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树帜先生在古农学研究室工作（1973年）

辛树帜论中外科学十二大律提纲 考析

张波

故院长辛树帜教授，生平事业实副其名，毛泽东主席嘉许为 “ 辛辛苦苦，独树 一 帜 ” 。辛少壮之年志于生物科学，统帅两广瑶山考察，为野生物采集开生面，新发现动植物得以 “ 辛氏 ” 命名者二十多个属种。继而致力现代科学教育，先后筹建执长过国立编译馆、西北农专、兰州大学等，创业守成无不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晚年重长西北农学院，校务之余倾心古农学研究、有《禹贡新解》、《易传分析》、《中国果树史研究》等论著，皆发前人未发之论。辛氏一生事业与学问双肩，且学贯中西、博通古今，兼治文理，遂以著名学者和杰出教育家立名于近世。  

辛氏 1977 年终世，我辈效颦其后侧身古农学也晚，唯能读其书而识其人，凡辛氏所遗文稿墨迹，至批点古籍之一句一逗，无不处处留心，以窥治学门径。然辛氏以披览淹博称著，且大行不顾细谨，读思有得随笔而散置，虽多次清理终难免所漏。日前翻检史料，又偶见辛氏遗稿夹一排印本古籍 （ 见附图 ） 。观遗稿不过3页零纸，文字仅二百多个，似为一论学纲 目 。然而提纲振 目 ，头头是道，凡古今、中外、自然、人文科学至大至要者，尽在议论风生之中。学报主编李汉章先生闻见，颇识辛氏手迹有深意，特嘱拟撰一文，略考遗稿始末，稍加钩玄探微。初发者于此约稿既无能为力，又不可自卸其责，只好勉为抛砖之文，好在辛氏故旧学生遍天下，或可引出亲聆其教者著文回忆，终能直获辛氏本心。  

首先当从手迹书面信息着眼，考明提纲性质、时间、旨趣等背景。辛氏遗稿均普通16开办公纸张，毛笔书写，小字略大，系辛氏亲笔；除 “ 易十翼 ” 、 “ 书二十八篇 ” 中 “ 翼 ” 和 “ 书 ” 二字外，其余文字一 目 了然。其中两页为轧印暗行白纸，列中外科学大律 12 项目，据总结之语 “ 六个国家 ” ,第一、二页次序可定。另有一页红色横行稿纸，讲述治河律宏旨，标注 “ 各有千秋 ” 四字，正与其第二页同文相应，当是最末一页。如此循序，上下语义连贯，属统一论题无疑。唯纲目结构过于质略，不象欲做大部头论著的擘画，察其文脉，先是罗列国外科学大律，继讲中国二律，进而专论中国治河律，逻辑清晰，议论一脉相承，简直明白如话，似乎是边讲边书写。就后两页散乱之状看，很可能是一次坐而论道时，恐听者不习其口音或词语，遂将要义随写纸上，事后信手夹于案头书册，以至遗藏于今日。故将手迹初步断为辛氏论说科学大律所书提纲，大抵符合实际。  

附图 辛树帜论中外科学十二大律提纲手迹  

关于手迹书写时代，细审提纲文辞，即有消息传出。第二页 “ 毛主席律 ” 显然系 “ 文革 ” 用语，辛氏深谙 “ 避讳 ” 之道，个人崇拜狂潮下，更不直书其名，以致有违构词常规。稿中 “ 第三世界 ” 一词则进而确定手迹书于 “ 文革 ” 后期，因毛主席 “ 三个世界 ” 理论发表于1974年，辛氏采用这一概念，必在有关语录风传之后。另据夹藏手迹的明代李贽《四书评》一书，也可抽绎出某些线索。据马宗申先生称，本书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6年夏季所赠，扉页尚留赠书印章，可知手迹夹入当在此后不长时间，因同年十月粉碎 “ 四人帮 ” , “ 评法批儒 ” 运动骤衰，夹带手迹的《四书评》遂束之高阁。据此综合判断，提纲书写大约在70年代中期，可能就在1976年间，即辛氏逝世之前年。彼时辛氏政治上略得宽舒，虽届耄耋之年，仍然壮心不已，亲自主持《农政全书校注》整理和《中国水土保持概论》编写，甚至不忌83岁高龄，行程数万里，考察长江流域水土流失和治理工作。辛氏老来思考显然更趋宏观博大，十二大律即这种宏博思维产物。时当科学的冬春之交，内外学术交流坚冰未破，辛氏圈于古农室中独发此论，实属不易。  

