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建筑界的普通从业人员，近十年来目睹了建筑界众多之怪现状，而愈演愈烈！我认为，建筑不是象牙塔中任人把玩的什物，建筑师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中国处于这个飞速发展和建设的时代，建筑界以及建筑师们理应唤起更多的职业良知、以更规范的职业道德来约束自己、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作者手记

现状之一：自命大师与过度炒作

　　2003年11月在北京某会所举办的一次活动邀请了国际建筑大师屈米（Tschumi）和普里克斯（Prix）。主办方邀请Z大师到场。在活动后晚宴的餐桌上，此大师语出惊人，直言中国建筑现已进入“后Z时代”。在座人士从未听说有过“Z时代”，更遑论“后Z时代”；何况旁边桌上就坐着两位国际大师，也尚未有幸代表“屈米时代”或“后屈米时代”！此言竟从当事人的嘴里那么自然而然的说了出来，不能不让人赞叹当前某些中国建筑师之厚颜。

　　曾经有一位著名学者自嘲说：年轻时我最喜欢挑战权威，于是上帝对我的最大惩罚就是让我最终成为了权威。然而在中国建筑界有一些人似乎从来不惮于，甚至热衷于成为权威。因为年轻时机缘巧合做过一个社会影响力比较大的建筑、因为在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设计单位里担任要职、因为国外镀金回国出道的时间比较早一点、因为有一个在行业里还算显赫的家世、因为参加过一两个世界上的建筑交流活动多认识几个外国建筑师、因为任何一个可以拿出来说事儿的理由，此人就成其为“大师”了！

　　可笑的是一些暴发了的“建筑追星族”，以建筑之名行炒作之实，最终实现的是发展商与建筑师的双重炒作。如果说五十年代的建筑大师是站在了国家大规模基础建设的肩膀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九十年代以后的所谓大师，有几个不是靠知名发展商的追捧而出名的呢？

　　在前述的活动中，中方安排屈米等两位建筑大师参观前段时间在国内建筑界里炒作过的位于长城脚下的某堆“知名”项目。两位国外建筑大师下车后只看了一幢房子，就表示对这类设计毫无兴趣，坚决要求立即返城参观四合院等传统的中国建筑。看来中国的新式花瓶毕竟也就是花瓶而已，难抵老祖宗的古董魅力。在真正的世界级大师面前，中国有大师吗？

现状之二：崇洋媚外与盲目排外

　　国家大剧院的方案出现在长安街南侧、人民大会堂的旁边，引发了一场争议。可以想见，如果这个创意出自国内建筑师之手，甚至根本就不会有机会呈现在世人面前，并最后成为了中标方案。

　　“水蒸蛋”形的方案实施了，一时各种非议纷至沓来，然而细究其中真义，无非还是非理性的感情宣泄，而不是理性和严肃的学术探讨。然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争论告一段落之后，“水蒸蛋”的设计师在法国巴黎的另一宏伟巨制竟然出现了工程质量问题！洋大师设计的工程也会出问题？这个新发现的论断一段时间也掀起对洋大师们设计方案的更为猛烈的论辩高潮。

　　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领军人物法国的勒柯布西埃(Le Corbusier)是一个激进的“彻底砸碎旧世界”(tabula rasa)分子。他早先曾提出一个规划方案，建议把巴黎市中心拆为平地，全部推倒重来，建设高楼林立的“光明之城”。幸亏这个近乎疯了的计划没有在巴黎付诸实施。但是，这位乌托邦主义者，以及一批将中国各地城市当成“建筑试验场”国外建筑师们依然被中国的建筑业界顶礼膜拜。

　　如果说国家大剧院和央视新楼方案之时的论战和交锋主要是在媒体与建筑界互动产生，那么2004年“鸟巢”方案则让论战普及到全民的地步。尽管这次联名上书反对此项方案的两院院士相比于国家大剧院少得可怜只有10人，但是国内的媒体却给予了强力关注，在近几个月中任何关于鸟巢事件的重要进展都被列为各报的头版关注对象，并且倾向性发生明显转变，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反对崇洋媚外。有媒体曾很好地描述了当前盲目排外与崇洋媚外两种思潮的碰撞以及当前的矛盾状态。

现状之三：重艺术轻技术与重形式轻功能

　　2004年8月，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郑光复最早在《建筑时报》上发表了《拂去泼在中国建筑师身上的污水——细品〈中国建筑师缺乏修养〉及其附文 <细读……〉》一文。这篇文章以尖锐的语言、客观的数据和入木三分的分析，高举起“建筑不是艺术”的大旗，剑锋直指矶崎新、库哈斯、安德鲁等国人已经耳熟能详的国际建筑设计师，对国家大剧院、央视新楼、国家体育场、国家游泳馆等著名公共建筑，在非理性的设计方案等方面进行了深刻批鞑。此后发表的《艺术论的商业背景——关于建筑属性的话题》的又对“建筑是艺术”的论断进行了以正视听。一直以来，有太多的声音在强调建筑的艺术性。一方面建筑师惟恐自己被划入工程师的行列，而一味地强调自身的艺术修养和造型技巧；另一方面美术学院、工艺美院乃至电影学院的艺术家们在玩够了其他艺术形态后，开始盯上了建筑这个体量最为庞大、造价最为高昂的艺术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