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调查了浙江省内25处市镇地区，每个地区挑选3-5处具备代表性构架作法的建筑，以建筑实测图为依据，对梁架类型、构造作法、构件形式、用料特点以及月梁形式、斗作法、雕饰等细部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初步研究成果，可将浙江传统建筑木构架作法按其地区分布归纳为6种特色较鲜明的类型。

钱塘江流域梁架的特点是背形卷草状搭牵梁的大量运用，加上装饰花板的搭配，效果十分华丽。梁上的雕刻大多只刻在梁眉上。月梁的断面较扁作为大，受徽派建筑冬瓜梁的影响很大，为高琴面月梁，其梁肩弧线较优雅、舒卷、富有弹性，是浙江地区月梁弧线的典型案例。由于降雨量大，出檐深远，因此挑檐成为承载雕刻与展示精细雕工的主要部位，各种雕工作法具有极鲜明的地域特色。如金华黄山八面厅(图1)。

瓯江流域、丽水地区的特点是古风犹存，出现多层插，的形状较为简朴，背状搭牵梁亦较简朴，非卷草状。斗组的运用较疏朗，月梁的形式较接近于法式形扁作月梁，上昂形式的插亦如是。梁架形式接近宋代法式风格，同时还运用了“凤嘴下昂”。如丽水时思寺、梅氏宗祠(图2、3)。

温、瑞地区采用法式形扁作琴面月梁，背状搭牵。月梁起形状较自然，梁头搭在柱上栌斗上承檩，柱顶有栌斗，上昂状插桃檐或内挑轩顶。亦有挑斡作法。运用凤嘴状下昂。架梁上皆以骑斗组托三架与搭牵梁，不使用短柱。明间外檐无额枋，次间有月梁式额枋。边贴月梁枋子入柱，因此所有构件都需遵从穿斗构架的用料原则，形成相应的用料比例关系。月梁梁头作法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与插梁尾花版等相结合成整体构件，然后安装于柱头栌斗上，一端与搭牵梁后尾相叠压。某些亦见大横额作法，使用上昂构件。如温州永嘉花坦(图4)。

宁波地区受人文历史因素影响，部分梁架采用简单直抬梁构架作法，仅在挑檐或廊步施作轩梁与牛腿挑檐。挑檐牛腿的特色是板状牛腿雕刻板，上面有一块平板枋。梁架中的肥大背搭牵梁为其特色。扁作直梁仿月梁的作法，隐刻出梁肩。另一类梁架月梁线条较硬挺且满雕纹饰，雕刻十分精美。如宁波庆安会馆大殿[2](图5)。

湖州南浔地区的梁架为穿斗构架，室内为满轩作法，前廊轩梁雕饰繁复。厅内月梁抬于柱顶栌斗上，轩作上方仍为穿斗草架梁架；月梁上加枋子，以增加月梁断面；山雾云、扁作月梁拨亥腮及蜂头作法同苏式作法，但鹰嘴短柱肥大，挑檐部份使用了牛腿构件；次间梁架出现斜向月梁，为苏式月梁与浙江地区背梁的结合。如湖州南浔张氏旧宅(图6)。

杭州地区作为浙江省的政治中心，其遗存的明清大式建筑多采用直抬梁的构架类型，民间的寺庙民居建筑则可见穿斗构架、满雕花纹的法式形月梁以及具浙北地区风格的斗和雕刻。很多建筑作法较接近清代官式作法，如杭州的文澜阁、孔庙、海粟庵(图7-9)。绍兴、台州等地区的构架简朴大气，雕饰较少。从遗存的明代的梁架可知此地较多使用圆作直梁鹰嘴短柱的构架方式。如绍兴吕府、鄞州天童寺(图10、11)。

依据以上所述各地区木构架作法特点，作者试按地域划分浙江省传统建筑木构架为六大分区。这一分区也离不开自然地理环境的条件与制约，例如水系与山系的走向、环境的阻隔与移民的交流等地理、人文因素的影响(图12)。

《营造法式》所载大木作作法具有许多鲜明的江南作法特点，例如内外柱不等高的厅堂构架、琴面月梁、丁头(插)、檐口阑额上方无普拍枋等作法。浙江地区目前存留的许多传统建筑中，其梁架形式或构架关系都可见到《营造法式》作法的遗韵。如厅堂十架椽屋分心前后乳用五柱(图13、14)。江浙地区大部分月梁都是琴面月梁，并使用一斗三升以及卷草状背梁，显示此种形式为当地建筑形式的重要语汇，也是《营造法式》受江南影响的证明(图15、16)。

从宋代到明清，江浙地区的传统建筑营造样式也在发生变化，形成了许多江浙地区十分独特的作法，例如：1)卷草状背搭牵梁(图1)；2)背状搭牵梁(猫梁)(图4浙南样式、图5浙东样式)；3)挑檐牛腿：廊步轩作多为船篷轩作法，檐口挑檐多以卷草状背搭牵梁，以及满雕纹样的牛腿构件为最常见的建筑语汇(图17)；4)纵向花版：柱及短柱上出插，柱头以纵向花版装饰(图18)；5)上昂式斜撑：挑檐处多使用上昂式斜撑，搭配背状搭牵梁(多见于浙江西南部，图19)；6)挑斡：使用上昂状的挑斡作法(多见于浙江南部，图20)；7)插：包括构架中柱上托梁的插，以及承托天花、檐口的偷心单材插(图21)。

