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激起了中国的帝国冲动，人们想用各种必要的手段来影响世界，而对于那些关心中国发展的西方观众来说最有趣的是中国的这种姿态。MIT建筑部门的负责人，Yung Ho Chang说“人民开始关注他们会得到什么？”有一点非常肯定的是：他们想要展示经济成就，但是他们知道库哈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想要得到什么吗？也许他们还并不知道。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具有某种革新情节的外国建筑师也同样一无所知，“就好象面对面的两堵墙”赫尔佐格说，“你根本不知道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是真正的动力。”那些负责对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做出回应的官僚们和那些想要掌控市场的明星资本家们共同作出了突然的决定，而决定的理由则显的苍白而且缺乏说服力。
当我一年前开始关注赫尔佐格与德梅隆在中国的工作时，他们的事务所在那里有6个项目，而当我6个月前打算开始报导时，只有两个项目有所进展---北京的国家体育场和一个外地的小亭子。中国不仅仅是一块梦想大陆，也是一块打碎幻觉的地方，我给德梅隆开玩笑说中国让他的头发白了不少，他笑道“不仅仅是在中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几年中，有很多次他对是否能建成这样的体育场感到过绝望。他在中国的经历可以分成两条线“建筑设计和项目进程是两条不同的线，偶尔也会有交叉”就象是整体战略和政治进程一样，两者平行地展开，既有趣又让人担心，好象这个项目随时都有可能从他的指缝中溜走，或者在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成碎片而消失。
中国式的变革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从袖珍而稳定的瑞士来看有些令人眼花缭乱，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来自这个以保守的银行业和精准的制表业而著称的国家，他们7岁开始就是同学，在瑞士腹地巴塞尔组建了这个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建筑事务所。第一个使他们获得国际声誉的项目是对他们自己的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进行了精美的装饰和细节的改进，用建筑师的话来说：“赫尔佐格和德梅隆采用不同寻常的“皮肤”（类似钢条编织物或是有照片效果的碳酸聚合板）来对原有的建筑立面进行覆盖。两位合伙人开始寻找非传统的建筑外壳，因为在钢铁、玻璃和混凝土的现代建筑世界里这还是一块处女地，甚至在他们因第一个较大尺度的项目2000年开张的伦敦泰特馆得到公众关注之前，他们就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方盒子结构，而采用拥有丰富建筑语汇的华丽外表，既充满想象力又相当冷静和克制。国家体育场可以说构成了他们这种逻辑系统的一个交汇点，由钢条编织而成的外立面既是骨骼又是皮肤。

由于被在中国工作的可能性所刺激，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在2002年进行了一次正式的出击，在得到了CCTV中央电视台的设计竞赛邀请后，德梅隆去请教他的朋友，Uli Sigg,一个热衷于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品的瑞士大使，而再三考虑后，Sigg又把他介绍给了他的朋友艾未未，一个在北京很有影响的艺术家，当Sigg让艾未未去问一下CCTV的这个比赛是否会是一个公平的竞赛时，艾回答他们说“不”，于是当时正被Abu Dhabi和莫斯科的项目缠得焦头烂额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决定不参加了。而当他们的对手库哈斯（他们的关系就如同马蒂斯和毕加索）赢得了CCTV中央电视台的设计授权后，他们不禁有些后悔，因为如果他们参加，获胜的一定是他们。

国家体育场的竞赛任务书中提到了要满足一些特定的功能要求，除了提供比赛场地和观众席之外还强调了奥运会后的商业用途，包括一个可以在雨天合上的伸缩式屋顶，在奥运的战略开发期，北京市政府非常希望避免产生象雅典和悉尼那样在17天奥运会结束后发生的后遗症---要为庞大的维护和保养费买单。当然体育场的形象价值也很巨大，不论如何这却很难量化。当几个月前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设计方案受到挑战时，他们说如果完全按照他们的图纸施工，那么国家体育场对于北京就会象艾弗尔铁塔对于巴黎的意义一样，而他们最初都仅仅是临时建筑而已。

由国际评委对设计竞赛进行评审在中国还是一件新鲜事，因为直到上世纪末才渐渐有外国建筑师在那里设立办事处，而在那之前所有的建筑规划都来自国有的地方设计院，速度和效率高于原创性的系统导致了千篇一律的建筑物。1983年开始，这些国有的设计院逐渐失去了国家在政策上的支持而转型成为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当然大多新建项目是从这里开始的。由于注册建筑师是最终责任方，所以任何一家外国的私人事务所想要在中国开业，就必须和当地的设计院合作，或与当地的建筑师合伙。其中一些设计院享有启蒙者的声誉，艾未未向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推荐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就是其中的皎皎者。

