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大寺的创立与再建

奈良东大寺是日本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寺院，且在日本古代与中世建筑史上都具有重要和独特的意义。

东大寺别称总国分寺和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日本天平十七年(745)由圣武天皇创立，是日本华严宗大本山，南都(奈良)七大寺之一。东大寺作为日本全国的总国分寺，倾全国之力而建造，代表了奈良时代佛教鼎盛时期的佛教文化与建筑技术。

东大寺的繁盛，至四个多世纪后的1180年(日本治承四年，南宋淳熙七年)，毁于中世初之兵火。随后1181年重源和尚作为东大寺造营大劝进，采用宋国新技术，重建东大寺大佛殿等建筑，时为镰仓时代(1184—1332)初。1206年(日本建永元年，南宋开禧二年)重源入寂，荣西作为第二代东大寺大劝进，接手东大寺复建，东大寺钟楼即此期间所营造的建筑。

镰仓再建的意义

东大寺的镰仓再建，在日本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建筑史上的中世时代，由此而始。东大寺的镰仓再建，也成为日本自奈良时代以来的建筑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相应于7、8世纪唐代建筑对日本的影响，宋代建筑在12世纪再次对日本建筑产生重要影响，推动和塑造了中世建筑的进一步发展和新面貌。而东大寺再建，正是日本中世建筑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

镰仓再建的东大寺建筑，现存者仅存南大门与钟楼二构，是日本中世初期建筑的珍贵遗构。本文以中世初期的东大寺钟楼为对象和线索，探讨宋技术背景下东大寺钟楼的技术特色及其意义。

技术背景

奈良东大寺钟楼，据传为日僧荣西任东大寺第二代大劝进职的承元年间(1207—1210)所再建之构1。其样式及技术手法颇为独特，根据宋技术影响的背景，该钟楼属南中国建筑体系。作为13世纪初的镰仓时代遗构，钟楼对于认识中世初期建筑的性质与特色，具有重要的意义。

镰仓初期的东大寺再建，大劝进重源引入南宋福建地区建筑技术，复建大佛殿等建筑，这一建筑样式史称天竺样。稍后，随着禅宗在日本的传播，南宋江南建筑样式也流行于日本，史称唐样②。相对于镰仓时代传入的宋国新样式，平安时代以来的传统建筑样式则称作和样。天竺样、唐样与和样的确立、并行与交融，构成了宋技术背景下的中世建筑新面貌和主要内容。东大寺钟楼正是处于这样的技术背景之下。

折衷样式

钟楼单层，屋顶单檐歇山形式。钟楼内梵钟，仍为日本天平胜宝四年(752年)铸造，尺度巨大，是现存中世以前最大的梵钟。钟楼经1966年的落架修缮，镰仓时代再建当初的形制面貌得以复原(图1)。

图1 日本奈良东大寺钟楼

钟楼方形平面，基座四面各设台阶。面阔一间，内立槏柱，补间铺作三朵，补间铺作的配置形式，带有明显的唐样建筑要素(图2、图3)。

图2 东大寺钟楼平面图[1]

图3 东大寺钟楼立面图[1]

钟楼形制样式上的显著特点是，多样式的折衷与融合。钟楼构架形式及装饰细部，具有典型的天竺样特色，而铺作形式则属唐样体系。同时，钟楼在构成上也有融有传统的和样要素。采用来自宋国的新技术与新样式，是钟楼最重要的特征，而如此程度的折衷与融合，使得钟楼形式更具独特的个性特色。

以下梳理比较一下钟楼的样式特征：

钟楼天竺样的特色主要表现在构架形式上，如其直率刚劲的构架形式，以及天竺样典型的梁枋昂头装饰曲线、衬方头与橑檐枋绞交出耍头做法等，而硕壮梁柱、封檐板、无普拍方、无柱头卷杀等，也都是天竺样区别于唐样的典型特征。

铺作形式是钟楼唐样特征最典型的表现。首先是补间铺作的配置，以及重栱、计心、足材等，都是唐样所独有的特征。而唐样典型的翼角高翘形象，则使得负荷沉重的钟楼显得轻快舒展。

钟楼的传统和样要素，则表现为如平行椽做法、平棊、桷椽等形式。

大致而言，钟楼的折衷样式以天竺样和唐样的融合为主，传统和样要素则是次要的。钟楼整体主要表现为宋式新风的特色。多样式的折衷，是宋技术背景下中世初期建筑的一个重要特色。东大寺钟楼之后，纯正唐样才逐渐流行。东大寺钟楼成为认识唐样早期形式的一个线索。

