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来看，代表大会的科学合理程度又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代表讨论的充分程度，这个程度越高，决策的合理性就越强；二是代表罢免的容易程度，这个程度越高，代表的素质也就是对民意的反映程度也就越高，也就是说，容易罢免才能保证遴选出来真正的代表。当然这两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譬如容易罢免代表并不是可以不经过充分讨论就随意罢免，因为罢免也是一种决策，也需要尽可能充分地讨论，否则可能愿意担任代表的人就不多了。


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我国实行了五十多年的代表大会制度显然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民众对民主化的诉求也集中地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其中对选举改革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对充分讨论的重视，而且对选举的重视程度又高于对罢免的重视程度，这一点也体现在似乎正在形成的一个共识中——民主从选举开始，而且应该从基层选举开始，甚至认为主要的应该从农村的基层即村委会的选举开始，将此理解为中国民主的突破口，理由是农村人口占到了三分之二，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仍然是中国的大多数。


我认为这个正在形成的共识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忽视充分讨论则必然难以保证选举出来真正的代表，这一点已经被五十多年来代表主要由领导机构进行选拔很少经过选民讨论因而被诟病为举手代表甚至吃饭代表所证明了；二是将农村基层选举作为民主突破口显然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农村并不是先进生产力的地方，很难甚至几乎不可能产生先进的生产关系，这一点不也已经被五十多年前甚至更早就有了成功的村长选举却至今还远远不能普及的事实所证明了吗？


这两方面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一致的，都是来自于根深蒂固的小生产习惯意识，一是历史唯心论特别是英雄史观，认为大家只要积极重视起来，珍惜手中的选票，投给道德高尚的精英分子，选举他们为代表，民主就实现了，却不知道如果连充分讨论的意识都没有的话，所谓精英本身恐怕都还不具备现代和民主的意识吧；二是教条主义，以五十多年前中国革命成功地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和二十多年前经济改革也是先从农村突破为依据，特别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恰恰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典范为心理支撑，却不知道这恰恰还是教条主义，因为当年农村包围城市以及“联产承包”的改革之所以成功都是遵循了选择薄弱点突破的原则，而在民主选举问题上农村恰恰不仅不是什么薄弱点，相反倒是最坚固因而难以突破的地方，仅仅是纵横交织的家族和宗族关系就决定了选举的民主性质必然要大打折扣。


所以，民主的突破口应该在城市和充分讨论这两个方面，也就是在城市的代表大会。也许人们会觉得话说到这里好象又回到了“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经不新鲜”的老生常谈了吧？难道城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容易的突破口了吗？当然不是，如果是的话，也许早就突破了。


那么代表大会的突破口究竟在哪里呢？


马克思指出：对社会发展的原因要从生产关系特别是财产关系中去寻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然而这二十年来推动生产资料私有化从而试图制造出来一个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联盟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的所谓自由知识分子却很失望，因为他们确实看到了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形成，但是却看不到民主化的同步进展，因而陷入了困惑。


其实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竟然不知道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从贪婪财富的积累到民主意识的清晰成熟虽然是必然的，但是也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的，甚至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从民主意识的清晰成熟再达到民主的实现也仍然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过程，近代历史上的法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两个过程合起来经历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期间暴力成为了民主的助产婆。这显然不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所甘心接受和等待的，因而也就决定了我国领导阶层对民主化特别是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改革的疑虑甚至达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地步。于是形成了民主化越是进展缓慢，腐败势力就越是猖獗，社会情绪就越是激动，而社会情绪越是激动，就越是难以大胆推进民主化的进程，这样的恶性循环。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还能够判断已经存在着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景吗？


其实，财产关系不仅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也包括生活资料所有制关系，这个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同样具有推动民主化的强大作用，特别是住宅这个最重要的生活资料私有化所产生的民主化的社会基础要比生产资料变化——私有化所产生的社会基础广泛得多，道理很简单，住宅私有化所形成的业主阶层显然总是大大多于企业主的人数，而且由于住宅物业的不动产性质也就是稳定的性质决定了业主阶层的民主化要求也是最稳定和理性的，他们要求民主但是反对暴力运动，必然成为民主化的中坚力量，既能够起到核心的作用又具有稳定器的作用。


也就是说，业主阶层左面可以联系下层民众，譬如他们要求尽快产生落实宪法关于保护私有合法财产的《物权法》的愿望就与广大农民的愿望天然一致，因而对于激进和非理性推进民主的社会情绪具有化解作用；右面可以动员企业主的民主积极性譬如他们反对政府的无理干预而产生的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在改善经济环境而使得企业主感到欣慰，从而遏止其在民主问题上的动摇性。


