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启示录：

城市设计的另类探索

深圳城市风貌 Urban features of Shenzhen 

? 图虫 Tuc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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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文

HUANG Weiwen

未来+学院创始合伙人／CTO，参与深圳城市规划设计及管理多年，是SDC(城市设计促进中心)、UABB(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主要创建者与推动者

陈雪

CHEN Xue

未来+学院创始合伙人，CEO，建筑师，咨询师

AP /  您曾在体制内任职，后来独立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我1994年来深圳，一开始是在深圳的规划设计院工作，2年后到了规划管理部门主要做城市规划设计的管理。 2017年我离开政府系统，希望独立出来做一些自己喜欢但体制内不容易展开的事情，比如创办和运作未来+（FuturePlus）——我们将它定位为一个面对城市问题的另类实践、研究研发和教育分享机构 。 本来最初未来＋还是一个教育项目时有三个人在推动，现在是合伙人陈雪从企业出来跟我一起在带领这个小团队创业。像这样从政府系统出来做一些另类事情的人还有一些，大家愿意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索是挺好的。

我们选择出来创业，去探索一些新方法与新工具。中国城市规划理论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平衡和沟通，它说不上是科学，而是一门学科。最近有一个新闻报道说北京的写字楼的空置率达50%，实际上深圳很多建筑的空置率也很高，包括这些年新建的很多文化场馆的内容及运营也是空白。 很多建设一味追求高度，追求成为新的地标，却没有思考建筑到底是为了什么。

中国发展到了一种盖房子非常容易，疯狂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深究其它层面问题的状态。 然而城市规划如果不能从多个维度来考虑问题，最终可能会导致城市结构性的失衡。深圳的城市建设在社会维度上的考虑一直都很薄弱，比如房子为谁而建？人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人们的居住刚需十分强烈，深圳父母因为学位短缺而非常焦虑，但是城市规划不是加大居住土地的供应，却在写字楼已经过剩的情况下拼命地规划设计“高大上”的总部办公楼——即人们需要房子但房价很高，不需要那么多写字楼可办公楼鳞次栉比——这相对而言是比较畸形的。

AP /  请结合城市规划与设计背景谈谈对中国的城市规划现状的看法，您创办的未来+（FuturePlus）与它有着怎样的联系？

从一些实践中可以看到目前中国的城市规划专业存在一定问题，尤其这几十年城市快速发展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2015年，高层领导对中国城市千城一面的批评，促使住建部开始重视城市设计。像小街区密路网这样的城市规划导则，不是城市规划界的通则和常识，而要靠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这样的最高会议来提出，通过自上而下来推动，这是一件很奇怪也很值得城市规划界反思的事情。 在那之后，现有城市规划管理的部委职能干脆调整，并新建一套规划体系。但是这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对实践的批判，没有理论上的准备，重建的系统会比原来的升级多少呢？  

以前城市设计是掺杂或者说贯穿在城市规划中的，并没有被重视，而现在开始重视城市设计，有了更多独立委托或竞赛。 其实城市设计这件事，不是换一个名字就能把事情做好，因为做城市规划和做城市设计的人其实是同一拨人。教育也是一样，教城市规划的人和教城市设计的人其实也没什么区别。 如果我们说城市规划好像有很多问题，却只是将它换一个名字再做一遍，那这些问题不会被解决，甚至最终结果是“城市规划”这个名字在城市规划管理中越来越弱，正在被“空间规划”替代。

放眼国际上关于城市规划的探讨，时间线拉得更长，一代代人参与其中。比如推崇现代主义与《雅典宪章》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及追随者，在战后获得了大量的实践机会。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简·雅各布斯等人发现这样的实践方法太过粗暴，到处铲除传统街区存在很多问题。她通过文章和社会运动，反对、颠覆了当时专业主流的理念。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是不断变化的，进入后现代有公共参与、重视遗产保护，当下有绿色低碳概念及各种城市主义，山头林立，百家争鸣。

中国的快速发展只有30多年，可以说主要是同一代人在实践，并没有更多代际的参与和颠覆。如果过往经历中有失败有教训，那同一拨规划设计师能否自我反思甚至自我否定？能否基于实践产生的问题进行理论的迭代和颠覆？ 实际上，在我们把城市开发建设的时间压缩得如此短的情况下，很难从内部产生深刻的反思者甚至是颠覆者。

