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8月开始，梁鹤年先生受《中国投资》杂志邀请开设专栏，将他对中国与国际种种问题的思考写成杂文，与读者交流探讨。本号则从今年4月20日开启了新专栏——解读梁鹤年先生关于经济与民生的思考，四位青年学者将在本系列连载中，分享他们阅读这些文章的感悟 。
自2020年8月开始，梁鹤年先生受《中国投资》杂志邀请开设专栏，将他对中国与国际种种问题的思考写成杂文，与读者交流探讨。本号则从今年4月20日开启了新专栏——解读梁鹤年先生关于经济与民生的思考，四位青年学者将在本系列连载中，分享他们阅读这些文章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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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典哲学曾发生两次重要转向。一次是哲学和神学结合，赋予了基督宗教长达千年的统治权力；另一次则是哲学与经济结合，赋予了资本主义霸权世界的经济力量。第一次把西方哲学的“天赋理念”神化了，但第二次大大损害了西方哲学“思辨”的能力。
危害之一，否定理性求真，唯余竞争一种思维逻辑。一切陷入为资本服务的泥沼，竞争带来的二元对抗意识再难走上合作的道路。资本主义的公平是强者逐利的程序公平，是专为有能力者互相竞争设立的游戏规则，与结果公平没有因果关系。程序公平不保证结果公平，更不保证“人人机会均等”，何谈“合作” [1] 。合作意味着互利互惠，这明显是以“结果公平”为基础；合作还意味着共同发展，带有“经世济民”的英雄情结，有治国理民，护佑一方国泰民安之意。
危害之二，资本唯我独尊，经济衡量标准裹挟一切。激烈而无情的竞争本质之下，服务于资本的自由经济理念和经验哲学否定了经典哲学的理性求真，进而破坏了哲学应有的想象力。一切从经济入手，看世界的眼光从经济出发到经济落脚。现代城市伴随资本而生，为资本服务，解决资本竞争产生的弊端，因而城市建设的研究也主要从经济出发。甚至对中世纪之前城市的研究和解读也偏爱经济视角，掩去了柏拉图的“义邦”、亚里士多德“为整体人民生活的更高贵”的城市建设理想。
可见，资本不仅绑架了经济，它实际上通过绑架哲学绑架了一切。我们批评标准化的现代城市千城一面，抹杀了城市个性，但早已标准化的砖头为什么没有造成历史上的千城一面？其实构成现代城市的一砖一瓦没有明确的资本标记，问题在于现代城市为资本服务的“性格特征”。超高密度城市不考虑城市服务和资源消耗可以维持的最佳人口数量，过度消耗和依赖能源与资源，这是资本逐利的典型特征。没有公平，更没有“经世济民”的打算，仅为逐利；不关心人的尺度、人的需求，这也造成为人建造的城市并不以人为本，只考虑利益，且利益面前只有竞争没有合作。合作是共赢，是经世济民，不符合资本独尊的思维逻辑。
从希腊哲学到中国诸子百家，自存共存显然是中外经典哲学的基本理性，这一理性源于“合作”而非“竞争” [2] 。但西方的自存共存思想目前已被资本主义竞争取代，很多西方精英知道“资本主义制度不一定最好”，但同时认为“目前没有比它更好的”。中国历来讲究“和为贵”“和而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对生产力的控制和规划，确保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最大化利用，既是传统“和”文化的延续，也是一种“合作”发展的新思路。梅尔文·韦伯 （Melvin Weber） 认为城市化的使命是建设一个能够符合和配合人类社会活动过程的空间组织和形态，而这些活动不只有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也不只有经济。“竞争”或“合作”，“自私”或“公平”，未来经济的想象力仍然有赖哲学。
[1] 梁鹤年. 经济未来指向“合作”[J]. 中国投资, 2020(Z8):22-24.