构造新技术

构架及其构造形式是钟楼技术特色的主要方面，也是中世宋技术影响的最突出的表现。钟楼构架形式与钟楼荷钟负重的特点相关联。构架刚健雄壮，柱梁用材硕大，柱径84厘米，上、下两层圆截面大月梁直径分别为86厘米与98.6厘米。上串承东西向两条大月梁，其上居中再架悬吊梵钟之大月梁，硕柱肥梁构成钟楼刚劲有力的支撑构架。

由于巨钟沉重，高3.86米、直径2.71米、重26.3吨，故在构架传力系统上，梵钟的荷重不是直接传至四角立柱，而是由大月梁传至四面槏柱，再传至地面，四角立柱主要只承受屋顶荷载，屋顶梁架由四柱扶壁及补间铺作里跳承托支撑，整体构架形式的设计合理而巧妙(图4)。

图4 东大寺钟楼构架

资料来源：中川武《建筑样式の历史と表现》

对于荷载沉重的钟楼，整体稳定性至为重要，而构架构造技术则与整体稳定相关联。日本中世建筑的技术进步，主要表现在构架构造技术之上。日本中世引入的南宋技术，强调构架整体性，串技术发达，由此形成日本中世建筑区别于此前和样建筑的根本性技术特征。

串技术的发达，是日本中世天竺样构造技术的显著特征，而东大寺钟楼则表现得尤为突出。钟楼构架柱身部分，从上至下由四层串材拉结，即以头串、上串、下串及地串(日本称作头贯、飞贯、内法贯及地贯)这四层纵横交接的串材紧密拉结，四串贯穿柱身，绞角出头，加强了钟楼构架的整体刚度和稳定性(图5)。

图5 东大寺钟楼串技术的运用

串材的运用，是宋技术对日本建筑技术上的最大贡献。中世之前的和样建筑，以钉于柱头的长押作为柱头连接，保持构架整体的稳定。中世宋技术传入后，首先在天竺样建筑上，开始采用串构造技术，解决了日本此前和样建筑构造上的整体稳定性问题。南宋串构造新技术，极大地推动了日本中世建筑的技术发展与革新。

南中国的串构造技术，对于古代木构架技术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南中国的串构造技术，改进和强化了中国乃至东亚木构建筑的构架整体稳定性。

钟楼设计方法的两个特色

12世纪以后，随着宋技术传入日本，日本中世建筑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是平安时代以后的传统和样的变革，二是新兴宋样式的流行，由此形成中世和样、天竺样与唐样多彩纷繁的发展局面。宋代建筑的影响，从技术发展的角度而言，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构架技术的革新，二是设计方法的推进，三是样式体系的确立；而这三个方面，正代表了日本中世建筑发展的主要方向和特点。

在设计技法上，中世初期的东大寺钟楼表现有哪些新的特点呢?本文从尺度分析入手，通过钟楼实测数据的分析，我们得到了这样两个推定和认识，一是钟楼直接采用了宋尺，二是钟楼采用了宋式的模数设计方法。也就是说，宋技术因素是钟楼设计技术的特色所在。如果这一推测和认识成立，那么对于认识中世初期日本建筑的性质和特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下作进一步的分析论证。

营造尺分析：宋尺而非镰仓尺

钟楼营造尺复原，是钟楼尺度分析的关键。《东大寺钟楼修理工事报告书》根据钟楼开间762.4厘米×762.4厘米，合现行曲尺25.16尺，推测钟楼原设计间广为25尺，尺长30.5厘米，并认为此营造尺为镰仓尺，较现行曲尺(30.3厘米)稍大。

然而根据多方面的分析校验，修理工事报告书推定的营造尺与钟楼实测值的吻合性并不理想，有必要对钟楼营造尺再作探究。通过分析可见，钟楼构成上的一些现象指向了其间广24尺的可能性，如钟楼间广与布椽匹配关联的和样特征，就提示了这种可能，即钟楼布椽的24枝，有可能匹配的间广是24尺①。

中世之前的和样建筑，布椽枝数与整数尺间广的匹配关系，以一尺一枝、二尺三枝的形式为特色。东大寺钟楼构成上融汇有部分和样因素，故上述关于一尺一枝的枝椽与间广匹配关系的推定，也正是基于钟楼具有部分和样因素的特点。

