过南郊，从此幸郊台也。
自大内北出和宁新路，井市最盛，“南北宝玉珍异，花果时新，海鲜奇品，悉集于此”，一若汴京时之东华门外，和宁门之重要亦乃临安河道及市区地位所使然。门“在仁孝登平坊巷之中。亦列三门，金碧辉映，与丽正同，门外列百僚侍班阁子..”。其内因与宫中后殿密迩，故帝后臣僚率多出入于此。“皇后出宫，至祥曦殿，上升龙檐，出和宁门”。“皇帝御垂拱殿，提举等官奉迎诸书至和宁门，步导至垂拱殿，各取合进呈..”[见注3]等。
皇城内之宫殿，随事给名，后代改额，不易悉考。前殿建于绍兴四年，行

德寿宫“在望仙桥东，高宗倦勤，即秦桧旧地筑新宫。..内禅后遂移仗居焉。都人称为北大内。凿大池，续竹笕数里，引湖水注之。其上垒石为山，象飞来峰，有堂名冷泉，楼名聚远。又分四地为四时游览之所”。其中布置精雅，花木泉流，多有匾额亭榭之名，尤为新颖。至孝宗禅位亦居之，改名重华宫[见注3]。
外御园有玉津，聚景（东园），富景（西园），集芳，屏山诸园、玉津园为帝王较射之所，在嘉会门南四里洋泮桥侧，清时在杭州龙华寺后，犹得见。淳熙八年十年驾幸玉津园，韩彦直等扈从题名，俱正书摩崖。聚景园之南门在清波门外，北门在涌金门外，西湖之东岸也。亭宇皆孝宗御匾，尝请两宫临幸，后光宗宁宗亦皆奉太后同幸。乾淳起居注云：“淳熙六年..幸此园，太上太后至会芳殿降辇，上及皇后至翠光降辇，并坐瑶津西轩入御筵。..遂至锦壁赏大花牡丹约千余丛，又至清辉少歇，由翠光登御舟入湖..泊花光亭，仍至会芳少歇还内”[见注11]，其布置略可窥见。富景以芙蓉临池秀发，高孝两朝尝登龙舟卧看，建筑不详。集芳在葛岭，前临湖山，园归太后，藻饰甚丽，诸匾皆高宗御题。屏山园在钱湖门外，正对南屏，又名翠芳。理宗“开庆初，内司展建东至希夷堂，直抵雷峰山下..水环五花亭外”。“内有八面亭”，其建筑显为纤细亭榭之属[见注3]。
其它如庆乐园，光宗曾以赐韩侂胄，后复归御有。内多古桂，亦有“十样亭榭，工巧无二。射圃，走马廊，流杯池，山洞，堂宇宏丽，野店村庄，装点时景”，谢太后府园歇凉亭之布置，则尤着重滨湖亭馆之建筑。“有眉寿堂，百花堂，一碧万顷堂，湖山清观，皆宏丽特甚。..第宅百余间，后为元帅夏若水所居。..元夕放灯，上下辉映”。高宗所赐杨存中之水月园，其中之水月堂“俯瞰平湖，前列万柳”，亦为近水堂榭，西湖园苑之特征也[见注3]。
南宋宫中殿宇无宏大之作，禁御则皆亭榭窈窕，曲径通幽，为优游忘世，高雅情绪之所托。其配属实创园亭设计之另一意识。北宋洛阳诸园，本已渐有江南气息，倾向雅素，避脱侈丽之作，着重自然之美。宫苑中延福开其端，艮岳继其后，因无天然湖山之便，蔡京用朱冲父子，以人工兴筑，致成花石之扰，反病奢狂。高宗定都临安，以园苑论，实得山川之助，继艮岳之态。造成庭园建筑之佳例。吴中则自政和以后，进奉花石，开始叠假山之风，为之者愈多。其著者如光宗时之俞澂所作石山，秀拔有奇趣[12]。
南宋建筑每单位之结构本嗣北宋崇宁格式。绍兴初“平江郡守王■承兵火之余，兴葺官署学校，不遗余力，又重刊营造法式，即世所称绍兴本者，故其兴作犹遵奉汴梁遗法”[13]。证之今日江南最大南宋殿宇，苏州玄妙观之三清殿亦可识其大略，“此殿自南宋淳熙六年重建后，迄今七百五十余年，虽迭经修治，然迄无再建之纪录”[见注13]。
王■究心艺事，尤重建筑。平江府治“北垣之齐云楼，循城为屋，轮奂雄特，一时称最。吴人至谓兵火之后，唯王■重建此楼，差胜旧制”[见注13]。此盖与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等同一性质之城上台观也。其下为府治宅堂北之斋园，亭轩柱廊，亦皆■之经营。绍兴十五年，又绘大成殿两庑，创讲堂辟斋舍。十六年重作圆妙观两廊，“画灵宝度人经变相。召画史工山林人物楼橹花木各专一技者，分任其事，极其工致”[14]。■与梁汝嘉先后直宝文阁，皆监修平江府治及临安行宫最力者，北宋建筑遗法之得以传播江南，■尤有功焉。盖当时民间建筑严受限制，“凡庶民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微官府之不时兴修，建筑艺术及法式最易废弛。董其役者，既以旧法为重，则技术虽有演变，系统究不中断。
宋代陵寝依其分布，可别为三区。“保定诸陵，皆开国后追建者；巩县为太祖，太宗以下诸帝后之陵，及乾德间徙建之宣祖安陵，在宋陵中规模最为宏巨；最后为南渡诸帝之陵，权厝于会稽宝山，称为‘攒宫’，示异日恢复中原，归葬巩洛也”[15]。
北宋陵寝北域悉围以竹篱，谓之“篱寨”。篱寨有内外之别，外篱在前。建有神御殿，斋宫，东西序，神厨，库室，公宇等，位在山陵下，故称“下宫”。“外篱之后为内篱，其范围包括石象生，献殿，陵台，谓之上宫”。上宫为陵之主体，其平面布置系“于南端建有鹊台，次乳台，次象生，次神墙，每面各辟一门，门内更为正方形之陵台，其下即帝后埋骨所也”[见注15]。
南宋攒宫制度，比之巩县诸陵，则大小悬殊，不可同日而语；然除象生陵台数者外，其上下二宫，犹能具体而微，遵奉旧制。诸帝攒宫，凡所设施，乃参酌时宜，适合南渡后之物力，故废象生神墙及方上陵台，而藏梓宫于上宫献殿之后，为龟头屋覆之。明清方城明楼之制，或即由此演变，而又另成形制，盖亦迥然与古代陵墓布置不同。此实研究我国陵墓沿革之可注意者。
永思陵者，高宗之陵也。建于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冬，至翌年春季落成。陵之规模及间架尺寸，与彩画瓦饰材料，见于周必大思陵录者异常详密[见注15]。“下宫之构成

第六节 五代·宋·辽·金之实物
自五代、宋以后实物存者渐多，依其结构，可分为木构、砖石塔幢及其它三类分别叙述之。就年代言，辽与北宋约略同时，金则略当南宋而短，故所举各例，但以年代为序，不分南北畛域也。但就地方特征言，则凡边疆地带去文化中心愈远则其所受文化新兴影响愈迟。当宋之世，虽在战争中屡败于辽、金，而在文化上则辽、金节节俯首于汉族。文物艺术之动向，唯宋是瞻。自实物观之，同时代之遗物，凡边陲所见胥保存前期特征较多焉。
