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两种节奏，慢板和快板，每当速度突然加快时，就会有些不和谐音，一再的延期终于结束了，业主想要马上开始施工，德梅隆被叫去参加１２月２４日的开工仪式，＂我说我来不了，因为现在是圣诞节，我要和家人在一起，就象中国人在春节那样，可他们说，＂２４日在中国的农历上是个吉日，你一定要来＂于是他不得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太太满怀歉疚地飞往北京，没有人迎接他，当他来到体育场的工地参加这个仪式时，自己去拿了一把铲子，加入到了来宾的人群中，这时一个女保安推了他一下，＂我说我是建筑师”但是她听不懂，他又重复道：＂我不需要铲子，但是我是为此而来的。”我想被从那么远的地方叫来而不参加活动，显然是太不礼貌了，然后仪式就结束了。
一个月后，由于施工进度的确定，危险的是尽管这些国际著名的设计师冒着声誉破产的可能来到这里，但他们的设计却还是会被突然推到一边，因为这些名字在这奥运主宰一切的形势下能有多强大呢？当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建筑师们还在猜测他们早先提交的图纸是否已经得到批准时，推土机已经开始搬运泥土了。“他们每天都需要新图纸＂李兴刚回忆说：“对于整个设计团队来说，这是一个困难时期，这时北京的市委书记刘淇来到工地参加了现场会议，施工单位抱怨说，他们没有足够的图纸，我站起来说，我们已经提交了所有必要的图纸，大家应该相互配合，刘淇听明白了。”
在２００４年的春天，两件大事直接导致了进度的减缓，第一件是国家主席胡锦涛接掌了国家权利，中央政府开始置疑２００８奥运项目是否太昂贵了，同时开展了一次财务大检查；第二件事５月２３日巴黎机场侯机厅发生顶棚跨塌事故，四位死者中有两个是中国人，这一侯机厅是由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他也是北京国家大剧院的建筑师，体育场的施工暂停了６个月，５月底这一昂贵的项目经过专家小组讨论后被要求减少预算，同时提高安全性。

