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历史节点，在国际贸易斗争加剧和世界货币超发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必须是全域循环联动、城乡整体实力提升的全面发展。长期以来，在以城市增长为导向的城乡二元体制背景下，乡村不得不或主动或被动地崩解，协调城乡关系成为新时期关乎国家现代化成败的“一号”问题。

从工业化初期知识分子引领的乡村建设运动，到工业化起步时期的乡村工业化，到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的新农村建设，再到互联网时代的“淘宝村”，星星之火无不映照着百年来数辈乡建人的孜孜以求[1-5]。诸多探索均在局部实现了乡村发展和城乡联动，但在更多的乡村衰败、城乡差距扩大等现实问题面前，对乡村发展的讨论越是蓬勃，却也越是迷茫。

21世纪以来，伴随着国家城乡统筹战略的提出，学术界也掀起了一股关于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讨论的热潮。学者们或从总体层面阐释乡村振兴的内涵、目标，并试图构建城乡融合的系统路径[6-7]；或从个案层面找寻可借鉴、可推广的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经验[8-12]。当然，其中也不乏批判和省思的声音[13-15]，这些论述主要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城乡融合既有探索难以回避的基本限制：其一，工业化、城镇化、资本下乡乃至互联网作用下的城乡融合仅可使乡村实现某一局部或某一阶段的发展，乡村持续发展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其二，城乡融合的成效往往集中在区位和资源禀赋特殊的少部分村庄，惠及远郊村、山区村、非典型乡村的普遍性城乡融合路径是什么？其三，即便是看似实现了城乡融合的乡村，也往往面临村庄主体性丧失、乡土文化失落等问题，城乡融合过程中的“乡村性”何以维系？总体而言，乡村发展和城乡融合的大动力、大逻辑仍需再发现、再重构和再演绎。

当前阶段，“生态价值实现”等观念作为一项生态保护的激励性举措，引起越来越多机构和学者的关注[16-18]。然而，以生态资源的价值实现来驱动城乡融合的研究尚处于片段式展望和设想阶段，忽视了其可能成为驱动城乡融合的持续、普遍、主动的动力！本文通过系统演绎生态资本化驱动城乡融合的基本逻辑，发现其中涌现的巨大动力和潜力，为开启城乡融合的第三次循环奠定理论和工具基础。

2.1  乡村工业化：城乡融合的第一次循环

▲  图1   乡村工业化驱动城乡融合的基本逻辑

Fig.1 Basic logic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riven by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资料来源：本文图表除另有注明外，均为笔者自行绘制。

(2) 区位偏好与普适性危机。这一阶段，沿海地区的乡村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超前的政策优势，成为乡村工业化的主力军，并涌现出诸如苏南模式、温台模式、珠三角模式等丰富的乡村工业化模式，而广大内陆乡村却被排斥在城乡融合的循环之外[23]。

(3) 村社理性与负外部性危机。这一阶段，农村基层组织通过对村社内部土地的无偿占有和对农村劳动力转型的自我剥夺完成原始积累[24]。但是，村社理性主导的资本增值模式带来了粗放的资源利用，并将负外部性向全社会进行时空转嫁[25]。据统计，1985年，全国耕地净减少量超过100万hm ²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耕地数量减少最多的一年[26]（ 图2 ）。

▲  图2   我国1978—2016年耕地数量及其净减少量

Fig.2 The amount of cultivated land and its net decrease in China from 1978 to 2016

资料来源：刘丹，巩前文，杨文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耕地保护政策演变及优化路径.中国农村经济，2018(12):37-51。

注：1996年耕地面积由于统计口径变化，较1995年增加了3506.83万hm ² ；2009年耕地面积较2008年增加了1366.86万 hm ² 。为便于在图中显示，将两个年份耕地净减少量在图中显示为-30。

2.2  乡村多元化转型：城乡融合的第二次循环

▲  图3   乡村多元化转型驱动城乡融合的基本逻辑

Fig.3 Basic logic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riven by diverse rural transformation