一 木构
正定县文庙大成殿[1]（第37、38图） 河北正定县文庙大成殿平面广五间，深三间，由柱四列构成。单檐九脊顶，斗拱雄伟，檐出如翼。斗拱双杪偷心，第二跳跳头施令拱，与耍头相交。斗拱但施于柱头，无补间铺作；其转角铺作后尾出华拱四跳，全部偷心，其第四跳与抹角枋一足材相交，至为简洁。内柱之上，以大斗承四椽栿，栿上更施驼峰以接受平梁。平梁之上侏儒柱瘦小，而挟以粗壮之叉手，以承脊榑。殿建造年代，文献无可征；文庙则明洪武间建，而殿则绝非明构，殆就原有寺观改建者，而大成殿乃原有之大殿也，以殿结构之简洁，斗拱权衡之硕大，可能为五代或宋初所建。
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2] 在天津蓟县城内。寺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年（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规模颇为宏大。寺历代屡经重修。清代且以寺东部改建行宫。致现存殿宇唯山门与观音阁为原构。
观音阁（第39—42图） 上下两主层，并平坐一层，共为三层（第39图）。凡熟悉敦煌壁画中殿宇之形状者，无不一见而感觉二者之相似者也。阁平面长方形，广五间，深四间，柱之分配为内外二周。阁正中为坛，上立十一面观音塑像；阁层层绕像构建，中层至像股，上层楼板中留六角井至像胸部（第40图），下层外檐柱头施四杪重拱铺作，隔跳偷心，仅于第二跳施重拱，第四跳施令拱承替木。第三跳华拱则后尾延长为乳栿，以交于内柱铺作之上。补间则仅在柱头枋隐出重栿形，不出跳。内柱较外柱高一跳，铺作双杪重拱以承中层像阁道；其第二跳华拱后尾，即外檐第三跳华拱后尾所延长而成之乳栿也。内柱铺作之上叉立平坐童柱。
第二层为平坐层，介于上下两主层间，如“亭子间”然。其外柱不与下檐柱相直，而略退入，柱头铺作出三杪，内柱则叉立于下层斗拱之上，即所谓“叉柱造”者是。其柱头铺作出两杪，以承上层楼板绕像胸之六角井口。井口之四斜面，以驼峰承补间铺作（第41、42图）。
上层九脊顶，外柱用双杪双下昂铺作，其第一及第三跳偷心。第二跳华拱后尾为乳栿，昂尾压于草乳栿之下。内柱华拱四杪，亦以第二跳后尾为乳栿。其第四跳上承四椽栿以承斗八藻井。
阁所用斗拱与佛光寺大殿相似之点甚多，但所用梁栿均为直梁而非月梁。除佛光寺大殿外，此阁与山门乃国内现存最古之木构，年代较佛光寺大殿后一百二十七年。十一面观音像高约十六米，为国内最大之塑像，与两侧胁侍菩萨像均为辽代原塑，富于唐末作风。
山门（第43、44图） 在观音阁之前，广三间，深两间，单层四注顶。其与敦煌壁画中建筑相似，亦极显著，其平面长方形，前后共用柱三列，柱头铺作出双杪，第一跳华拱偷心，第二跳跳头施令拱，后尾亦出双杪偷心，以承檐栿。檐栿中段则由中柱上双杪铺作承托，其补间铺作，以短柱立于阑额上，外出华拱而跳，以承橑檐榑，内出四跳，以承下平榑。其转角铺作后尾亦出华拱五跳，以承两面下平榑之相交点，山门不施平暗，即营造法式所谓“彻上露明造”者，故所有梁架斗拱，结构毕露，条理井然。檐栿之上，以斗拱支撑平梁；平梁上立侏儒柱及叉手以承脊榑。在结构方面言，此山门实为运用斗拱至最高艺术标准之精品。山门四注屋顶，正脊两端之鸱吻两尾翘转向内，为五代宋初特有之作风。大同华严寺辽重熙七年薄伽教藏内壁藏之鸱吻形制亦与此完全相同。
永寿寺雨华宫校注[11][3]（第45—47图） 在山西榆次县源涡村。殿建于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深广各三间，平面正方形；其内柱仅有前两柱，故其横断面成为营造法式所谓“六架椽屋，乳栿对四椽栿，用三柱”之制，其内柱以前之面积则作为殿之前廊。斗拱单杪单昂。华拱跳头偷心，后出承栿，其昂头施令拱，与昂嘴形耍头相交。昂尾则压于上一架梁头之下，结构至为简洁合理。此殿亦无平闇，彻上露明造，无草栿。梁栿均为直梁，各架以驼峰及斗拱支撑。屋盖为九脊顶，即清式所谓歇山者，其各缝梁架间用■间相互联络支撑，全部遂成为富有机能之构架。此殿屋脊用瓦叠砌而成，有显著之生起。脊端鸱吻颇瘦高，可能为当时原物。
大奉国寺大殿校注[12][4] 在辽宁义县。建于辽太平元年（公元1021年）。广九间，单层四注顶，盖辽代佛殿之最大者也，其外檐斗拱双杪双下昂，隔跳偷心重拱造。其特可注意者，转角铺作于角栌之旁，在正侧两面，各加“附角斗”，别加铺作一缝，如法式所谓平坐缠柱造之制。其补间铺作亦出双杪双下昂，与柱头铺作相埒。内部梁架尚保存原画彩画，卷草、飞仙等，

正定龙兴寺[见注1] 河北正定县龙兴寺，本隋之龙藏寺，而龙藏寺碑，素为金石书法家所珍爱者，至今仍屹立寺中焉。寺于宋初曾经太祖敕重建，铸四十二臂观音七十三尺金铜像，覆以大悲阁。清乾隆间，毁寺西部建立行宫，其后让归天主教建立教堂。然寺现存中线上主要建筑则尚多宋代遗构。乾隆建立行宫时，曾大修殿宇，然其重修，唯知遵从清工程做法则例，对于古构之特征视若无睹，对于仿古或复原状方面未尝作丝毫之努力或尝试，故在一建筑物中宋清部分虽相互混构，而区分划然不乱，其山门及大悲阁及阁两侧之集庆阁御书楼皆为此类不同时代特征之混合产品，阁前右侧之转轮藏殿及前面正中之摩尼殿，则保存原状较多。
（一）摩尼殿（第50、51图） 在大悲阁之前。殿建立确实年代无可考，揆之形制并文献间接反证，当为宋初创建校注[16]。殿平面近正方形，广七间，深六间，其四面各出抱厦一座。其外观为重檐九脊殿，四面抱厦各以山面向前，在立体上由若干单位层叠联络而成，富有趣致，此盖唐宋以前所常用，屡见于当时图画，至明清以后，而逐渐失传之制也。摩尼殿斗拱，上下檐均为单杪单昂偷心造，但耍头斫作昂嘴形，且微斜向下，故所呈现象，有类单杪重昂者。补间铺作出斜拱，略如佛光寺文殊殿所见，故在视觉上，其著重似不在柱头铺作而反在补间矣。