更重要的是，业主的民主化诉求是天然地被格式化的，即业主的要求主要是如何管理好本区域（所谓居住小区和社区）住宅相关的问题，譬如如何制定业主公约，如何选举业主委员会，如何选举业主代表大会代表，业主代表大会如何安排楼宅和共有部分的管理等等，当然也是天然狭隘化的问题了，并不涉及社区其它事务譬如居委会的事务。这就象核材料反应时虽然具有强大的能量和辐射危害，但是把它分成许多小剂量分别装入许多管套中进行核反应，不仅不会形成核爆炸，而且还能在控制下产生能量推动发电一样，业主通过一段时间譬如若干年的物业管理方面的民主化训练以后再逐渐上升到对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的时候就会理性得多了。


可见，业主代表大会之所以就是民主化的真正突破口，就在于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打消领导阶层和社会的疑虑。事实也是这样：2005年，北京的上地西里小区的业主赵恒律师按照现代民主的理念设计了社区的业主代表大会制度，规定业主代表大会是小区全体业主（业主大会）的常务机构，负责物业管理事务的决策，支持和监督业主委员会执行，于是该小区在一批有志于扎扎实实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中年知识分子业主的推动下率先成立了业主代表大会，其中一部分人成为业主委员会的成员，另一部分被业主推选为业主代表大会代表，严格按照权利分工，互相制衡的原则来管理小区的物业，真正体现了“充分讨论”和“容易罢免”的民主精神，深得广大业主的赞赏，于是最有典型性的事情发生了：刚开始的时候一些业主并不相信业主代表大会能够产生什么积极的作用，因而是在动员下勉强同意担任代表的，所以头一次出席业主代表大会的时候有的发言不积极，有的发言则主要是对业主委员会的辛苦表示感谢，还不住地说“相信你们，你们看着办就是了，我们没有意见”。但是后来看到业主委员会委员的确是完全接受业主代表大会的决策和领导的，而且也知道了自己作为业主代表的确就是小区物业管理方面的决策机构成员，所以在以后的业主代表大会会议上发言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直至发展到拿出了领导人的架子质疑业主委员会的工作，责令业主委员会重新研究——民主真正产生了！不仅广大业主感到自己有幸生活在了这样真正民主的家园里，而且原来不怎么把业主放到眼里的物业管理公司也很快改变了态度，使得这个小区的和谐有了可靠的基础。


而此时社会上普遍的情形则刚好相反，大多数小区甚至无法成立业主委员会，少部分成立起来的业主委员会要么在投机分子的控制下迅速腐败甚至站到了广大业主的对立面，要么陷入瘫痪，极少数的业主委员会虽然在个别精英人物的不懈努力下做成了一些维护业主权益的事情，虽然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毕竟与民主化没有多大的关系，甚至是在宣扬个人英雄主义这样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的东西。更多的个人英雄主义则以完全失败而被广大业主抛弃，例如在北京的卧龙小区2004年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时候，一些业主抢先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将自己列为候选人，同时规定实行等额选举，并且坚决反对一些业主提出的成立业主代表大会的要求，特别是通过巧妙运作而成为了业主委员会主任的那位业主更是趾高气扬，面对当场揭露出来的造假票舞弊的事实避而不答，却说什么这次业主委员会选举“非常民主”，还说要在三年之内把该小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小区。然而仅仅几个月过去，广大业主就看到他领导的业主委员会虽然也想为业主做些事情，但是由于反对成立业主代表大会而明白了这不过是当年文革时期革命委员会的翻版，所以就不再支持他们了，仅仅一年该主任就不得不承认一事无成，然后开始破罐破摔起来了，最后发展到孤家寡人的地步，一千多户的小区里不仅没有业主支持甚至没有表示同情的。


.再有一个叫银枫家园的小区，一位自称是文明学学者的业主当选业主委员会主任以后声称要搞什么“公民试验”，也就是由他来教育业主们树立什么现代“公民意识”，但是自己却反对业主代表大会的观点，主张什么全体业主的“直接民主”，而在现在这样单元楼宅的情况下，一个小区数百上千户，相互之间很难相识和交往，根本不可能实行什么“直接民主”，实际上就给业主委员会造成了擅自决策的机会，所以引起了不少业主的反感，许多业主联名要求弹劾这位主任，他却借口要审查业主签名的真实性而拒不下台，于是业主当然也就不再把他放到眼里了，这位主任实在干不下去了这才被迫下台了。


这类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他们的共同特点很想当群众领袖，但是又不愿意接受群众的监督，于是坚决反对业主成立业主代表大会，但是由于不再可能得到党和行政机构这些传统权力资源的支持，又寻找种种借口拒不下台，甚至自己下台了也千方百计不让成立新的业主委员会，很快就走到群众的对立面上了，成为社区阻碍民主化的势力，和引发城市的动荡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