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术对建筑的影响风水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术数，其要旨是对人的住居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追求生理上和心理上都能得到满足的外部条件。风水涉及住宅、墓葬、寺观、村落、城镇各个方面，其中有关墓葬的部分称为“阴宅”，其他方面则统称“阳宅”。这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人们渴望把自身和谐统一于自然界而采取的一种自我完善手段，含有朴素的科学成分，也可称之为古典的建筑环境工程学。风水的起源可追朔到三千年前西周的“卜宅”。后来又有“相土尝水”选择城址以及相宅、相墓之举。到汉代已形成风水的理论萌芽，唐代发明罗盘，宋代风水已形成江西派与福建派两大派别。
风水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术数，其要旨是对人的住居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追求生理上和心理上都能得到满足的外部条件。风水涉及住宅、墓葬、寺观、村落、城镇各个方面，其中有关墓葬的部分称为“阴宅”，其他方面则统称“阳宅”。这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人们渴望把自身和谐统一于自然界而采取的一种自我完善手段，含有朴素的科学成分，也可称之为古典的建筑环境工程学。
风水的起源可追朔到三千年前西周的“卜宅”。后来又有“相土尝水”选择城址以及相宅、相墓之举。到汉代已形成风水的理论萌芽，唐代发明罗盘，宋代风水已形成江西派与福建派两大派别。
明代是中国风水的鼎盛时期。一时间民间风水实践和风水理论都有很大发展，各种风水书籍纷纷问世，其中有刘基的《堪舆漫兴》、蒋平阶的《水龙经》、《阳宅指南》、高濂的《相宅要说》、张道宗的《地理全书》、周景一的《山详指迷》、目讲僧师的《地理直指原真》等较为重要。
明代风水派别很多，但仍以江西、福建两派为主干。江西派又称形势派，其理论主要阐述山川形势和宅形格式，其特点在于重视宅与自然的关系。福建派又称理法派，其为说多主于星卦，不过从明代风水书籍的内容来考察，不论是标榜江西派或是福建派，实际上都既讲形法又讲理法，只是各有侧重而已。在运用中，两派都以罗盘为基本工具用以确定方位，并根据罗盘上一圈圈数字与天文、地理名称，开出种种风水处方来，所以罗盘也被尊为“罗经”。
在明代，风水对建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对基址选择，几乎所有的房屋、墓葬都根据风水理论来选定位置，村落选址也往往有风水师参与其间。对村落的选址原则可归纳为：背山面水、山龙昂秀、水龙环抱、明堂宽大、水口收藏等几方面。所谓山龙、水龙就是指山脉与水系的形势，明堂是指村基所在的空间，水口是指村头、村尾水流出入口。根据这些原则，山区村落多选择枕山、环水、面屏的环境；平原地区以水为龙，村落往往采取背水、面街的布局。城镇选址原理与村落相同，只是要求环境容量相应增大。
在明代风水中，“水口”是一个重要题目，多数风水书对此都有论述。但此时水口已专指村镇水流出口处，由于村镇道路入口多设在此处，宗祠、亭阁、桥梁等也集中于此，因而形成为村镇内最重要的关键地段，也是居民的公共活动中心。北京昌平明十三陵和皖南徽州地区的村镇就是其中的典范。
风水认为体量高大的建筑物如塔、阁、殿等的设置能弥补地形的缺陷，使城市、村镇所在的气、势都能得到改善而使一方之人化凶为吉。例如： 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江西瑞州知府邝潘认为瑞州人才众多而登科第者少，原因是风水不佳。他亲自踏勘地形后发现原来是府学的格局有问题：府学前面西有府城西城门耸立于旁，东侧却虚无一物，造成左右不平衡；府学后面又受到粮仓的挤压，后地不宽宏。于是下令迁走仓库，在府学东侧建造一座楼阁名为进贤楼。他和同僚们商议后认为府学正南无“具瞻”（对景），不利文运昌盛，而且府学正对南郊的石鼓岭，山形平秃，致使文士“多晦”，不能飞黄腾达，因而决定在岭上建造一座十几层高耸入云的文峰塔。他还听说瑞州有三公（太傅、太师、太保，明代最高官品）与状元之广谶，就下令把市河和锦河开挖联通。这是一个为改善城市风水而大兴土木的典型实例。类似的用文峰塔、文昌阁等建筑来改变城市风水的做法几乎到处都可看到，山西大同在府学前方城墙上建造的一座文峰塔就是其中一例。
