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和现代西方汉学中，水利专制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已成为一种常识。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此直接有关。众所周知，国民政府基层军官出身的历史学者黄仁宇又在“水利专制”的基础上，增加了“非数目字管理”，试图刻画中国政治模式不同于欧美拉丁模式的本质特征。 所谓水利专制理论的基本内容是：由于影响中国的气流和降水的不确定性，中国尤其是中国北部的许多土地，几乎每年都会遭遇到严酷的旱涝灾害。为了解决这些灾害，并防止由灾害导致的纠纷和战乱，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救灾和防灾。这种“统一调动”、“防灾救灾”的理念，由此成为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
在近代和现代西方汉学中，水利专制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已成为一种常识。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此直接有关。众所周知，国民政府基层军官出身的历史学者黄仁宇又在“水利专制”的基础上，增加了“非数目字管理”，试图刻画中国政治模式不同于欧美拉丁模式的本质特征。
所谓水利专制理论的基本内容是：由于影响中国的气流和降水的不确定性，中国尤其是中国北部的许多土地，几乎每年都会遭遇到严酷的旱涝灾害。为了解决这些灾害，并防止由灾害导致的纠纷和战乱，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救灾和防灾。这种“统一调动”、“防灾救灾”的理念，由此成为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
1992年3月，中国各地的人民代表聚集北京，以1767：177的压倒性票数优势，通过了建设三峡水坝的决议。这表明，直到上个世纪末，“人定胜天”仍然是中国政治思维的主旋律，是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但是，笔者注意到，似乎没有人认真追究一个问题：这种关于“水患”的合法性理论的源头，究竟在哪里？笔者最近阅读司马迁《河渠书》，打算从这段不长的文字出发，寻找相关材料，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抽丝剥茧的解读。若有缺漏，希望博识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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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岛），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冢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这是《史记·河渠书》的开始。从这里看，传说中的禹在13年间做了以下几件大事：
1. 游历全国各地
2. 给一些地区、山、岛等起名
3. 帮助挖深一些河道
4. 根据各处土质，确定税收的水平
5. 开辟道路
6. 成功挖掘两条渠
其实，不需要很专业的知识就能看出，上边6件事中的3.5.6，不是少数人、短时间可能完成的。所以我们现在无法知道，究竟大禹具体参与的事件有多少。比如“开辟道路”，从一般的意图上分析，既然走遍全国、分析土质是大禹的重要工作，那么他之所以“开辟”道路，可能仅仅出于这方面的需要。实际上，无论翻过一座山，还是走进一块找不着道路的盆地，还是穿过一片树林，都需要依靠眼睛和刀具的帮助，才能继续前行。如果因为各种原因而放弃一个地方，那么一来对该处毫无了解，地图画不出来，二来税收就会减少。如果错过的是一处“鱼米之乡”，则损失无疑就更大了。
这样看来，大禹仅仅在1.2.4.5.这四件事上，就需要花上相当长的时间。就算以当今的技术条件和安全状况（既没有土匪，又没有野兽），一个人带一个小团队（团队大了，考察质量会锐减），要想做好这几件事，不要说13年，30年都远远不够。所以我判断，大禹在13年间，应当只是比较粗疏地完成了这四件事。
接下来，就涉及到我们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究竟在一般所说的“水利”方面，禹做了什么？他的用意是什么？
2楼
这里，我们看到了史马迁的一句分析----“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也”。也就是说，河流（这里很可能是指今天的黄河，但具体走向无疑不同了）的范围很宽，对中国的害处很大。这有些不可解，河流宽一些不是好事吗？有什么害处呢？但是司马迁并没有解释，接下去他讲述了河流原来的走向，然后说到了一句关键的话，表明水利的作用：
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冢二渠以引其河。
这句话的理解，可能会有一些争议，但是直观上看，难度并不大，也就是禹发现河流的上下游落差很大，所以流速很快，明明前边是个平原，但他就是走不过去。这才想到，不如挖两条渠，把水引走一些吧。
居然，居然禹想挖渠的目的，根本不是给百姓提供灌溉水源，而是为了过河，为了去收对岸广阔平原上的土地税。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如果禹真是这样想的，那么谁还会去帮他挖渠呢？那可不是件容易的差事。所以一种合理的推想是，虽然禹的动机是测量土地、分析土质和收取贡赋，但是他未必跟周围的百姓这样说，他的实际的说法，恐怕还是“挖渠对你们好处大大的”之类，而且，他应当不会去找河边上的农户，而是找到那些离河较远、缺少水源支持的家庭和群落，对他们进行动员，这样挖渠的功业，就有可能做成了。但是这样做，河边上的居民不会有想法吗？他们会同意禹减少大河的水量吗？他们能够忍受一群外来人在他们的土地边上整天整天地忙碌吗？所以禹要想挖成这两条渠，还真不是件简单的事，他有大量的说服劝诱工作需要完成，天子的神威和财物的交换，应当都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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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水利的目标只有四个字：兴利除害。