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历史文脉提升城市品位——老建筑保护的新期待


从有关报道得知，上海的老建筑、工业遗产、乡土建筑等将首次被列入全国文物普查范围，这使人们对城市老建筑的保护寄予新的期待。
　　
　　上海虽然是座年轻的城市，但历史老建筑特别是百年来的近代建筑丰富多彩，成为构成沪上影像、传承城市文脉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随便叩开摩天大楼背后一幢老房子的门扉，其一砖一木或许都会向访客诉说一段鲜为人知的文化遗闻。现代与古老并存、时尚与经典相融，这正是上海的魅力所在，也体现了作为国际大都市开放包容的人文特征。
　　
　　走出阁楼蜗居的上海人，向来对老建筑情有独钟。上海世博园区规划对优秀老建筑进行大面积保护，而成为自1851年以来全世界世博会园区建设史上的第一次就是明证。然而，无论是旧区改造还是城市建设，在如何更好保存历史文化遗产方面，依然考验着上海人的智慧和能力。
　　
　　与经费不足和规划不够相比，更易犯的一个错误，往往是面对老建筑不知道怎样保护。本该整旧如旧的花园住宅却修葺一新还加了层，本该保留街区原貌营造遗韵氛围却使老房子成为不伦不类的闹市孤岛，诸如此类下意识地在保护名义下损害老建筑的情况时有发生，显示对于保护老建筑就是保护文化还缺少自觉的认知。如何通过老建筑保护来提升城市品位？仍需要各方更多的努力。老建筑保护的名单在不断加长，保护工作更要求倍加科学到位，但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启动能为此提供新的契机。

开放城市老建筑考研政府管理智慧



　　上周六是第二个中国“文化遗产日”，上海市90处老房子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包括阮玲玉旧居、何应钦旧居、唐绍仪旧居等名人故居、历史建筑都是首次向市民撩开神秘面纱，开放时间也延长为2天。不少热情的市民一早就拿着文化线路图来到这些老房子，向那些逝去的名人来次穿越时空的拜访。(6月10日《新闻晨报》)

　　在笔者的印象中，这并非上海首次大规模向市民开放老建筑。2004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上海23处优秀历史文物建筑免费向市民开放一天，全天的参观人数竟然达到了46000人次；2005年5月下旬的双休日，上海的40处老建筑又免费开放了两天，据报道，两天的参观者高达17.7万。这样的盛况，充分说明了市民对老建筑的热情。


　　但令人遗憾的是，每年一两天开放的时间，恐怕无法让市民真正“尽兴”。按照有关部门的保护计划，部分老建筑现在每年开放一次，且只集中在“文化遗产日”、“国际博物馆日”等特殊节日，人们参观老建筑只能是走马观花、惊鸿一瞥，恐怕很难完全实现开放的初衷。

　　老建筑浸染着风雨沧桑，承载着文化的积淀，见证着一个城市的记忆。向市民开放老建筑，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城市的历史脉络，增强文物保护意识，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好办法。市民参观的热情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许多外地游客到上海来，也有心拜谒一下名人故居等老建筑。可以说，对其进行“合理开放”是很有必要的。

　　现在的问题，一是开放的范围不够，二是时间太过集中，都很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试想一下，这些老建筑都分布较广，参观者就是“跑马观花”，也很难在一两天内全部参观一遍。由于开放的时间太过集中，短时间内会出现爆发性的参观者，川流不息的人群让老房子不堪重负，这样反而不利于老建筑的保护。有些老建筑甚至很怕开放。

　　要在市民参观的需要与老建筑保护之间寻找平衡，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所有老建筑的“经常性开放”与单个建筑的“错时开放”相结合。比如，可以将全市的老建筑列出一个时间表，按序每周开放几处，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市民“周周有去处”，还可以适当分流参观人群，既满足了市民的参观需求，又不会出现“超负荷”的局面。

　　实际上，这也是一些欧洲国家开放老建筑的成功经验。由于欧洲诸国历史悠久，遗留下来的老建筑很多，他们的做法是，在规定的时间内限定参观人数，但开放时间非常灵活。游人想要参观老建筑，一般是在规定的时间内预约，或打电话登记，或通过网络，或索取预约券。参观时要严格遵守规则，有规定的线路和参观区，有专人带领、讲解，或派发背景资料等。