城市规划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别强大的产业，成为了一个覆盖广泛、需要资质才能进入的相对封闭的系统。随着时代进步与技术革新，各种理念口号也与时俱进，比如绿色规划、生态规划、数字城市设计、智慧城市等等，但是规划思维与方法没有改变，按规划图纸指导开发建设模式（如几通一平）就更没有任何改变。其实这也和教育有关，比如那些教授城市规划的老师也参与实践，但他们的教学内容和真实实践也不太一致。

所以我觉得需要做一些另类的探索， 把实践问题当作一个真正的问题去研究和解决，从中得出一些理论的批评和创新，从而推动教育、培育新人，使他们用新一代的理论参与到新实践中，最终形成一个闭环。 否则，这种城市实践的局面很难改变，它变成了一种生产型机构，不断地重复自己的规划套路，而且这些成果越发固化和僵化。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觉得需要创造一个全新类型的机构，把实践、研究、研发和教育整合在一起。

由未来+学院策展的2019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 龙岗分展场展项：闪建策略园，旨在通过快速搭建临时学校，舒缓上学难问题。

由未来+学院策展的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龙华上围分展场展项：村-城突围!

AP /  您是否希望这样的理念能够不断推广、成为主流，在更大的范围里传播并产生影响？

每个人自然都会有这样的希望，但没有必要总想这件事情。对我而言，首先要将精力集中在这些探索中。产生积极影响的根本，还是建立在实践和理论中能否产生有价值的内容这个基础。可能有些人更重视传播，但如果事情本身没有带来新的价值，这种传播影响最终也就没太多意义。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影响途径，需要我们先扎实并专注地做一些或许与主流不同的事情，所探索的一些边缘化的东西可能会反映出某些有价值的问题。 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悖论——其实现在有些有影响的东西也许缺乏价值，但是它和主流观念吻合，它容易传播和产生影响，也更容易被接受。 而一些新想法、新思路、新探索，因为跟主流不一样，会难以传播和产生影响。然后当你自己变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时，或许你能传播的东西也只可能和主流一样。当年简·雅各布斯（Jacobs Jane）在现代主义的主流叙事里站出来挑战纽约城市建设的大好局面，她作为一个异端处于很边缘的位置，包括专业界大咖对她也是冷嘲热讽，当时的强势与主流是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他们。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那些对主流产生影响的观念和做法也可能是过眼烟云，我们如何去发现并支持那些不主流的想法和一些边缘的实践，就需要一定的鉴别能力和预见性。

我们正处于一个不断变革的年代，这种变革在不同的角落冒苗头，且无法预测，所以得专心把自己的事做好。对于变革而言，小的修修补补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必须形成一个系统性变革，同时要考虑很多因素，包括价值观、方法论以及具体的工具。

中康高线公园 

AP /  除了教育和研究，你们是否也在深圳的科技创新的氛围中革新出一些创新的产品或观念？

在新的理论、新的方法的基础上，还需要新的工具，这与我们的城市研究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把办公室搬到深圳湾的科技环境里，也是因为我们还要做一些工具的研发。

城市与建筑是三维的，但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媒介是二维的， 平立剖的作图就是把立体的东西投射到平面上，而城市规划甚至没有侧视图，只有色块填充的顶视图，这与我们真正体验到的城市空间以及大自然中的地形、地貌是两回事。 所以在我们用这种图纸来规划城市的时候往往存在很多盲区。即便是柯布西耶也曾因为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城市规划导致严重的失误，从空中俯瞰并排布的房子间距会特别大，空间尺度失控——这样的城市并不宜居，更何况我们当下的城市大多是非常年轻的人设计规划出来的。所以这种在平面上设计城市的工具和方法是远远不够的。 业界也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用效果图来表现。但效果图是具有欺骗性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决策者依赖效果图去做决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业界采用的工具和方法有问题的时候，就会影响到城市的建设了。

这个年代的技术是完全可以让人更真实地体验空间的。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研发一些新的工具去解决专业上的缺陷，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消除专业门槛。虽然公示的规划图纸上会标注将要新建的医院、变电站或是公园，但由于老百姓看不懂，就难以参与，往往是当推土机到了家门口才意识到要在这里修一条很宽的路或是什么工程，从而产生了极大的矛盾。然而，这种可能产生的空间利益上的冲突，本来可以通过其它方式提前显现并解决。

比如说，原本某个办公室的窗户看到深圳湾海景，现在该地块的前面有一个开发项目，一般人光靠二维图纸可能永远无法感受这个项目将带来的影响。最理想的方式就是通过软件在对准的手机屏幕上就能看到窗外因为新的规划而发生的变化，这种体验是效果图没有办法提供的。