如果钟楼间广24尺成立，那么其营造尺长为：762.4厘米/24尺=31.76厘米/尺。比较这一营造尺长，在东亚尺制上属宋代尺系②。对于宋技术影响强烈的日本中世早期建筑而言，钟楼的宋营造尺是一个十分有意味的现象。以下根据钟楼的实测数据，校验宋营造尺的可能性，并与修理工事报告书所提出的镰仓尺作比较。

东大寺钟楼方一间，四面各间内又以槏柱分作三间，其实测值及复原尺寸如表1所示。

表1 东大寺钟实测值及复原尺寸

注：宋尺=31.76厘米，镰仓尺=30.50厘米。

以上间广复原分析，宋尺的吻合性显然好于镰仓尺，以下以此推定营造尺，根据钟楼尺度构成的规律，再作进一步的校验。

实测数据分析表明，钟楼的尺度构成以间广的1/32为基准，基准长23.82厘米，且正为钟楼斗栱之斗长，也就是说，斗长是钟楼尺度构成的基准单位(详见下节分析)。上述钟楼这一尺度构成的特点，可作为推析营造尺的一个重要线索。其方法如下：

分别以24尺和25尺的推定复原间广，分析比较各自1/32间广尺度的基准单位特点，以此反推复原间广尺度的可能性。

24尺复原间广：1/32的基准单位为0.75尺(宋尺)

25尺复原间广：1/32的基准单位为0.781 25尺(镰仓尺)

由以上比较可见，24尺复原间广的基准单位0.75尺，符合基准单位的简洁性质，且0.75尺单位别具意义。而25尺复原间广的基准单位0.78125尺，小数零碎，不可能作为尺度构成的基准单位，由此反证25尺复原间广的非真实性。上述钟楼尺度构成基准单位的分析，也印证了24尺复原间广以及宋营造尺的可能性。

再以间广以外的实测尺寸，校验复原营造尺。分析表明，宋尺的吻合性也都远好于镰仓尺。见以下诸实测数据的营造尺折合：

方形基座边长1430厘米，合45宋尺①

台基高126.65厘米，合4宋尺

台阶踏步长334厘米，合10.5宋尺

柱缝至台基边333.8厘米，合10.5宋尺

柱高651厘米，合20.5宋尺

撩檐枋出190.6厘米，合6宋尺

檐出190.5厘米，合6宋尺

总檐出381.1厘米，合12宋尺

补间朵当及椽架平长190.6厘米，合6宋尺

此外，钟楼用材相当规格化，其中主要枋材有如下几种，也都与宋尺相合：

所有串材与槏柱、蜀柱的尺寸基本统一，其断面实测尺寸，高在58～59厘米间，宽在33～34厘米之间，推定设计尺寸为1.85宋尺×1.05宋尺。

所有屋架桁条断面尺寸统一，为35.0厘米×19.0厘米枋材，合1.1宋尺×0.6宋尺。

基于以上钟楼实测数据的分析校验，可以认为钟楼营造尺为宋尺而非镰仓尺，钟楼间广24尺而非25尺。

以上分析推定了钟楼营造尺的宋尺特点。而关于钟楼的尺度构成形式，分析表明同样也具有宋式特色，具体而言，即采用了宋式的模数设计方法。关于钟楼尺度构成特色的这一认识，以下从钟楼斗栱构成入手，分斗栱尺度构成和整体尺度构成两方面进行分析。

斗栱尺度构成分析

钟楼斗栱七铺作，双抄双昂，隔跳计心并做假昂。斗栱构成形式别有特色，通常斗栱由斗与栱分件组成，而钟楼的斗与栱相连一体，由一木作成，散斗附于栱、枋下，所有斗长相同，无间隙地排列成横向连斗形式(图6、图7)。根据相连的栱、枋长度，从3至17连斗，形成九种类型的连斗形式(图8)。

图6 东大寺钟楼连斗形式(剖面局部)[1]

图7 东大寺钟楼斗栱里跳连斗形式

资料来源：《世界建筑全集》日本2-中世，平凡社

图8 东大寺钟楼的九种连斗形式

钟楼连斗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其斗长尺寸(23.82厘米，合0.75尺)在钟楼尺度构成上的重要性。斗长成为钟楼尺度构成的基准，这可称是宋式倍斗模数方法的一种特殊形式。