再考辛氏告世前为何发此宏论，论中外科学十二大律旨趣何在 ？ 若注意各律篇幅，不难发现治河论为中心的中国水土保持律居于核心地位；按篇页、字数计，这部分内容均超过三分之二，显然是论题重点所在。再就提纲逻辑层次分析，国外十大律列于首页，仅为一般概述，律目下无展开议论的文字，大约仅作前提性参照，以便将中国水土保持学与世界科学大律相比较。接下论及中国两大律，主论仍是水土保持律。辛氏根据先秦经典《诗经》、《易经》、《尚书》等追溯我国水土保持的悠久历史，论断为 “ 西周之贡献 ” 。嗣后又大谈 “ 黄河论 ”， 阐发传统水土保持的理论体系及演进过程。围绕这一中心，由远古到近代，由中国到世界，由理论到实践，由研究到推广，全面论说中国水土保持的伟大成就。总之，考察手迹，辛氏论道的思路历历可析，遗念也唯在确定治河律在世界科学中的地位，为新创立的中国水土保持学张本立说。  

二、 中国 “ 治河律 ” 考析  

辛氏提纲手迹所称“治河律”、“黄河论”、“ 水土保持大律 ”,其实皆指治黄理论为中心的 中国水土保持学说 而言。黄河中上游自古是水土流失剧烈之区，黄河下游则是水涝河患频仍之域，二者间的表里因果关系，正是北 中国水土流失的基本规律 。唯从这一规律出发，才能探明宏观的治黄方略，并形成科学的中国水土保持理论。我国古代不乏水土保持的实践经验，然而要明了一种横跨黄河流域、地括大半中国的流失规律，于古人谈何容易！勤劳智慧的古代人民也是在治理下游河患的殊死搏斗中，付出无计其数的生命财产代价才明白这个今人视为常识的真理。检阅史籍、从传说时代的大禹治水，到西汉著名的贾让“治河三策”；从北宋沈括在中游的考察，到元末宋濂的《治河议》,清楚地记载了古人对上下游“流失与治河”辩证统一关系认识不断深化的漫长历史过程。直至明朝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周用提出“治田治河”的伟大见解，中国水土保持研究终于完成历史性飞跃，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即辛氏所谓的“水土保持大律”。

今考周用，《明史》有传而简略，有关“治田治河”之策，仅见于《明经世文编·周恭肃集》。周用在总理河道期间向嘉靖皇帝上奏《理河事宜疏》,备述历代农田沟洫兴修、废弃与黄河安澜、决溢相因果相表里的关系，提出宏大的天下治田治河的总理论：“夫天下之水，莫大于河，天下有沟恤，天下皆容水之地，黄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沟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黄河何所不治；水无不治，则荒田何所不垦；一举而兴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以是为政，又何所不可。”重温周用疏论，至今放射着真理的光芒，我国现代水土保持方略，不正是建立在这种理论认识的基础上吗？ 现代水土保持学 是一门综合性自然科学，从国外看，它的形成和发展都是晚近的事；而中国传统的水土保持历史既久，且在十六世纪中叶就形成如此宏观的理论认识，无疑是对世界科学和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故辛氏认为应在科学大律占居一席之地。辛氏对周用理论“价值估计”极高，以至与世界近代科学黎明期的哥白尼“日心说”相提并论，手迹中“发表在1453年（应为1543年，辛笔误）,即哥白尼逝世之年”,“博士、诺贝尔奖……”云云，即就周用学说同西方重大科学发明的比较性评论。

周用《理河事宜疏》还是 一篇总结古代水土保持历史成就 的政论，既论证了传统水土保持的根本理论，高度概括了中国治黄的历史及成败原因，同时还提出开展大规模农田沟恤工程的规划、组织、督导、考评等整套纲领，如奏疏所称：“今略举其大纲，若正疆理以稽工程，若集人力以助夫役；若蠲荒粮以复流移；若专委任以责成功；若持定论以察群议。”周用还论说兴修沟洫治田工程是千秋大业，要深谋远虑，不可急于事功，并借孔子语告诫执政者，“无欲速，无见小利”。这种远见卓识至今有现实意义，所以辛氏十分推崇这篇兼有学术性和政论性的历史文献，从手迹末页文字看显然是在提议：先释写为现代中文，再翻译成英、德、法、西班牙等文字，向国外宣传，特别要使第三世界国家了解中国水土保持学说和经验，促进农业增产。

辛氏推重中国水土保持学而举为大律 ，固然独具胆识，但主要还是对中国水土保持长期深思熟虑，终得科学系统认识，成竹在胸，不得不然。辛氏绸缪中国水土保持既久，早在学生时代就感兴趣于直关生态和民生的现代水土保持学课程，擢迁国立编译馆后曾主编《黄河志》,洞悉黄河利病和历代治黄得失；之后驰骋西北黄土高原办学兴农，身经亲验了触目惊心的黄土流失，遂正式开始了水土保持研究。后值50年代，新中国水土保持科研队伍日益壮大，群众性治理运动蓬勃兴起， 辛氏热情关注着水土保持的科研和实践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1957年3月全国政协三届三次全会上，辛氏报告了我国水土保持取得的成就，同时指出某些技术方针上的偏向：“实际上偏重于工程措施而轻于农业生物措施和农业技术改革，治标多于治本，治点多于治面，治沟先于治坡。”周恩来总理听后称赞辛氏“讲得不错” ,总理还提出：“我希望在今后50年里，依靠我国水利和水土保持科学的发展，解决水土保持问题。 ”辛氏此后更坚定了水土保持研究的正确方向，决心创建周总理肯定的中国水土保持科学。