(2) 区位偏好与普适性危机。囿于区位和基础资源禀赋的特殊性，能够进入这一轮城乡融合的乡村多位于城镇化发达地区，它们通过吸引城市消费、承接城市服务，进入都市区功能网络，这对于大量远郊村、山区村不具备可复制性[8]。

(3) 个体理性与主体性危机。由于外来资本的进入，传统网络状的村社“熟人社会”结构被打破，逐渐向以资本为中心的“原子化”形态转变，村社理性主导转变为个体理性主导。在城市消费需求和个人利益的驱使下，村民致力于对乡村资源做迎合市场的适应性改造，而真正有助于乡村长效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乡土资源维育则相对滞后，不少“明星村”难逃消费浪潮中的昙花一现，而付出的却是乡村资源枯竭和乡土价值失落的巨大代价[28]。

2.3  城乡融合的实践反思与内涵重构

面对三重危机，很难说真正找到了城乡融合之路，本文认为城乡融合必须实现三重超越。

(1) 超越规模效益。城乡融合的前提必须是城乡互补而非线性追赶[29-30]。在追求规模效益上，乡村天生落后，因此乡村必须重新发现自身的比较优势，凸显不可替代性，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事实上，在城乡融合的第二次循环中已经逐渐树立了去线性化的历史观，成为识别乡村独特价值的序曲[7]。

(2) 超越级差地租。理论上，级差地租曲线是随着与城市中心的距离增加而衰减的，因此，融入前两轮城乡融合循环的乡村均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甚至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大都市边缘区。而我国大量的乡村不具有区位优势，如何超越级差地租决定的区位价值成为全面实现城乡融合的重中之重。

▲  图4   生态资本化驱动城乡融合的基本逻辑

Fig.4 Basic logic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riven by eco-capitalization

生态资产是具有明确的所有权，且在一定经济技术条件下能够给所有者带来效益的稀缺生态资源。生态资本是能产生未来收入流的生态资产，具有增值性和可交易性。生态资本化包括生态资源资产化和生态资产资本化两个步骤，前者指对生态资源进行确权，并创造稀缺性的过程；后者指通过建立交易规则和流通渠道，使生态资产交易增值的过程[32]。

3.1.2  生态资本化的增值模式

生态资源主要有三重价值，一是生产价值，指提供水资源、优质空气、林木、农牧业产品和生物能源等物质产品的价值；二是服务价值，指提供旅游观光、生态疗养、文化传承等服务功能的价值；三是调节价值，指提供水源涵养、土壤保持、二氧化碳固定、洪水调蓄、气候调节等生态环境增效的价值[33]。

相应的，生态资本化也存在三种增值模式。

(1) 生产增值模式。指通过生产出满足人们绿色消费的新型物质生态产品，进入生态市场实现资产增值。如浙江丽水市创建了全国首个集体商标——“丽水山耕”，以政府进行品牌授权的方式对农产品的生态价值进行标定。2021年，“丽水山耕”品牌价值已经达到26.59亿元，累计销售额达104.69亿元，产品平均溢价率超过30%[34]。

(2) 服务增值模式。指通过发展生态康养、生态旅游等服务产业，将生态价值兑现。如浙江安吉发布全域旅游绿色管理地方标准，将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纳入全域旅游发展全过程，旨在将安吉的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

(3) 共生增值模式。包括面向政府的生态补偿和面向市场的生态服务付费两种方式。前者如重庆、福建等地正在探索通过森林覆盖率指标交易，实现城镇建设适宜开发区对生态敏感地区的反哺。后者如德国的“生态账户”制度，将生态价值降低的开发活动与生态价值提升的整治修复活动绑定，以“生态账户”为媒介进行资金交易，实现生态资源开发者对整治修复者的合理付费[35]。

