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是在几千年的农耕时代形成的，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必须牢牢树立改革开放的观念，与大时代的步伐保持一致。增强创造意识，我们很有可能在21世纪创造出为数众多的、世界一流的建筑艺术品。

   首先要突破封建意识的重围。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是在几千年的农耕时代形成的，它一方面是劳动人民创造性智慧的体现，一方面又渗透着统治阶级主要是封建统治阶级政治哲学的影响。这种哲学的核心即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以不变应万变”。这也是导致中国建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必须在思想深处彻底粉碎这个紧箍咒，牢牢树立改革开放的观念，与大时代的步伐保持一致，与世界潮流步调统一。

   其次要走出工匠心态。我们常常感觉到，中国建筑文化中负面的东西，直到今天仍然在无形地影响着我们。这方面我感觉到的突出一点是，我们的相当多的建筑师今天仍然未能摆脱“工匠心态”的束缚。

   匠人（或工匠）的职业习惯于重复自己已经掌握的技艺，匠人的身份习惯于被动接受任务，按照业主的要求干活。在那个尊卑有序的等级社会里，他没有资格让人按照他的设计接受工件，他也缺少作为“专家”的职业荣誉感为自己成功的设计而自豪，并随时为自己的创作进行辩护，甚至抗争。总之，在那种生存条件下，他无法养成作为一个“家”的独立人格尊严。惟命是从是他的基本心态，也就是我这里所说的“工匠心态”。

   工匠心态在今天最常见的表现是：习惯于重复作业。一张简单的图纸复制了又复制。于是造成千篇一律的现象。其次是缺乏专家的职业尊严。你要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这是造成我们许多城镇建筑景观杂乱不堪、互相雷同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宏伟而优异的天坛祈年殿是世界木构建筑的最高代表

   第三要走进“现代思维”。从世界范围看，一个半世纪以来，建筑经历了两次美学革命，第一次叫“现代主义”，差不多持续了一个世纪；第二次叫“后现代主义”，已近半个世纪。经过这两次变革，人们获得一系列新的观念和共识。

   首先，建筑是一门艺术，而艺术是需要想像的。有为的建筑师都应该把建筑设计视为艺术创作过程。那种否定建筑的艺术属性的建筑师，说明他不过是建筑的工匠；

   其次，美是流动的，任何一种美的形态其能量是随着时间而消耗的。因此在审美领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美学法则和规范，那种把艺术风格和形式定于一尊的做法和想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再次，艺术的发展是无限的，艺术的方法也是无穷的，因此艺术创作（自然包括建筑设计）已经合乎逻辑地走向了多样性，并且形成互相并存的格局。这意味着艺术家（建筑师）已进入一个“各显神通”的时代，彼此尊重成为他们基本的处世哲学，那种互相诋毁、互相否定的态度已经不合时宜了；

   另外，美是不可重复的，因为原创性的东西是无法复制的。故凡是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家都以重复为耻：他既不重复前人的，也不重复他人的，甚至也不重复自己的――他追求独创，要求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新的“焰火”！

   还有，现代艺术家都把创新视为艺术的生命，并认为创新需要大量的实验和巨量的付出，换句话说，想要一件成功作品的诞生，就必须容忍上百件平庸作品的出现。那种对于别人的创新尝试格格不入的人，至少说明他尚未进入艺术的现代语境。想要对现代艺术（建筑）作品发表意见，必须掌握现代艺术语言和现代话语方式，否则等于“对牛弹琴”，浪费时间。

   而且，建筑作为审美的客体，人人都有权利欣赏和评论。这种欣赏和评论跟学问的多寡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跟经验有直接的关系。一个经常接触现代建筑的出租司机与一个不经常经常接触现代建筑的教授、院士，前者发表的意见，可能比后者更中肯！

   最后，自从“后现代”兴起以来，人文追求成为建筑的新的价值衡量尺度。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都主张以人为考虑的中心，也就是“以人为本”。

   第四要放眼世界高标。建筑，尤其是现代建筑像其他艺术一样是不认国界的。因此，各国建筑师的跨疆越界，被邀去他国设计一些重要的，甚至是国家级的标志性建筑，早已司空见惯，成了国际惯例。而且这种现象在那些建筑大师云集的国家尤其普遍。

