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财政补贴创新

（一）其他行业的经验教训

2009年提出“七大新兴产业规划”后，各地的产业政策用到了极致，也导致风电、光伏、动漫等新兴产业上演了一场“无度地狂欢”。著名经济学家马光远曾表示：“中国人一个很牛的能力就是可以把任何行业做的很低端”，产业政策的刺激因素无法回避。产业政策力度越大，行业进入者越多，其中心术不正的进入者将打破原有的创新生态，滋生腐败、寻租、价格战等乱象，这十分不利于产业创新。

反对政府产业政策的张维迎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他认为产业政策仍遗留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甚至会扼杀企业家精神，滋生寻租土壤，于创新并无益处并终将失败；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


而且，如果政府制定了产业规划并用各种补贴、税收、信贷优惠等激励企业参与，会造成很多不良后果。在一些新兴产业原本有民企在认真搞，研发投入也大，如果被列为规划后，就会打破原有的生态，刺激市场一窝蜂参与，很快将产业做成产能过剩，打价格战，导致原本认真创新的企业没有足够利润用于研发，最终一地鸡毛。


从其他行业的发展经验来看，财政补贴不但无法促进行业发展与进步，还会滋生腐败。所以建议取消装配式建筑的一切奖励政策。


（五）税收创新


1、中国建筑造成的环境破坏现状


装配式建筑的竞争性产品都是低技术、高污染、高利润的产品——现浇混凝土建筑，所以才会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能力，使得装配式建筑在市场竞争中无还手之力。例如：


中国建筑95%以上都是钢筋混凝土建筑结构，需要大量石子，所以几乎所有中国城市附近的山体都因为开山采石而被“剃了头”（图7）。


开山采石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和生态体系，污染了水源、空气。






中国建筑90%以上都是钢筋混凝土建筑结构，需要大量砂子，所以几乎所有中国有砂的河道都因为采砂而挖的千疮百孔（图8）。


采砂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和生态体系，污染了水源、空气，影响了航运。


沿海地区甚至采用海沙来建造钢筋混凝土建筑，严重影响了建筑质量。






中国建筑90%以上都是钢筋混凝土建筑结构，需要大量水泥，因而偷建聊很多小水泥厂（图9）。


小水泥厂的污染包括，但不局限于：


1、粉尘污染（各个环节的收尘效果差都会造成粉尘污染）；
2、二氧化硫（主要是烧成时产生的）；
3、氧化物（主要是烧成时产生的）；
4、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主要是烧煤产生的）；
5、噪音（设备运转声音）。






中国建筑90%以上都是钢筋混凝土建筑结构，需要大量钢筋，因而地条钢泛滥（图10）。


地条钢是典型的高污染、高能耗、低技术、“高利润”产品，所以才会屡禁不止。


1、发达国家的建筑用钢都建成了可以回收的钢结构建筑！
2、中国的建筑用钢都浇筑到不可回收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中！
3、发达国家的钢材基本都是采用污染很少的电炉（废钢材）冶炼！
4、中国的钢材基本都是采用污染严重的高炉（铁矿石）冶炼！
5、中国的钢材都浇筑到不可回收的混凝土中去了！！！






中国建筑90%以上都是钢筋混凝土建筑结构，需要大量红砖，或各种砌块。


因为红砖是典型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高利润”产品，所以才会屡禁不止（图11）。






建筑垃圾（图12），施工扬尘（图13）对于环境污染的贡献率巨大。









另外，中国的钢铁都被浇筑到不可回收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中，缺少废钢铁。因而大部分新炼钢铁都是从铁矿石（图14）、焦炭（图15）、石灰石（图16）这三大初始原料开始，采用严重污染环境的转炉长流程工艺冶炼，其冶炼工艺过程（图17）的对于环境的污染也是巨大的。






















钢筋混凝土建筑一统天下的局面不但毁了建筑业自身，使其无法自救，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出手相助，也把钢铁、建材、煤炭等行业都拖下了水，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在碳排放总量中，混凝土建筑排放的碳几乎占到了50%，甚至更高，这一比例远远高于运输和工业领域。对雾霾天气，一般人的第一反应是机动车尾气碳排放所至，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水泥等传统建材。中国是一个超级水泥生产大国，在“造城”运动中人均拥有水泥量已超过一吨，每建成一平方米房屋就排放出0.8吨碳。在北美、欧洲、澳洲及日本，当地的建筑业十分关注碳约束和循环经济。在那里，装配式钢结构住宅作为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循环低碳建筑，已经发展到了非常完善的阶段，占到了全部住宅建筑的40%以上。它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高效的使用空间。


由于现阶段中国建筑已经形成了钢筋混凝体建筑一统天下，其它各种新型建筑结构体系很难顺利进入中国建筑市场。


由于“劣币驱逐良币”，全寿命周期（原材料采集、运输、制造、建造、使用、报废）都不是绿色的，也是不可持续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把钢结构建筑挤出了市场，无法良性发展。


