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 海河、淮河、长江中下游大水

据《旧唐书·五行志》载：贞元八年“秋，大雨，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余州大水，漂溺死者二万余人。”《新唐书·五行志》载：“八年秋，自江淮及荆、襄、陈、宋至于河朔州四十余，大水，害稼，溺死者二万余人，漂没城郭庐舍。”“是岁，江南、淮西大水为灾”《旧唐书·奚陟传》)。“淮南、浙西州县大水，坏庐台，漂杀人”(《新房书·权德舆传》)。唐代山南东道、江南东、西道及淮南道，含今汉江、洞庭湖水系的大部分地区及长江中、下游干流支流流经的全部地区。

唐贞元十四年(798年)

(1-60) 水文地理专著《吐蕃黄河录》问世

据《新唐书·贾耽传》载：贾耽“乃绘布陇右、山南九州，具载河所经受为图。又以洮湟甘凉屯镇额籍，道里广狭，山险水原为别录六篇，河西戎之录四篇。”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黄河命名的水文地理专著《吐蕃黄河录》。

唐元和十年(815年)

(1-61) 柳宗元释水循环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在《天问篇》中，对自然现象和社会历史传说提出170多个问题，表示质疑。柳宗元(773～819年)在所作《天对》中对屈原提出的这些问题均一一作了回答。如屈问“东流不溢，孰知其故?”(即江河向东流入大海，为何大海的水不见漫溢?)柳答：“东穷归墟，又环西盈。脉穴土区，而浊浊清清。坟垆燥疏，渗渴而升。充融有余，泄漏复行。器运浟浟，又何溢为?”(即水向东流入大海，海水蒸发成水汽上升，遇冷凝结，飘浮空中为云，又向西回归大陆上空下降为雨。填充在土壤孔隙里的水有浊有清。高地干燥的土壤，水渗入后便会上升蒸发。土壤水饱和以后便会产生径流，水流通过各种途径运行不停，最后注入大海，如此循环不已，海水又怎么会漫溢呢?)柳宗元正确地解答了1100多年前屈原提出的问题。他把地表水、土壤水和地下水及海洋水的运动与水循环连系起来，推进了前人的认识。(《柳河东全集》，中国书店出版，1991年)

唐大和四年至八年(830～834年)

(1-62) 长江中下游连年水患

据《旧日唐书·文宗纪》、《新唐书·五行志》分别记载：大和四年“夏，苏州、湖州水，坏六堤，入郡廓，溺庐井”，“江水溢，没舒州(治今潜山)太湖、宿松、望江三县民田数百户”；浙西(治今镇江)、宣歙(治今宣城)、江西(治今南昌)、山南东道(治今襄樊)、淮南(治今扬州)、江南(治今苏州)、荆襄(治今江陵)、鄂岳(治今鄂州)、湖南(治今长沙)“大水，皆害稼”。五年，“六月辛卯，苏、杭、湖南水害稼”；“是岁，淮南、浙江东西道、荆襄、鄂岳、剑南东川(治今三台)并水，害稼”。六年二月，苏、湖二州大水，太湖决溢。七年秋，浙西及扬、舒、庐、滁、和、宣等州“大水，害稼”。“冬十月，癸末朔，扬州江都等七县水，害稼。辛酉，润(治今镇江)、常、苏、湖四州水，害稼。”八年，“秋，江西及襄州水，害稼；蕲州(治今蕲春)湖水溢；滁州大水，溺万余户。”九月，“淮南、两浙、黔中(治今彭水)水为灾，民户流亡。”唐大和四年至八年，长江中下游连年大水。除大和六年仅太湖大水外，其余年份均涉及较大范围。

唐大和七年(833年)

(1-63) 它山堰的工程水文

浙江鄮县(今鄞县)县令王元暐创建它山堰。筑堰以前，海潮可沿甬江上溯到章溪，潮“来则沟澮皆盈，出则河港俱涸，田不可稼，人渴于饮。”为减轻鄞江水系旱涝灾害，县令选在鄞江上游章溪出山处的四明山与它山之间，用条石砌筑成上下各36级的拦河滚水坝，名为“它山堰”，作为阻咸引淡的渠首工程。堰上之水，平时七分入南塘河以供灌溉和城市用水，三分入奉化江以供通航；涝时三分入南塘河供水，七分入奉化江。另在灌区尾水上建三碶(即闸)，涝时排泄河网余水，以防洪水涌入城市，旱期又可开闸纳淡，补充灌溉水源。至宋开庆元年(1259年)，在宁波城内平桥下设立“水则”，据此水位可以推算各处水情，确定各闸开启时间，作为各闸控制运用的根据，使它山堰历经千余年仍在发挥引流、排洪、阻咸的重要作用。