（二）转轮藏殿（第52—54图） 在摩尼殿之后，与慈氏阁相对立于大悲阁之前。殿平面三间正方形，前出雨搭，实为一重层之阁。其下层遍前安转轮藏一，故两前内柱间之距离须略加宽，以容转轮藏。上层无雨搭，四周有平坐；上檐之下，另有腰檐一周；顶为九脊顶。上层梁梁架因前后做法不同，遂用大叉手，成一简单之Truss。其它榑枋襻间，绰幕，驼峰等，交相卯接，条理不紊，毫不牵强，实为梁架结构中之上乘（第53图）。其上檐斗拱，耍头亦斫作昂嘴形；其上另出蚂蚱头与替木相交，揆其形制，与晋祠大殿颇有相似之处，盖或亦北宋中叶所建耶。
殿下层中央之转轮藏，为一八角形旋转书架，中有立轴，为藏旋转之中心。其经屉以上，作成重檐状，下檐八角，上檐圆，下檐斗拱出双昂三下昂，上出椽及飞椽，角梁等等，一如《营造法式》之制；上檐出五杪重拱计心，其上不用椽，仅用雁翅版，上施山华蕉叶，为宋初原物无疑，今经屉部分已全毁。
晋祠正殿献殿及飞梁[5] 晋祠在山西太原西南，为并垣名胜，清泉出之，其地风景清幽，颇多山林自然之趣。有圣母庙，其正殿、殿前鱼沼，及其上飞梁，沼前献殿，并献殿前之金人台，合成一组，为布置之中坚。
（一）正殿（第55图） 志称殿建于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就形制论，当属可信。殿重檐九脊顶；平面广七间，深六间，殿身五间，周匝副阶，其前廊深两间，异常空敞。下檐斗拱，柱头铺作出平昂两跳，单拱计心造，其昂两层实以华拱而将外端斫作昂嘴形者，为后世常用之昂形华拱最早一例。其耍头作蚂蚱头形，其后尾为华拱两跳，以承乳栿。补间铺作单杪单下昂，与令拱相交之耍头亦斫作昂嘴状，故呈现单杪双下昂之现象，形制与正定摩尼殿极相似，盖宋初特征之一也。其后尾则出华拱三跳，昂尾斜上以承榑。上檐则柱头铺作为双杪单下昂，第一跳偷心，但跳头施翼形拱。第二三两跳均施单拱。耍头出作昂嘴形，昂后尾压于栿下。补间铺作则为单杪重昂，其昂乃平置之假昂，其耍头则作蚂蚱头形。此用真昂与假昂之两种斗拱，在上下两檐适互调其位置，可谓穷极伎巧者矣。此殿角柱生起颇为显著，而以上檐柱为尤甚。
（二）献殿（第56图） 小殿三间，九脊顶，四周不筑墙壁，第于栏墙上安叉子，如凉亭然。其斗拱与正殿下檐斗拱几完全相同，全部所呈现象颇为灵巧豪放。
（三）飞梁（第57图） 正殿与献殿之间，方池曰鱼沼，其上架平面十字形之桥，曰飞梁。在池中立方石柱若干，柱头以普拍枋联络，其上置大斗，斗上施十字相交之拱，以承桥之承重梁，此即古所谓石柱桥也。此式石柱桥，在古画中偶见，实物则仅此一孤例，洵为可贵，此桥年代殆亦与两殿同时。
广济寺三大士殿[6]（第58、59图） 在天津宝坻县城内。殿建于辽太平五年（宋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殿单层四注顶，平面长方形，广五间，深四间。其内柱之前面当心间两柱，向后退入半间，以增广殿内前部地位，因而其上梁架与次间缝柱上之梁架异其结构，而产生富有趣味之变化。外檐斗拱双杪重拱计心造，其后尾两跳偷心，以承梁，梁之外端则斫作耍头，与令拱相交。补间铺作亦出双杪以短柱支托大斗，立于普拍枋上。其后尾则四跳偷心以承榑。如独乐寺山门之制。殿内“彻上露明造”，各层梁架均以斗拱承托，各缝梁架间以襻间牵引联络，条理井然。屋顶正脊两端，鸱吻颇高而直，略近长方形；垂脊仙人及蹲兽，均有为辽代原物之可能，观音，文殊，普贤三大士像，相传为元刘銮塑。河北新城县开善寺大殿校注[17][7]，规模结构均与此殿相似，殆亦同时期物也。
华严寺薄伽教藏及海会殿[8] 寺在山西大同县城西门内，为辽代巨刹。现存殿宇分为两组

佛宫寺释迦木塔校注[18][见注3]（第63—65图） 在山西应县城内，塔立于寺山门之内。大殿之前，中线之上，为全寺之中心建筑。辽清宁二年（宋仁宋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建，为国内现存最古木塔，塔平面八角形，高五层，全部木构，下为阶基，上立铁刹，全高约六十七米，塔身构架，以内外两周柱为主，其第一层于塔身之外，更加周匝副阶，型成第一层重檐之制。以上四层均下为平坐，上出檐，层层相叠。最上层檐合为八角攒尖顶，其上立铁刹。内外柱之上均施斗拱。上承乳栿以相固济，其上更施草栿，每层之平坐柱即立于下一层之草栿上。内周各层柱，均微侧脚，下四层均上下中线相直，顶层乃退入少许。外檐柱则各层平坐柱均较下一层檐柱微退入，促成塔全部向上递收之势。其外檐斗拱，副阶出双杪，偷心；第一第二两层出双杪双下昂，如独乐寺观音阁上层檐所见，第三层三杪，第四层双杪，第五层半拱承单杪。其补间铺作有以驼峰短柱承大斗者，有以斜拱相交者，如善化寺大殿及普贤阁所见。平坐铺作，第二，第三，第四，三层均出三杪，第五层出双杪。内槽斗拱，一律出华拱四跳，跳头或施横拱或偷心不等。总计各层内外共有斗拱三十余种，胥视其地位功用之不同而异其结构及形制。塔最下层内外柱两周均甃以土■墙。上四层外柱间，除四正面当心间辟门外，其余各间俱作木条编道抹灰墙，上四层内柱间无墙壁，但立叉子。塔顶刹以砖砌仰莲两层为坐，上又为铁仰莲一层，以承覆钵，相轮，宝盖，圆光等部分，各层佛像均为辽代原塑，颇精美。
万安寺后殿[见注3] 在山西太谷县城内。小殿三间，九脊顶，其斗拱形制与晋祠圣母庙正殿极相似，当亦为天圣间物（第66图）。
安禅寺前殿[见注3] 在山西太谷县城内。亦为三间，九脊小殿。其单杪斗拱至雄伟，亦为北宋初期木构。