其实现在有很多游戏就可以让用户去参与城市建设，但因为整个规划生产的模式很难被改变，所以并没有人去尝试实施。 这样的“电子游戏”是否可以成为规划设计工具，也是我们现在正在思考和尝试的事情。 我们有一个研发部门在做空间算法和生成，能够把二维规划图自动生成三维空间。当三维的体验还不足够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我们的专利机器“刻客”打印或者说敲打出可变、可重复使用、可交互的三维实体模型来，让你真正能摸得着空间形态的实体并可调整它。

未来+学院研发的信模， 将城市设计师的空间经验、建筑师的三维建模整合成一套城市空间规划与设计的生成算法

AP /  用这种工具模拟出来的依然只是一个物质形态，可能对于人的尺度和使用感来说是一个很完美的体验，但具体的社会因素方面的考虑或预测是如何体现呢？

其实我们是想先把这个空间利益可能的矛盾显现出来，然后大家再来探讨一种机制去解决这些矛盾。当公众最初对这些矛盾没有意识的时候，等到了施工现场才用语言或行动阻止施工，这时候社会矛盾就很难解决了。此时，不管是政府还是开发单位，或是受影响的居民，都会付出很大的成本。我们确实需要社会层面不断探讨一些机制，去解决空间发展中的矛盾。

其实城市无非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空间利益集合和共享的平台。 如果蛋糕不断做大，大家都能享受当然是好事情。但是空间利益总是会有矛盾和冲突，最简单的就是邻里关系。比如某个片区大家都建独立住宅，预期就比较一致，但如果出现某一家想建一个工厂，这时候利益冲突就很大。所以早期城市规划的诞生与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污染及居住条件恶劣相关，但是他们得出的规划方法和规划成果，其实是从法律上解决房屋财产的冲突问题，而非仅仅是依靠规划空间专业的相关技术。从德国到美国的区划，即分区功能的确定，实际上是由律师参与并解决矛盾的。城市规划本身是空间利益创造、博弈和平衡的一种工具、媒介或是平台，但是很多城市规划师还没有这种意识。

现在有所谓的增量与存量规划说法，增量就是在空地上将蛋糕不断做大，主要是在创造空间利益，分配利益的矛盾并不是太大。 但是存量规划就是对现状物业做出改变的时候，一方面也要做大空间利益蛋糕，另外一方面要考虑空间利益如何协调和分配，特别是有明显利益受损者的情况，其中涉及到很强的社会层面的问题，规划师是不太擅长处理这些事情的。 现在政府也提出共建、共治、共享，其实就是所谓的空间利益，怎样去创造它，怎样一起建设和分享——这又涉及到治理层面的问题了。

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一个六维的城市资源评估和影响评估的方法，即从空间、社会、治理、经济、生态、时间（历史文化）六个维度来看城市问题。一个既有的城市环境在做再开发的时候，它不仅仅涉及着空间利益，还有文化冲突。有人认为一个老房子是有价值的，另外的人则认为只有土地再开发才有价值，这就是从经济维度的评估和从文化历史维度评估会产生的分歧。我觉得中国的城市规划并没有系统地整理这些问题，而是边做边产生问题，甚至制造冲突，所以需要一些方法论和价值观来帮助大家理解城市，评估城市的资源，评估所做的事情对城市的影响。

以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关键方面（经济、生态和社会）为基础延伸三条坐标轴（时间、空间和治理），未来＋学院建立了一套可以评价资源与规划建设影响的六维评估方法

六维评估可以用于城市开发建设的任何一个事情，比如评估城市灯光秀、城中村的整治、体育馆的拆建或保留争议等等。我们希望不断完善这个六维评估系统，开发它成为一个小程序，手机用户可根据提示填写和打分，并得到一个结果，能呈现出经济上的利弊，或者其它维度的优劣。每个维度有6个问题，每个问题有6个等级的评估，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和均衡地考虑问题。

每十年的深圳六维评估

AP /  深圳其实已经处于一个存量的状态了，比如说城中村这个问题，您认为城市的发展现状是否有机会得到改善？

1978年之前的中国是计划经济系统，发展面临困境时就在香港旁边开个口，积蓄的能量就像井喷一样在深圳爆发。 深圳人愿意去做一些探索创新，包括当地政府，所以像城中村这个问题，也在不断地检讨。

近两年颁布的城市更新总体规划对城中村的拆建也开始有所控制，尤其是关外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城中村会被保留。大家也意识到城中村在提供保障房上有它的意义，是深圳可以快速发展，能够容纳这么多外来人口的一个重要基础。这是我们对深圳感到欣慰和乐观的一面。

