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价之争
这十多年来，北京市的居民体会到了用水的变化：先是在水费中增加了污水费项目，后又经历了几次提价。最近，自来水公司又为用户免费更换了水表，以确保计量的准确。与此同时，在媒体上也出现了水务市场如火如荼的景象：节水器具成了主角，污水处理大做广告，洋水务登门，民营资本看好，水世界有财可捞，如此等等，最后竟报出水务市场利润丰厚的高达24％的讯息。对此反映最强烈的是1975年就介入辽宁石化污水处理项目的法国苏伊士集团昂帝欧水务公司，“其数字的真实性令人怀疑，哪有这么高的回报率。”

水务市场的回报率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建设部水处的曹燕进说，因为水价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价格，如何控制价格总水平，从而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始终是政府难以下决心的关键。

原因是水价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因而水价变动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行政水价体制下，如果提高水价处理不当，极易引起工矿企业和市民的怨言，引发社会的不稳定。政府面临着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两难选择：水价低，不利于节水和供水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水价高，不仅低收入家庭难以承受，连外商也会提出投资环境中的用水成本问题。世界银行的专家们指出，造成中国水价低廉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地方政府通常误认为提高水价会引起市民的抱怨，或认为市民缺乏对水价调整所具有的经济承受力；为树立政府良好的形象，多从政治和社会安定角度来考虑水价。

水资源紧张的现状和污水处理的紧迫需要，使水价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不调不足以保护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不调不利于调动政府以外的资本进入水务市场，解决政府无力解决的难题。但是生产生活对水的不可选择性，使它具有使用上的公用性、生产上的垄断性、销售上的地域性等特点。水价如果调到水务企业依仗其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将受到损害。

因此，在1998年，国家计委和建设部就颁布了《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明确了水价构成，确立了阶梯式计量水价等科学的计价方式。办法中明确规定供水企业合理盈利的平均水平应当是资产净利润率的8～10％，引入外资、利用贷款的还贷期间利润率不能超过12％。

穷水富用
近日，广东省环保局向媒体透露了一条信息：广东水价调整方案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出台，在新的收费标准中，城市污水排污费最少会由原先的每吨0.3元上调到每吨0.4元，如果将污水处理设备折旧费考虑在内，污水处理费则应上涨到每吨0.7元。因此，调整后的污水处理费仍明显低于治污成本。

广东是丰水大省，但因为流经城市的河段污染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局部地区的水质性缺水现象十分严重。目前，广东省城市污水主要来自生活用水和工业废水，工业废水目前已实行了循环利用，然而，生活用水中的中水的循环利用却几乎为零，80％的生活用水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排入珠江，所以，控制生活用水的污染，就是节水。广州希望通过上调污水处理费改革水价来提高用水效率。

相同的问题在水务市场非常普遍。最突出的是，水商品价格既未形成体系，又没有真正反映水商品价值，致使其在调节水商品的供求关系上，没有充分发挥好杠杆作用，水价偏低，用户感受不到水资源的紧缺，用水量远远大于实际需要量，出现穷水富用，使水资源紧缺趋势更加严峻，导致供水部门难以为继和水资源的浪费，使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整体利益受到损害。同时由于没有形成水商品定价机制，使水行业存在着政策性亏损与经常性亏损混同、投资与融资关系不清等现象，企业内部政企不分、管理粗放、效率低下、服务欠佳，大量需要投资解决的问题都坐等政府“掏腰包”。计划经济色彩的缺陷，还在于限制了政府之外资本进入兴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

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都是项目的资金问题。在缺少资金或者没有有效的资金运作机制时，重要的环保项目无法进行。各国都在寻找解决的办法，美国采用滚动式资金，我国是开放融资门户，提高水价标准。最早进入我国水务市场的法国苏伊士集团东北亚地区的副总裁范亚伦说，当初他们谋划在中国市场展开大规模的扩张时，看中中国水务市场的需求潜力大得惊人，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对水的质量要求越来越严；随后当中国政府对外资的利用越来越开明，尤其是在公用事业领域，打破垄断，尝试让外资和民营资本介入；中国水务市场每年以7％到8％的速度增长；政府开始陆续出台鼓励和扶持政策，特别是水价标准的改革，苏伊士才适时进入，把我国作为最重要的商业区和开发重点，目前在我国已经投入了15亿美元。

但是水价标准仍然过低，苏伊士东北亚地区副总裁范亚伦说，在中国，水的市场价普遍偏低，带有比较浓厚的“福利”色彩，企业的运营成本和利润不能充分反映到水价中去，他们等待着中国政府完全放开水价。
据了解，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已经提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我国经济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