我国水土保持科学是在农业历史上出现，并随着农业生产发展不断丰富成熟起来。故辛氏不仅注意现状考察，同时把水土保持同古农学研究统一起来，古今结合，左右逢源。1958年辛氏撰成《 我国水土保持的历史研究 》,论文据上古典籍，确证西周时代所称的“平治水土”,便是古代最早的“水土保持”概念。这一古称的准确和科学性，实不逊于现行的“水土保持”一词。辛氏征引大量信史资料总结古代水土保持成就，勾划出传统水土保持的基本范畴，奠定了中国水土保持学研究的基础。1963年辛氏大作《禹贡新解》问世，引起学术界各方大家的唱和。《尚书·禹贡》是现存最早一篇历史地理著作，举凡古代疆域轮廓、行政区划、道路交通、山川河流、田地土壤、物产贡赋、民族部落等，无不兼收并蓄。历代治《禹贡》者大家辈出，辛氏独站在现代农业科学高度，考证《禹贡》为西周作品，发掘出有关古代土壤、田赋、农业地理等新得新解。至于《禹贡》平治水土问题，辛氏更是再三致意，占据大部分篇章，明眼人一望便知《禹贡新解》用心总不离“水土”二字，“新解”的思维始终畅游于包括水土保持在内的古代农业生态环境之中。“文革”末期，辛氏劫后余生，继续探研中断多年的水土保持课题。课题组对古今资料系统搜集整理，同时在辛氏指导下加强古代水土保持理论探索，尤其是对历代治河方略中有关水保理论进行更为细致的梳理，周用的“治田治河”学说，就是这种理论发掘的结果。当辛氏垂暮之年，所主编的 《中国水土保持概论》 幸得杀青，构思数十年的传统水土保持学蓝图初现，为其辛劳一生作了圆满总结。

三、“ 十二大律 ” 宏论阐释  

辛氏为弘扬 中国水土保持学 而联想到世界科学大律，意在类比参照，故将中外科学以国度排列。六国十二大律皆属世界科学基本理论和定律，辛氏境界完全是用大科学的眼光和大学问的尺度评说科学大千世界。辛氏论科学不仅唯高唯大，思路中还蕴涵着纵深的历史观念。提纲起笔便曰：“自有科学来……”，发语就流露出是从科学源头出发，于科学史的长河中考察主导过世界学术潮流的基本科学理论。

科学作为社会生产力早在史前已开始萌生，古埃及和巴比伦的天文、数学成就，古希腊和亚历山大里亚时代古典科学的全面兴起，在世界科学史上都写下光彩篇章。但 古 代自然科学终无完整体系，科学概念和理论尚未从哲学和神学意念中完全独立，大约出自这种认识，辛氏提纲未将远 古 至中世纪自然科学列入。欧洲文艺复兴开始了向近代科学过渡的历史，十六世纪中叶哥白尼 “ 日心说 ” 打破 “ 地心说 ” 的一统天下，建立起太阳为中心的宇宙体系。这是天文学的大革命，引起人类宇宙观的革新，震憾了中世纪神权统治，给黑暗的欧洲大陆带来新时代的曙光。辛氏深明 “ 日心说 ” 的伟大历史意义，自然纳入提纲，命之为 “ 波兰哥白尼律 ” 。  

17世纪中叶，世界史进入近代时期，科学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牛顿万有引力和运动定律的发现。牛顿律奠定了经典力学的基础和体系，使力学成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带头学科，后来牛顿力学终于引导出18世纪以蒸气机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迎来资产阶级革命的 高潮 。从这种意义上说，牛顿律开创了历史的新时代，辛氏列为英三律之首，大约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19世纪是近代自然科学的鼎盛期，史称 “ 科学世纪 ” 。恩格斯认为进化论、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说是本世纪自然科学 “ 三大发现 ” ,而达尔文进化论则是世所公认的最伟大的科学发现。这一惊世骇俗的学说影响远不止于生物学领域，整个19世纪自然、人文科学以至社会革命都吸取了进化论的科学思想，所以人称此世纪为 “ 达尔文时代 ” 。数十年后，进化论东渐而风被我国学术界，辛氏颇受濡染，后曾负笈英国攻研植物分类，深知达尔文道之所在，故推进化论而归英律之列。当此 “ 科学世纪 ” ,自然科学各个领域都有许多重大突破，辛氏考虑到大律中学科面关系，又列 “ 化学周期律 ” 和 “ 地质学律 ”。 门捷列夫元素期律的重大科学意义已是童稚皆知而无须细论，地质学律则是英人莱伊尔创始，此律以地质作用下地球表面缓慢变化的 “ 均变论 ” ,代替了所谓造物主兴发而致的 “ 突变论 ” ,首次把理性带进地质领域，成为传统地质学的理论支柱。莱伊尔是当之无愧的 “ 经典地质学之父 ” ,归入科学大律之列，亦当其位。  