当城市系统逐渐扩大和规范成熟以后，每个部门工作人员虽都照章办事，但是问题可能会得不到有效解决，因为大家只关心自己的流程是否不犯错误，而不管事情是否会得到更好的结果。 这种情况下，对矛盾和痛点的忽视，以及管理和思维上的僵化，也会让城市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退化。比如去年最令深圳人焦虑的学位问题，当然还有这十几年的居住焦虑问题。

城中村和保障性住房范围的分布

AP /  你会觉得深圳的系统虽然走向僵化，但是跟其他地方比起来，这个城市还是属于比较开放的吗？对于它的未来你们会抱有怎样的期待？

深圳的底色还是勇于探索和创新 ，现在还要看整个环境是否像当年一样，再一次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深圳原来在人口和政策有一些改革红利，现在其实跟全国的其它城市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深圳较早地意识到产业转型的重要性，所以在高新技术领域有了一定积累。

深圳二维的色块化的城市规划是极具约束力的，因为深圳实行法定图则，即图则法定化，这很进步，但色块方式也限制人们兼容及三维的想象能力。比如深圳高新区10平方公里的地块主要都是棕色的工业用地，没有配套的居住、商业用地，那么员工们就只能每天在单位食堂里吃一样的饭，住在工业区旁边的城中村里。随着城中村的消失，人们只好越住越远，每天早晚通勤都要经历拥堵的交通。由于高新区商业服务的严重缺失，我参与深圳湾科技生态园城市设计时，就在底下两层满铺商业，店铺多了才能以便宜的租金出租，上班族也能有更多的服务选择。

深圳的居住也是同理，如果不用一些创新打破政策的各种限制，就解决不了问题，更解决不了规划和土地政策的僵化。城市规划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简单的思维，它很容易走向僵化，也必然走向僵化。如果没有透明的机制把事情放在台面上博弈和协商，就会有腐败在台下交易。而为了遏制腐败，这个系统就不允许轻易的修改和变更，城市的运作和创新就会特别辛苦。

早期开发的时候就很简单，有什么需求就做什么事情。但是慢慢的人多了，管理也复杂了，就需要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而这些法规法定化了以后也不能随便改， 所谓“一张蓝图干到底”——这从法制上看是进步，但不严密和不完善的规划被固化为僵化的东西，也会无法应付城市这一复杂系统产生的问题。

“飘的”PSST：个人化悬滑交通 

我是2000年来深圳的，当时深圳的关内区很小，政府的规模也比较小。早期实行三来一补政策，吸引很多台湾人、香港人和外资企业来办厂，城市很快发展了起来。当时有全球前50大代工厂在深圳，最出名的就是台湾人郭台铭在龙华开的富士康工厂，在2000年是全球OEM代工厂的佼佼者。

2000年至2007年，深圳市国土部门和规划部门是分开的，规划人是专业且有情怀的，而建筑师有一些发挥的空间，所以当时就出现很多有意思的设计，比如错层阳台。但是现在管理越来越严格，建筑密度越来越高，创新挑战越来越大。

深圳政府比较早就对产业进行调整和布局，如南山区有了高新科技园。但是深圳在早期并没有对产业供应链考虑周全，导致整体结构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当时工厂都是临时建的，少有像福永和沙井这样比较完备的工业园区，因此存在职住不平衡的问题。

随着行政面积的拓展，深圳在行政上的管控也有所不同。在人口结构方面，2000年深圳人口的平均年龄是26岁，现在的平均年龄是35岁左右，涨了近10岁。当然也会有一些人需要安居乐业，所以住房成了目前最大的问题，保障房的速度也跟不上，造成了结构的失衡，本来规划就是二维平面图管控，现在再调整结构谈何容易。

很多人并没有了解深圳发展走过的历程，就去规划这座城市的未来，这是很难做好的事情。我们需要时间轴上的一脉相承。过去有很多国际大师来做建筑方案，城市环境还不复杂时没有问题。但是现在随着城市越来越高密发展，更要考虑的是建筑与城市环境的复杂关系。我们组织一些设计竞赛，特别希望建筑师能收集城市居民的需求和意愿，平衡好本地问题，这才是建筑文化要倡导的东西。

（除特殊标注外，本文图片由未来+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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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 徐抒文

杂志编辑 / 陈居曈，朱倩云

新媒体编辑 / Sai

视觉 / Sai，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