当艾未未来到巴塞尔参加有关国家体育场的概念讨论时，中国建筑研究院的年轻建筑师李兴钢加入了进来，当他们来到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办公室时，这些来自中国的特使发现为体育场设计而专设的区域里堆满了有关中国陶瓷、编织竹篮、玉石和青铜器的海报，如何才能找到新的方法把古老的传统文化融入到一个现代的躯壳内绝对是一个智力挑战，这让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对其在中国的工作如此着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进行了很多尝试，尽管大多并不成功。
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的建设大潮来临的时候，当时的市长决定所有大厦的建筑师都必须要向历史表示敬意，以至于全城的建筑物都被戴上了滑稽的故宫式样的帽子。“如果你想让方案获得通过，就必须加上这样的大屋顶”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崔凯说，“这是一个连接现代与传统的最简单的方法”而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决定采取一种更有趣的方法。

为了保持视线的完全，使观众席靠近方形的运动场，建筑师们设计了一个东西高南北低的碗形结构，看起来象一个中式的竹篮或是花瓶，接下来是进行细节调整“两边高两边低看起来象夜壶，这太危险了会被刷下来的，”李说。他又提到这个形状有可能会被人误认成警察的帽子，“李关于中国人的想象习惯的提醒使我产生了疑虑，但是这种疑虑在几天后就烟消云散了，因为当我来到中国国家离岸石油公司总部时，另一个建筑师告诉我著名的西方设计事物所KPF曾经设计了一个很圆滑的建筑物，让人们联想到当时非常时髦的科勒牌抽水马桶，而有个想入非非的广告导演就以这为噱头在那建筑物的对面放置了一个抽水马桶广告。”李是对的，当我们在瑞士把它想象成商代出土文物时，在北京的人们可能完全没有这种有关高贵和愉悦的联想。

在中国绰号很重要，由外国建筑师设计通过评委评审而选中的在建项目中，位于天安门广场边上由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被人们不客气地称为“巨蛋”，而CCTV总部大楼则被人们想像成一个工作台，一个跪着的人或是一个多纳面包圈，OMA的建筑师们尽管很难受，还是不断强调在这美丽的书法后面所隐含的功能原由，诺曼福斯特的机场侯机楼，毫无疑问地模拟中国传说中的龙形图案，“因为它看起来象龙，所以他赢了。”来自Steven Holl事务所的建筑师Li Hu说:“如果它看起来象蛇,那就完了”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国家体育场看起来象鸟巢,这种象征还算比较积极,因为在中国鸟巢/燕窝是很昂贵的,只有在特别的情况下才吃,抛开厨房的工作不说,鸟巢/燕窝还是一个自然的和谐产物。

说到体育场,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研究了一些基于实践而非象征的理由,任何项目都会有一两个主题,对于伦敦的泰特馆这个项目来说,当时的问题是这样把巨大的工业空间和塔状的涡轮机厂变得让人喜欢,对于体育场来说,关键是需要找到一个能够与可伸缩屋顶相结合的而又不过分张扬的方案,为了遮挡支撑大屋顶的两排巨大的平行梁,建筑师编织了一个十字交叉的钢网,从美学角度来说，他们把这个内部相互交织的钢铁编织物比做有裂纹的宋代瓷瓶,或者明代的木窗格.为了解释这些作为结构的钢条将怎样构成可见的外形，在竞赛文件中使用了”鸟巢”的比喻，即支撑这一形式的结构枝杆全部暴露在外并且没有任何装饰，当需要进行遮盖时，观众席上面的屋顶会象鸟巢中的草和叶子一样铺满，体育场看起来象个鸟巢,大家都喜欢它,尽管这个比喻不是那么明显而且并不是建筑师的初衷,但建筑师们认为没有必要纠正这个令人开心的误解。
当李兴刚拿着体育场的模型来到展览大厅看到其他竞争对手的方案时,他对自己说：“我们肯定赢”,结果不出所料，评审专家们(包括库哈斯和著名的法国建筑师Jean Nouvel)宣布获胜者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这次胜利就像亮起的绿灯一样驱散了到处弥漫的黄色迷雾。

