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城市风貌的建筑专家：常怀生教授


　 抢救城市风貌的建筑专家：常怀生教授

曾一智

　 以“历史文化名城的旧街区和历史街区的保护”为主题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01年年会暨第十届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了，来自国内99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代表中，却缺少一位重要的代表——

　 常怀生教授于1929年生于辽宁省辽阳县，1950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一年预科后，到本科土木系工业民用建筑专业就读，1956年毕业后留校，在建筑教研室任教。1959年成立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1960年他任学院图书馆副主任，1965年回到建筑系任系党总支书记。“文革”开始后被定为“走资派”挨批斗。1972年又回到系里任副主任，并教学。1989年任系主任，到1992年他主动脱离行政岗位，从事科研和教学。1995年离休后返聘教课，并任系里的教学指导组顾问。他所教授的课程有建筑学、建筑构造、房屋建筑学、环境心理学等。他所研究的课题有环境心理学和老年建筑学。

　 曾任省土建学会理事，省建筑师学会副会长，省暨哈尔滨市城市规划研究会常务理事，现任中国建设文化艺术协会环境艺术委员会建筑环境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所编著的著作有《哈尔滨建筑艺术》（黑龙江科技出版社1990年版），《建筑环境心理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台湾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环境心理学与室内设计》（JGJ122—99，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主编《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同年10月开始执行）——这是建设部的行业标准。与人合作的有《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2000年的住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年版），《20世纪中国建筑》（天津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尚有数十篇论文散见于报纸杂志。最近有一篇题为《从社会变迁来看城市发展》的论文发表于英国的《文物保护》杂志上。

　 刚刚接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中心的记者于萌寄来的一盘磁带，那是她制作的介绍哈尔滨城市风貌的两次专题节目，已经对外播出。打开录音机，听到了常怀生老师熟悉的声音。

　 2001年哈洽会期间，于萌找我了解哈尔滨老建筑和城市风貌，我向她推荐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的常怀生教授。我对她说，哈尔滨应该给这位专家立一块碑。

　 早在1984年就读过常怀生老师介绍哈尔滨建筑风格的文章，那是发表在黑龙江日报创办的《学友》杂志上，而我恰好是这个杂志的编辑。记得当时还特地去观赏属于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建筑。也是从那时起，对哈尔滨的建筑多了一份理解和热爱。不久后，省电力大厦开始动工，常老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不要在博物馆广场修建破坏广场风貌的超高建筑，尽管他的意见并未挡住那座庞然大物的崛起，却使新闻界的同仁们对这位建筑专家生出由衷的敬意。

　 而他那本著名的《哈尔滨建筑艺术》，不仅仅是一本记录了哈尔滨城市建筑风格的摄影画册，更由于其中许多建筑已被拆除而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常常听到那些从海外来哈尔滨重游旧地的俄侨或犹太人提出购买这本画册的要求，他们从这本画册里寻找对于旧日风景的回忆。

　 我在创办《城与人》专刊之初，追忆的第一座被毁掉的老建筑是圣尼古拉大教堂，采访的第一个专家就是常怀生老师。从他那里，了解了这座无与伦比的建筑珍品的美学价值，以及哈尔滨建城之初以圣尼古拉大教堂为中心的城市规划设计。那开放式的、辐射状的街道使这个城市与其他中国城市截然不同。而从这个具有俄罗斯民间木结构帐逢顶的木构架井干式教堂开始，我渐渐走向哈尔滨老建筑和城市历史深处。

　 在《哈尔滨建筑艺术》中，他把哈尔滨的城市建筑划分为新艺术运动、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特点、巴洛克建筑、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犹太建筑、折衷主义、民族传统形式建筑、俄罗斯建筑、现代建筑、教堂建筑等艺术形式，他认为，“这些作品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中外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作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使哈尔滨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世界上少见的汇展人类建筑文化的博物馆城。这些作品为后人了解人类在建筑文化上的发展和成就提供了生动的实物标本。”

　 “建筑艺术的博物馆”是他对哈尔滨的定位。而他认为，哈尔滨之所以被称作“东方莫斯科”和“东方小巴黎”，是由于俄罗斯建筑师受法国文化影响很深，设计时经常以法国建筑为蓝本，在法国建筑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文化特点，形成了俄罗斯的建筑文化。如中央大街上的老建筑基本上都是法国建筑文化的代表，也是人们将这条大街比作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的原因；而发源于比利时，滥殇于法国的新艺术运动建筑，从全世界角度来看，哈尔滨保留最多。老哈尔滨火车站便是最典型的代表作。圣尼古拉大教堂则是俄罗斯民族建筑文化的代表。