开元寺三殿[9] 寺在河北省易县城内东北隅，主要建筑有毗卢，观音，药师三殿。东西横列，其配列法颇为奇特。寺创于唐开元间，现存三殿当为辽末乾统五年（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所重修。
（一）毗卢殿 殿在寺中线上，平面三间正方形，单檐九脊顶。外檐斗拱双杪重拱计心，次间补间铺作与转角铺作相联，成为缠柱造。斗拱后尾一律偷心。殿内斗八藻井，下部排列斗拱，上部则于阳马之间，以小支条，配列菱形格，当为辽代原物。檐柱及榑，断面皆近于八角形，至为奇特（第67图）。
（二）观音殿 在毗卢殿之东，平面三间正方，单檐九脊，如毗卢殿而略低小；结构亦较简单。斗拱在栌斗口内施替木以承华拱一跳，如华严寺海会殿及佛宫寺木塔顶层所见。盖卢殿。
（三）药师殿 在毗卢殿之西，广三间梁二间单檐四阿顶。外檐斗拱双杪偷心，跳头仅施替木，无令拱，每间用补间铺作一朵。其柱头铺作承梁栿，而补间铺作后尾仅承平棋藻井，两者荷载截然分划，不相淆乱为仅有之孤例。净土寺大雄宝殿[见注3] 山西应县城内。建于金天会二年（公元1124年）。殿三间单檐九脊顶。斗拱单昂每间补间铺作两朵。其普拍枋广厚与阑额同，与善化寺三圣殿山门相似之点极多。然就柱高与斗拱之关系言，则此殿斗拱之比例较为雄大也。
少林寺初祖庵大殿[10]（第68、69图） 寺在河南登封县嵩山，为我国著名古刹，庵在寺西北约二里许。殿为近正方形之三间小殿，单檐九脊顶。建于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 年）在时间与空间上为与《营造法式》最接近之实物。殿内外诸柱皆八角石柱。后内柱向后移约一架以安佛座。檐柱有显著之生起，阑额至角出头斫作■头，其上未施普拍枋。外檐斗拱单杪单下昂，重拱计心造，其转角铺作与柱头铺作俱作圆栌斗，补间铺作用讹角栌斗。其令拱位置较第一跳慢拱略低，均《营造法式》之定制也。殿前踏道中间夹入垂带石一列，殆即明清殿陛御路之前身。殿檐柱雕卷草式荷渠，内杂饰人物飞禽之类；内柱浮雕神王，墙护脚雕云水鱼龙等；佛座下龟脚及束腰所饰卷草文，均极精美。
善化寺三圣殿及山门[见注8] 大同善化寺，除大雄宝殿及普贤阁二辽建外，尚有三圣殿及山门，均金天会六年至皇统三年间（公元1128—1143年）重修时所建也。
（一）三圣殿（第70图） 位于大雄宝殿之前，山门之后。平面长方形，广五间，深四间，单檐四阿顶，内柱共八，四为主柱，四为辅柱，其当心间两主柱，置于后面第三榑缝下，为内柱通常位置，其上前为六椽栿，直达前檐柱，其后则为乳栿。次间缝两主柱则向前移一榑缝分位，前为五椽栿，后为三椽栿。柱与栿相交处辅以庞大之合■，至为雄伟，外檐斗拱出单杪，双下昂，重拱计心造，其柱头铺作，华拱第一跳直接承托六椽栿，昂嘴遂成插昂，补间铺作则昂尾挑起承榑及襻间；当心间者且跳头施斜拱，成为复杂笨拙之组合。转角铺作于角斗两侧安附角枓，每面添出铺作一缝为缠柱造。柱头之间，阑额之上，安普拍枋，甚为淳厚，其下更加由额一道，异于古制。此殿屋顶举高适当前后橑檐枋间距离之三分之一，与法式规定大致符合。
（二）山门（第72、73图） 在三圣殿之前，为善化寺之正门。门广

玄妙观三清殿[11]（第76、77图） 在江苏吴县城中央。殿建于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为江南现存最古木构[19]。平面广九间深六间重檐九脊顶。其柱之分布，最为规则，无缺减变动者，内外柱共七列，列十柱，共七十柱。殿之斗拱，下檐单昂，柱头铺作昂嘴，事实上为华拱之延长，其上承月梁，梁头出为耍头，斫成霸王拳状。其补间铺作昂尾挑起，以承下平榑下令拱。上檐斗拱则柱头补间均为双杪双昂，但其昂仅为华拱前端雕出假昂形，其后无昂尾挑起之杠杆作用。至于上檐内槽斗拱，双杪之上，前后对施上昂，为唯一孤例，至为珍贵。
曲阜孔庙碑亭[12]（第78图） 曲阜孔庙大成门外有碑亭十三，其中二亭建于金明昌六年（公元1195年），为孔庙最古之建筑物。亭平面正方形，重檐九脊顶；檐柱石制，八角形，下檐斗拱单杪单昂重拱计心造，昂尾交于上檐柱间枋上。上檐斗拱单杪双下昂，第二层昂尾挑起，以承下平榑及两际平梁之下。两檐椽及顶部梁架，恐为清代改作。
二 砖石塔幢
栖霞寺舍利塔[见注8]（第79、80图） 在江苏江宁县栖霞山栖霞寺。塔全部石造，平面八角形，共五层（第79图）。初层塔身颇高，立于堂皇富丽之须弥座及仰莲座上。须弥座下更有阶基两级，最下乃敞阔之阶基也。阶基地栿之上，压阑石之下，以间柱分间，其上周施勾片斗子蜀柱勾栏，正面则置踏道以升降，角上则立八角形望柱。须弥座下方涩两级，鐫压地隐起斗八水浪龙凤宝相华等文，雕刻极精。须弥座束腰刻佛迹图。塔身每角立倚柱，正面刻作门形，其余各面浮雕金刚菩萨等像。柱头之间有阑额，但无斗拱，仅出混石一层以承檐。以上各层塔身低矮，每面作二龛像，各层檐均刻作椽子瓦陇形塔下部埋没已久，至民国十九年重修，始将阶基掘出，并得残勾栏一段，因得照式补制，恢复旧观（第80 图）。全部重修工作，除塔刹形制或有可疑外，至为谨慎精审，开我国修葺古建未有之佳例。其计划人乃中国营造学社社员，中央大学建筑系卢树森刘敦桢二教授也，塔之建造年代无确实纪录，然考其建筑形制与雕刻作风，当为五代吴越王朝物。
灵隐寺双石塔及闸口白塔[见注2]（第81图） 均在浙江杭州，灵隐寺塔立于寺大雄宝殿之前，闸口塔则在闸口车站铁轨之间。三塔形制大致相同。塔全部石造，平面八角形，高九级，立于须弥座上，为模仿木构形制之忠实模型，就功用言，则实为塔形之经幢也，三塔大小高低大致相同，高十米强。每层塔身八角均立圆柱，上施阑额。塔之四正面刻作假门，门侧刻菩萨像，其余四隅面则无门窗，但刻佛菩萨像。柱额之上。各层均雕单杪单下昂铺作以承檐，除第一层外，各层之下均承以平坐，平坐铺作则均为简单之一斗三升。塔顶刹已残毁，但仰莲座、刹杆及相轮七重尚存。诸塔建造年灵隐寺双塔，就其形制及文献资料推测，当为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吴越忠懿王钱弘俶重拓灵隐寺时所建，实北宋一朝最古之建筑物也。
