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已获得授权 作者 | 王辉 编辑 | 肖琪玲 几年前，当毛大庆离开北京万科去开始他现在的事业时，申江海也离开北京万科去开始他现在的事业。他们这种离开英文叫“established”、中文叫“衣食无忧”的企业，去开拓英文叫“uncertain”、中文叫“不靠谱”的买卖，被冠以好听的名字——创业。
几年前，当毛大庆离开北京万科去开始他现在的事业时，申江海也离开北京万科去开始他现在的事业。他们这种离开英文叫“established”、中文叫“衣食无忧”的企业，去开拓英文叫“uncertain”、中文叫“不靠谱”的买卖，被冠以好听的名字——创业。
毛大庆在自己的朋友圈发文时爱用的一句话是“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这句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聚散两依依”的话有点正能量，一方面“聚-散”是“天下”得以发展的内驱力，另一方面“聚-散”也是得“天下”的行动力。
在今天这个百年未遇的大变革时代，需要的就是内驱力和行动力。每个人的每一个时空节点都是一个归零的起点，不进则退，所以他们的“创业”既有主动性，也有被动性。
被动性在于由于他们置身于行业内一个比较高端的领军企业，更能看清这个行业前路的险峻，所以是激流而退；主动性在于由于他们在领军企业获得了职业中比较高端的装备整合，更能驾轻就熟地转行到一个用牛刀杀鸡的相关领域，一马平川，所以激流勇进。
大浪淘沙后，用“一马平川”来形容他们两人创业至今的业绩还是公平的，至少他们是当年“双创”大潮后留存至今依然能兴风作浪的少数派。同行们没有必要去了解他们生存的艰辛，但有必要去分析他们生存的原因，因为在时代语境下，这是每个人都难以回避的一种思考。这也是当江海请我为这本书写序时，我毫不犹豫答应的原因。
在中文中，“危机”是“危”（danger）和“机”（opportunity）的合体，而不仅仅是“危”（crisis）。面对挑战的应战，是对远见（vision）的考量。以下我想从职业的危机、行业的危机、事业的危机三个层面，分析申江海创业的意义。
作为一个仍然从事传统的本行工作的从业者，我深深地感到这个行业越做越艰难。这种感觉也是许多同行们的共鸣。
从现象上看，城市化的二十年，建筑师从大建设中的英雄角色，逐渐退居于狗熊的配角。说话的权力越来越低，被诉讼的责任越来越高；收费的尺度越来越低，设计的精度越来越高；入行的标准越来越低，薪资的要求越来越高……，凡此等等，不可枚举。当这样的现象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其背后的本质就浮现了。
对建筑师权力的式微进行分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福柯关于知识-权力关系的理论。这个理论可以成篇累牍地加以解释和引申，这里我只想提最核心的两点：第一：权力和知识是一对双胞胎，没有不去构造知识体系的权力，也没有不去服务权力的知识。第二：知识的对象不是漠然于权力的，恰恰是构成权力-知识的过程和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和可能领域。
在二十年前的城市化大潮兴起之初，由于开发商们的知识积累不够，建筑师们自然有足够的话语权。而今，这个局面早已颠倒过来。开发商出则在世界各地考察大师作品，入则考察招之即来的世界各地的大师，使得他们比建筑师们更懂建筑。
自媒体时代又带来了更大的知识平等，开发商们已经习惯了自己在网络推文上找网红案例来指导建筑师，成为建筑师的教育者。更有甚者，开发商们又用更好的薪资挖空了建筑师的队伍，用站在开发商角色的建筑师来管理建筑师。
简言之，当甲方完成了自己对建筑学知识高端部分的建构，而且是完整的建构时，乙方的知识体系只剩下了脏乱差和鸡零狗碎的部分。相应地，话语权的转移也理所当然。
其实只是作为从业者的建筑师在这种知识-权力的社会发展中被边缘化，而建筑师这个名号（title）从来没有被边缘化。很多年前，有人夸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旗手，但官方媒体很快就统一为“总设计师”，而在英文语境中更好地被翻译成“建筑师”。今天，在IT业，对比于做无聊基层工作的“码农”，更体面和更有挑战性的层级是负责系统设计的顶层设计师，他们也叫“建筑师”。
相形之下，在地产产业链下，那些领航员似的策划者，那些懂产品、懂流程、懂施工的甲方项目协调者，是不是更应该叫“建筑师”，而设计院的“建筑师”只不过是“绘图员”（draughtsman and draughtswoman）呢？