　　对这些饱经沧桑的城市老建筑，当然保护是第一位的，但保护的目的还在于，让普通公众有机会进入参观，以便他们了解和感受建筑文明的精华，更加热爱并致力于保护这些建筑，这才是更重要的目的。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考验着有关部门的管理智慧。

老建筑与大城市的死与生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是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领域的一部经典名作，自1961年出版以来，对当时美国有关都市复兴和城市未来的争论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作者以纽约、芝加哥
等美国大城市为例，深入考察了都市结构的基本元素以及它们在城市生活中发挥功能的方式，挑战了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

　　正当舆论一致呼吁清除贫民区，打开城市空间的时候，雅各布斯却提出要增加城市人口的多样性、密度和活力，让人和各种活动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其乐融融的混乱。书中具体提出了增强地方社会多样性的一些基本要素：一条街道或一个社区必须包含若干基本功能，街区要短，楼宇在年龄、状况和功能方面必须多样，人口必须密集等等。

　　该书中文版的问世，对于我国目前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极具借鉴意义。

　　一个地区的建筑应该各色各样，年代和状况各不相同，应包括有适当比例的老建筑。

　　老建筑对于城市是如此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它们，街道和地区的发展就会失去活力。我所说的老建筑，是很多普通的、貌不惊人和价值不高的老建筑，包括一些破旧的老建筑。

　　如果城市的一个地区只有新建筑，那么在这个地方能够生存下去的企业肯定只是那些能够负担得起昂贵的新建筑成本的企业。能够承担得起这种费用的企业相对来说就必须能够支付得起高额的管理费用——较之在老建筑里的成本要高得多的费用。要承担得起这样的高额管理费用，企业就必须要做到以下两者之一：要么有高额利润，要么有很多的资助。

　　我们发现，只有那些早已成就卓著、高产出、标准化或资助很多的企业才能支付得起使用新建筑的费用。连锁店、连锁饭店和银行会进驻新建筑，但是，街区里的酒吧、外国特色的餐馆和典当铺则会进入老建筑。超市和鞋店常常进入新建筑，而书店和古董小铺则很少会这么做。得到很多资助的歌剧院和艺术博物馆通常会使用新建筑，而一些还不成气候的艺术工作者——工作室、画廊、音乐器具店和艺术杂品店，以及那些在一个屋子里放一张桌子就能挣点小钱的人——这些人和地方会使用老建筑。也许，更重要的是，成百上千的普通企业——它们对街道和街区的安全和公共生活是一种必需，人们离不开它们提供的方便和亲近的人际关系——能够在这些老建筑里称心如意地发展，但如果它们进入新建筑，则肯定会被高额的费用压垮。

即使是能够承担得起新建筑昂贵费用的城市企业(商业)，也需要在紧邻其旁边的地方有一些旧建筑。否则的话，这些企业在经济环境和吸引力方面就会受到限制——以致会影响其活跃程度和提供的方便。在城市的任何地方，成功的多样性指的都是高产出、中产出、低产出和没有产出的企业的混合。

　　对一个城市的地区或街道来说，老建筑的惟一危害最终会来自建筑的老化——这种危害存在于任何年代久远的东西，任何衰老的东西里。但是，对于城市某个地区来说，并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年代久了，就会遭遇失败。恰恰相反，这个地区变得又老又旧，是因为这个地方首先遭遇了失败。原因有多种，或者企业或人们支付不起新建筑的费用而抬脚走人了；或者是这个地方还吸引不了能带来机会的新来者，他们根本就不会到这里来投上一分钱。

　　年复一年，一些老建筑会被新建筑代替——或经过整修，焕然一新。因此，在经历了一些年头后，肯定会出现各个年代和样型的建筑的混合。这是一个自然能动的过程，在这些混合的建筑群里面，曾经是新的建筑，最终总会变旧变老。时间使得在一个年代里成本昂贵的建筑成为另一个年代里价格廉租的抢手货。对某些企业来说，时间使得建筑的一些结构过时了，但对另一些企业来说则正好有用。在一个世纪里平平常常的建筑在另一个世纪里却成了有价值的珍品。

　　战后，尤其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建筑成本上涨迅速，大多数战后建筑的使用费用与那些大萧条前的建筑的使用费用的差别非常之大。在商业空间方面，两者每平方英尺的建筑使用费可以相差一倍或两倍(尽管老建筑的质量也许要比新建筑的好，而且所有的建筑包括老建筑的维护费用都已经上涨。当今天的新建筑变老时，老建筑仍将成为一种必需，因为不管怎么样，一个已经折旧的建筑的使用成本总要比一个还没有收回投资成本的建筑的使用费用要低。