由于“劣币驱逐良币”，螺纹钢、盘螺、线材、线材盘螺这些低技术、高污染、高利润的劣质产品把各种优质钢结构建筑型材挤出了市场（本文第一部分所列出的大部分新型钢结构建筑用型材都还没有顺利进入中国建筑市场）。


建筑行业对于环境污染的贡献应该包括钢铁、建材、煤炭等行业对于环境污染的贡献（图18~图20）。














2、税收杠杆的作用


可通过采取适宜的税收政策为装配式建筑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压缩低技术、高污染，高利润的落后产能。


增设低技术污染税，有污染物排放行为的污染性企业纳税人，税基被确定为污染物排放量，税率可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污染的机会成本不同采取差别定额税率等。


政府可采取激励和惩罚两种机制，推动落后产能的淘汰。一方面，可采取财税政策，引导企业使用先进技术，降低能耗和污染排放。


此时，可采取惩罚机制，提高产能落后企业的税收负担，降低其盈利空间，通过倒逼机制加强其节能减排效果或者使其自动退出市场。


在税收激励手段选择上，应在目前广泛采用的低税负税收激励的基础上，对急需淘汰、限制类产业增加运用高、重税负的激励约束机制，增加其产业结构升级或退出压力。


完善促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税收政策。我国必须高度重视激励装配式建筑发展，通过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演变，并将激励装配式建筑发展的税收政策作用于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各环节。


对于低技术、高污染、高利润的落后产能，可以通过税收的方式予以打击和制约。


（六）建筑教育创新


1、中国建筑从业人员技术现状


周绪红（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校长）在《2017中国钢结构发展高峰论坛》上说：“现有设计人员大多是长期从事混凝土设计，转型钢结构设计没有充分体现出钢结构设计的优点，目前市场缺乏高技术人才”。


岳清瑞（2015年中国工程院增选的有效候选人，中国钢结构协会会长，中冶建研院董事长）在《对我国钢结构发展瓶颈及对策的思考》一文中说：


“目前国内设计院里钢结构专业设计院（室）极少，高水平专业设计师奇缺，并且熟悉钢结构的结构总工、建筑师和设备师都十分缺乏。钢构企业里具有国际工程经验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和经营人员奇缺，高水平的焊工和自动化设计技术人员稀缺，详图设计和BIM应用人员的技术水平偏低，产业化工程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紧。专业的钢结构监理人员和检测人员也不足”。


2、中国建筑教育现状


中国建筑从业人员技术水平低，则一定是中国建筑教育出了问题。

2017年2月21日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了二十个改革发展的重点。其中（十一）加快培养建筑人才，强调“积极培育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民族自信的建筑师队伍。加快培养熟悉国际规则的建筑业高级管理人才。大力推进校企合作，培养建筑业专业人才。”


但是，中国建筑院校中：


可以教授《钢材建筑学》的教授几乎没有（只会讲授普通的《土木建筑学》）；
可以教授《钢结构设计》的教授少之又少；
可以教授《装配式建筑设计》的教授凤毛麟角；
可以教授《装配式建筑制造与装配》的教授根本就没有（根本就没有开设这门课程）；


3、解决办法


一百多年前，日本著名的建筑结构、结构力学和建筑设计师，佐野利器（1880~1956年）为推进日本的钢材结构建筑发展，专门在东京帝国大学机械系（注意，不是建筑系！）开设了“铁骨结构学”这门课程。把钢结构建筑这门课程开设在机械系里的好处是：可以充分借鉴机械行业数百年来所积累的钢材制造、加工和使用经验；可以充分利用机械系里的师资、教材和实验设备。如果放在建筑系，则师资、教材和实验设备等都要另起炉灶，而且效果还不一定好。

至今，佐野利器在机械院校（或机械系）开设了“铁骨结构学”这门课程的方法仍然适用于中国建筑教育。我们可以：

在机械院校（或机械系）开设《钢材建筑学》，师资力量可以全球范围内招聘；
在机械院校（或机械系）开设《钢结构设计》，师资力量可以全球范围内招聘；
在机械院校（或机械系）开设《装配式建筑设计》，师资力量可以全球范围内招聘；
在机械院校（或机械系）开设《装配式建筑制造与装配》，机械院校（或机械系）现有师资力量足够了。
当然，也可以搞双轨制，建筑院校和机械院校PK，大家都开设这几门课程。

（七）技术创新

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初期，中国承认对市场经济很无知，从解决一个个能解决的具体问题入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外资开放市场，向来投资的外国人学习各种市场知识，建立股票市场，培养各种专业人才，积累各种管理经验，逐渐完善各项法律……

中国发展高铁的成功经验也非常值得“装配式建筑”行业学习。

中国搞“装配式建筑”完全可以借鉴其他行业30多年前就运用过的——引进、吸收、消化、发展的技术路径，没有必要“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蛮干。

我们今天看来发展“装配式建筑”所面临的大量困难的、很多非常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很多几乎无解的技术问题，可以转化成具体的市场操作，可以轻松完成。例如如何摆脱“极限状态三系数法”（S=γGSGK+ψQγQSQK+ψwγwSwK）对技术创新的干扰，很有可能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不是被解决了，就是在无形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