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是近代中外“商战”的主要战场，首先是航运之战。 依恃条约特权与技术优势，美商旗昌轮船公司，英商怡和、太古轮船公司先后进军长江航运。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邮船、大阪商船、湖南汽船、大东汽船等轮船公司加入航运之争，为提高竞争能力，四家航运公司又合并成立日清轮船公司。

外国轮船公司在长江干支流的横冲直撞，为以轮船招商局为主的中国民族航运企业带来巨大的经营压力与发展难度。中国近代第一家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从成立之初，就对于“长江生理，十分留意”。招商局的江轮，主要是长江轮船。诸如“江宽”“江天”“江长”“江靖”“江源”“江汇”“江顺”“江华”“江新”“江永”“江裕”“江大”“新江天”等，无不寄托着对于长江业务的期许。以“江宽”轮船为例，招商局同人“但愿此船长泛于其宽，长守于其利”。  

长江流域的“商战”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沿岸城市的发展。  

重庆开港之后的发展“亦殊可谓繁盛矣”。 但这种发展不是孤立的，与长江商埠体系的发展及航运条件的改善有直接的关系。  

宜昌也是一样，该埠在湖北省西南部，位于长江上游与中游的交汇处，处于武陵山脉和秦巴山脉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上控巴蜀，下引荆襄，得长江之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此港原不过一荒寒之村市而已，规模并不甚宏廓，商业亦不甚炽盛，而以其地当楚蜀之要冲，自沙市开港以来，气象顿异，遂一跃而成为有名之都会，人口凡三万四千。”  

自宜昌顺流而下，一百六十四里即抵沙市，沙市亦借近代长江航运之发展而渐兴。“此地古称沙头，亦位于长江左岸，距荆州府城仅十五里，因缔《马关条约》之后始开为通商港。其先原不过一小市，以地势当湖北之要冲，东有河流与汉水相接，南与湖南之岳州遥遥相望，近时行驶轮舟交通甚为利便，故商业亦骤然振兴”。此埠在清末时期就有人口约四十万，“俗呼为小汉口，良不诬也”。  

长江中游的岳州（今岳阳市），“一面当洞庭湖口，一面与长江相接”，地理位置同样十分重要。在水运时代，湖南全省之物产，“大抵必经过此地，始能输出。而自外输入之重要物品亦然”。说明岳州是湖南的门户，是长江中游水系的枢纽。  

岳州将长江与洞庭湖及其周边水系相连，进一步扩大了长江的运输功能。尤其是湘江上通两粤，下接洞庭，舟楫便利，更为南北重要通道，堪称“利源丰富之航路”。  

而武汉“得水运之便，当九省总汇之通衢，实为腹地无二之商市。 其往来聚散重要物品，虽种类繁多，不可胜计”。尤其是汉口，是长江中游极为重要的商埠，从上海输入的各类商品，大多“溯长江而集于汉口”。此埠“一年之中，江上风光无时不帆樯如织，而贾客舟人各熙熙穰穰也”。  

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商埠还有九江、安庆、芜湖、南京、镇江等。 其中镇江地处大运河与长江交汇之点，“实为南北交通之锁钥也”，“中国销用最广之淮盐即由此口输出”，其商贸地位在长江流域显而易见。  

毫无疑问，长江流域最重要的口岸就是上海 ，“上海原非商业要地，五十年前中国南部之通商场以广东、宁波二埠为主，其时上海不过一小市而已。英人着意于长江之利源，其手眼最为敏捷。道光二十年鸦片之役，缔结和约时，遂略取香港，并屯兵于扬子江口之舟山岛，以担保偿金之约，乘势逼开上海为通商口岸。上海之地位即从此日重矣”。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大量民族工商企业及社会各界人士不得不溯江而上，进行内迁。横贯东西的万里长江成为内迁的重要通道。 民族工商企业从上海经南京到武汉，越过宜昌，最后到重庆。长江成为民族工商企业内迁的黄金通道。位于长江上游的卢作孚率领他的民生公司船队，克服重重困难协助大量民族工商企业和文教行政机构撤退到内地，号称中国近代的“敦刻尔克”大撤退。长江下游数百家民族企业克服重重困难，在中国实业史上谱写了独特的篇章。这是中国民族工业的战时大迁徙，是中国经济战时动员的重要写照。据统计，先后从上海等东部省市内迁重庆等地的企业共达六百余家，企业员工数以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