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塔外檐和平座采用的斗栱形式多样，帮助营造出和谐而又富于变化的整体形象，其艺术成就和复杂程度之高，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无出其右。

     

第一层： 主尊释迦牟尼佛像结跏趺坐在中央八角莲台上，过去六佛依顺时针方向图绘在内壁，与绕行礼拜的方向一致。尽管经过后代修补和重粧，佛像造型的种种细节依然显示出辽代佛教艺术的特征。

     

第二层： 主尊佛像左右是两尊胁侍菩萨，文殊、普贤两位上首菩萨在其前方分别坐于狮子和白象驮伏的莲座上。四臂文殊和阿閦佛手印等不合常规的造型特征令这组造像的身份判定产生疑问。

     

第三层： 八角形木质佛坛上，四尊主佛各朝一面而坐。每尊佛都是螺发肉髻，穿通肩袈裟，决定佛像身份的，主要是手印和佛座下方鸟兽的差异。这些特征及其方位，符合密教金刚界曼荼罗布局。

     

第四层： 骑狮文殊、骑象普贤与毗卢遮那佛的组合，是中唐以后开始流传的华严三圣形象，再辅以声闻弟子和童男童女（已失），这组造像以简练而准确的方式呈现了《 华严经 》中大庄严重阁法会的场面。

     

第五层： 八尊菩萨围绕在以密教手印示现的毗卢遮那佛周围构成曼荼罗，虽然菩萨头手皆为毁后重塑，但莲座和躯干大体完整，保留了具有典型辽代中晚期特征的服饰细节，如云肩和明光铠的外衣组合。

孤高而沉默伫立在大同盆地已近千年的应县木塔，它的身世几乎完全不为人知。但它的伟大人尽皆知——五层八角、通高65.838米、总重约7400吨的应县木塔是国内体量最大、高度最高、年代最古的木构佛塔；世间仅存的八座辽代木构中，它是唯一的高层建筑；如果以可登临的古代木构高层建筑而论，它是无可争议的存世孤品。

在修建它的时代，乃至任何时代，如此规模与复杂程度的建筑都称得上是一项超级工程；在辽代当时，必定只有动用国家力量才堪实现，也想必带有彪炳后世的纪念性目的。

     

悬挂在木塔最醒目位置的巨大牌匾是金代遗物，上面保留的维修题记是用以判定木塔建造年代的最重要史料。

     

从空中俯瞰，佛宫寺内除木塔以外的历史建筑全是清代重建，在比例关系上完全处于陪衬地位。梁思成推测寺院在木塔建成时的规模绝无可能如此狭隘。｜JXXNET/视觉中国

     

底层佛殿顶部的巨大八角形藻井由八根被称为“阳马”的木骨架向上交会构成覆斗形的穹顶框架，这是木结构藻井的早期典型样式。

     

     

利用红外光吸收反射特性的不同，红外线摄影可以穿透肉眼看上去不透明的材质，发现墙面和梁柱上被后世涂层覆盖的墨书题记等历史信息，令我们对木塔的认知有了实质性的扩展。红外线摄影揭示出六佛壁画下方被后世白灰覆盖的残缺字迹。通过比对佛经，不仅使一直悬而未决的六佛具体名号和排列方位得以确认，还找到了部分题记的出处，比如位于东方的拘那含牟尼佛题记的内容，可能出自北魏时期来华的北印僧侣菩提流支所译《佛说佛名经》卷第七。

     

     

隐藏在山水中的“天使”： 南门入口两侧墙顶端绘制着两幅平庸的清代山水壁画，红外线相机却发现了下层暗藏的玄机：东侧墙上清代丛林下浮现出一位“天使”的半边身形，他挥动着巨大的翅膀，头顶发髻与六佛壁画中的飞天相同，但身上披帛随风扬起的飘带画风却与飞天明显不同。这可能是佛经中常常出场的妙音鸟迦陵频伽，在他身旁飘过的天莲花画法与义县奉国寺大殿梁底彩绘如出一辙，而飞鸟、流云则与辽代墓葬壁画中所见非常相似。

     

木塔底层保留了丰富的壁画遗存，从内壁的过去六佛，门额上的供养人画像，到内槽门两侧的弟子、天王像和入口两侧的护法天神像，它们出自历代不同工匠的手笔，技法和水准也各有参差。

     

六佛壁画的衣纹绘制手法显示出辽代特征

     

佛头部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像，姿态生动，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的汉化飞天造型，其罕见的羽翼状双髻也见于灵丘觉山寺塔心室辽代壁画。