唐中和四年(884年)

(1-64) 江南大旱

据《新唐书·五行志》载：中和四年“江南大旱，饥，人相食。”唐代江南东、西道含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包括湖北东南部、湖南大部、江西全部、皖南、苏南及太湖流域。

(五) 宋元时期(960～1367年)

宋咸平、景德年间(998～1007年)

(1-65) 长江中下游连年受旱

据《宋史》载：宋真宗咸平、景德年间，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江、淮、两浙、荆湖诸路频年旱、饥。咸平元年(998年)春夏，江、浙、淮南、荆湖旱，使发粟赈之(纪)；二年春，江、浙、荆湖旱(志、纪)；三年春，江南、荆湖旱，赈之(纪)。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江南旱，江南东、西路饥，命使赈之(纪)；二年九月，淮南旱，淮南、两浙、荆湖北路饥，遣使分赈(纪)。其后，在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五年、七年，续有江、淮、两浙旱、饥的记载。

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

(1-66) 最早制定的警戒水位

据《宋史·河渠志》载：宋大中祥符八年“六月沼：自今后忭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这是我国制定“警戒水位”的最早记载。

宋天禧五年(1021年)

(1-67) 以物候名黄河水势

据《宋史·河渠志》载：天禧五年有人提出，“以黄河随时涨落，故举物候为水势之名。自立春之后，东风解冻，河边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夏秋当至一尺，颇为信验，故谓之信水。二月三月，桃华始开，冰泮雨积，川流渨集，波澜盛长，谓之桃华水；春末芜菁华开，谓之莱华水；四月末，垄麦结秀，擢芒变色，谓之麦黄水；五月瓜实延曼，谓之瓜曼水；朔野之地，深山穷谷，固阴沍寒，冰坚晚泮，逮乎盛夏，消释方尽，而沃荡山石，水带矾腥，并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后谓之矾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谓之豆华水；八月菼乱华(即芦苇花开时节)，谓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阳纪节，谓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复其故道，谓之复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断冰杂流，乘寒复结，谓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为准。非时暴涨，谓之客水。”描述了黄河一年之内水位涨落过程的规律。

宋天圣四年(1026年)

(1-68) 燕肃论海潮

宋代燕肃(约961～1040年)在《海潮论》中提出：潮汐“随日而应月，依阴而附阳”；按大、小月定出两个潮时逐日推迟数，使理论潮时的推算趋于精确，潮汐的到来“终不失期”。他还指出：钱塘江口存在有南北互连的沙潬(中间突出的沙洲)，并阐明沙潬在钱塘江涌潮形成中的作用。与其同时代的张君房在《海潮辑说》中最先定出潮时逐日推迟数为3.363刻(古时一昼夜为100刻)，即相当于现代的0.80712小时。

宋景祐元年(1034年)

(1-69)黄河下游澶州决口

据《宋史·河渠志》载：“景祐元年七月，河决澶州(今河南濮阳境)横陇埽。庆历元年(1041年)诏权停修决河。自此久不复塞。”决水经聊城、高唐一带，流行于唐大河之北分数支入海。后称此道为横陇故道。

宋景祐二年(1035年)

(1-70) 河北观测水位之始

据《宋史·河渠志》载：“景祐二年，怀敏知雄州，又请立木为水则，以限盈缩。”这是在今河北省境内设立木制“水则”以观测水位的最早记载。

宋宝元元年(1038年)

(1-71) 全国测报雨雪

据《宋史·仁宗本纪》载：“宝元元年……六月……甲申，诏天下诸州月上雨雪状。”

宋庆历八年(1048年)

(1-72) 黄河下游商胡决口

据《宋史·河渠志》载：庆历“八年六月癸酉，河决商胡埽(今河南濮阳境)。”决水大致经今大名、馆陶、临西、枣强、衡水至青县，由天津附近入海，形成一次大改道，宋代称为北流。

宋熙宁五年(1072年)

(1-73) 侯叔献都水丞相机分洪

据北宋沈括著《梦溪笔谈》卷十三载：“熙宁中，濉阳界中发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颇坏，陷将毁，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献时莅其役。相视其上数十里有一古城，急发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治堤。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复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决，内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众皆伏其机敏。”