几年前，我在一个关于城市商业多样性之社会需要的城市规划设计讨论会上做了一次讲话。我的话刚开始，下面的设计者、规划者和学生们就回应了我这么一个标语式的口号：“我们必须要为街角边的杂货店留出空间！”很快我就收到了一些为廉租住宅区和重建区做的规划图，在这些构图里，确实在很多地方为街角杂货店留出了地方。在城市多样性方面，这种街角边的杂货店可能对上世纪的某个村庄来说还比较合适，但对今天一个热闹的城市地区而言，那些孤单的杂货店通常日子都不太好过。

　　如今，在住宅区的某个地点建上一个在郊区常见的那种购物中心，再加上这种生意清淡的街角杂货店，这种想法早已纳入了成片成片新的建设，或大片早已安排好的翻新项目的计划书之中了。

　　而那些孤单的杂货店，如果真的建了起来，也根本不会是那种设计者们想像的给人温馨感觉的小店。为了承担很高的维持费用，它们要么必须得到资助(但是谁来资助，为什么要资助？)要么为了生机每日拼命挣扎。

　　同一时间建立起来的大批新建筑注定会遭遇效益低下的问题。我们可以在纽约的斯特伊佛桑特镇看到这样的现象。1959年，在新建项目完成十多年后，镇上商业地区的32家店面，有7家不是空的，就是没有正常生意(只是作为仓储、橱窗广告或类似的东西)。这种没有正常使用或使用率不高的现象占整个街面店的22%。与此同时，在一条邻街的对面，那儿建筑的年代和状态各不相同，在140家街面店中，只有11家是空的或使用率不高，只占7%。而且，那些老街里的空置店面大多很小，按面积来算，还要少于7%。显然，拥有各个年代建筑的街道在商业上占有优势。一些连锁店和超级市场也遭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为此，他们一直在建筑物年代混合的地区里开设新的店，而不去占有新建地区的那些空置的店面。

　　在一个活跃的地区，没有什么建筑会由于年代太久而被废弃，因为总有人会来选择它——其位置始终不会被新的建筑取代。老建筑这种可用性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或魅力。在芝加哥的“后院”地区，似乎还没有发现那些饱经风霜、日晒雨淋、样式平常、年久失修或早已过时的木板房已到了找不到租户，或吸引不了人来这里花钱的地步——因为这不是一个人们在获得了成功，稍稍有点钱后就离开的街区。在格林威治村，几乎没有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会瞧不上那些老建筑，他们巴不得在这个活跃的地区里捡到一个便宜货。同样，那些旧房翻修者们也不会鄙弃老建筑，旧房对其而言就如金蛋一样。在一些成功的地区，旧建筑会“脱颖而出”。

　　但在迈阿密海滩却是另外一个极端。在那儿，新奇是最高准则。建成仅10年的酒店就被认为是旧了而废弃不用，因为有更新的。崭新以及光彩四射的状态是一种表面现象，也是消失最快的商品。

　　很多城市里的人和企业并没有对这种新建筑的需求。我写本书时呆的那个楼层同时还拥有很多家单位：一个带健身房的健身俱乐部、一家“教义”装饰公司、一个反对派民主党改革俱乐部、一个自由党政治俱乐部、一个音乐协会、一家手风琴协会、一 个退休的做进口生意的人，现在则通过邮寄卖巴拉圭茶、一个卖纸同时也做茶运输的人、一个牙科实验室、一个教授水墨画的工作窒以及一个制造珍珠饰品的人。在我进来以前还在这里但不久就离开的租户中还有一位出租无尾礼服的人和一个海地舞蹈团。我们这些人喜欢的东西里面就是没有包括新建筑。我们需要的(也是很多其他人需要的)是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地区里的旧建筑，我们中的一些人可以帮助使这个地方变得更加充满活力。