     

内槽门额上的供养人像身份尚无定论，但童子发髻和菩萨衣装均指向善财童子。

     

内槽南门天王像在冠饰甲胄等部位使用了沥粉堆金工艺。

     

木塔第二到四层的内槽佛殿都没有安设藻井，其原因尚无定论。此处，第四层佛坛上的华严群像在原木色斗栱梁架笼罩之下自成一种古老庄严氛围。主尊佛顶的高度与斗栱层顶部平齐，上方可见平座层内密集架设的辅柱和斜撑，它们是木塔得以屹立近千年的关键因素之一。

     

梁思成 1933年调查时木塔第四层旧照。

     

对照木塔第四层现状和梁思成 1933年调查时旧照，可见佛坛东侧的变化：现存弟子像为 1970年代重塑，骑象普贤菩萨的坐骑和莲座大体完好，菩萨为重塑，象奴现在位置原为一名足底生莲、回首礼拜菩萨的童子，象奴除上身外均为重塑，与原状有较大出入。

     

       

       

       

     

狮子座下： 第四层主尊毗卢遮那佛趺坐的八角莲台下为狮子座，四面壶门中各有一头伏狮。壶门大部已毁，后又重修，四头狮子保存基本完好，造型勇猛雄健，尤以西侧一狮最为生动（最上），在上世纪 60年代受到人为破坏最为严重的第四层，殊为难能可贵。四层主尊佛像腹中也是木塔最早发现 佛舍利 的地方，后来又陆续发现辽代刻本《大藏经》和佛教版画等珍贵文物。

     

1962年对照木塔二层旧照 | 陈明达《应县木塔》

     

对照木塔二层现状和1962年旧照可见1970年代维修后的些许变化：左下角文殊菩萨的头顶原本依稀可见球形发髻，现改作统一制式的高髻和卷草纹宝冠。佛坛西侧安装了木制三角斜撑，以期延缓木塔的变形倾斜趋势。

   

         

         

手印与鸟兽座： 三层佛坛上的佛像有比较清楚的可识别特征，比如位于南方的这尊，特征手印是右手与愿印（手掌下垂，掌心向外），佛座由五匹马驮伏，符合金刚界五佛中南方宝生佛的特征。佛像整体保存完整，头、手和佛座破损后有修补。座下的八角形佛坛是难得的辽代原物，设计不俗，为辽代小木作精品（右）。透过东面的格扇门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净土寺大殿，是金代中期建造的。

     

木塔第五层的层高为诸层中最矮，佛坛却最高，加上佛坛上密集的造像排列和顶部安设的藻井，在内槽形成极为紧致的空间效果。

       

辨认文殊菩萨木塔顶层的八尊菩萨塑像在1970年代重修前头和手已经全部毁坏，只有佛坛东南角这尊在 1962年的旧照中能依稀看到头顶标志性的球形发髻，因而判定为文殊菩萨。根据旧貌恢复的塑像，依旧塑成五髻文殊的童子形象，而塑像的身躯与佛座大体还是原作：上身自内至外穿着窄袖短襦、半袖羯磨衣、明光铠和 云肩 ，胸前戴璎珞，下身长裙外覆短裙，长巾束腰，这种服饰组合是辽代菩萨像的特有装束，通常还与辽式筒形冠、 五佛冠 或卷草纹宝冠相结合，这样繁缛的服饰与曾经盛行于唐代的袒露胸腹、斜披络腋式菩萨装形成鲜明对照（顶层八大菩萨中唯有北面的一尊采用这种装束）。

     

深入平座层： 平座层是唐至辽宋时期楼阁建筑的结构层，起到保持柱网稳定、增加结构整体强度的作用。应县木塔的四个平座层中，增设了密集的辅柱和斜撑，显著提高了结构层的稳定性和木塔整体的结构强度，同时因集中布置在外槽，大部分隐藏在视线之外，内槽则在三层以上完全挑空，所以并不影响木塔各层佛殿的陈设效果。

     

二层的平座层与别不同，中央可以看到第一层斗八藻井的顶部背面。

     

第五层内槽也装设了斗八藻井，规模比一层小得多。

通高接近66米的应县木塔在平旷的大同盆地中央曾经是孤高的存在。金末元初诗人元好问曾经在1244年游访浑源南山玉泉寺，行至山腰凉亭时就能远眺西南方向百里之外的应县木塔，他在那次的记游诗中写下了“金城百里才一俯，半尖浮图插苍烟”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