20世纪，史入现代科学时代，物理学领域发生新的重大理论突破，即世纪初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既挽救了危机四起的经典物理学，且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相对论建立的新时空观和高速物体运动规律，促进了自然科学领域许多新发现。于是至40年代后出现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组合成的新型横断科学，推进着现代科学全面发展，原子核能、电子计算机、空间工程、新型材料、生物工程、微电子、激光技术、海洋开发等新技术相继崛起，交织成令人眼花缭乱的所谓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画卷。可惜我国这时期相继为闭国、动乱年代，新兴科学未能广泛传播普及，故辛氏只论及相对论，而对 “ 三论 ” 等新兴科学只字未提。但是从 “ 地震大律或飘 （ 移 ） 说 ” 列入大纲，仍可见辛氏对现代科学信息的敏感。当时地震知识的宣传中涉及到大陆漂移学说，此论原本是德国人魏根纳1912年提出的科学假说，至60年代地质学家在漂移说基础上提出板块结构理论，可以解释包括地震在内的某些大地构造问题，使沉寂多年的大陆飘移说绝路逢生，并在中国防震之年不径而走。辛氏也曾留学德国，深知这一德律的背景，欲为当年人称 “ 新全球构造理论 ” 的科学假说的新生而宣扬，故列入大律之中；抑或是提醒关乎人民生命财产存亡的地震研究重视这一理论，故自命为 “ 地震大律 ” ,以示致用 。  

关于社会科学基本理论，辛氏舍去了马克思以前的各种学说，坚定地选择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分列为三律。辛氏早年信奉孙中山 “ 三民主义 ”， 自强不屈的民族感和爱国心促使他走上科学教育救国的道路。解放后开始系统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逐步认识到马列、毛泽东思想才是科学的世界观和彻底的革命理论，唯此才能救中国，强国民，这也许正是辛氏提纲尽弃诸说，独尊马列的缘由吧。此外，在社会科学理论中还列有尼泊尔 “ 华严律 ”， 就字面看似指《华严经》的佛教哲学思想而言。《华严经》是佛教著名经典之一，主要学说为 “ 法界缘起论 ” ,教义中提出一些相对独立的范畴，从哲学角度说明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辨证关系。《华严经》虽是中国佛教宗派华严宗据以立宗的经典，但佛教学说起源终在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属今尼泊尔境，故辛氏归为尼泊尔律。辛氏所称 “ 华严律 ” 也可能泛指整个佛教哲学，通常把佛说判为 “ 五教 ” 、 “ 十宗 ” ,华严宗是最高的一教和一宗，用《华严经》总赅佛教哲学也在常规之中。  

上述大律皆属世界公认的科学基本理论，人皆知其名或通其理，唯余中国治河律另当别论，其概念、内容、价值估量都是辛氏一家之言，也是提纲手迹最大疑窦，然而了解上文辛氏为创立中国水土保持学苦心经营的事功后，手迹各种疑点即涣然冰释。当然，辛氏总论世界科学是否尽为恰当， 十 二大律是否唯此为大，中国水土保持学列为科学大律妥当与否，人们自然可以见仁见智；然而无论是耶非耶，辛氏遗留的这份手迹都是后人回思不尽的命题。

自案：刊于《西北农业大学学报》1992年20卷第2期，原文前有摘要，寥寥数语，全篇缘由要义尽在其中，故而保留于下：“ 辛树帜先生论中外科学大律提纲手迹新近发现。本文参照其晚年学术思想和科研活动，详考遗稿文辞奥旨，探本发微，初识手迹系一坐而论道的提纲，旨在为创立中国水土保持学张本。所谓十二律亦缘比论治河论而发，意在确立中国水土保持在世界科学的大律地位，故文末并就各律略加阐释，以见手迹微言大义。”

注：该文原题为《辛树帜论中外科学十二大律提纲手记考析》，推送该文时，作者建议修改为《辛树帜论中外科学十二大律提纲考析》。

文章来源：张波：《 辛树帜论中外科学十二大律提纲手记考析 》，《 不可斋农史文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