　　城市里的新住宅建筑也不一定没有问题。比如，有些人喜欢更多一点空间，而不是那些专为瘦人们设计的新式小餐厅。有些人喜欢隔音好的墙。很多旧建筑可以满足这种条件，但现在的很多新建筑却并不具备。同样是花钱改善居住条件，有些人会更喜欢加入自己的劳动和想法，如利用颜色、灯光和装饰，把一些昏暗的空间改造成舒适、有用的房间；在窗口装电扇来给卧室增加空调功能；拆掉非承重墙把两个房间变成一个房间等等。旧建筑固有的混合用途以及在费用和趣味上的多样化才能满足人们的这一需要。

　　在大城市的街道两边，最令人赞赏和最使人赏心悦目的景致之一是那些经过匠心独运的改造而形成新用途的旧建筑。联体公寓的店堂变成了手艺人的陈列室，一个马厩变成一个住宅，一个地下室变成了移民俱乐部，一个车库或酿酒厂变成了一家剧院，一家美容院变成了双层公寓的底层，一个仓库变成了制作中国食品的工厂，一个舞蹈学校变成了印刷店，一个制鞋厂变成了一家教堂，那些原本是穷人家的肮脏的窗玻璃上贴着漂亮的图画，一家肉铺变成了一家饭店：这些都是小小的变化，但只要城市的地区具有活力，并且能够回应居民的需要，那么这些变化就会在这些地方永远延续下去。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路易维尔一座无产出建筑的历史。最近它被路易维尔艺术协会进行了重新修整，拥有一个剧院、一个音乐室、一个画廊、一个图书馆、一家酒吧和一家餐厅。这个建筑是以一家运动俱乐部的身份开启它的历史的，后来成为一所学校，再后来变成一家奶制品公司的仓库，然后又成了一所骑术学校，接着又变成了一个舞蹈学校，再往下又成了一个运动俱乐部，然后又改成一个艺术工作室，接着又成了一所学校，再往下是一个铁匠铺、一家工厂、一家仓库，现在则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艺术中心。谁能在事先就预想到这个建筑可以经历这么长一串名称的变化，而且始终充满希望，兴盛不哀？

　　如果把城市的旧建筑经历的这些充满生机的变化视为只是权宜之计，那就过分学究气了。应该说这完全是一种好钢用在刀刃上的行为。旧建筑开发了一种用途，如果没有它，这种用途就根本不会产生。

　　在纽约布朗克斯区帕克切斯特一片很大的中等收入的住宅区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拥挤在一起的商店建筑，但却受到了本地居民的欢迎和支持。在一块原是加油站的坑坑洼洼的地面上，乱七八糟地挤着一堆商店：快速借贷部、乐器店、相机交换部、中国餐馆和廉价服装店。像这种人们需要但却没法在这里生存的店还有多少？一边是需要的却没有生存空间，另一边是有着各种用途的旧建筑却被同一年代的建筑取代，结果是境况萧条、效益低下，只得采取“保护主义政策”。

旧建筑还具有孵化企业的功能。

　　路易维尔的样品鞋市场刚开始招租时，租金很低，20英尺宽，40英尺长的店面，租金只是每月25到50美金。现在早已经上涨到75美金了。很多后来成为城市的重要经济资源的企业一开始是既小又穷，后来才变得强大，但是如果在其刚起步时没有产出收益小的地方容纳它们，这个过程就不可能有发生。

　　在吸引那些正在寻找落脚点的大型和早已成绩卓著的制造企业方面，纽约的布鲁克林区不是郊区的竞争对手。但是，布鲁克林起了工业孵化器的作用。经常有小企业在这里起步。比如，有些机械工给别人干活干厌了，就在自家的车库后面自己干了起来。这些人都干得不错，而且还有所发展，很快车库就装不下他们的企业，于是他们就搬到一个租来的阁楼上；再后来他们就自己买下一个房子。当他们的企业发展到这个房子容纳不下，而不得不自己建房时，他们就会搬出这个地方到皇后区去，或到拿骚或到新泽西。与此同时，20或50或100个像它们这样的企业会在这里开始它们的企业生涯，而布鲁克林的旧建筑正好能够帮助布鲁克林完成它的任务。

环顾四周，我们可以发现，早至廉租住宅建筑的时候就开始，很多衰落街区的例子都是发生在同一时间建成的街区里。通常，这些街区刚开始时都风光十足。有时候，这些地方开始就是殷实的中产阶级街区。我们不能把这些地方的呆滞和可持续性发展能力差笼统地归咎于它们的同一时间建成。但是，这确实是这些地方很多问题中的一个，而且不幸的是，即使这些建筑已陈旧过时，这个问题的影响还会持续很久。

