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秋季起，我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研究生和北京市内中央及市级若干建筑设计部门的工作同志们讲中国建筑史，本拟每讲编写讲义，因限于时间，写的赶不上讲的速度，而同志们要求讲义甚切，我只好将这部十年前所写的旧稿拿出来付印，暂时作为补充的参考资料。
这部“建筑史”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四川南溪县李庄时所写。因为错误的立场和历史观点，对于祖国建筑发展的前因后果是理解得不正确。例如：以帝王朝代为中心的史观，将各时期人民辉煌的劳动的创造和智慧的累积，竟说成了封建主和贵族的成就；对于各时期的建筑物及其特征，只是罗列现象，没有发展的观点。元、明、清三个朝代，因限于时期，省略过甚。当时为了节省篇幅而用文言；并且引经据典时，只用原文而不再加解释；给读者增加了不便。有许多建筑，因缺乏文献资料，单凭手法鉴定年代，以致错误。例如五台佛光寺文殊殿，在这稿中认为是北宋所建，最近已发现它脊檩下题字，是金代所建。又如太原晋祠圣母庙正殿是北宋崇宁元年所建，误作天圣间所建。山西大同善化寺大殿和普贤阁，也可能将金建误作辽建。这类的错误，将来一定还会发现的。此外缺点还很多，这几个只是其中最突出的而已。
解放后不久，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曾建议付印，我因它缺点严重，没有同意，现在同意用油印的形式印出，仅是作为一种搜集在一起的“原始资料”，供给这次听讲的，已经有了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的同志们把它当作一部“古人写的古书”，来批判参考之用。原稿本有插图，因限于条件，未能一并印出，也是很大缺憾。
尽管这部稿子写得很不好，它仍然是一部集体劳动的果实。绝大部分资料都是当时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人员和工作同志的实地调查，测绘的成果。在编写的过程中，林徽因、莫宗江、卢绳三位同志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林徽因同志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全稿都经过她校阅补充。精美的插图都出自莫宗江同志的妙笔，可惜在这油印本中不能与读者见面，卢绳同志在元、明、清的文献资料搜集和初步整理上费了不少气力。
在这次讲课的同时，我仍将努力将讲义编出，希望能写出一部比较正确的中国建筑发展的简史，届时将要恳求同志们毫不吝啬地给予指正和批评。
梁思成
一九五四年元月

2

回忆十年前在费城彭大建筑学院初始研究中国建筑以来，我对于中国建筑的史料，尤其是以中国建筑命题的专著，搜求的结果，是如何的失望；后来在欧美许多大图书馆，继续的搜求，却是关于中国建筑的著作究如凤毛麟角，而以“史”命题的，更未得见。近二三年间，伊东忠太在东洋史讲座中所讲的《支那建筑史》，和喜瑞仁（Osvald Siren）中国古代美术史中第四册《建筑》，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史之最初出现于世者。伊东的书止于六朝，是间接由关于建筑的文字或绘刻一类的材料中考证出来的，还未讲到真正中国建筑实物的研究，可以说精彩部分还未出来。喜瑞仁虽有简略的史录，有许多地方的确能令洋人中之没有建筑智识者开广见闻，但是他既非建筑家，又非汉学家，所以对于中国建筑的结构制度和历史演变，都缺乏深切了解。现在洋人们谈起中国建筑来，都还不免隔靴搔痒。
十年了，整整十年，我每日所寻觅的中国学者所著的中国建筑史，竟无音信。数月前忽得一部题名《中国建筑史》的专书，乐嘉藻先生新近出版的三册，这无疑的是中国学术界空前的创举。以研究中国建筑为终身志愿的人，等了十年之久，忽然得到这样一部书，那不得像饿虎得了麋鹿一般，狂喜的大嚼。岂知..