   例如，美国建筑师的力量可以说是最雄厚的，但昔日世界最高的纽约世贸中心是日本人设计的；而现在在建的世贸中心新楼却让德国人中了标；德国的建筑阵容无疑也很强大，但它的国会大厦的改建和法兰克福标志性的金融大厦的设计却交给了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法国也是一个建筑人才济济的国家，然而它的以总统名义建造的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设计的国际招标，在686个竞标图纸中，却选中了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合作）；高迪的祖国西班牙也是一个建筑大国，但它在比尔鲍厄的那幢举世瞩目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则是出自美国建筑师盖里之手；至于耸立在悉尼埠头的那座石破天惊的歌剧院，大家知道，那是丹麦人的天才奉献……你看，这么多的建筑大师在各国间你来我往，互相客串，最终谁也没有输给谁，谁也没有赢了谁，相反，每个人都贡献了第一流的建筑智慧，在各国放射出光芒，推动了世界建筑的发展。

   由此看来，一个国家想要在建筑上为本国或本民族争光，不一定非要自己的建筑师出来一显身手，也不一定要以本民族的传统风格为基准。只要这座成功的建筑物耸立在你的土地上，就显示了你作为业主的慧眼和格调，你和你的祖国就获得了荣誉。如果一味要求从民族传统出发，要求一看就象什么，有时反而会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从而在国际智慧共享中失去很多实惠和份额。近年来，我国在这方面也确实与世界接轨了，像已建的上海金茂大厦、在建的北京国家大剧院和奥运国家体育场以及首都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等这样一些标志性建筑都实行国际招标，并都让外国高手们中了标。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与此同时我国中青年一代建筑师也开始在国外中标。

   第五要接受对话时代。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标志着我们这个新世纪的“地球村”已进入“多声部”的时代。“多声部”可以是和谐的乐音，也可以是杂乱的噪音，关键是人们有个平和的心态。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类，从20世纪后半开始，显然变得较为心平气和一些了。冷战局面的结束与冷战思维的淡化就是一个值得欣慰的征兆。在文化艺术领域，把人文关怀摆在突出位置的“后现代”就是以告别争吵的姿态出现的。你看“前”现代起来的时候，各流派都挥舞着自己的帅旗，大声标榜自己的主张，而且恨不得把别人都骂倒，以执文坛、建坛之牛耳。但二战后，当“后现代”各流派诸如法国荒诞派、新小说派，美国“黑色幽默”等出台的时候，人们只看见它们奇异的服装，却并不知道它们的名字。这些时代的弄潮儿们，显然没有继承前人的霸气，而只关心阐述自己（理论上），表达自己（创作或设计上），而并不想通过打倒别人来谋求自己的地位或影响。

   在具体场合，他既尊重前人或别人的既定存在，却也决不抹杀自己的个性和现代标记，迁就地以一座相似的建筑与你保持“谐调”，而干脆以一个风格绝然相反的反差造型进行不同时代的“祖孙对话”或同一时代的“圆桌对话”。例如柏林市中心那座哥特式的“纪念教堂”，二战中被炸得只剩下一身残躯。战后想把它修复，但建筑师却没有动它，而是以一座极不谐调的几何造型的筒子式建筑与之相依而立，既让它成为永久性的文物，又有力地衬托了它的存在，获得一片叫好。德国科隆也有突出的例子。那里的科隆大教堂是欧洲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战后人们在她旁边盖了一座艺术博物馆。然而事主却没有用一座高大建筑与之平起平坐，而宁可多用一些地皮，以一座二层的现代建筑“蹬”在这位前辈面前与之对话。在现在的欧洲，这样的对话形象随处可见。

   上面说过，中国人的智慧不亚于世界上任何民族。建筑方面也不缺乏杰出的天才。只是由于上述负面文化心理的积淀，阻碍了创作思维的活跃。一旦走出这一文化氛围，就能成气候。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幅员又辽阔，各民族和各地域的建筑文化丰富多彩，建筑风格琳琅满目。在充分总结我国各民族各地域建筑遗产的基础上（这点过去做得非常不够），尽量吸收世界各民族的建筑长处，增强创造意识，我们很有可能在21世纪创造出为数众多的、世界一流的建筑艺术品，使中华民族在建筑上也跻身于先进的世界民族之林。

（摘自叶廷芳演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