传统建筑的营造是一个与自然环境、社会历史发展相互融合的文化现象。除实用性的居住功能外，它还是当地工匠代代师承的营造技艺的体现，反映地域与时代的审美意识和文化意涵的综合载体。对这些作法样式的特点进行探讨与研究，既要从同中求异，也要从异中求同，以能增进对江浙地区传统建筑发展及其文化的了解。

宋室南迁的影响

法式特点在江浙地区的体现，除了源于江南地区当地作法之外，另一历史因素是宋室南迁。

江浙地区有两处地方曾为南宋的都城，其一是绍兴。秦于此置山阴县，后汉山阴为会稽郡治，是浙江省内第一个成为州(郡)级的城市。宋高宗建炎四年，山阴曾成为南宋的临时首都，并因南宋改元绍兴而以此年号改越州为绍兴府。朝廷迁离后，南宋的学宫和陵寝仍在绍兴，使它成为南宋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其二便是南宋的首都临安(今杭州)。唐末吴越王钱镣建都于此，南宋初又成为国都，达150年之久。

这些因素都使得五代至宋的时代特征在江浙地区深深地烙下了印痕。厅堂构架、月梁、搭牵梁、插、单斗只替等的作法一直是江浙地区梁架作法的普遍特点，而襻间斗、补间铺作两朵、一斗六升等法式中记载的作法也转化为民间建筑室内梁架常用的作法。整个江浙地区都能探寻到这些作法的影子，只是有的地区形式朴素些；有的地区则将这些元素更为强化、更加夸张、雕饰更多些。

社会变迁的影响

构架作法中的繁简变化也跟历史时期的变迁有关。在江浙地区，这一因素却使得传统建筑形式作法朝两个相反的方向演进。

从五代至宋时期的石经幢、砖石塔上，我们可以看到五代至宋时期江浙地区的建筑形象是构架作法比较大气、清晰，因为用料较大、结构关系比较明了，雕饰少。

明早期的建筑，构架形式趋于简朴。洪武年间的南匠北调历史，使南方的营造技术与北方官式建筑产生交流，于是促成了江浙地区的传统建筑朝两个方向演变─官宦宅第、大型寺庙、藏书楼等偏向北方大式的构架形式；而民间建筑却由于城市经济的发达与商业的发展，许多成功的商人衣锦归乡，反而使得民间建筑朝向繁复、雕饰的方向演进。

它们大致形成了现在江浙地区所看到的构架地域特色。例如月梁上的雕饰、斗的雕饰化等。最鲜明的特色是一个原本无受力作用，只起拉系作用的单步搭牵梁构件的演变─在江浙的钱塘江流域中上游地带将之强化、夸大，并使其成为梁架中用料比例很大、数量繁多、雕凿费功费时、极具夸耀作用的构件。卷草状、背状的搭牵梁形式都是鲜明的具有时代和地域特点的作法[3]。

地理环境的影响

地理环境的限制也是使一些地区保持其作法、形式变化较少的原因，瓯江流域即表现了这一特点。瓯江流域地区拥有中国最难懂的方言，其地区传统木构架作法中也保留了很多唐宋时期的风格，由于地理和语言的封闭性，交流少，演变也小。

文化交流的影响

湖州、嘉兴、南浔等地常可见到苏式作法样式，显示其为环太湖流域的文化辐射圈内，同时也因为其历史行政地理曾经隶属于苏州。而运河的流经也对一些城市产生影响，例如嘉兴。

温州泰顺等地区的样式与福建作法有很多共同点。因为从宋代开始，温州便是福州通往京城的重要邮驿道路，温州地区与闽东地区文化交流的作用更甚于与浙西、浙中地区。还有几次历史时期的移民，由于福建人进入浙南地区使得福建地区的作法与浙江地区的作法产生了交流与变化，使其既具有福建作法的特点又具有浙江地区的特点。这种现象如同闽北浦城因其为历史时期江淮移民的主要聚居地，其地所运用的吴语发展至今，已经融合了浙北、浙西南的吴语特点了。

浙西钱塘江流域可见徽派作法的影响。徽派风格的特点在于用料粗壮，部份江浙地区月梁断面近于徽派冬瓜梁，梁架的构成与样式也呈现徽派风格。在历史时期中，徽州地区是变化相当大的，从方言的变化来看，秦汉时其为吴方言区，西晋时期北人迁入，唐代时北方、浙江、江西三个方向的主要移民，形成了现代的徽语。明中叶以后，徽商的成功使得很多地区都有其活跃的影子。江浙地区，徽商的活动常常带动城镇的兴起以及商业的兴盛，直到清中期，杭州一带徽商的势力亦很大。因此浙江地区的一些作法可以看到徽派与当地作法的融合[4]。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作者：张玉瑜    

文章来源：建筑学报，2009年03期  

原题目：《浙江省传统建筑木构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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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张玉瑜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