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究竟如何划分“公”与“私”的界限？从“问题史”角度来看，“公”与“私”向来构成人类社会中相当核心的一组差异，无论在思想理论或行动实践上都极富辩证意味，因此不少学者皆强调此一区分的“不确定性”或“局限性”（顾忠华，2000）。集体性( collectivity)指涉多数人或集体的，乃是“公”，只属于个人的则是“私”。到了资本主义兴起后，“公”通常指国家机关或是政治领域，“私”的范围转为以市场或经济领域为主。近年有愈来愈多的西方学者重新检视公／私这组概念的含义，原先那种僵化的划分方式逐渐受到挑战。透过学者们的重新诠释，使得“公共”概念更接近了“社会”的范畴，而不再完全由“政府”所垄断，此时意涵更为丰富的“公”领域，符合了“公共性”由政府向社会移动的趋势，“原先只重视政府／市场二元关系的‘公私之辨’，也扩充为政府／市场／（市民）社会的三元模型”(顾忠华，2000)。

汉娜·阿伦特认为，“公共”一词首先意味着，在公共领域中展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为我们，亦可为他人所见、所闻，具有可能最广泛的公共性。其次，对我们所有人而言，不同于我们在其中拥有的个人空间，“公共”一词表明了世界本身，它更多地与人造物品以及人类双手的创造相连，与共同生活在这个人造世界中的人类的事务相连。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意味着一个物质世界处于共同拥有它的人群之中。作为一个共有的世界，公共领域可以说把我们聚在一起，又防止我们彼此竞争。

当代社会政治学术界有关“公共性”的论争实际上是政府所主张的“自上而下”的公共性与公众所主张的“自上而下”的公共性之争，二者并非完全对抗，但它们提供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政府（国家）公共性表现在，政府通过行政权力方式来决定公共事业的内容与安排，公共事业所要实现的社会服务被纳入政府的权力系统，服从权力的安排。公众公共性是公众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与要求的综合。它往往通过公众集团的“舆论”和各种“社会运动”来表达。它强调公众作为利害关系的主体，要求社会发展与人类存在同步，代表着人类对自我权利的自觉意识。但它是建立在个体的基础上，它的成熟有赖于个体素质的提高和把个体意识转化为集体意识。

由此，我们形成对“公共性”的完整理解：①就公共性的范围来说具有社会大众的普遍性；②就公共性的属性来说具有公有性、共享性和共同性；③就公共性指向来说具有公益性，利益分配的公平性；④就公共性的实现手段，必须依靠一定国家权力的干预性。

这四个方面构成我们的“公共性”的概念解释，这就可能将政府（国家）公共性与公众（社会）公共性进行统合，消弭二者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