　

　 1950年，当常怀生从吉林老家考入哈工大时，一下火车就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老哈尔滨火车站那优美流畅的线条刻进常怀生的记忆。沿着必经的红军街往上走，街道两侧的建筑风格各异，又体现着完美统一的整体风格。当时的城市建筑风格很完整，道里、南岗满街欧式建筑花园洋房，道外的“中华巴洛克”建筑也独具特色。城市绿化也非常好，他还记得在如今的花园屯卩宾馆一带，曾经是一片茂密的树林，他常在读书之余去那里散步。路旁和街心花园里的五色草花坛在国内也是独一无二的。

　 那时的哈尔滨，街道整洁清静，人们的文化修养都很高，整个城市给人的感觉是比国内其它城市高一个档次。

　 然而，自1958年的“大跃进”中城市人口膨胀，那些欧式建筑超量挤住着并不爱惜它的人们，1959年在“大跃进”的冲动中拆掉了老哈尔滨火车站，1966年8月24日又在“文革”的狂躁中拆掉了圣尼古拉大教堂。从那以后，这个“博物馆”正在一天天自毁那些珍贵的展品。这使常怀生教授非常痛心。“文革”结束后，他从1981年在《建筑师》杂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编辑）开始发表第一篇《浅议哈尔滨建筑风格》论文，介绍哈尔滨建筑的特色。他在各种会议上大声疾呼，并提出建议，希望能对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将来负责，保护那些老房子。他的建议被采纳的也不少，但涉及到规划方面就不行了，往往是同意他的观点，而拆除还是在实施。

　 哈尔滨自1984年开始确定保护建筑，到现在已有三批，每次常怀生教授都作为专家参加。然而，随着城市建设的开发进程，那些优美的老房子被一批批拆除，有时连保护建筑也不能幸免。而一批批无整体规划的火柴盒大楼或者是拙劣的“仿欧式建筑”拔地而起，用常怀生教授的话说是“高楼林立乱插针”。城市风貌已破坏殆尽。他非常痛心——痛心到夜不能寐。因为他十分了解这些建筑对于这个城市的意义，而一旦拆除，其损失无法弥补。于是，他通过各种方式呼吁对于老建筑的保护（见本刊自1998年4月创刊号至今的多篇文章）。但是，令人惋惜的是，一个建筑专家的声音并没有早一些引起人们的重视。

　

　 1983年，他背起自己的照相机，走向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他说，当时已经预感到没有办法来保护这个城市，因此产生了一个比较悲观的想法——留下一点资料给后人看看。在三年中，他对哈尔滨的遗留建筑进行保护性拍摄，从中选出373幅，编辑成书，于是，我们手头便有了这部珍贵的《哈尔滨建筑艺术》。这是哈尔滨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记录城市建筑风貌的专著。我在根据老照片与这本画册对照时，有极大的收获。比如，著名的康季莲娜乐器店（由哈尔滨著名犹太小提琴家特拉赫滕贝尔格的叔叔经营）的准确位置，就是通过这本画册才确定的。因为原址已拆除，而老照片上又无其它参照物。

　 拍摄建筑并不是像有些外行认为的那样容易。在拍摄之前要去现场观测最佳时段，也就是光源。还要考虑季节，因为建筑需要一点绿色来衬托才显得生动，但在浓荫遮蔽下又拍不到建筑全貌，因此每年只能在春季那短短的半个月到一个月中拍摄。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为避开人流车流的遮挡，有时往往要站上十几分甚至几十分钟才能捕捉到一个理想的瞬间。有时还要冒险去登高爬上阁楼。为拍摄中央大街这条保护街道上的一种宁静幽雅的调子，他在早上四点钟就赶到中央大街。

　 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向他请教有关建筑艺术和保护方面的问题。在每一次发现即将拆除的老房子时，都能从常老师那里得到关于这座房子在艺术价值方面的指点，而在每一次心力交瘁的呼吁之后，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此时，常老师是我的心理医生。在我激昂慷慨的诉说之后，他便平静地告诉我，“别生气，你能做的已经做到了。个人的力量没办法解决，一个城市发展的方向取决于决策人。我经过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而我，则体会到他在近20年中所付出的努力的分量。