　　当一个街区还是崭新的时候，它却无法为城市的多样性提供什么经济上的机遇，缺乏活力一开始就已经深深地在街区打上烙印，使它成为一个人们要纷纷弃之而去的街区。等到这里的建筑变得陈旧时，它们惟一有用的就是低价值。

　　一般情况下，同一时间建成的街区在很多年里在外观形态上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如果有一点点变化的话，那只是变得情况更糟——逐渐逐渐地趋于破旧，或零零散散地出现一点新的(商业)用途，却非常寒碜。人们看到了这些零零星星的变化，以为这就是要发生急剧变化的迹象或原因。于是就有“动员起来消灭沉寂单调现象！”的运动。事实使人们感到很遗憾，整个街区表现出一种奇怪的无能，不会更新、不会增加活跃气氛、不会弥补不足，而且也不会接受新一代的人。它完全像是死了一样。实际上，从这个地方刚一建成，它就已经死了，但是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点，直到这具僵尸开始发臭。

　　在制止或消除单调现象的所有努力归于失败后，最后的决定终于来到：整个街区统统消灭，新的一轮重新开始。于是，一具新的僵尸又展露出来。它现在还没有开始发臭，但是已经死了，无法经历一个活的生命必须经历的从使用到改变到变化的过程。

　　所以，保留旧建筑的意义决不是要表现过去的岁月留在这些建筑上的衰败的或失败的痕迹。这些旧建筑是很多中等、低等和无产出的企业的栖身之地。对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街区而言，旧建筑是多样性需要的经济存在的必要条件。

保护老建筑抢救城市的根
连日来，本报与省建设厅联合面向全川征集老建筑的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对于一个高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城市，那些逐渐走远的老桥、老房子究竟意味着什么？昨日，本报特意请来三位嘉宾做客时政会客厅，从政府部门和专家的视角就老建筑保护进行解读。





　　时政会客厅

　　主持人：本报见习记者肖建记者彭永生嘉宾：四川省建设厅城市规划处处长芮天社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沈中伟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先进

　　阅读引擎

　　观点

　　成都市有历史保护价值的老建筑不下100处，这些老建筑在近几年大规模的城市旧城改造中受到严重冲击，亟待抢救。

　　过去我们对待非文物建筑“应该保护”的观念已经不适应了，必须转到“必须保护”、“如何保护”上来。

　　城市建设经过“大拆大建”的高速发展时期，我们得到了现代化带来的诸如便利、高效之类的好处，但也使很多人失去了心灵的寄托。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现代背景下探寻城市建筑的地域性表达和地区意义。除了钢结构、玻璃、铝合金的现代建筑元素外，更应该在建筑与气候、地貌、环境协调性上做文章，塑造城市人文空间。

　　全国首次为非文物建筑划保护圈

　　时政会客厅：除了纪念建筑物和文物建筑外，以前几乎很少提及过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50年代的近现代建筑的保护。现在，按照建设部的《关于加强对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规划保护的指导意见》要求，只要被界定为城市近现代优秀建筑，都必须严格划定保护界限，这是不是说，不在文物保护之列的优秀近现代建筑也要挂牌保护？

　　芮天社：以前我们讲对古建筑的保护，通常是指按照国家文物保护法，对列入文保单位、文物建筑的建筑和历史文化名城、省级历史文化名镇（街、区）划出一定的界限加以保护。针对单个的城市建筑而言，《意见》应该说是第一次明确要求依据《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对未列入文保单位、文物建筑的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划定保护和建设控制范围，并对范围界线内的建设行为提出明确的管治措施。

　　时政会客厅：从只保护文物建筑到如今大范围对优秀近现代建筑的规划保护，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

　　芮天社：随着多年来的城市化发展，不少反映城市原貌的老街、老巷被功能齐备的写字楼、步行街所取代，一些修建于晚清、民国时期的教会、学校、官邸等由于未列入文保单位而处于保护的“真空地带”，要么因年久失修而破损，要么让路于城市建设遭到拆除。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我们对待非文物建筑所强调的“应该保护”已经不适应了，必须转到“必须保护”、“如何保护”上来。《意见》作为文物建筑保护的一种延伸，对城市非文物的近现代建筑提供了政策的依据，是一种钢性的保护武器。大量湮没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中的优秀近现代建筑、名人故居、街道，将由此幸免于难。