楼钟斗栱尺度构成，以斗长为基准。实测斗长23.82厘米，合0.75尺。0.75尺成为钟楼尺度构成的基准所在。虽然钟楼构件加工不精，且由于年久风蚀及压缩变形，实测数据驳杂，但钟楼斗栱材尺寸与基准斗长0.75尺相关联的指向还是明晰可见的。据修理工事报告书所记材广实测平均值为23.6厘米，材厚为17.7厘米，相信钟楼材广的设计取值应与斗长相等，同为0.75尺，材复原尺寸为0.75尺×0.56尺。此外，在斗栱尺寸关系上，栔=1/2材，这也是中世斗栱比例共通的特色，故足材尺寸复原值推定为1.125尺，合35.7厘米①。

钟楼斗栱尺度构成的特色在于，以斗长为模数基准，控制斗栱的整体构成，钟楼斗栱的立面构成，吻合于以1/2斗长为基准的方格构成模式(图9)。在钟楼斗栱构成上，斗的本意已经淡化，成为附于栱上的一种斗形装饰，而其真正的作用和意义则体现在作为尺度基准的斗长之上——“倍斗长而取长”。钟楼的倍斗模数构成，应表现的是显著的宋技术特色。

图9 东大寺钟楼斗栱立面及朵当构成方格模式

整体尺度构成分析

相对于传统和样的无补间铺作形式，宋技术影响下的日本中世建筑最大的形象特征，即是补间铺作的出现。钟楼补间铺作三朵，朵当均等。钟楼朵当与间广构成，同样也由斗长模数基准所控制，钟楼整体尺度构成已趋模数化，即其朵当以斗长8倍为之。相应的，间广则以四朵当、32斗长为之。钟楼尺度构成归纳如下：

斗栱构成：A (23.82厘米，0.75尺)

朵当构成：8A (190.56厘米，6尺)

柱间构成：32A (762.24厘米，24尺)

钟楼尺度构成上，形成了斗栱、朵当与间广一体化的模数构成(图7)。

此外，根据实测数据分析，钟楼整体尺度上，也多反映有斗长基准的特色，见以下若干模数关系(A表示斗长基准)：

间广中间381.2厘米，12尺，合16A

间广边间190.6厘米，6.0尺，合8A

方形台基边长1430厘米，45尺，合60A

台阶踏步长334厘米，10.5尺，合14A

柱缝至台基边333.8厘米，10.5尺，合14A

撩檐枋出190.6厘米，6尺，合8A

总檐出381.1厘米，12尺，合16A

又由实测数据分析可见，3尺(95.3厘米)是钟楼尺度构成上的扩大模数，朵当、架深、间广、跳距、檐出都与之成简洁倍数关系(图10)，3尺扩大模数的构成为4A，即4斗长的构成关系。由此形成以斗长0.75尺为基本模数，以4斗长3尺为扩大模数的特点。

图1 0 东大寺钟楼剖面尺度构成分析(底图取自文献[1])

3尺4斗长的扩大模数，实际上又可称作大斗模数。钟楼转角铺作栌斗，方形，实测斗长95厘米，设计尺寸3尺，合4斗长。故钟楼的基本模数与扩大模数的形式，实际上即小斗模数与大斗模数的形式。这一模数特色，别具意味(图11)。

图1 1 东大寺钟楼仰视平面尺度构成分析(底图取自文献[1])

中世初期东大寺钟楼的倍斗模数设计方法，无疑来自于宋技术的影响，宋《营造法式》即曾提及“倍斗而取长”的模数方法。日本中世以后，在宋技术的推动和影响下，唐样设计技术上逐渐形成了以材模数为主的模数设计方法。然东大寺钟楼的倍斗模数方法，在中世以后也并非孤例，圆觉寺佛殿古图(1573年)中亦表现有同样的模数设计方法。至近世江户时代唐样技术书《建仁寺派家传书》(1677—1693)，更明记有倍斗模数的设计方法，规定一朵当为6斗长，当心间为18斗长。从中世初期宋技术的传播和影响，至唐样模数设计方法的形成和成熟，再至近世《建仁寺派家传书》的唐样模数方法的体系化，其间的传承流变是可以想象的。

