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故宫古建筑的预防性保护实践
一、气候变化对故宫古建筑所造成的影响 前面发言的专家也提到了全球气候变化对文化遗产所造成的破坏以及各种影响,我在这里着重讲一下气候变化对于故宫古建筑造成的一些影响。北京近20年气候变化趋势包括冬季极端低温的情况增多、夏日温度的普遍升高,日均相对湿度和温度的波动呈现出增大的情况;冬春季季节性干燥的情况也比较明显;近几年来夏季降水量也在增多,去年夏季,京津冀3省(市)的降水量达508毫米,比往年同期偏多近一半,是1997年以来同期最多的,日降水量去年7月份达到了峰值,当时的瞬时降水量非常高的,这对于古建筑的保护、尤其是应对极端天气情况带来了一些困难和挑战。此外,大风和强风,包括强对流天气比以往增多。在空气质量方面,北京市整体空气质量近20年来有很大的改善,但近几年来沙尘暴天气有所增多,又带来新的应对污染挑战;另外,从右下角这张故宫气象环境监测实时数据图中可以看到,我们所监测到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以臭氧为主,近年来出现了夏季臭氧浓度增高的情况。而紫外辐射的数据对古建筑的颜材料以及建筑室内较为敏感的可移动文物有比较大的影响。
四川藏区乡土建筑与营造特征
四川藏区作为全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处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和横断山脉的一部分,是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实际上四川藏区在历史上并无固定疆界,今天四川境内的藏区,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1。四川藏区乡土建筑产生于特殊的地域环境,独特的地理环境、族群文化、历史环境使这一地区的乡土建筑展现出鲜明特色。该地区的乡土建筑群落复杂而多元,因此不能把研究重点仅仅放在局部地区或建筑个体中,而是应当通过考察更具有普遍意义的营造特征,理解四川藏区乡土建筑在传承与交融中的发展脉络,梳理四川藏区乡土建筑的生成机制。四川藏区乡土建筑的营造模式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自然环境、建筑原则、营造模式的价值观。在这一系列四川藏区乡土建筑营造选择模式的影响下,形成了适应不同环境的基本营造类型,并在传承与交融中形成不同的营造谱系。
墙,在中国古代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城墙不仅是王朝、官府威权的象征,还是一种界线:城墙之内是“城内”,城墙之外就都是“城外”。在城市语境中,“城外”不仅是指城市之外的乡村,更是指附郭的城市街区。 城墙作为划分城市内部区域和居民群体的工具,可能是一种“原始的功能”。《吴越春秋》谓:“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民],此城郭之始也。”则“君”居城中,“民”处郭内。《管子·度地》云:“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在这种由双重城垣环绕的“回”字形城市里,城(内城)的城墙将“君”与“民”(“国人”)分隔开来,外郭城墙则将“民”与“乡野之人”分隔开来。虽然城与郭未必表现为小城(内城)之外套外郭的“回”字形,郭也未必筑有土垣,而更可能利用固有山川地物加以联结用作屏障,但城墙、郭垣(或自然与人为屏障)的界线作用,却是无可怀疑的。
宋、清大木作比较
数千年来,中国古建筑经过历代工匠的不断继承与演变,发展至今,趋近完美。按时代分类可以分为秦汉、唐宋、明清建筑,秦代建筑遗存目前无考古资料佐证,汉代现存石阙可以窥得部分汉代建筑样貌,在梁思成、刘敦桢等先辈大家的艰难考证下,寻找到唐宋建筑遗存,为研究唐宋古代建筑提供了实物资料。历史原因,如何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弘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就显得极为迫切,在此之前就需要探讨古代建筑的特点进行解析,又由于宋代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木工技艺的成熟,《木经》《营造法式》成就了宋代建筑在形式和美学上的极度完善,成为继秦汉建筑以后的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时代,称之为唐宋建筑;经过元明时期的发展,大木结构在经构与工艺中进行了精简,例如斗的“幽杀”由曲变直,宋式的昂发展到清代由“挑”改平,“侧脚”变竖直,成为清代官式建筑的重要特征,成为中国古建筑发展历史上另一个高峰。本文以宋代李明仲的《营造法式》规定的营建规范与清代雍正十二年颁布的《工程做法则例》建筑规范中的大木结构为例,将其主要结构进行简单分析与对比,呈现建筑结构与技术的发展脉络,演化趋势,加深对“木房子”的传统建筑文化的了解。以树木为主要建筑材料是中国传统建筑最大的特点,其通过木材的“挖凿”(卯)与“切削”(榫),进行纵横穿插,组成中国古代建筑的骨架,围合成建筑空间与体量,组成的木质骨架结构,在传统上也称之为大木作,研究木构架的起承转折的结构关系,对解读某个时期的建筑有着重要作用,也是对现存古代建筑进行断代的重要依据。以宋代与清代由国家颁布的《营造法式》和《工程作法则例》中规定的大木作作法的叙述,进行分析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