　 2000年4月，我忽然接到素昧平生的道外区长打来的电话，他说，经常看我的报纸，如今道外面临改造，他想让我帮他请一些专家来论证一下，在改造的过程中如何保护道外的历史风貌。我请了常老师以及地方史、党史专家等去道外开会，会后，道外区还让常老师为他们起草为保护老建筑、修建民俗风情一条街申请资金的报告，这一切都是无偿的，常老师都热心地完成了。而他关注的，是老城区又一批老建筑将不复存在。因此，一个晴朗的星期天，常怀生老师打来电话，他想去道外拍照片，让我当向导。他说：“我还想再拍一下道外的老银行。上次去拍刚拿出照相机就被人制止了，也许以为我是来‘踩点儿’的吧。有你的记者证就好办了。”

　 我当然不胜荣幸，急忙陪同常老师前往道外。

　 跟随常老师漫步在道外那些老街老屋中，向他请教着建筑细部的一些术语，实在是太难得的机会。每当他对着那些“中华巴洛克”建筑举起相机时，我便向着这位老师举起我的相机。当常老师为拍好当年的交通银行（现农业银行），爬上对面一座正在拆除中的破楼时，我十分担心地跟在他身后，而这位71岁的老人竟然站在已无护栏的二楼外廊的边缘，举起手中的相机。我不敢发声打扰，然而心里涌起的是一种崇敬。

　 后来，听说有关部门在其他新闻单位要求他们介绍常怀生教授时，他们竟说：“常怀生不是建筑专家，我们介绍你找某某吧。”

　 这种说法令人匪夷所思，一个参与了历次保护建筑鉴定的建筑系教授怎么会不是专家？但转念一想，在这种部门听到这种介绍，恰恰是对于常怀生教授的肯定。这样一个主动承担起保护、抢救城市的历史责任，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做趋炎附势的应声虫的人，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建筑专家。

上个世纪初，中东铁路建成通车，随着俄国殖民主义者的侵入，大量的外国商人也相继涉足哈尔滨，外来文化也沿着中东铁路源源流入哈尔滨，这里成为仅次于上海的，颇具名气的远东大都会。从1898年城市始建至今，哈尔滨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从1925年到1930年间外国侨民多达8万人，其中主要是苏俄侨民。有关资料记载，1934年，有日本、英国、美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5个国家在哈尔滨设总领事馆；有德国、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在哈设领事馆。哈尔滨曾一度是27个国家或地区的侨民聚居地。

殖民者为了夸耀财富、势力与雄厚的资本，竞相以该国最好的技术方式和最流行的风格式样，建造了大批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哈尔滨是在一个短时期间，“暴发户”式地汇集了几十个外来民族带来的东西方建筑文化的优秀成果，它们交汇展现在哈尔滨，留存在哈尔滨，这些成群成片集中体现的灿烂的世界建筑文化的遗产，曾使哈尔滨成为令人瞩目的著名城市。

　　哈尔滨建城伊始，正逢西方国家流行折衷主义建筑思潮，一些欧洲移民的建筑师很自然地把这种思潮带进哈尔滨。在移民建筑师中，以俄国建筑师为多数。由于沙皇俄国当时比较崇拜法国文化。许多俄籍建筑师到法国留学，或者请法国建筑师去俄国建筑设计，因而俄罗斯建筑一直受法国文化影响。在哈的移民建筑师也莫不如此，这就形成了哈尔滨建筑艺术的更丰富的内容。在同一时期内，巴洛克(中央大街教育书店等)、

古典主义(南岗区颐园街1号等)、文艺复兴(秋林公司等)、浪漫主义(市第13职业中学等)、折衷主义(哈尔滨铁路文化宫等)、新艺术运动(省博物馆等)、现代建筑(哈尔滨国际饭店等)、中国古典(极乐寺等)、伊斯兰教建筑(道外清真寺等)等

东西方建筑艺术流派，交叉出现，各显风流。早期城市建设者们，将“东方莫斯科”作为他们塑造的城市形象的目标；将“东方巴黎”作为建筑的艺术楷模。应该说，哈尔滨的城市大规模建设，从一开始就是高起点的，促使哈尔滨迅速步入了现代城市的行列。

这些近现代外来建筑文化精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使哈尔滨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世界少见的汇聚人类建筑文化精粹的“博物馆”。这些作品为后人了解、认识人类在建筑文化上的发展和成就提供了生动的实物标本。其留存至今，是一笔特殊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研究保护。

文物保护是大家的责任，历史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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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发展建筑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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