住宅是风水关注的重点之一。各派风水对住宅的选址、布局、周围环境等，都有一套指导原则和避凶就吉的方法。他们用罗盘格定住宅方位和属性，进而推导出平面布置，大门方位以至每座房屋的高低、位置。大门在风水中被视为“气”的出纳口，是住宅“上接天气，下收地气”的关键部位，它的位置、方向与住户的凶吉密切相关。山、水是自然中“气”之所自出，是至吉至祥之物，所以大门应面向山峰或远处山口（近处山口又谓之“煞气”，不可相对）。也可迎水而立，但不可冲巷道或与邻居大门相对。这些处理方式在功能上都有一定依据，而风水以凶吉观来进行解释，使之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为了减除“大门冲巷不吉”的心理负担，风水师们常把“泰山石敢当”、“镇山海”的石碑或镜子等物放在大门对面，并赋予这些镇物以神奇的辟邪功能。对于住宅周围的道路则要求从“吉方”来，要曲折有致。总之，各种风水书都对住宅提出种种避凶趋吉的方案，内容十分庞杂，从周围环境到宅内的厕所、水井的处理都与凶吉联系起来。
尽管风水的内容越来越复杂，其中不乏荒诞无稽的说教和蛊惑人心的骗局，但在它的合理思想指导下，在中国历史上确曾出现过许多优秀的建筑作品。北京昌平明十三陵就是其中的典范。
十三陵始建于永乐七年（1409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在具体确定他们的墓址时，都有风水师参与其间。
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6公里处神道两侧有两座小山，东为“龙山”，西为“虎山”，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无疑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壤。人们由大红门一路向内，可以领略到各陵建筑和雄伟山势和谐统一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感人效果。
徽州属丘陵地区，村镇选址的理想模式是：枕山、环水、面屏，即基址后有山作倚托，中间有水流过，前面有较小的山作为屏障。在平原地带，水流就代替山脉而成为“龙脉”。如果用风水理论检验村镇的地形有某些缺陷（“不吉”因素），可以用人工开圳塘、筑丘坝、植树林、造桥梁、建亭阁等方法来加以补救。例如黟县宏村，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邻县休宁风水师提出须在村中开挖池塘，把溪水积蓄在村内，方可使子孙科甲鼎盛。这个池塘现称“月塘”，对村内居民的洗濯、防火、美化环境仍起着重要作用。到万历年间（1573～1620年）又有人提出还须在村南筑坝开池以蓄更多流水可使子孙逢凶化吉。这个池塘面积较大，现称“南湖”。其实这种挖塘筑池的水利工程完全是造福于民的举措，只是倡议者用了神谕式的凶吉观来获取居民的支持而已。风水认为水是财富，是“气”之所依，所以水流的出口处应有“关锁”，以便留住吉气、财气。关锁的形成，一是靠地形，即村镇的水口应是山环水绕、曲折有致，犹如门户；二是靠人工在水口架桥，或适当改造地形。徽州许多村镇都在水口建桥，而且多数是廊桥（即风雨桥），既达到了风水的要求，又形成为村镇的交通要道和公共活动场所。例如许村高阳桥，桥的周围还有牌坊、楼阁、庭园等建筑，形成村头活动中心。又如棠樾村，它的水口原来仅在西侧有一座小山，而东侧平坦，无所关拦，明代沿溪流筑了七座土丘，称这为“七星墩”，土丘虽小，但可借“七星”在人们心理上的作用以加强“关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