我希望我只须客客气气的说声失望，这篇书评也就省了。但是我不能如此简单的办，因为对于专门的著作，尤其是标题如此严重的《中国建筑史》，感到有良心上的责任。
外国人讲我们的东西而没有讲到家的，我们都不应该放松，应该起来辩驳它或纠正它，或是自己卷起袖子来做他们所未能做到的。现在无端来一部如此标题的专著，而由专门眼光看去，连一部专书最低的几个条件都没有做到。在这东西学者众目昭彰之下，我们不能不费些时间来批评他，不然却太损中国人治学的脸面。
最简单的讲来，这部书既称为“‘中国’‘建筑’‘史’”了，那么我们至少要读到他用若干中国各处现存的实物材料，和文籍中记载，专述中国建筑事项循年代次序赓续的活动，标明或分析各地方时代的特征，相当的给我们每时代其他历史背景，如政治，宗教，经济，科学等等所以影响这时代建筑造成其特征的。然后或比较各时代的总成绩，或以现代眼光察其部分结构上演变，论其强弱优劣。然后庶几可名称其实。
乐先生这部书非但不是这么一回事，并且有几章根本就没有“史”的痕迹，而是他个人对于建筑上各种设计的意见。如第一章后半“庭园”，他并没有叙述由文献或实例上所得知道的古今庭园是若何，却只说老太太爱在院内种葵花，玉米，黄瓜，蚕豆..年青人爱种花，谁有金鱼缸..等等，又说“庭园应以..，宜有..，可以..，须较..”整整三十八页，而在绪论中却再三声明其为“属历史一方面”，这岂非指鹿为马？绪论中同时又说这是“专取一部分研究”，“一部分”是“一部分”，“研究”是“研究”，何能谓之“史”？
更有令人不解的，除去是否“史”的问题外，就是乐先生章节之分配。为什么把屋盖与庭园放在一章？如屋盖是中国建筑之一部分，为什么乐老先生只研究屋盖部分而不研究其他部分如梁，柱，台基，墙，斗拱，门窗装修等等？而庭园，据乐先生自己说，是一种“特别之建筑装饰”（这是什么意思先不讲），又为何与建筑“一部分”——屋盖——同一章呢？
如果庭园是特别之建筑“装饰”，依此原则，则宫苑，民居，官衙，寺观，城市，都成为“特别之建筑装饰”，那么请问建筑之本身又是什么呢？名称与章节既如上述的令人不解，现在我们单取其中几个普通的例，一探书的本质。
第一编第七页论屋盖之曲线，先生说，“清代曲线，应载于“工部工程作法”中，余现手底无是书，故不能举”。请问这是正正经经说的还是当笑话说的？中国四千年遗留下来的古籍中，关于建筑术的专书，只有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两书存在；而研究四十余年，著中国建筑史的人，竟能“手底无是书”，已属奇怪，因此“故不能举”，更属奇怪；这岂是著书立说的人所应有的态度？何不一张白纸，正中间一行楷书，“中国建筑史”，下写“现因手底无参考书，故不能举”，最为简洁了当？
第一编后半关于庭园的历史或与史微有关系的纪录，则有第十页“周制，皋门之内，应门之外，有三槐”一段；有“鉏麑触槐而死”的故事，和其它两三处类似的史料。应门外的三槐，固然是当时的制度。至于赵盾院内有一株槐树，有甚稀奇？何必大惊小怪引为史证？北方的槐树比北平街上的野狗还多；赵宅院内有一株槐树，不要说不足为史证，况且何必要证？证又何益？若连这都要大书特书，则我可以告诉乐先生，晋灵公家里有女人，有厨子，厨子有手，因为“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如此做法，则全部四库全书，都成了建筑史了。
乐先生对于史料之选择及应用是如此。至于他对于中国建筑之构造术之了解，则又何如？再举屋盖为例：他说“..屋盖上之曲线，其初乃原因于技术与材料上之弱点而成之病象，..其后乃将错就错，利用之以为美，

建筑是一种造型美术（Plastic Art），所以研究建筑的人，对于它形状的观审，必须精慎。第二编中一大部分是塔之讨论；按其形状，乐先生将塔分为许多种，并举实物为例，这是很好的态度。但是乐先生的观察，似乎尚欠准确。例如嵩山嵩岳寺塔，乐先生说是圆的，图也画成圆的；但是关野贞等《支那建筑史》内照片极清楚是多角的，而评解中也说是十二角的。这是因为看不清楚所致的错误，难道老先生的眼镜须要重配了吗？
锦县的古塔，老先生也说是圆的；假使这“古塔”是指城内广济寺的塔说，则其平面是八角的。我自己去摄影并写生过。但是这塔的上部，因为檐层已毁，棱角消失，看来确是不规则的圆锥一个。若称此为圆塔，则几千年后，全中国的塔，无论八角，四角，五角，三角的，都要变成圆塔了。在这里我想责备先生的眼镜也不能了。
至于乐先生对于古建筑年代之鉴别力，即就塔中取一个例，第一条：北魏兴和时建，今之真定临济寺青塔，六方直筒形，狭檐密层。临济宗尚在后，寺名当是后世所改。
在这寥寥数字中，除去可证明先生对建筑年代之无鉴别力外，更暴露两个大弱点，（一）读书不慎，（二）观察不慎；换言之——浮躁。县志卷十五第四页说：
临济寺，北魏兴和二年建，在城东南二里许临济村。唐咸通八年，寺僧义元有道行，圆寂后，建塔葬之，遂移寺建于城内。金大定二十五年，元至正三年重修..”