[2]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作者： 于东飞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教授；加拿大女王大学，访问学者
2020年9月《中国投资》上刊载了梁鹤年先生的
《经济未来指向“合作”》
一文，指出社会个性化消费和精准化生产之下，人类新经济必然走向“合作”
[1]
。从文中可知，不同于先发财后分配的资本经济，合作经济是一种结合公司和公社双重优势、兼顾劳动力和资本共同利益、发挥乡间邻里独特优势、集结同行产业群互惠互利的经济模式；合作经济能够使每一个合作项目中资本、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具备最优比例，启动生产要素整体效率，平衡经济发展，实现安全和谐的社会。
自然，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正在践行合作经济的道路，从2020年全面完成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到衔接推进融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等，这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髓所在，也是不断探索能够实现社会道德和生产技术上二合一最优经济模式的必然选择。不难看出，这种模式的背后是“经世济民”的发展理念，其发展目标是为实现“国泰民安”。
众知，资本独尊的经济意识形态下，经济完全由资本支配，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甚至资本本身并不能发挥最高效率，资本拥有者支配劳动力拥有者和自然资源拥有者也导致了不公平，如此来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是既不效率也不公平的经济发展模式。然而，我们合作经济下追求的“国泰民安”讲究的是兼具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分配，换而言之，也就是一个国家能够达到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美好治理状态。
“国泰民安”一词出自宋·吴自牧《梦粱录·山川神》，意为国家太平无事，社会和谐安定，人民生活幸福。其关键在“泰”与“安”，共识安定与平和是国家和人民的共同福祉。这是我国从古至今正直的执政者所努力追求的治理目标，也是每一个普通百姓所抱持的生活愿景
[2]
。
那么，“国泰民安”具体为何？首先，公平是“国泰民安”的先决条件。谈到公平，人们容易联想到经济上的公平，西方中古时期的经院派
（Scholastics）
中关于经济公平理念有提及，一方面强调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公平，重点在个体利益不能损害整体利益；另一方面强调弱者求存的权益，重点在谴责剥削与不公
[3]
。因此，可以看出，在经济上的公平实质也体现在社会分配的公平，是自存与共存同等重要、不能取舍的普世价值范式。再者，效率是“国泰民安”的经济基础。公平的经济发展模式必定能够带来效率，正如梁鹤年先生在《经济未来指向“合作”》文中提到的，合作经济是携手合作经济，是手拉手、面对面的短距离合作经济，合作者之间遵循自利、互利、自律、互律的原则
[1]
，其实质是遵循公平原则而运行，将各生产要素比例达到最优，因而能够获得效率。而拥有了经济效率，也才能使“国泰民安”具备分配的必要物质基础。
综上，融合了经济效率和分配公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秉承了合作共赢共存的经济理念和生产模式，无疑是实践和实现“国泰民安”的有益探索，其最终也将有益于天下。
[1] 梁鹤年. 经济未来指向“合作”[J]. 中国投资, 2020(17/18): 22-24.
[2]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 国泰民安[EB/OL]. (2022-10-13)[2023-05-07].http://keywords.china.org.cn/2022-10/13/content_78463716.html.
[3]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144-146.
作者： 王冬银 ，博士，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成都局统筹室副主任，二级调研员；加拿大女王大学，访问学者
本文的关键词是公平。梁先生从公平入题，指出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平”。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标准化消费与生产将逐渐被个性化消费和精准化生产取代。这种新的经济模式是合作经济，它可以实现资本、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组合的最优比例 [1] 。最终，重新实现公平，保证效率，达成国泰民安。
“公平”的英文为
fair
或
fairness
。公平的内涵非常复杂，但一般来说，公平是用来形容权力、资源和地位等利益的分配，以及相关利益者对这种分配的评价和认同。它与平等
（equality）
、公正
（just）
等词有相似之处。
西方人关于“公平”的观念来源于古希腊，强调公平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如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
（Protagoras）
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每个人都具有公平、诚实与其他政治德行。
基督教将公平视为至善。上帝是公平的。《圣经》中写道，“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 * （申命记 32:4）。不过只有神的国度 （City ofGod） 才有绝对公平，人的国度只有建立在基督教义上的相对公平。
*
英文原文为：The Rock, his work is perfect; for all his ways are judgment: A God of faithfuln
ess and without iniquity, just and right is he. （ Deuteronomy 32:4, English Revised Version ）
在宗教改革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在此基础上，关于公平的讨论更多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在程序公平（古典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自由主义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支持）与结果公平（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支持）之间争论不休。
当前西方国家多强调程序公平，也就是强调“过程”的重要性，但程序公平只不过是强者逐利的游戏 [1] 。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解释公平的话语权被西方掌握，中国学者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也多使用西方的“公平”理念作为理论依据，用西方“公平”来衡量中国自身问题。然而，西方“公平”理念本身还有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用来解释中国现象并不尽如人意。所以，在借鉴西方理论成果的同时，中国学者还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古人的公平理念。
在中国古籍中，“公平”一词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的《荀子·王制》（故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指能够全面听取建议的人。而在《管子·形势解》（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和《战国策·秦一》（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中，公平与无私相连，与自私相对。这里的“公平”关键在“公”，指毫无偏私。这也决定了中国传统“公平”含义中“公”的属性。
孔子以及之后的儒家学者赋予“公平”更深刻的内涵。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提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不均”可以等同于当代的不公平。“不均”是原因，导致的现象如：“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富者连田阡陌”。因此，造成“耕者至于穷饿，而不耕不获者坐而食富强之利”。最终，“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二者皆乱之本也”。
所以，孔子强调的是“均”，也就是财富分配“各得其分”（康有为：《论语集注·季氏》），缩小贫富差距，以此实现社会的“和”，国家的“安”。
那么，孔子认为应该如何使财富分配“各得其分”？关键在“度”。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度制》的解释为：“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也就是说，孔子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关键在“度”，使富人可以显示富裕但不能因此而过骄；使穷人可以维持基本生存而不至于过于忧虑，导致为了生存而违背本性。
总之，中国传统“公平”观念的基础包括了“公”和“各得其分”。当然，儒家强调的是“人性本善”。所以，“善”也是“公平”的重要前提之一。
在当代中国，中国政府目标不仅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而是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2]
。具体来说，可以把建立超越资本经济的合作经济，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法，并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公平”理论和实践。
[1] 梁鹤年. 经济未来指向“合作”[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0(Z8): 22-24.