如前所述，东大寺钟楼在样式属性上，以天竺样和唐样的折衷为主，并融有部分传统的和样因素。然在尺度设计方法上，东大寺钟楼的直接采用宋尺以及模数设计方法，则与同期的其他天竺样显著不同，比较同期天竺样遗构东大寺南大门、开山堂及净土寺净土堂，该三构营造尺应皆非宋尺，据分析尺长较近于现行曲尺(30.3厘米)，仍属传统的唐尺系统，如南大门营造尺约29.97厘米，开山堂营造尺约29.8厘米，净土堂营造尺则与现行曲尺相同，长30.3厘米。东大寺钟楼的营造尺为新宋尺，而非旧唐尺，这是钟楼的一个显著特点。日本建筑史上，自奈良时代以来，营造尺基本上一直以沿用唐尺为特色，直至近现代的曲尺，仍是唐尺系统。而钟楼直接采用宋尺的现象，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世初期，新兴与传统的对立交融的时代特色。

此外，上述南大门、开山堂及净土堂天竺样三构，虽都有用材规格化的倾向，但尺度构成上未明显表现有模数化设计的特点。

相比之下，东大寺钟楼的尺度技术特色显得甚为特殊，其原因推测在于东大寺钟楼的唐样性质，也就是说，模数设计方法应是唐样的技术特色。实际上，中世以来唐样建筑精密的尺度构成特点以及成熟的模数设计方法，也证实了上述的设想。东大寺钟楼的唐样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斗栱形式，一是模数方法。

以上两节在对东大寺钟楼实测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推定了以下尺度设计方法：

(1)营造尺长31.76厘米，为宋尺系统；

(2)钟楼间广24尺，补间铺作三朵，朵当6尺；

(3)以斗长为模数基准，是宋式倍斗模数设计方法的特殊形式；

(4)以斗长0.75尺为基准模数，以4斗长3尺为扩大模数，并对应于基准构件斗的尺度，即：小斗基准模数+大斗扩大模数的二级模数基准；

(5)一朵当为8基准长，合6尺；

(6)以3尺为扩大模数，确定朵当、间广、架深、檐出、斗栱跳距。

东大寺钟楼的意义

东大寺钟楼的技术特色，一是以宋技术为背景，二是天竺样与唐样的混融。在以天竺样为特色的东大寺再建过程中，钟楼表现的唐样特色，推测应与主持再建的荣西相关。传中国禅宗于日本并创日本临济宗的荣西(1141—1215)，二度入宋，巡访江南名寺，创立日本宋风禅寺，是输入宋风建筑的先驱。故钟楼的唐样做法，有可能源自荣西所传宋风建筑，反映的是中世早期唐样的特色。因此，东大寺钟楼对于认识中世早期唐样的性质与特色，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技术的意义与作用

对于中世日本建筑而言，南宋技术的意义不止于新样式的出现，作为一种新技术的传入，更重要的是对日本中世建筑整体的推动和引领的意义，包括对和样建筑的影响和推动。从技术发展的角度而言，宋技术对日本中世建筑的影响，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即构架技术的革新、设计方法的推进以及样式体系的确立。

日本中世以后建筑发展的蓬勃活力，源自于南宋技术的影响和推动。

天竺样与唐样

比较南宋传入日本的天竺样与唐样，前者为福建工匠所传的偏远地方样式，后者为南宋文化中心的江南样式。江南样式是当时东亚的先进技术，代表了大陆文化的正统。中世以来天竺样的衰退与唐样的兴盛，其深层因素应在于此。唐样无疑是中世建筑发展最醒目和重要的新因素，在样式与技术的多方面，引领了日本中世建筑的发展。

实际上，江南作为汉文化发达地区，其对日本的影响何止中世，往上可追溯至古代。同时，江南对本土北方亦有深刻影响。通过东大寺钟楼的一个构造细节，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这种以江南为中心的文化辐射：地串做法是南方原生的构造技术，而东大寺钟楼地串构造做法及装饰形式，竟与《营造法式》所记“至角出柱一材，上角或卷杀作梁切几头”(卷五·阑额条)的形式完全吻合一致(图12)。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应是，二者皆源自南中国的串构造技术。

图1 2 东大寺钟楼地串形式

东大寺钟楼现象，涉及12世纪以来东亚建筑特色的诸多方面。实际上，在东亚背景和视野下，中国建筑史与东亚建筑史在许多内容上是相重合和关联的。故就此意义而言，中国古代建筑史，应包括12世纪以来日本中世建筑发展的诸相关内容，其中东大寺钟楼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实例之一。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作者：张十庆

文章来源：建筑史，2011年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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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张十庆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