3.2  生态资本化驱动城乡融合的逻辑阐释

3.2.1  从规模效益到效用捕获

第一次循环严格遵循规模效益逻辑，即随着生产规模扩张成本降低，比较优势随之凸显。此逻辑之下，乡村难以逾越与城市之间的差距，城乡要素循环的断裂成为历史必然。

第二次循环遵循效用增长逻辑，即到达一定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并不必然追求成本降低，而是追求效用提高，这为广大乡村地区提供了超越线性增长的思路[36]。但遗憾的是，这一轮城乡融合聚焦于单一的消费效用，导致仅有少部分具有特殊资源禀赋且靠近消费市场(发达城市)的乡村捕获了这轮机遇。

▲  图5   三次城乡融合循环对规模效益的遵循和超越

Fig.5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circula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ollowing or exceeding Economies of Scale 

第一次循环严格遵循级差地租规律和传统区位论，即区位价值随着与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而降低，因此，大量边远地区的乡村丧失了融入城乡融合的机会。

第二次循环过程中，生态资源的价值显现，即生态资源富集的地区在传统地租曲线L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个价值突起，称为生态租曲线E，地租曲线L和生态租曲线E叠加形成的综合地租曲线C解释了新的区位价值规律。但遗憾的是，在单一的消费效用逻辑下，综合地租曲线C虽然较传统地租曲线L有所平滑，但仍未能突破区位价值随距离衰减的规律，因此，融入城乡融合的乡村依然集中在大都市边缘地区。

第三次循环过程中，生态资源的多重效用价值得到综合发挥，尤其是在共生增值模式下，边远地区生态资源的调节价值兑现，成为突破传统级差地租的关键。具体而言，由于共生增值模式的存在，生态租曲线E’在生态租曲线E的基础上又叠加了一重价值，而且这重价值只体现于资源本身，不会产生外溢，因此，生态租曲线E’在生态资源富集的地区出现不平滑的价值突变。一般而言，越偏远的地区生态调节价值越高，生态租曲线E’也随距离呈现出价值波动增长的趋势，地租曲线L和生态租曲线E’叠加形成的综合地租曲线C’相应呈现出全域价值化的特征（ 图6 ）。

▲  图6   三次城乡融合循环对级差地租的遵循和超越

Fig.6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circula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ollowing or exceeding Differential Rent 

第一次循环是村社理性主导下的资源消耗型发展模式。假设村庄对生态资源的需求函数为D ₀ ，基于社会整体成本的供给函数为 S ₀ ，则实现社会整体最优的生态资源供给量为Q ₀ ，生态资源价格为 P ₀ 。但是，在村社理性驱动下，村社共同体将负外部性向生态空间等公共空间转嫁，导致实际的供给成本 S ₁ (主要是生态资源成本)低于 S ₀ （甚至为0成本）。最终，市场均衡的生态资源供给量 Q ₁ 大于最优供给量 Q ₀ ，生态资源价格 P ₁ 低于最优价格 P ₀ ，反映在生态资源价值-时间函数上，乡村生态资源因不断消耗而衰竭，城乡融合不可持续。

第二次循环是个体理性主导下的资源被动适应性改造模式，在外来资本的介入和个人利益驱动下，村民简单化地切割生态资源的某一部分进行匹配市场需求的适应性改造和交易。该模式下，生态资源依然缺少保护和监管的内在约束，负外部性问题同样存在，生态资源的供给成本 S ₂ 低于 S ₀ ，供给增加。同时，随着市场的扩大和预期收益的提高，村民需求端愿意为生态资源支付更高的价格，形成的新的需求函数 D ₂ 高于 D ₀ 。理论上，供给和需求同时增加，市场规模增大，市场均衡的资源供给量 Q ₂ 大于最优供给量 Q ₀ ，均衡价格 P ₂ 则取决于谁主导市场。由于该模式下市场依然由村民需求端主导，因此，均衡价格 P ₂ 可能高于第一次循环的均衡价格 P ₁ ，但依然不能达到最优价格 P ₀ 。即这一阶段依然是以较低的价格消耗较多的资源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反映在生态资源价值-时间函数上，由于早期收益可观，村民有意愿、有动力支付较高的价格进行资源改造和要素投入，但是，被动的适应性改造往往滞后于时时变化的市场需求，一旦需求发生变化，乡村生态资源即面临中断投入和消耗衰竭的危机。