繁塔[13]（第82图） 河南开封之名胜也，塔建于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平面六角形，现只存三层，乃明初为“铲王气”削改之余，原有层数已不可考。塔身各层以双杪斗拱承檐，密密排列，除泥道拱外，无横拱，檐部仅较斗拱略出，恐已非原状；上二层塔身之下，均有平坐，其斗拱与檐同。各层塔身遍镶小佛像砖，南北两面作圆券门，塔中心为六角形小室。室顶叠涩，中留小孔，由下可望见二层以上。三层以上，改建六角形塔尖，已非宋代原状。
罗汉院双塔[11]（第83、84图） 江苏吴县。双塔各七层，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王文罕兄弟所建。二塔平面皆八角形。四正面各辟一门达中央方室。方室四层，每层方向以四十五度相错，故各层门窗位置富于变化。塔第一层重檐，阶基两重，以上六层皆下平坐，上出檐，各层檐斗拱除第七层出华拱二跳外，余皆一跳。斗拱之上，出檐结构，以菱角牙子与板檐砖三层逐渐挑出，至角微翘起，其上施瓦陇垂脊。塔身各层外壁，每角立八角柱，柱间砌作阑额，地栿，槏柱，直棂窗等，忠实模仿木构形制。塔内方室下五层，亦于四隅立柱砌枋额地栿等，其上亦出斗拱。塔顶之刹，以木为杆，覆钵相轮宝盖圆光等，虽屡经后代修理，仍大致保存宋初原形。
虎丘塔[见注11]（第85图） 江苏吴县虎丘灵岩寺塔，亦此式塔之著名者也。塔八角七层，塔身各层各隅砌圆柱，上施阑额，并槏柱壶门。阑额之上为砖砌斗拱，双杪重拱偷心造，各层斗拱之上更用菱角牙子两层出檐，其形制与双塔极相似。塔门近已封闭，内部未能调查。塔年代文献无征，揆之形制似当与双塔约略同时校注[20]。
正定木塔[见注1]（第86图） 在河北正定天宁寺。塔九层，平面八角形。塔身下四层为砖造，上五层木造，各层砖面砌出柱枋斗拱等，砖砌斗拱多，颇紧促，其上砖砌平坐则无斗拱。上五层木构部分则斗拱权衡比较正常。其斗拱七层全部出单杪。塔刹金属制，已部分毁坏，塔建造年代无可考，揆之形制，当属北宋中叶。
法海寺石塔[见注10] 在河南密县城内，塔建于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有

涿县北塔及南塔[见注9]（第95图） 河北涿县云居寺塔及智度寺塔，均为模做木塔形制之砖塔。塔之最下层基座，及第一层塔身，并阑额斗拱腰檐等与普寿塔完全相同；但第一层以上为第二层平座，其上塔身，又完全与第一层塔身相同；如此逐层相叠，第各层高广略递减耳。其塔身均于四正面辟圆券门，四隅面砌假直棂窗，模仿木构至为忠实（除圆券门外）。其原范即应县佛宫寺木塔之形式也。云居寺塔俗呼北塔，高六层，辽大安六年（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建。其以偶数为层数，颇为罕见。智度寺塔俗呼南塔，五层；易县城内千佛塔，三层；辽宁白塔子白塔，七层；均属此式，盖亦约略同时所建也。
邢台天宁寺塔[见注7] 在河北邢台，其下第一层塔身以下，与其它辽塔相同，其上但出叠涩檐三重，而顶上乃以类似喇嘛之窣堵坡为刹。河北房山县云居寺北塔，蓟县观音寺白塔，易县双塔庵西塔，皆属此型，亦辽代所特有之塔型也。
云居寺南塔及北塔[16] 房山县云居寺两塔，南塔为普寿寺塔塔型，北塔为邢台天宁寺塔塔型。但两塔均有大方阶基，阶基四隅各立一小塔，盖即“金刚宝座”或“五塔”之义也。
六和塔[17] 在浙江杭州钱塘江岸开化寺，为国内著名佛塔，塔建于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为模做木构形之八角七层砖塔，与吴县双塔同属一型者也。今塔之外表为八角十三层矮拙之木构，实则此塔原形与现状大异，乃权衡秀丽之砖塔也。原有檐及斗拱均已朽毁，但壁面砌出柱额尚存。塔平面之布置，中为正方小室，梯级周绕而上，至各层为廊，在各正面辟为壶门。自第一至第六层走廊，及第二至第五层内室壁面均砌作阑额斗拱（第96图），江南宋塔似此者颇多，西湖雷峰塔保俶塔皆同属此型。
三圣塔[见注10]（第97图） 河南沁阳县天宁寺三圣塔，建于金大定十一年（宋孝宗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平面正方形，中为方室，各层楼板已毁，故上下通彻。方室之外走廊围绕。塔下为石造阶基，塔身上砌普拍枋，枋上施一斗三升斗拱，斗口出耍头，其上叠涩出檐十三层，轮廓颇秀丽。
白马寺塔[见注10]（第98图） 河南洛阳东约二十五里白马寺，相传创建于汉明帝永平末年，为国内渊源最古之佛寺，然寺内现存最古之建筑，则仅金大定间建一砖塔而已。塔平面四方形。下为须弥座两层，立于八角形阶基之上，塔身上部砌出普拍枋与一斗三升斗拱，其上以菱角牙子与叠涩出檐十三层，与三圣塔外观几完全相同。五代以来中原塔式已作八角形，方形者已极罕见。但塔身以下之高基，则非唐代所有也。
临济寺青塔[见注1]（第99图） 河北正定临济寺塔，俗呼青塔，金大定二十五年（公元1185年）建。塔平面八角形。四方石坛之上，先立八角石基，基上始为砖砌须弥座及平坐栏干，再上为莲座。莲座之上为塔身，八隅均砌圆柱上砌阑额，普拍枋及双杪斗拱。以上出檐九层，第二层以上均出单杪斗拱。塔顶以双层仰莲座立金属刹。塔形态秀丽，为辽金最通常型类，与涿县普寿寺塔极相似。河北赵县真际禅师塔，亦建于金大定中，形制亦极相似。