北魏之寺在城外，今之寺在城内，今寺之非魏寺，固甚明显。且塔之建既在咸通八年，又哪得来魏塔？即使有魏塔，也只应在城外，不应在城内。志既有金元重修的记录，在形制方面看来，其清秀的轮廓，和斗拱之分部，雕饰之配置，命题，和雕法，与其它金代砖塔极相似。我自己详细研究过的，临济寺青塔外（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四卷二期），尚有赵县柏林寺真际禅师塔，也是金大定间建，形制差不多完全相同，其为金建无疑。这还是由学问方面着眼；在常识方面，则塔乃临济宗始祖义元禅师的墓塔；“北魏的义元塔”，直是一部宋版康熙字典，岂止“寺名当在后世所改”哉？至于八角看成六角，独其余事耳。
此外所举多条的塔的年代，我未得逐条去校查，以我所知约有三分之一以上已是的确错误的。假使老先生对于建筑的年代稍识之无，就是读书时更忽略一点，也不至有这种的错误。
关于桥的历史，尚没有多少人研究过。但是武断如第二编二十七页所说“唐时巨川，虽无起拱之桥..”一类的话，是须有证据才可说的。鼎鼎大名的赵州大石桥，乃隋匠李春所造。一个单券长四十公尺（约十二丈），正可以证明乐老先生这句话，如同他许多别的话一样，是无所根据，不负责任的。
至于“北海叠翠桥建于辽，卢沟桥建于金，玉带桥建于元”，若就桥初建的年代说，的确不错，但若谓为“古代之桥今可得见者”，则完全错误。北海两桥，不要说明清修改已有详细的记录，单就形制而论，其券面之砌法，券顶兽面之刀法，桥檐的枭混，栏杆之雕刻，无一而非明以后的标准“官式”做法。著中国建筑史的人岂可连这一点的认识都没有？至于鼎鼎大名的卢沟桥，则：
康熙元年，桥圯东西十二丈，重修。..雍正十年重修桥面。乾隆十七年，重修券面，狮柱，石栏。五十年重修桥面东西两陲，加长石道。..
请问经过这种重修之后，“古代之桥，今可得见”的部分，还有多少？
第二编下，是“仿欧人就用途上分类”的：城市，宫殿，明堂，园林，庙寺观，是老先生分的类。这里所谓“欧人”，不知是欧洲的哪一个人？什么是“城市”？城市就是若干“宫殿、明堂，园林，庙寺观”等等合起来而成的。乐老先生说，“世界所谓建筑，皆就一所建筑物而言，然论中国建筑，则有时须合城市论之..”请问这“世界”是谁的世界？“世界”现代的建筑家，和现在的建筑学校，有只“就一所建筑物而言”，而不“合城市而论之”的吗？古代的雅典，罗马，帕尔密拉，斯帕拉陀等等等等；近代大火后之伦敦，巴黎之若干部分，新大陆整个的大都市如华盛顿，纽约，费城，及其他，其他，“皆选定区域，合城市宫室作大规模之计划，而卒依其计划而实现者也。”若要畅谈“世界”，至少也须知晓世界大势，不然则其世界，只是他一个人的世界罢了。
论完世界大势之后，乐老先生将“都城之规制”，自“周之东都”，以至“清人入关，都于北京”，数千年的沿革，一气呵成。宫室制度，亦自周始至清，赓续的叙述，在此书中的确是罕贵的几段“史”。然而自周初至今，三千余年，仅仅二三千字，先生虽自谓为“大略”，不怕读者嫌其“太略”？
苑囿园林一节，未能将历代之苑囿园林，如城市宫室之叙述出来。其中一段只将汉唐以来的苑囿名称罗列，而未能记其历代活动之体相，尤嫌其太略，尚不如“都城”“官室”两节。对于清代园囿建造之年代，老先生也如对于塔的年代一样的不清楚。例如“康熙有畅春园，清华园..”之句，不知乐先生何所据而作此论？近数月来专心研究圆明园史料的刘敦桢先生说，畅春园乃明李伟清华园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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