　　特色鲜明

　　

成都老建筑散落市区

　　时政会客厅：成都是一座有着2300多年城市史的历史文化名城，有哪些在工艺水平、历史风格方面都很优秀的近现代建筑？

　　沈中伟：成都的优秀近现代建筑比较多，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清末洋务运动留在成都的两座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建筑。一是洋务运动时期修建的白药厂（即火药厂）办公楼，另一座就是同期修建用于生产枪炮的四川机器局（原名）。前者为德国人设计，大约修建于1901年，砖木结构，非常注重建筑的细部处理，具有中西建筑融会的特色，后者位于成都东郊，为大跨度厂房。

　　张先进：前些年，我们去看的时候这两座建筑虽然都未挂牌保护，但应该属于洋务运动带到成都的典型作品，不但较早地把西方建筑艺术带到了内地，而且反映了洋务运动对四川的影响，具有比较高的价值。不过，好像有一部分已被拆除。

　　像宽巷子、窄巷子、华西医大(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修建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建筑群、川大行政楼、位于署袜街的邮电大楼、基督教青年会、李吉力人故居等都不错。

　　缺乏支持

　　清代古建筑群惨遭抹平

　　时政会客厅：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成都老建筑生存状况如何？

　　沈中伟：成都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建筑大多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像署袜街邮电大楼，在开始保护之前，里面很多东西早就被破坏了，而且，现在它的外墙还在不停地风化。

　　时政会客厅：四川发生过由于“保护真空”而导致的历史建筑破坏事件吗？

　　芮天社：去年，《华西都市报》曾经报道了四川一个县城要将一条已有100多年历史的清代民居建筑群拆除修建商业街的消息。得到消息后，我们立马赶到了现场。从调查情况看，那些建筑修建于1884年前后，均为木质结构，房梁屋檐雕龙刻凤，是清代川西民居的典型作品，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但当时该街道已拆除了近一半，加上其不属于文物保护建筑，建筑保护的要求缺乏法律、法规的支持，只能让步于城市商业街的建设。

　　张先进：一些地方为了短期经济效益，不惜违反规则破坏文物的做法令人担忧。前期我们专家组与日本庆应大学联合对成都近代建筑做调查,调查的同时调查对象却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被大量拆除。令人痛心不已。

　　整旧如旧

　　城市发展服从文化保护

　　时政会客厅：很多历史建筑实际上是在开发的名义下被破坏的，站在城市规划部门的角度，怎么才能避免破坏性开发？

　　芮天社：如果一个城市不能通过她的建筑展现她的过去，那她就必然缺乏底蕴和生机。从根本上讲，城市规划和发展必须服从于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延续。对优秀的近现代建筑，一方面要严格地遵守其保护界限和建设控制线，把新建行为的区域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控制在范围以内；另一方面，近现代建筑的装修、维修，必须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筑相协调，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使用或者破坏历史建筑的空间环境。坚持“整旧如旧”，尽量避免拆旧建新。

　　总体来讲，城市建设必须从心浮气躁、急功近利转到以功能开发为主，注重城市的章法、布局、文化、整体气氛的营造和细节的完善中去。应该说，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一个城市的文化是一种最深厚、可持久利用的资源，而继承、捍卫并丰富文明遗产，则是对前人、对子孙的一种重要责任。

　　保持个性

　　建筑代言城市文化

　　时政会客厅：现在，很多城市都在修建自己的“一流建筑”，甚至把是否拥有“排名××名”的高楼作为城市化水平的标志，那么，古建筑和近现代建筑对一个城市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沈中伟：从建筑的角度讲，建筑能够留下不同时代人类生活的痕迹，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是传承人类文化信息的最好载体。像瑞士的伯尔尼、苏黎世，老城区一栋新建筑都没有，历史发展脉络一目了然。即使在建国较晚的美国，旧金山、洛杉矶仍完好保存着一二百年前的老建筑。

　　张先进：应该说，城市建设经过“大拆大建”的高速发展时期，我们得到了现代化所带来的诸如便利、高效之类的好处，但也使很多人失去了心灵的寄托。庆幸的是，政府部门已采取了很多非常积极的措施。