在中国进行建筑上的创新还是一件新事物,有抱负的建筑师们必须超越不为人们所知的挑战,流行的说法是尽管大家思想开放,却被经常变化而又缺乏连贯性的规则所约束, MIT的Yung Ho Chang说”我们的系统还不够完善, 我们有最前卫的节能规范,但是结构规范却至少落后了十年, 政府官员们常常轻易地做出例外的决定,他们认为每个项目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他们必须突破规则的束缚，而不是你的束缚。
对于某些中国人来说”特别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中国人,一个著名建筑师的注册号码会使这一幢建筑因贴上设计师的标签而显的尊贵,这是一种比购买路易威登牌皮包和宝马牌汽车还要奢侈的新时尚”一个较了解建筑的成功开发商潘石屹说”过去人们还在争论是否可以把前卫艺术和商业融合在一起,我认为前卫艺术的价值一定会被市场所接受,这如同毕加索的绘画作品,以前也曾经是前卫的艺术,而现在则价值连城。”当然由著名的建筑师基于戏剧性的热情而进行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在西方也同样存在,主要集中在公共研究机构,特别是博物馆，而且主要是为了少数明星而进行的尝试。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在中国建成的第一个项目是那个为浙江金华新区公园而设计的混凝土小亭子,它是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完成的,类似于砖墙上的孔洞扭结在一起,建筑师们是如此喜爱这个小亭子以至于他们又为巴塞尔一个博物馆设计了一个垂直的木结构版本,通过由计算机程序控制的电锯机器人切割而成,这个“金华结构2号----垂直”展品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第一次通过数码的方法,完成从概念方案到实施的过程。对于金华的公园来说建筑技巧与众不同,为了让当地工人可以按照他们的想法进行混凝土预制,巴塞尔的办公室专门准备了剖面图---每隔10厘米就有一个横切面和纵切面,然后传真给金华,完成后的深红色混凝土结构边缘粗糙,有些开口也没有按图纸灌制,不过没有关系,这个亭子看起来强壮而且原生态，和它在巴塞尔的同胞兄弟所不同的是”金华结构1号”可以被自由地攀爬,而金华结构2号则在展位旁边用两种文字标注着：“不许触摸”。
除了以上的失望,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说他们并不后悔接受这些冒险的项目,我宁愿亲自体验,而不是先问许多的问题,由于过分小心而错失了体验的机会，德梅隆说:“当你面对着不同的文化时,你可以把新的体验融入到你自己的工作当中,我们的梦想是发现新的方法来发展建筑科学”不过艾建议他们不要再接受中国的项目（当然艾并没有与他们共同分享这种充满禅机的体验)“我真是失望”他说:“如果不是国家体育场,我想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作为一个国家的核心项目,国家体育场受到了不可变更的日期限制,不能够被随便地取消, 而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持续参与却越来越不确定,当瑞士建筑师第一次在评委面前亮相后,公众便有了一个参观由13个参赛作品组成的展览的机会,并可以留下自己的意见“上千人参加了投票,这是一种展示透明度的方法。”作为首规委的代表与库哈斯一起在哈佛学习的建筑师Hang Yan说,她组织了体育场的设计比赛,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必须重新等待公众的召唤,他们相信这一召唤会来自国家政府,李兴刚和他的同事整天都呆在展览上,向观众解释这个项目的设计,并且发送他们的设计照片,“这就好象一场选举秀”李说,Sigg和艾指导他工作到深夜,然后他出现在CCTV一个收视率很高的早间谈话节目中,“这是一场人民的奥林匹克,我们必须赢得公众的认可”李说,否则政府很可能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没有外部的监控,则很难测算到底需要花多少钱,不管怎样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以及一个西方的工程公司Arup组成的联合体最终获得了胜利，尽管利润有限, 2003年4月事物所接到正式的通知说他们获得了设计竞赛的胜利。
经过了专家评审以及一次公开的选举.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焦急地期待着,政府进行了另外一次评审来选择私营财团负责出资42%签定施工合同,同时获得奥运会后30年的运营权,最后确定由大型国有企业中信集团负责领导，和北京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共同进行资金运作,中信一直以来与世界最大的建筑事物所HOK合作(尽管他们在这个竞赛中失利)并保持着长期的友好关系。 对于德梅隆来说HOK似乎想在最后关头,通过一系列用更成熟的经验和更低廉的价格的承诺来攫取胜利的果实。“那真是非常紧张的时刻,”他说,为了争取到城市管理者的支持德梅隆找到了一向很有主见的北京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Li Aiqing, 他说德梅隆夸大了设计所受到的威胁, “皮埃尔德梅隆太孩子气了,”他说：“他是一个艺术家,我喜欢他,他担心如果HOK接手设计工作,他们会改掉原来的设计,但HOK不会那么做,我也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我跟最高领导说由于法律,政治和商务方面的原因这是不会发生的,我向政府报告了这件事,而政府支持我。”另一方面他也建议德梅隆缩减设计费,尽量有效地利用建设资金同时加快进程,经过核算建设成本27亿元人民币这是在西方建造类似项目花销的十分之一,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设计费是1.7亿元人民币---或者说是建设成本的6%,这可比他们在西方的要价低多了,而且这笔设计费还必须与中国建筑设计院以及Ａrup公司分帐，（其中中国建筑设计院占25％，即四千万元人民币）．
“一年内，我来了１４次，甚至在ＳＡＲＳ的时候也是这样，”３月份德梅隆在北京跟我说：＂这样做非常必要，对于中国人这是一种自信和彼此尊重的表示，他们不愿意只跟幽灵或是名字打交道，他们想和你一起吃饭，一起喝酒。在财团进入负责与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签定有关体育场的合同前，他们进行了６个月的紧张谈判，为了能在最后期限到来前完成任务，事务所完成了概念方案的深化，在紧张的较量中，“没有行动也会被认为是一种行动，这使我们更加了解自己，＂德梅隆说：＂我们没有签定任何合同就已经开始一起工作了，这是一种冒险，我们能得到合同吗？如果没有合同，我们就没有钱，这非常危险，但我知道时间也是一个因素我们干的越多，只要还没有被排除在项目之外，形式就会对我们越有利，因为已经没有时间留给他们了。”终于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合同签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