除措施上来说可分有两种：主动措施和被动措施。从我国的体制来说，水利的措施基本上就只有一种：被动措施。往往是其它部门先成害、成弊，然后水利部门除之，比如城市建设中选择了洼地筑城，迫不得已只好配套防洪、排涝设施，而不能主动规避，造成极度被动。这也是现代人的特点，盲目迷信自已的科学技术能力，盲目地自留风险。几年太平日子就忘了75.8的惨痛教训，不知道水利的动车事故哪一年会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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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洼地筑城。。。这个问题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存在，不过面貌似乎不同。后边会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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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说到这里，有个问题不能不问了：禹同学你这是何苦？又是钻密林，又是爬高山，又是毒蛇又是猛兽，又是汹涌的大河，又是不理解你的群氓，弄不好还要行贿，还要杀人。你究竟哪来那么大的革命干劲呢？怎么连老婆孩子都不想看一眼？
有两种可能性：
1. 禹这样做，正是为了“讨生活”。如果能当上天子，当然物质条件不成问题了，老婆孩子的未来，也就解决了。禹看重的是长远，所以这13年，苦一点没关系。那么为什么连面都不见呢？因为这种事，观念落差很大，怎么说也说不清楚。而且牵涉到政治问题，说多了不好，干脆“不见”。
2. 禹并不是为了讨生活那么简单，他有神圣的使命感，实际上，他可能就是神的后人。（关于黄帝可能是神而非人的分析，参看拙作《试论玹玑玉衡的意义》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91122.shtml）司马迁也清楚地记载着：“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可见，禹不仅是神人，而且是黄帝的直系神人，身上的神圣血液和神圣能力，比其他人可能要多得多。那么，为什么神人就要去受这些罪呢？或许在禹看来，一度淹没大地的洪水，正是上天送来的，祖先黄帝应当是知道内情的。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显然这是上天给人类出的难题，而且恐怕不是给别人出的，正是给我这个神的后代出的，要看看我身上的神性，是不是已经被庸俗的凡人彻底污染。
但是，毕竟这个时候，洪水已经退得差不多了，还有什么难题留给大禹呢？一种合理的分析是，上天让洪水形成的这些大江大河，把大地分成东一块西一块，南一块北一块，给视察和收税都造成困难，当然我的任务，就是破除这些障碍，继续完成神对人的伟大统治。大河不让我们统治对面的平原，我就以超人的智慧和耐心，说服群众和我一起把大河变成小河，到处都是河，这样移居也方便，交通也方便，多生孩子也有耕地供养，总体说来，群众还是能够支持的。而大河对面的广阔平原，以及大江对面的广阔世界，当然也就更能够早一日纳入神圣的统治体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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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接下来，司马迁综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在水利方面的业绩。看上去很复杂，其实简单，就是一个“通”字。不过，有一个项目引起了笔者的特别关注，那就是号称古往今来人类第一水利工程的都江堰----
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据说当年，司马迁曾经出访四川，“亲自”考察都江堰。但是亲自考察伟大工程的结果，却居然只是这么几个字，令人不解。不管如何，我们需要明确的是，都江堰究竟是做什么用的。
对此，司马迁只回答了五个字“辟沫水之害”。
今天的人们如果去已经变成一个“市”的都江堰旅游，往往会听到一些很恐怖的说法，比如当年的四川是一片蛮荒，或者是一片泽国（有四川人李白的《蜀道难》为证！）。看起来，史家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低调很多的，按照他的说法，费时费力修筑一个都江堰的主要意义，在于消除“沫水”的水患。沫水是哪条河水？后人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沫水就是汶水，也就是流经汶川的那条水。其实哪种说法是对的并不重要，真正有意义的是，只要我们看一眼卫星地图，就能再清楚不过地发现，成都西北面是一片高山（原），随便哪一条河水或溪水或泉水泛滥，“害”就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前年汶川一带地震的时候，下游德阳和绵阳的人们会对所谓“堰塞湖”如此恐慌。
可见，我们与其相信是“辟沫水之害”，不如相信简简单单的“水患”二字，因为司马迁的时代，距离都江堰宝瓶口的筑成至少有100多年了，如同我们今天对于清朝末年的事，其实知道得很有限一样，司马迁也无法在短短的出访时期内，了解关于都江堰的很多准确的信息。“水患”倒过来，就是“患水”，也就是害怕水。人为什么要害怕水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成都的下游，当时的人们早已过上了定居的生活(而不是什么“一片蛮荒”），所以水一旦涨起来，尤其是迅速地涨起来，逃都没有地方逃，地里的粮食蔬菜更是完蛋了。
这里出现了三个问题：
1. 真的没有地方逃吗？
2. 为什么要在危险的地方种庄稼？
3. 有没有其他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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