这就是“散是满天星”的机遇。相比于由于社会分工而被矮化的传统的“建筑师”们，申江海他们自然有天然的优势。他们对项目节奏的跟进天然地与毛大庆式的拿项目节奏合拍，这是传统的“建筑师”们在生理节奏上所不具备的；他们对社会上合适的供方名单了如指掌，这是传统的“建筑师”们的朋友圈所不具备的；他们对项目成本的概念有职业的本能，这也是传统的“建筑师”们在心理基因上所不具备的；他们对项目实施有极强的在地操作力，这更是传统的“建筑师”们只会纸上谈兵所不具备的。
凡此等等，是他们通过一个高度集成化的行业训练，弥补了社会分工的短板后，再回到设计界所拥有的优势，也是他们能够承担这一波城市更新大任的必要条件。
现代建筑生产是现代工业生产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生产也必然要符合工业生产的原理。面对以智能制造来升级电子信息化生产的“工业4.0”的时代挑战，建筑业似乎也做了一些应对，例如“智慧城市”。然而，这些也至多是技术应用层面上的跟风，在最根本的产品定位方式上，中国当前以住宅生产为主导的建筑工业，还至多停留在“工业2.0”的水准上，即用最高效的模式进行产品的批量生产。
这是中国建筑业的时代特点使然，因为它的首要目标是要完成上十亿人口的城市化问题，在这个天文数字的量级压力下，唯一的方式是用有限的类型来解决无限的需求，从宏观生产看，每年新增几千万套的住宅，可能主导户型从类型上不会超过几十个，甚至可以还原为十几个。从微观生产看，任何一个楼盘的销售，都不可能一次性推出本质上有个位数以上的户型选择。
这种批量生产有无数的经济学原因，而我认为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是风险最小化原则，毕竟建筑产品是所有日常消费品中最昂贵的，所以它的制造就是要规避市场的库存积压，要顺应最成功的主流销售案例。无数所谓有情怀的、剑走偏锋的尝试，也最终只落得了“试错”的结果。
中国近二十年的地产成就中一个显著的成就是住宅产品的不断升级换代，这本来可以带来设计多元化的可能。但随着地产业利润率越来越低，只有加速资金周转，才能走出地价与售价不合比例的怪圈，因此成本可控的标准化、套路化、规模化的生产是唯一的出路。虽然这有一点无聊，但却是生存的王道。
在这一点上，万科恰恰是做得最好的企业。我不知道毛大庆、申江海们是从中获得了至宝，还是恰恰是这么个小小的无聊促成了他们转行。
现代工业生产的一个并不太道德的特征是不仅仅生产产品，更要生产产品的消费者。规模化大生产之所以可行，是因为消费者并不反抗。而做到使消费者不反抗的简单方法就是用超出他们想象力的产品来抑制他们的想象力，制造出赫伯特` 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人”；或者是即使有判断力的个体在群体的语境下也变得弱智，制造出古斯塔夫` 勒庞所谓的“乌合之众”。他们都是抽象的、无生命的、复数的人，而不是具体的、鲜活的、单数的人。
我们的房地产高歌猛进的二十年，恰恰就是培养这种“单向度的人”、“乌合之众”式的消费者的二十年。
从生产角度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从来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当建筑师（或准确地说是作为地产商帮凶的建筑师）制造出这样的消费者的时候，他们也生产出了一个只能为抽象的市场服务的建筑师，几乎丧失了服务于一个具体的客户的能力和勇气。
这一代建筑师不敢做室内；会做样板间的设计师不敢做具体的家装；会做家装的设计师的设计又被现实生活毁得一地鸡毛（例如网红的“梦想改造家”往往经不起回访）。只要中国的增量市场还在，这种只能服务抽象市场的建筑师就有市场。但随着增量市场向存量市场的转移，我们在城市化条件下培养出的一代生产能手，有可能会面临着被市场淘汰。这是一种行业的危机。
和毛大庆一样，虽然“创业”的基础还是老本行，但与老本行相比，从标准化生产中抽身而出的申江海所做的事可以说是种“哥白尼式的革命”，即从抽象的群体为主体转向以具体群体为根本，地心说变成日心说了。
无疑，建筑学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因为它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有效的手段。所以柯布说：“建筑，或革命！”
建筑不断地发展，就是要解决代际革命的问题。随着中国社会人口的老龄化转移，上述那种标准化的建筑生产的抽象性越来越难以应对社会的代价需求。显然，当代中国城市为老龄人准备不足，而对年轻人的需求则不仅仅是不知所措，更是使用了一种“软”驱逐（expel）的方式。
三十年来，中国的住房改革成功地把一个无产社会转型为有产社会的同时，又成功地运用了人口红利把建筑资产转化为金融产品，实现了“房子是用来住的”到“房子是用来炒的”转型。这种转型的部分受益者是这代年轻人的父辈，而全部受害者则是这代年轻人。
如果他们的未来就是凭借自己的奋斗很难在为之奋斗过的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他们奋斗的意义和动力何在？