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渐渐露出与众不同的外壳，并不合时宜地出现在最高权利的敏感地带，它燃起在建设领域中人们对外国人的敌意，因为他们获取了令人垂涎的国家合同，这种愤怒的情绪不断地传播，终于因为一封由院士联名写给温家宝的信而浮出水面，对所有这些前卫设计提出了有关安全和健康方面的置疑：“在由Ｈuang Yan组织的体育场评审会上，工程专家建议改变体育场的结构体系，以减轻那些用钢板包起来的大型混凝土梁柱所承受的重量，同时也会降低造价和施工难度，而不幸的是这几乎改变了这一项目最初的任务书中所表达的意图。
德梅隆从他的合伙人那里听说,建设成本被缩减到24亿元,用钢量被消减到4万吨,考虑到技术的可行性,如果建筑师还要无视建设成本的话，那么这项任务真的永远也不可能完成。“如果真的消减了这么多的预算，那么你只能放弃一些并不那麽重要的功能构件,” 德梅隆说“这好象是有一只大象在房间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屋顶上----可就是没有人敢说,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想要取消那个可伸缩的屋顶，那真是太危险了,因为任务书里就要求有一个可伸缩的屋顶,我们耐心地提出各种选择,但是没有一种能够满足要求,”这真是 一次非常难得的个人体验，但和其它的类似体验一样,令人感到疲惫和痛苦，“我是那种努力寻找解决办法的人，你把问题告诉我，德梅隆来帮您解决,如果客户说太贵了,不能在现有的规范下实现它，或者说想要混凝土的而不是木头的,这时我总会找到独辟蹊径的解决办法,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工作方式。在中国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对我来说，这绝对是一次挑战。不仅作为建筑师而且作为一个人,都是一次考验,因为在我的竞争对手里面总有些专家想要误导你,捉弄你,他们从来不说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们只是和你做游戏。
时间在慢慢流逝,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政府方面的人来请他取消那个可伸缩的屋顶,这决定节省了1.5万吨钢材，整个外形将显得更为优雅,另外除了可以节省将近4亿元，同时也节省了施工时间,特别是在停工6个月后这个问题变的严峻起来.李说他耽心如果保留这一屋顶是否能够按时完工,当我在3月底问德梅隆是否也这样认为时,他说:”如果你以前这么问我,我也许会说这是个问题,可是当我今天上午去工地查看了他们11个月以来的工作成果后，我认为真是太神奇了,因为他们可以做到那些你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被要求提交工作汇报,涉及到他们在项目中的参与程度,他们无法分解他们的事务所,而所有重要的设计都是在巴塞尔在他们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为了推进和控制项目的进展，他们的合伙人Mia Hagg 2003年秋天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办事处,办事处的任务是回答那些经常会阻碍他们做出正确选择的致命的问题：“中国人会怎样想呢?”
德梅隆在3月份前往北京访问的3天内,见到了事务所聘请的当地建筑师,这时项目进度已经过半,钢结构和混凝土碗形基础已经基本成型,在两者的缝隙中建筑师放入了一个旅馆、一个购物中心、一个会议中心,还有一些经常性的开放区域,“我们认为这一项目的优势就是两者之间的这个自由空间,它是完全为了生活而存在的的空间’’ 德梅隆说:“在北京即使在严酷的天气时，人们仍然会使用公共空间跳舞打牌---这一点与德国和瑞士不同”在红色的混凝土和银色的钢铁之间,他看到的是永不落幕的嘉年华会。
大部分契待解决的问题都与体育场的室内设计有关,建筑师们做了一个灯光模型和瓷砖样板,其中一个最精致的模型是关于一个波浪型的墙体的剖面被厚厚的红色丝绸所包裹,作为贵宾接待室的墙面。
“我们有许多贵宾,”项目的设计经理Tobias Winkelmenn解释说: “在对社会各阶层进行仔细地调研后决定,只保留两种高级贵宾室,这些高级贵宾通过地下入口乘车进入，而沿着外圈景观带的区域是普通贵宾区需要自己步行到达,普通贵宾的数字在不断地增加，而在奥运会后这个数字又会大量缩减,现在普通贵宾区可以容纳多达1.1万人。 Winkelmenn轻轻翻动着一本图画书，看着其中一个接待室说：“这是南京体育场的标准接待室”德梅隆很仔细地审阅了那照片：“这只是一个标准的U型中式布局的会议室。”那种环绕中心点的对称布局明显地体现了人们身份的差异，使人联想起皇帝上朝的气势，至少在北京人的思想深处多少还保有着这样一份思维习惯与矜持。
在讨论中德梅隆经常会打断讨论问道：“中国人会怎么想？”然后北京办的建筑师便经常给他们一些刺耳的答案。后来他们对那个红色的丝绸墙面提出质疑，一个中国建筑师说：“对我来说这很奇怪，这个设计太西化了，如果我们把它弄到墙上会显得太沉重了，我们一般不把墙面弄的过于复杂，而是让它保持中性。”当德梅隆向她保证他只是想听到最真实而坦率的意见时她继续说：
“还有这个色彩也有问题”
“是这种红不好，还是说根本不应该用红色？”德梅隆问她，
“在中国，我们不会把公共区域弄成红色”她回答说，
“可是我们的体育馆整个看台都是红的”这时来自巴塞尔的年青合伙人Stfan Marbach说，(当他开始参与体育场项目时还不认识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中国对他不错)
“室外和室内是不一样的”中国建筑师继续说
“如果有些红色的东西，它会向你跳出来” 德梅隆说，当然在一个完全是红色的房间里，就完全没有必要再铺红地毯或是展示中国国旗了，“你知道吗，Tobias我们还是在中国以外的其它什么地方做这件事吧。”德梅隆对Winkelmenn说道：“这是来自于中国的影响力”
走在北京一个无名街区建筑的门廊里，没有窗户，我真的觉得自己好象一只栖息在历史抠纽中的鸟儿。由于举办奥运，中国真的使自己投入到一场向全世界展示其力量的战役中，了解到国内的建筑师暂时还不能接受这一挑战后，中国决定从西方进口最好的建筑师，年青建筑师们正在与西方大师们合作，并通过合作向他们学习，通过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的外表相结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帮助他们提升了中国的建筑水平，甚至那些已被广泛传播的未建项目的方案设计也会对他们产生积极的影响，中国建筑设计院的崔凯说,他的同事李兴刚最近设计的一个建筑看起来很象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作品。

几年后，随着年轻建筑师逐渐成熟，外国的从业人员也许不再那么紧俏了，这种毫无保留的相互信任与相互启蒙的阶段也许会非常短暂。
德梅隆问道：“下次来工地视察时是否可以感觉一下贵宾接待室的尺度了？”
“当然可以” Winkelmenn说：“当你走进这一区域，你自然可以感到钢构件与开口的尺度”
“可我们是瑞士人” 德梅隆反驳道“瑞士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我们建的第一个大尺度项目就是泰特馆里的涡轮大厅，那对于我们来说可是个大进步，那个工作有什么作用吗？我想是的，因为在那里你不会感到压抑，这个国家体育场也一样，采用了这麽巨大的结构而不让它显得压抑，我们选择了“鸟巢”的概念使它显得完美，而这对于贵宾接待室也是一样的。这里的空间很大，应该继续保持这种大尺度，但我们不想因为这个原因而使人感觉受到压迫，他说：“我也不太确定，那道墙面的装饰是否真的那么重要。”
德梅隆用欣赏的眼光看着那波浪型的缠满红色丝绸的模型，“这真的很美，”他说：“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用在别的什么地方。”

http://www.fancy-design.com/dcb/birdnest.htm

dcb国际设计营 范思 译自 2006年5月21日纽约时报（记者Arthur Lubow）












工人在进行电焊





钢构件






从汇园公寓看鸟巢工地


相关报导：http://news.sohu.com/20060920/n24545024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