宋熙宁六年至八年(1073～1075年)

(1-74) 长江、淮河流域连年旱灾

据《宋史·五行志》载：熙宁六年，“淮南、江东、剑南西川、润州(今江苏镇江市)饥。”七年“自春及夏，……京(今河南开封)东西、淮南诸路久旱”，九月“复早”。“京东西、淮西、成都、利州、常、润府州饥。”八年“八月，淮南、两浙、江南、荆湖等路旱。”“江南、淮、浙饥。”

宋元丰元年(1078年)

(1-75) 首次出现估计流量的概念

据《宋史·河渠志》载：汜水出玉仙山，索水出嵩渚山，合洛水，积其广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视今汴尚赢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缓不同，得其赢余，可以相补。”这里以河流断面面积和水流速度来估计河流流量的概念，在中国水利史上是第一次。

(1-76) 开始使用“水历”记水位

据《中国水利史纲要》载：宋代自元丰元年起已开始使用“水历”记水位。

宋元祐元年(1086年)

(1-77) 黄河孙村口测流

据《宋史，河渠志》载：元祐元年十一月，讲议官皆言，“(王)令图、(张)问相度开河，取水入孙村口还复故道处，测量得流分尺寸，取引不过，其说难行。”这是元丰元年(1078年)出现估算流量的方法加以实际运用的记述。

宋宣和二年(1120年)

(1-78) 立浙西诸水则碑

据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载：“宋宣和二年，立浙西诸水则碑。凡各陂、湖、径浜、河渠，自来蓄水，灌田通舟，……并镌之石云云。然则碑之立，正在此时。且立者甚多，惟长桥独存耳。”(浙西指今太湖流域及其以南一部分)。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沈倍编著《吴江水考》时，对长桥水则碑作了调查，记有：“二碑石刻甚明，正德五年(1510年)犹及见之。……至今石尚存，而宋元字迹与横刻之道尽凿无存。”“二碑”为左、右水则碑。其中右水则碑于1964年时被发现，仍立于长桥垂虹亭旧址北侧岸头踏步右端。在碑面刻有“七至十二月”的六个月份，每月又分三旬的细线，还有“正德五年水至此”、“万历卅六年五月水至此”等题刻字迹四处(见《水文》1982年第5期，胡昌新，“从吴江县水则碑探讨太湖历史洪水”)。左水则碑早于明清之际损毁。

宋建炎二年(1128年)

(1-79) 杜充决黄河阻金兵

是年冬，金兵南下，宋东京(今开封)留守杜充“决黄河，自泅入淮，以阻金兵”。黄河从此南流，经豫、鲁之间，至今山东钜野、嘉祥一带注入淮，形成黄河长期夺淮的局面。

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

(1-80) 长江上游洪水

据《宋史·高宗纪》载：绍兴二十三年六月已卯，潼川大水。九月甲午，赈潼川被水州县。《宋史·五行志》载：绍兴二十三年，金堂县大水，漳州府江溢，浸城内外民庐。明万历《合川志》载：绍兴二十三年，涪江决，州遭巨浸。又据重庆市博物馆《川江洪水调查报告》，忠县东云乡长江岸石壁有两处宋代石刻，记述“绍兴二十三年癸酉六月二十六日水泛涨。”这是长江干流上发现最早的洪水题刻。据洪痕实测，忠县洪峰水位为155.6米。又据历史洪水调查，宜昌站洪峰水位为58.06米，推算流量为92800立方米每秒，3天洪量为232.7亿立方米。该年，长江上游干流沿线均为特大洪水，中下游有些支流也发生大水。中游主要在沅江一带，下游主要在水阳江和太湖流域。

宋乾道五年(1169年)

(1-81) 范成大在浙江通济渠立水则


据《宋史·范成大传》载：乾道五年三月，处州(今浙江丽水)刺史范成大与处州军事判官张澈“访求古迹”，查勘规划，将处州原通济渠引水工程修复，他们“垒石筑防，置堤闸四十九所，立水则，上中下灌溉有序，民食其利。”

宋淳熙元年(1174年)

(1-82) 周去非述西江水文地理

广南西路通判周去非所著《岭外代答》中有“广西水经”专篇，论述西江水系郁、柳、桂等各大河的源流、走向及其他水文地理概况。

宋淳熙七年至十年(1180～1183年)