反过来，如果城市本来就不是属于他们的，为什么又要为他们量身定制属于他们消费能力和习惯的设施？于是，这些年来，城市目睹了拆除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设施、物业、和业态，包括为挽救经济下行而又重新拾起的“地摊经济”。
建筑学是个抽象的概念，既可以代表善，也可以代表恶；既可以左倾，也可以右倾。当它成了为资本和权力服务的工具，而不能够倾斜于社会的弱势群体时，建筑学的事业就遇到了危机。但每一次危机既造就了建筑学知识体系的进步，又提升了建筑学的社会地位。
现代城市和建筑史上有许多这样的案例，例如雅各布斯对纽约社区化街道的捍卫。中国当代建筑也处于这样的十字路口，一条路是利用全球化的红利，让建筑学在其自主的疆域内向专业的极致化技术发展，而可以忽略建筑的社会学向度；另一条路则是看到了世界的急剧变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以用建筑学的手段来解决的社会学问题。
二十年来，我和我的合伙人所领导的URBANUS都市实践正是在第二条道路上看到了中国当代建筑的特色：这就是社会问题导向的建筑学，有别于那种纯粹的建筑学，但它也需要纯粹的建筑学所要追求的品质和深度。
我认为申江海的创业方向也是这种社会问题导向的建筑学，但他们的与我们的又略微不同。对于我们这代建筑师而言，提出这样的见解，还是更偏向于概念化，而且为了树立这样的概念，也已经耗尽了力量。所以我们所谓社会问题导向的建筑，可能宏观布局上所关注的问题更泛，微观处理上也并没有针对哪个特定使用方而量身定制。
虽然处于一个时区，申江海的社会问题导向建筑学则有他们那代设计师的特点：他们没有被宏大叙事诱惑，而对具体的使用方的具体问题又了如指掌。所以，他们有他们的语言。评价这种语言的正面清单是时尚、轻松、接地气、有活力，等等。假如有什么负面清单的话，那就是与上一代设计师开始不在一个频道上了。
对于不了解作者、而只知道这本书的书名的读者，打开书所看到的“城市更新”更新绝对与其一开始的想象不同。这里记述的不是现象级的更新案例，而是一个个见缝插针的小案例；不是在城市设计级别上的，而更多的是在室内设计级别上的。
这就是建筑师在已经到来的未来所面临的课题。存量更新时代到了，增量发展已经成为过去式。按照托马斯 库恩的“范式”理论，这是到了“范式转移”的时候了。
大凡像“城市更新”这样有一点政治站点高度的词汇，一旦口号化，也就没有任何生命力了。在“城市更新”旗号下的许多“优秀”案例，往往流落到只是网红打卡的作秀下场。“城市更新”是个比较复杂的体系，尤其是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体系。在这个意义上，申江海所从事的工作有两个一般的设计师所不具备的条件。
条件一：这是为可操作的运营而做的城市更新，有别于只是表面文章的更新设计。申江海的主要客户是物业的运营商，不仅对改造的成本和周期有严苛的要求，而且也有严格的物业运营后评价体系。
条件二：这是针对年轻人的定制化设计。梁启超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名言是：“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少年”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年轻人”，他们既是城市的消费主体，又是城市的生产主体，只有他们在城市中扎下根来，城市才能强、胜、雄，才能有自由和进步。像毛大庆这样从开发商转向运营商，是一种对职业“范式转移”的反思。
假如没有为年轻人扎根在城市核心区的愿景，没有逆行于年轻人被大城市驱逐的潮流，也谈不上“范式转移”。作为产业链的下一端，申江海的设计问题就非常清晰了：如何用空间设计来产生年轻人的生产力。
因此，设计不是空间的装饰，而是通过空间生产把建筑生产变为社会生产最有意义的部门。我们往往忽略了建筑的这个力量，而把建筑学要么变成风花雪月，要么变成金融证券，而没有想到建筑学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城市再生产的有效武器。
在这个骤变的时代，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每一个能够可持续的实践必须是批判型的。申江海在百忙的实践之余，有心出一本书，而不是作品集，必然有其对自己实践中的批判性方法的陈述。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当我写这篇序言时，由于作者和出版社的协议，我还看不到书的内容。期待看到申江海新式的武库，也期待这本书能够武装更多的人，让我们在这百年不遇的大变革时代，从职业、行业、事业的危机中，找到更大的机遇，去服务社会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