[2] 党建网. 习近平谈共同富裕[EB/OL]. (2021-03-18)[2022-05-08]. http://www.dangjian.cn/shouye/dangjianyaowen/202103/t20210318_5982544.shtml.
作者： 韩汉白 ，加拿大女王大学博士研究生
从合作经济视角看“淄博烧烤”
今年3月以来，“淄博烧烤”成为各大媒体讨论的热点，其热度在“五一”假期期间更是达到了顶峰。淄博不仅成为全国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进淄赶烤”更成为“现象级”的社会事件。由于过载的游客量远超当地接待能力，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甚至发布《致广大游客的一封信》建议游客错峰出游 [1] 。解读淄博烧烤何以成功的视角有很多，笔者认为梁先生于本篇文章中讨论的合作经济可以提供另一种启发性视角。
梁先生在文中提出合作经济模式，源于对“新经济”发展趋势的思考。工业革命以来，以生产和消费标准化为典型特征的规模经济成为主流。随着物质生活不断提高，个性化消费需求不断增长，为满足个性化消费需求而推进生产模式不断走向精准化，成为与“旧”的规模导向型经
济相区别的“新”经济形态。
这种“新”经济并不否定标准化带来的规模效率，而是强调标准的砌块，多样化的产品，运作轻盈具有较强更新迭代能力的创意型经济——产业组织的规模不能过小，否则局限发展；但也不能过大，否则不能轻盈运作。由此看来，新经济指向“合作”
[2]
。这种合作经济的成长多经历播种—耕耘—收成三个阶段，“淄博烧烤”的爆火可以从这三个阶段来解读。
一是播种。“种子”的生长需要软硬适度的“土壤”，助长合作经济需要政府从公众利益出发，为“种子”的茁壮成长提供便利。从淄博烧烤的例子可以看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离不开四通八达的快捷轨道交通网、随走随拍的信息网等新基建“硬”投入的支持；同时，物美价廉的背后隐含着“软”因素的支撑，例如当地相关部门的高效管理与有效监管，包括食材物流供应链等环节的高效协作，对漫天涨价或拒载违规行为的严厉打击等。
二是耕耘。“政府的作用在于催化”
[2]
。从淄博烧烤的例子可以看到，开通高铁烧烤专列和公交烧烤专线，为大学生游客提供半价青年旅社，集合大量烧烤志愿者为游客提供服务及宣传城市文化等，成为“施肥”的过程——有效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力量。
三是收成。合作经济旨在以中小规模的精细化生产，满足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因此可持续性是一个难点。正如淄博烧烤，如何保持其市场吸引力和发展后劲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从《致广大游客的一封信》可以看到，淄博将烧烤经济纳入更大的格局中去建立其独特性，不仅强调淄博自身齐文化发祥地的角色，更强调“美景美食不止淄博，好客山东应有尽有”
[1]
，宣传展现了兄弟城市的齐鲁风情。笔者认为，这实际上也体现了梁先生在文中强调的合作经济要义——既追求互惠互利的经济意义，也呈现集腋成裘的团结意识，更是将先发财、后分配的资本经济转化为自利、互利、自律、互律的“经世济民”。
[1]. 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 淄博发布致广大游客的一封信[EB/OL]. 中新网 | 山东. (2023-04-28)[2023-05-09]. https://www.sd.chinanews.com.cn/2/2023/0428/87083.html.
[2] 梁鹤年. 经济未来指向“合作”[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0(Z8): 22-24.
作者： 李媛 ，加拿大女王大学地理与规划系博士，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治理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