广惠寺华塔[见注1]（第100、101图） 在河北正定城内，形制甚为特殊，为国内佛塔中一孤例。塔由一“主塔”，四隅附以四“子塔”联合而成。主塔高三层，平面八角形，四正面辟门，四隅面各附以六角形单层子塔。主塔及子塔壁面均砌出枋额门窗等。主塔三层出檐，除第三层平坐外，均有斗拱；第三层之上为高大之圆锥体，表面塑出多数单层方塔及象头等。最上又出檐一层为塔顶。四子塔亦砌斗拱出檐，各自具一顶，就其壁面所砌出之枋额斗拱瓦檐论，此塔实为模仿木构形之砖塔，唯上段圆锥体则当别论。就塔之平面论，殆可视为“金刚宝座”塔之变形，盖将四隅塔与中央主塔合而为一者也。因其形制复杂特殊，俗呼为“花塔”。塔年代无可确考，志称唐建，金大定及明清屡次重修；揆之所仿木构形制，当为金代建。
晋江双石塔[18]校注[22]（第102图） 福建晋江县双石塔。东塔称镇国塔，西塔称仁寿塔，均建于南宋理宗朝（公元1228—1247年）。两塔均平面八角形，高五层，全部石构。各层塔身八隅雕出圆柱，上为阑额，柱额之间为门或窗额及槏柱等。阑额之上出双杪斗拱以承檐，各层腰檐以上为勾栏无平坐。两塔形制大致相类如此，其唯一显著之区别乃在斗拱：（一）东塔斗拱计心造，西塔偷心造。（二）东塔上下五层每面均用补间铺作两朵；西塔下两层用两朵，上三层只有一朵；（三）东塔转角铺作于栌斗两侧，各安附角斗，自出铺作一缝；西塔则无附角斗。除此而外两塔形制几完全相同。我国佛塔以砖塔居多，如此双塔者全部石构，雕镌柱额斗拱等模仿木构部分至为忠实，实可贵之罕见例也。
玉泉寺铁塔[19] 宋代以铁铸塔之风颇盛。现存实例，以湖北当阳玉泉寺铁塔保存最佳。塔铸于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虽名为塔，实则铁铸之幢耳。塔平面八角形，高十三级。第一层之下为须弥座阶基，以上各层皆有平坐腰檐，均以斗拱承托，各层之门，均以四十五度与其上下层相错其方向。此外如山东济宁铁

赵县幢[见注2]（第103图） 宋代建造经幢之风甚盛。盖以镌刻佛经为主之小型塔也。然亦有形式较近乎柱状者。现存宋代诸幢中，以河北赵县幢为最大。最下为四方扁大须弥座，次为八角须弥座，其上雕廊屋，每面三间；再上则为宝山，上立幢柱身，上为宝盖，更上为狮子仰莲座，以承第二层柱身及宝盖，第三层亦约略相同，更上为八角城墙，雕太子出四门故事。最上为宝顶。幢确实年代无文献可稽，揆之形制当属北宋初年。唐宋经幢遍布南北，虽非真正建筑物，亦为富于建筑意味之纪念建筑。明清以后，此风乃渐杀。
三 其它
永通桥[20] 在河北赵县，俗呼小石桥，盖对赵县隋代大石桥而见称者也。桥建于金明昌间（公元1190—1195 年），褒钱而所建。其形状以及结构方法，与大石桥完全相同，两端撞券亦砌两小券，为空撞券式，其为模仿隋桥而建，毫无疑义，第其长度仅及大桥之半耳。今桥上石勾栏，雕刻至为精美，乃明正德间遗物（第104图）。
宜宾墓室[见注14]校注[21] 在四川宜宾县旧州坝宋故城之北。墓室全部石造，墓室平面长方形，墓门自狭面入，两侧各立四柱，划分三间；柱外两侧又为“廊”，与墓门相对方向，亦立双柱，其下镌小龛如门状。各柱均八角形，其上镌大斗，阑额，驼峰，补间铺作等。左右两廊之内，每间倚壁立硕大矮墩，其上承庞大栌斗。柱上阑额当心间者均作月梁形，其下则引次间材出为绰幕。墓室顶部则作长方形藻井，其上更作菱形池，雕双凤流云纹。此墓室内部对于建筑各件之应用，颇能得心应手，而非绝对模仿木构者，与欧洲文艺复兴建筑之应用古典式建筑部分有相似之处，在现已发现之古墓中，尚属孤例也。就各部细节观之，墓为南宋遗物，殆无可疑。
[1] 梁思成《正定调查纪略》，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期。
[2] 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辽观音阁山门考》，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
[3] 梁思成测绘未刊稿。
[4] 伊东忠太调查。
[5] 梁思成、林徽因《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
[6] 梁思成《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四期。
[7] 刘敦桢测绘未刊稿。
[8] 刘敦桢、梁思成《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三、四期。
[9] 刘敦桢《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四期。
[10] 刘敦桢《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四期。
[11] 刘敦桢《苏州古建筑调查记》，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三期。
[12] 梁思成《曲阜孔庙建筑及其修葺计划》，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一期。
[13] 杨廷宝《汴郑古建筑游览记》，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三期。
[14] 刘敦桢《西南建筑图录》（未刊稿）。
[15] 龙非了《开封之铁塔》，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四期。
[16] Siren，O.，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Vol. IV.