▲  图7   三次城乡融合循环遵循的供需函数

Fig.7 The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 of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circula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  图8   三次城乡融合循环对消耗性增长的遵循和超越

根据定义，生态资本化包括生态资源资产化和生态资产资本化两个步骤，相应的，生态产品的市场化机制建设也分两步进行。

(1) 生态资源资产化。具体而言，即对整个村社范围内的所有资源做出勘察并作股到户。之所以强调整体勘察和作股到户，而非对生态资源分割确权，原因有两点：一是从物质属性来看，生态资源具有整体黏连性，在功能和价值上皆不可分割，因此必须整体保护、开发和定价；二是从产权基础看，我国农村的生态资源多以村社和地缘为边界，虽然耕地和宅基地已经历分产到户，但集体林地、水域和空间资源等由于历史原因或客观不可分性依然被村社集体占有[17]。

(2) 生态资产资本化。针对生态资本的三种增值模式，设计两种形式的“生态券”，作为记载生态资本价值、进行市场交易的媒介。

▲  图9   针对具有生产和服务增值潜力的生态资本设计“生态券Ⅰ”

Fig.9 Development of “EcoPoints I” for ecological capital with potential production and service appreciation

“生态券Ⅱ”针对具有共生增值潜力的生态资本设计，通过生态资源的修复增值。具体步骤包括：第一，参考德国“生态账户”制度，政府层面制定辖区范围内生态价值保值增值目标，并搭建“生态券Ⅱ”交易平台；第二，在规划指引和政府许可的前提下，村集体自行或委托专业机构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提升生态价值，产生“生态券Ⅱ”；第三，辖区内如有降低生态价值的开发建设行为，必须购买“生态券Ⅱ”，由此实现建设开发方向保护修复方的转移支付（ 图 10 ）。

▲  图10   针对具有共生增值潜力的生态资本设计“生态券Ⅱ”

Fig.10 Development of “EcoPoints II” for ecological capital with potential symbiotic appreciation

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全面改善生态环境。

(1) 基于生态资本化的三种增值途径，对生态资源的生产、服务和调节价值潜力进行评估，划分生产增值单元、服务增值单元和共生增值单元三种整治修复单元。

(2) 面向不同单元的特定目标，安排针对性的整治修复工程。针对生产增值单元，重点安排开发补充耕地、高标准农田建设、垦造水田、退耕还林等工程；针对服务增值单元，重点安排闲置土地盘活、绿道建设、乡村风貌整饰等工程；针对共生增值单元，重点安排碳汇林建设、水系连通、野生动植物生境修复等工程。

(3) 采用规划引领、村社申请、政府许可、资本介入的工作模式，稳步推进项目实施。具体而言，一是强调国土空间规划的统筹和引领作用，落实用途管制要求，确保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工作的有序实施；二是保证村社组织的主体作用，避免运动式的工程推进损害村民权益；三是积极引入社会资本，采用ppp等模式推进项目实施，培育面向生态资源保值增值的新型市场。

4.3  积极应对乡村治理的再组织化

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时期，乡村经历了长期的“去组织化”，由于集体掌握的资产、资源和资金越来越少，无法发挥提供社区公共产品、调动村民社区参与等方面的作用，乡村治理陷入衰败[17]。在生态文明阶段，生态资源的整体性保护要求、集体产权归属以及生态资本化所必然伴生的整体保护利用和作股到户制度设计，将为乡村治理的“再组织化”提供物质、产权和经济基础。因此，在宏观制度设计层面，也需要探索一系列主动举措，积极推动村社理性的恢复。

本文进一步从机制、规划、治理等多个维度提出主动开启第三次城乡融合循环的系统路径，包括通过框架性的机制设计初步解决了生态资本的定价和增值问题；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解决了生态价值的识别、富集和捕获问题；通过乡村治理的再组织化解决了治理结构的适配性问题。

但是，生态资本市场遵循一般市场的供需规律，过度资本化可能会导致生态资本的贬值和过度消耗。因此，如何通过“管制+交易”(cap and trade)对市场进行有效调节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