　　时政会客厅：这对我们现在进行的城市建设有什么指导意义？

　　沈中伟：中华文明吸附力非常强，与之同期兴起的多数文明都衰落了，但中华文明却在以我为主、兼容并蓄中不断发展。因此，保护近现代建筑就是保护城市建筑的地区特点。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探寻城市建筑的地域性表达和地区意义。除了钢结构、玻璃、铝合金的现代建筑元素，我们更应该在建筑与气候、地貌、环境协调性上做文章，塑造城市人文空间。如果建筑给人们只有视觉，而没有想象，那人们就无法在城市中找到心灵的落脚点。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的百年老建筑谭曦摄

　　记者体验

　　百年华西大雅无声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

　　外面，车水马龙，喧嚣至极。而这里，却依然静寂无声，静默着，保持它独有的威严。

　　1905年，英、美、加在川基督会决议，联合创办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的高等学府，随即便有了北傍锦江、风景清雅的华西协和大学。

　　而今，历史已经走过了近100年，但钟楼依在，生物楼已送走了一拨又一拨的学子，这里依然是这样的神秘和沉静。青砖黑瓦、画栋雕梁，点缀其中的神兽、怪鸟，给人以神秘古朴的东方美；而楼基、墙柱、砖墙、门窗等给人西方建筑的强烈感觉。中式的楼顶、西式的时钟，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统一的体现。肖建

　　新闻名词

　　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

　　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一般是指从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设的，能够反映城市发展历史、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应当包括反映一定时期城市建设历史与建筑风格、具有较高建筑艺术水平的建筑物和构筑物，以及重要的名人故居和曾经作为城市优秀传统文化载体的建筑物。

　　上海新天地———旧城改造标本今年，上海的亮点是新天地。在旧弄堂、小洋楼基础上改造出来的上海新天地以其挟古纳今的风范大出风头，它的成功之处为每一个面临旧城改造工作的城市带来了灵感。

　　上海市中心的一片旧城区，紧邻“一大”会址，包含了上海弄堂建筑的典型特征，而这一切经过整合、修补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承载着传统意味的时尚街区、酒吧、时装店、画廊、音乐餐厅、饰品店，什么时髦有什么。同一空间里，老墙老窗、旧门楼散发着沉寂多年而复生的韵味，浸润着现代化的人和物，这种现代是充实饱满的。

　　新天地的启示在于：旧建筑旧街区是我们生活场景中的一部分，现代化的同时对它们该宽容一些。旧建筑的再利用是一种极富挑战的行为，在旧建筑外壳中植入崭新的功能是保护老建筑的良方。

“城市的老建筑就像城市的记忆。就像人会失忆一样，老建筑消失也会使一个城市失忆，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5月28日，西安化觉巷125号院从来自15个国家的46个项目中脱颖而出，一举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保护遗产奖。请看——

一座老宅和一个城市的记忆

小巷深处的百年老宅

　　化觉巷这条街名，提起来很熟稔，但你或许不容易找到它的位置。站在鼓楼上，向西北方眺望，长长的化觉巷便深藏其中。这个夏天，因为少了外地游客，这条以经营传统工艺品闻名的街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寂寞。行人稀少，很多店铺都关了门。
　　和满街水泥钢筋的建筑物外貌明显不同，这座青砖木门的小院很容易就被觅得。这座清代建筑的小院处处透露着古朴的味道。和所有化觉巷的老户们一样，主人安守信先生也是位地道的坊上人，年逾7旬的他从大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下来之后，身居祖屋、每日里品茶练字，颐养天年。
　　据了解，安家祖上从清代开始做蜡烛生意，家境殷实，这座宅子大约就是在嘉庆年间修建的，至今这里已生息繁衍了8代人。安先生的两位兄长早年已经去世，侄子们也都搬出了这座小院，现在只有他们老两口和一个女儿、一个孙子住在这里。
　　这是一个标准的小四合院，不算偏院，共有256平米，一座上房、两间厢房、还有二道门和街面房，青砖木梁、花格木窗，院子里的一口老井至今还能打出水来。炎炎夏日，一挂竹帘和纸糊的木格窗将阳光遮挡在外，上房里便是一片清净之地。从烈日下走进来，人的心情也顿时变得凉爽起来。
　　主人夫妇还记得，在解放初，这化觉巷里一排排都是和他家一样的老房子，可就近十几年工夫，开始大兴土木，各家各户都将老房子推倒重建，很快，巷子里就迅速矗立起一幢幢钢筋水泥的楼房。
　　如今，本是原汁原味的安家老宅子，“陷身”一群新楼中间反而显得有些特别。安先生告诉我们，几年前，盖新房也曾被晚辈们提到家庭的议事日程上，那时，包括侄儿们在内的十几口人都住在这个小庭院里，狭窄拥挤可想而知，甚至连会客厅也被改造成了住房。儿子建议把老房子拆下来的门窗、楼板甚至家具一并卖给清真寺，“还可以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资金，盖新房也就足够用了”。
　　“我早上死了，你们下午拆房子都能行，但只要我还在，这房子就不能拆，”安老先生重复起当年对晚辈说的那句话，语气依然坚定。就因为他的极力主张，老房子才避免了被拆毁的命运。
　　“我这个人比较传统，不愿意祖先传下来的东西在我手里丢失，”安先生这样解释自己的初衷。
　　走过200多年的风风雨雨，老房子渐渐不堪重负，门裂了、窗破了、瓦碎了、连墙体也开始倾斜了。“如果不是政府及时修复，这老房子的命运也很难说。”安先生由衷地说。