[17] 梁思成《杭州六和塔重修计划》，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二期。
[18] Ecke，G.，Strcutural Features of the Stone Built Ting Pagoda. Monumenta Sirica，Vol1，Fase2.
[19] Boersechmann，E.，Chinesische Architektur.
[20] 梁思成《赵县安济桥》，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
校注[11] 莫宗江《榆次永寿寺雨华宫》，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
校注[12] 杜仙洲《义县奉国寺调查报告》，见文物1961年第2 期。
校注[13] 梁思成《记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建筑》，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一、二期。
校注[14] 现已发现此殿建于金大会十五年（公元1137年）。
校注[15] 解放后发现山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建于金皇统三年（公元1143年），亦用此种结构。
校注[16] 1978年摩尼殿大修时于阑额斗拱等构件上多处发现有皇祐四年年题记（公元1052年），证明建于此年。
校注[17] 祁英涛《河北新城开善寺大殿》，见《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校注[18] 陈明达《应县木塔》，见文物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
校注[19] 解放后发现福州华林寺大殿建于五代钱弘俶十八年（公元964年），馀姚保国寺大殿建于宋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早于三清殿一百余年至二百年。
校注[20] 刘敦桢《苏州云岩寺塔》，见《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七期。其考定此塔建于五代钱弘俶十三年（公元953年）。
校注[21] 莫宗江《宜宾旧州坝白塔宋墓》，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期。
校注[22] 林钊《泉州开元寺石塔》，见《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一期。

第七节 宋·辽·金建筑特征之分析
一 建筑型类
宋、辽、金已降，建筑实物之得保存至今者更多。以木构言，在唐代仅得一例，而宋、辽、金遗物，曾经中国营造学社调查测绘者，则已将近四十单位，在此三百二十年间，平均每二十年，已可得一例，亦可作时代特征之型范矣。至于砖石塔幢，为数尤多。兹先按建筑物之型类略述之。
城市设计 后周世宗之筑大梁，实为帝王建都之具有远大眼光者。其所注意之点，如“泥泞之患”，“火烛之忧”，“易生疫疾”，“寒温之苦”，皆近代都市设计之主要问题。其街有定阔，两边五步内种树掘井，修盖凉棚，皆为近代之方法。
至于地方城市规模，则有江苏吴县苏州府文庙宋平江府图碑。宋绍定二年（公元1229 年）刻石。城大致作不规则长方形，城内另有子城，本南宋建炎间所建皇宫，后即为平江府治。城内街衢大多正直，但因城内渠道纵横，为其他城市所无，未足为一般之例范耳。
平面布置，现存城市及建筑，已无完全保存宋代平面布置之原形者，幸当时碑刻，尚可得窥其大略。
（一）衙署平面 平江府图中部之平江府治，为关于我国古代官署建筑不可多得之史料（第105 图）。府治之外，周以城垣，称曰子城，唐时已有，非创于宋。其南门偏东，西门偏北，而无东门北门，非我国之传统对称式样。城内建筑虽因府门偏东，故不能采取对称方式，然其主要厅堂仍以府门为中轴，其全部可分为六区：（甲）府门中轴线上各层设厅及小堂，并两翼廊屋，为府治主体。（乙）其北宅堂，为郡守住宅。（丙）更北后园，有池亭之胜。（丁）设厅及小堂之东为掌户籍、赋税、仓库及州院庶务诸户厅府院。（戊）西侧南部为处理民刑政务之各厅司。（已）西侧北段则为军旅驻屯训练及制造军器之所。其全体范围之广，包容之众，非明清官署所能睹也。
（二）庙宇平面 现存嵩山中岳庙，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碑，及元刊《孔氏祖庭广记》所载宋阙里庙制图，金阙里庙制图（第106图），皆为关于当时平面研究之罕贵资料。宋代曲阜文庙于每座主要楼殿两翼皆有廊庑，并两翼廊庑合成庭院。故其平面为多进方形院庭合成。至金代各庭院，虽仍周绕回廊为主要布置法，但大殿与其后寝殿之间，均联以主廊，使平面为“工”字形。中岳庙之峻极殿与寝殿之间，阙里大成殿与郓国夫人殿之间，鲁国公殿与鲁国太夫人殿之间，莫不如此，盖至金代已成为极通常之布置也。至于庙坦四隅建角楼，亦为金代所常用。
殿宇 宋、辽、金木构，以佛殿为最多，均立于阶基之上，或单檐，或重檐；或四阿，或九脊顶。其结构方法大致上承唐代，下迄元明。如榆次永寿宫雨华宫，大同薄伽教藏，晋祠圣母庙正殿，皆此类也。
楼阁 现存楼阁有独乐寺观音阁及大同善化寺普贤阁，大小虽悬殊，但其结构原则则大致相同，皆于下层斗拱之上立平坐，其上更立上层柱及枋额斗拱椽檐等。木塔结构在原则上亦与此完全相同。
厅堂 营造法式所谓厅堂，乃指“厦两头”（歇山）或“不厦两头造”（悬山）而言。属于此式者，有大同海会殿及佛光寺文殊殿两例。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东西两朵殿乃厅堂或廊屋之不施斗拱者。
大门 大门与殿宇厅堂之别，仅在中柱之施用。中柱在门平面之纵中线上，为安门扇之用。独乐寺山门及善化寺山门皆为此型实例。
碑亭 曲阜文庙金明昌间碑亭，重檐九脊顶，为国内最古碑亭实例。
佛塔 宋、辽、金佛塔计有下列六型：
