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发展主要是由城市经济主体推动的，这些主体不仅包括各类企业、城乡家庭，还包括各级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探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已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共识。 合肥市“时时处处找准政府位置，从始至终坚守科创经济”。一方面，始终坚持发展实体经济，利用科技推动从制造到创造转型。另一方面，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找准政府定位，不断提升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释放最大化的市场和政府合力，推动城市实现坚实的经济增长和快速转型升级。

家庭既是物质产品和知识产品的消费者，也是劳动和人力资本的供给者。多样化的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平衡促进家庭和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沙市“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促进家城协调发展”。近20年来，长沙市一方面让利于民，拒绝炒卖土地，加大住房供给覆盖面。另一方面，完善长效机制，加强市场监管，使房价地价保持在合理水平。不仅在微观上促进家庭合理支出，宏观上也确保了住房与产业（制造业服务业）、民生的良性互动，促进了家庭和城市均衡和可持续发展。截至2022年，长沙连续13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企业是物质财富和知识财富的创造者和组织者。长春市把“强化龙头企业带动，聚力实体经济升级”，作为城市发展的主线，顺应全国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强化中国一汽集团、中车长客等龙头企业作用，突出发展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发挥中科院、吉林大学等机构科技创新优势，促进产业升级，全面强化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韧性，助力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0多年来，中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中国城市崛起的重要力量。杭州市“弘扬民营经济传统，塑造宜居宜商环境”，将民营经济作为立市之本、发展之魂。坚守重商的历史传统，形成全民皆商、人人重商的社会共识和价值取向，塑造高品质的人居环境。坚持引导服务并重，创造一流的营商环境。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为企业创造安心谋发展的便利条件和市场环境，助力企业破解发展难题，也吸引到更多人才集聚，充分激发民营企业创造活力。连续19年成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上榜企业数全国第一的城市。

要素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蕴藏的巨大存量要素即土地、劳动力获得充分释放，外部要素即资金、技术、管理迅速流入，增量要素即人力资本等迅速积累，形成驱动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动能。释放、吸引和培育这些动能要素，中国城市创造了诸多成功经验。

物质和资金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 中国香港“汇聚全球资本，服务国家战略”，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地处亚太地理中心的区位优势，适应国家战略需要，打造自由开放透明的营商环境，吸引全球高端金融资源，汇聚全球资本，既促进了内地城市经济发展，也极大提升和巩固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它既是中国城市崛起的关键因素，也是城市快速发展的重要标志，人力资本的快速发展是中国城市发展的最大成功。 政府、家庭与企业都高度重视人力资本投入是中国城市获得成功最重要的经验。武汉市以“优质教育驱动精尖科研，精尖科研驱动科技产业”。以教育资源和人才优势为依托，发展科技和产学研结合，并依靠人才和科技优势发展产业，从而实现人才、科技、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共赢，强化了其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提升了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

科学技术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心动能。 中国城市高速发展和集体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在产业上的广泛应用和先进技术产业的扩散。北京市“培育科创高精尖，融合科创产学研”。基于首都的功能定位和资源优势，北京着力打造一流宜居环境，吸引全球顶尖资源，以市场化机制和政府型平台，融合科创大中小企业和产学研环节，发展高精尖科创经济，建设国际科技中心。不仅支撑了首都经济高速增长和转型升级，也带动了京津冀甚至全国城市的科技和经济快速发展。

制度通过决定经济主体的预期收益影响城市经济发展。 中国城市发展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通过制度创新驱动经济主体迸发出巨大动力。中国澳门“用足一国与两制优势，促进一国与两制双赢”。澳门自回归以来，始终坚持并充分利用“一国”与“两制”的双重优势，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和内地的发展，扩展了澳门的外部市场和要素资源。澳门成熟市场的力量与中央大力支持、内地地方政府合作的力量形成合力，使得“一国”与“两制”相互支撑共赢，确保了澳门的持续繁荣稳定。

城市文化通过塑造经济主体的意愿偏好影响城市经济发展。 成都市“弘扬传统商业精神，激发主体内生动力”。传承了从古至今的消费与生产平衡文化，将古代工作与休闲文化嫁接为现代的创新文化，将古代盆地外向文化发展为现代国际化文化，将古代的重文精神弘扬为现代的商业化文化，不仅激发了市场主体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而且较好地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公共产品既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目标内容。 中国城市发展奇迹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厦门市通过“高端设施与服务同建，优质生活与工作共赢”，实现了发展手段和发展目标的双优统一。基于经济、地理、生态等海岛优势，厦门致力于打造高端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构建优质的生活和工作（就业及创业）环境，满足了当地高质量的生活和工作需求，同时吸引了高端企业产业、人才和要素，创造了更多财富，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手段和目标的良性循环。

生态环境是重要的公共产品。 青岛市“打破先污染后治理常规，保持生态与发展双赢”。以强烈守护环境的意识不断强化城市生态环境优势，以生态环境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以走在前的担当和勇气推进生态环境领域先行先试，实现了“环境一直好，经济一直强”的良性循环。