老宅重拾尘封记忆

　　给老宅子的命运带来转机的是1997年我国政府和挪威政府签署的一份协议。根据协议，挪威政府在我国实施的十几个援建项目中，就包括西安回民街区传统民居院落的保护工程，这也是所有援建项目中惟一的传统文化保护项目。
　　几经筛选，散落在回民街区的四处保存基本完好的民居院落被选中，最后，除其中一处因住户们没有达成共识未能修复外，其余三处：北院门144号、西羊市77号和化觉巷125号都已于2001年修复完毕。
　　“这个项目凝聚了中挪两国专家的心血，”项目的中方代表、西安回民历史街区保护项目办公室主任张西元说。
　　根据两国政府签订的协议，挪威政府为这项工程总共投资500万元人民币，为了保证专款专用、开展合作，西安回民历史街区保护项目办公室应运而生，许多中国和挪威的建筑专家也纷纷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
　　今天说到这个获奖项目，有一个关键人物不得不提，他就是这个合作项目的挪威代表哈罗德教授。
　　60多岁的哈罗德原是挪威科技大学的教授，十几年前他应邀到西安交大讲学，从而迷恋上这个从远古走来的城市，并把一个建筑师最宝贵的年华全留在了这里。
　　最使哈罗德着迷的是那些散落在大街小巷的历史遗迹，和他熟悉的中国朋友对他最难忘的就是：当他走上城墙或漫步化觉巷时，总是会闭起眼睛深深呼吸。“他那种陶醉的表情很让人难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肖莉向我们讲述起这位外国同行，充满了钦佩。那段时间，肖教授和他们合作参与了三处民居的修复。
　　她说：“一开始受邀参加修复工程时，我有些犹豫，作为搞传统居住建筑研究的，我们一般不愿参与修复老宅子，怕越重视越修复就越会引起开发商的注意，反而会加速破坏。”
　　最终她还是被哈罗德教授打动了，她记得有一次，哈罗德教授很激动，问她：“我是一个外国人，拿着我们国家的钱来保护你们的古文化，你们怎么还不配合？”
　　据说，在西安的十多年里，哈罗德教授一直和许多西安同行们一起为保护那些四处散落、随时可能因城市建设而消失的历史遗迹奔走呼号，包括这个由挪威政府援建的民居保护项目也是他专门为西安争取来的，并亲自申请了基金。为此，很多中国朋友还开玩笑说，要建议西安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
　　在院落的修复过程中，很多工程难题都是哈罗德教授解决的，他甚至为化觉巷安装了“地理信息系统”，据说这在全国各地的历史街区保护中都是不多见的。
　　化觉巷125号从1999年开始修复，安先生一家给予了极大的配合，为此他们搬到外面住了近两年时间。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修复过程其实也是一种观念的传播过程，”从事建筑教育的肖教授说。她向我们讲起，在125号院修复中，有一次，她到了现场，发现工人们把拆下来的旧椽子捆绑起来做脚手架，又用新的木料做成椽子架上去。“我一看就急了，告诉他们，宁可用新木料做脚手架，也要优先使用原有材料来修复。”后来，包括“宁可修补、也不要换”这样的观念也渐渐被工人们所接受。
　　肖教授认为：“传统民居的保护关键还在于居民自己，即使政府没有资金去修复，也要尽可能的让老百姓意识到保护民居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