（一）木塔，唯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一孤例。在结构原则上，与独乐寺观音阁大致相同。其柱之分配，为内外二周，其上安平坐，以承上层构架，五层相叠，至顶层覆以八角攒尖顶。正定天宁寺塔则下半为砖，上半为木。
（二）模仿多层木构之砖塔，其蓝本即为佛宫寺释迦塔之类。因地域之不同，又可分为二支型。（甲）宋型：如苏州双塔，虎丘塔，杭州六和塔之类，每间比例较狭，角柱之间立槏柱以安门窗，多作壶门。与塔身比，斗拱比例颇大。檐部多用菱角牙子叠涩为檐。（乙）辽型：如易县千佛塔，涿县南北二塔，辽宁白塔子塔。柱颇高，每间颇广阔，斗拱比例较小于宋型而模仿忠实过之。门均为圆券门，与宋型迥异其趣。
（三）模仿多层木构之石塔，如灵隐寺双石塔及闸口白塔，模仿至为忠实，但塔身小，实为一种雕刻品，在功用上实同经幢。至如泉州开元寺双塔则为正式建筑。其仿木亦唯肖逼真，但省去平坐，为木构中所少见耳。
（四）单层多檐塔，亦可分为二型：（甲）仿木斗拱出檐型，第一层斗拱檐以上各层均砌斗拱，上出椽檐多层，如普寿寺塔，北京天宁寺塔，云居寺南塔，均属此型。（乙）叠涩出檐型，其第一层檐仍用斗拱，但第二层以上均叠涩出檐，如易县圣塔院塔，涞水县西冈塔，大名城大小两塔，辽阳白塔，均属此型。
（五）窣堵坡顶塔，塔之下段与他型无大区别，多三层，其上塔顶硕大，如窣堵坡，河北房山云居寺北塔，蓟县白塔，易县双塔庵西塔，邢台天宁寺塔，皆属此型。此型之原始，或因建塔未完，经费

柱及柱础 法式造柱之制，有梭柱直柱之别，其梭柱将柱之上三分之一卷杀，如欧洲古典式柱之Entasis，柱头紧杀如覆盆样。现存木构，其用木柱者，以直柱为多，但柱头均略有卷杀。石柱遗例不多，初祖庵所用八角柱上径较下径微收，但无卷杀，柱面刻各种花纹。苏州双塔寺大殿残石柱，虽有卷杀，但残破难加细测。长清灵岩寺大雄宝殿，其柱有显著之卷杀，但柱头不“紧杀如覆盆”；柱身断面作十余凹入瓣，上下为槽，与希腊陶立克式柱极相似。唯灵隐寺双塔及闸口白塔，则柱身之下三分之二大体垂直，上段有显著之卷杀，与法式梭柱之规定，大致相符。
至于用柱之制，法式规定有角柱平柱加高之升起，及柱首微侧向内之侧脚两法，几为宋代不易之定则。
河北山西境内宋辽金柱础，以平础不出覆盆为最多；但如佛光寺文殊殿内柱，则用莲瓣覆盆，故亦非绝不用者。长清灵岩寺大殿柱础则覆盆雕山水龙纹。江南柱几无不用覆盆，其上且加櫍，如苏州双塔寺大殿址柱础，覆盆雕卷草花纹，其上并櫍同雕出。吴县甪直保圣寺大殿遗址柱础多枚，雕饰精美，宋代柱础之佳例也。
《营造法式》造柱础之制，规定础方为柱径之倍，覆盆高为础方十分之一，盆唇厚为覆盆高十分之一。现存诸例大致与此相符。至于仰覆莲花柱础，则尚未见实例也。
门窗 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之门，为可贵之遗物（第73图）。其装门之法，先按门之高宽安门额及门颊，其内饰以壶门牙子，两侧施腰串，装余塞板，额上安格子窗，门扇每扇具门钉七列，每列各九枚，佛光寺文殊殿则于门之两侧及门额以上均安板。额上用门簪两枚以安鸡栖木，其门簪扁而长与法式规定之方形门簪用四枚者迥异其趣。其版门门钉，则仅四行，行各七钉而已。
江南诸塔表面模仿木构形者，其门多不发券而叠涩作成壶门牙子形（第85图），较辽塔之作圆券者调和（第95图）。至于塔身砌作假门者，或作版门，或作格扇。宋辽门簪均二枚，至金代遗例，已增至四枚。
与地栿相交以承门轴之门砖石，则为砖塔假门所必有，而木构实例反多不用者。
窗之实例以直棂窗为最多，但亦有用菱形或方格者。法式所见各式图样，尚未见之实例也。
斗拱之结构与权衡 至宋代而发达至于成熟，其各件之部位大小已高度标准化，但其组成又极富变化。按《营造法式》之规定，材分八等，各有定度；“各以材高发为十五分，以十分为其厚，以六分为契，斗拱各件之比例，均以此材契分为度量单位。其各拱及斗之规定长度，及出跳长度，直至清代尚未改变焉（第3、189图）。
就实例言，其在燕云边壤者，尚多存唐风，如独乐寺观音阁（第39图），应县木塔（第63图），奉国寺大殿等，其斗拱与柱高之比例，均甚高大；斗拱之高，竟及柱高之半。至宋初实例，如榆次永寿寺雨华宫（第45图），晋祠大殿（第55图）等，则在斫割卷杀方面较为柔和，比例则略见减缩。北宋之末，如初祖庵（第68图）及法式之标准样式，则斗拱之高仅及柱之七分之二，在比例上更见缩小。至于南宋及金，如苏州三清殿（第76图），大同善化寺三圣殿及山门（第70—72图）等，斗拱比例更小，在此三百年间，即此一端已可略窥其大致。
在铺作之组成方面，因出杪出昂，单拱重拱，计心偷心，而有各种不同之变化。实物所见，有下列诸种：
（一）单杪下附半拱见于大同海会殿及应县木塔顶层（第63图）。
（二）双杪单拱偷心独乐寺山门（第44图）双杪重拱计心，大同薄伽教藏（第60图），宝坻三大士殿（第59图）等。
（三）三杪重拱计心应县木塔平坐。
（四）三杪单拱计心正定转轮藏殿平坐（第54图）。
（五）单昂苏州三清殿下檐。
（六）单杪单昂偷心榆次永寿寺（第45图）。
（七）单杪单昂偷心昂形耍头正定摩尼殿，转轮藏殿（第50、54图）。
（八）双杪双昂重拱偷心独乐寺观音阁及应县木塔。
（九）双杪三昂重拱计心正定转轮藏殿转轮藏（小木作）。
（十）转角铺作附角斗加铺作一缝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第62图），华严寺大雄宝殿（第73图）。
（十一）内槽斗拱用上昂苏州三清殿。
（十二）双杪或三杪与斜华拱相交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及三圣殿,华严寺大雄宝殿。
（十三）内槽转角铺作，拱自柱出，不用栌斗苏州三清殿。
（十四）补间铺作之下施矮柱，其下或更施驼峰大同薄伽教藏，蓟县独乐寺山门，宝坻三大士殿等。
至于斗拱之各部，其为宋代所初见，或为后世所无或异其形制者，有下列诸项：
（一）斜拱即上文（十二）所述。
（二）下昂，其后尾挑起，以承下平榑，或压于栿下。为一种杠杆作用，如永寿寺（第47图）初祖庵（第69图）等。明清以后，昂尾即失去其机能，成为一种虚饰。
（三）昂形耍头与令拱相交，在通常耍头位置，其前作昂嘴形，后尾挑起为杠杆，其功用与昂无异，正定转轮藏殿，晋祠大殿及献殿均为此例。
（四）华头子，自斗口出以承昂之两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