生产、交换与服务是城市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具体内容和主要活动。

在生产方面，广州市“顺应城市发展规律，促进产业持续升级”。20年来，广州市始终顺应城市与产业发展规律，立足城市历史文化底蕴和阶段演进特征，适应国内外新形势新要求，着眼于理顺产业与经济社会关系、产业内不同产业关系、产业与空间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断调整优化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思路目标，政府与市场合力促进产业升级。实施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三轮”驱动。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强化都市圈产业链合作共建与协同布局，推动经济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

在交换方面，义乌市“降低聚散交易费用，成就商品世界中心”。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弘扬历史传统，在坚守和扩展小商品市场方面，紧紧围绕不断解决制约市场交易的关键因素，通过不断降低交易成本、信用成本、空间成本、协调成本，助力小商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从地方走向全国和世界各地，将一个穷乡僻壤的义乌，发展成为世界商品交易中心。

在服务方面，西安市以“文旅带动全局发展，多方围绕文旅服务”。作为有着悠久辉煌历史的古城，西安充分利用文旅资源优势，以文化旅游作为战略突破口、着重点和主引擎，促进文旅与生产要素、产业升级和城市建设协同发展。一方面，将科技、金融、人才等要素与城市建设、产业配套、制度政策等相结合，促进文旅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文旅发展倒逼城市建设、改善营商环境、集聚高端要素。不仅促进了西安文旅发展，也逐步集聚和释放西安厚重的潜能，使西安逐步走向加速发展的快车道。

中国城市大规模的学习，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是城市低成本高速发展的重要法宝。

在学习方面，天津市向“全球学习兼顾全国学习，政府学习带动社会学习”。天津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干中学和学中干、合作中学与竞争中学、对标对表和博采众长、政府示范和制度激励等学习途径和方法，不仅建成全国领先的学习型城市，而且通过学习迅速获得了科技、制度文化、管理经验，促进了天津的转型发展。

在创新方面，深圳市“保持领先倒逼持续创新，开放学习驱动综合创新”。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央要求并支持深圳先行先试，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深圳以制度创新驱动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以开放学习推动制度创新和产业创新，推动综合创新，实现由“跟跑”向“并跑”“领跑”的转变。

竞争与合作是城市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活动。过去40年，中国城市在与国内外城市上演的竞争与学习“剧目”中，不仅成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开拓了人类经济行为的新空间。

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并向全球重要中心城市迈进的上海“构筑双循环枢纽和通道，推进三层次的竞争与合作”。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始终致力于打造平台城市，将自身建设成为全球、全国、长三角的重要枢纽和通道。不仅直接参与和引领国际城市的竞争与合作，国内区域之间和长三角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而且充分发挥内部循环、外部循环和内外循环的作用，促进全球、国家和区域经济资源流动和要素配置。激发和提升了经济主体的动力，有力促进了上海、长三角、中国甚至世界城市增长与发展。

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最终要落地在空间上。 在历经几千年的农业经济和农村缓慢发展之后，中国开启了城市空间发展的新时代，具体表现在单个城市的快速建立和发展，现代城市体系的形成和演化，以及城市化不断提升和城乡一体化。

在城市发展上，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依次经历的小城镇、开发区和新城新区中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在新城新区建设方面，郑州市“建设现代高端服务新城，提升国家中心城市功能”。郑州作为人口中心城市，需要尽快适应做大人口和产业载体的空间和提高国家中心城市能级的需求，通过高起点规划和形象营销，实现大规模的土地融资，实现高标准新区建设。通过高起点规划和形象营销，导入高端产业及人口。高端产业和人口导入和高标准城市建设，支撑了国家中心城市的高功能提升，也带动郑州及中原城市群快速发展。

在城市体系上，竞争与合作使得城市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而特别，也使得中国的城市体系及其演化有自己的特色。合作共赢驱动城市之间从小尺度的竞争主导走向合作主导，从大尺度的合作主导转向竞争主导，应对竞合变化，都市圈尤其是跨行政区都市圈的发展考验着各城市政府的智慧。南京市“建设跨省都市圈，打造城市体系典范”，积极主动构建跨省城市间多级协调机制，助力高质量发展；促进互联互通，共建轨道上的基础设施都市圈；聚力产业集群，打造“链”上都市圈，跨域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构建便民生活都市圈。推动都市圈参与城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成为城市间跨域融合发展典范。

在城市化上，作为中国农业转移人口最多的城市，重庆“探索市场城镇化，保障新型城镇化”，积极探索户籍、土地、住房和融资制度的改革创新。一方面，让市场在城镇化中发挥决定作用，促进劳动力、土地、住房、金融等要素和资产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转移。另一方面，围绕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使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住房保障。既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健康发展道路，也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和不断转型。

作为地处东南沿海的县级市，晋江市“致力产城人融合发展，打造新型城市化典范”，遵循城市化发展规律，探索和践行新型城镇化模式。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从需求和供给两端促进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以产业非农化为依托，吸引和支持人口城镇化，推动城市建设即空间城镇化；以空间城镇化为载体，支持人口城镇化和产业非农化。

作为中国东部沿海最强的地级市，苏州市几乎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所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这集中反映在它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域领先和均衡化方面。在制度创新上，苏州“放权”让全域共同发展，“让利”促进城乡均衡一体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权使市县镇竞相争先，弘扬奋勇争先的历史文化，激发全民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而共同繁荣。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作为发力重点，让利让城镇村互利多赢，从而实现一体均衡，推进经济、生态、文化、社会全面发展。

本文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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