(1-83) 长江流域连旱

据《宋史·孝宗纪》、《宋史·五行志》分别记载：孝宗淳熙七年至十年，长江中下游和长江上游，相继或同时发生大面积旱饥。淳熙七年，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皆旱，自四月不雨，杭州自七月不雨，皆至于九月；安徽、江西皆大旱。八年，七月不雨至十一月，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皆旱。九年春，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窜川等地夏五月不雨至秋七月，大旱。十年，浙江、江苏、安徽、四川等地六月旱，至于七月。

宋绍熙五年(1194年)

(1-84) 黄河阳武决口大徒夺淮

据《续资治通鉴》载：宋绍熙五年八月壬子，“河决阳武，由封丘东注梁山泺，分为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淮，汲胙之间，河流遂绝。”

宋嘉定九年(1216年)

(1-85) 金沙江下游雷波山崩堵江

据《宋史·宁宗纪》载：嘉定九年“二月辛亥，东西两川地大震。”“三月乙卯又震，甲于又震。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宋马湖部，治今四川雷波县下河坝附近，辖今金沙江下游四川雷波及云南绥江一带)。

宋宝庆三年(1227年)

(1-86) 长江三峡区洪水

据历史洪水调查，宋宝庆三年八月一日，长江宜昌站洪峰水位达58.47米，推算洪峰流量96300立方米每秒，3天洪量241.6亿立方米，为调查到的第二位最大洪水。长江干流附近有4处该年洪水刻字，未见有史籍记载。

宋端平元年(1234年)

(1-87) 黄河寸金淀决口南流入淮

据《续资治通鉴。宋纪》载：端平元年“八月朔旦，蒙古兵至洛阳城下立砦。……蒙古兵又决黄河寸金淀(在今开封城北)之水，以灌南军，南军多溺死，遂皆引师南还。”河水夺涡入淮。

宋淳祐七年(1247年)

(1-88) 全国州郡用天池盆等器具测雨雪

据南宋数学家秦九韶所著《数书九章》中记述：“今州郡都有天池盆以测雨水。”并有“天池测雨”、“圆罂测雨”、“峻积验雪”、“竹器验雪”的具体计算方法。还列有根据不同观测容器形状和积雨、积雪尺寸，以计算平地实际雨深和雪深的算例。说明当时全国已有“天池盆”、“圆罂”等雨量器观测雨量，但末统一形制，所观测的雨量数据也末保存下来。可见中国有雨量器比西欧(1639年)要早400年。

元至元七年(1270年)

(1-89) 最早提出“海拨”概念

元代科学家郭守敬(1231～1316年)在从事水利工程规划、测量中提出：“以海面较京师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谓汴梁之水去海甚远，其流峻急，而京师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缓，……”(《元朝名臣事略》)。在中国首次提出“海拔”的概念，比德国数学家K.F.高斯要早560年。

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

(1-90) 元世祖派都实考察黄河源

据《元史·河源附录》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派都实考察黄河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考察黄河源。都实一行历时四月到达河源地区，同年冬回到大都(今北京)，元人潘昂霄根据都实之弟阔阔出转述，写成《河源志》一书。

元至元十九年至三十年(1282～1293年)

(1-91) 京杭大运河沿线各闸立水则测水位

据《元史，河渠志》载：至元十九年(1282年)开济宁至安山(在今山东梁山县)的济州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开安山至临清的会通河，沟通了济州河和御河(今卫运河)，沿南运河、北运河可达通州。至元二十九年春动工开通州至大都(今北京)的通惠河，于至元三十年秋完工。济宁以南，则利用先已开辟的菏水、邗沟及江南运河通航。至此，由大都往南，跨过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到达钱塘江的杭州。这一开凿历经千余年(从公元前486年开邗沟算起)的南北大运河，终于全线沟通。为了调济水量和维持一定通航水深，沿河建有多处闸坝，设立一系列“水则”观测水位，作为各闸起闭的依据。

元至元年间(1285～1292年)

(1-92) 马可·波罗游历考察长江等流域

马可·波罗(1254～1324年)，意大利旅行家，1271年随父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越帕米尔进入中国。1275年5月到达元大都(今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盛情款待，并让他在元朝政府中做官，曾担任过扬州总督，管理24县的地方事务。他在中国17年，走遍中国大部分地区。1285年前后由陕南入川，对长江流域的陕南、四川、云南、江苏、江西、浙江等省的不少城市和地区的风俗民情、物质资源、工商贸易和水陆交通等作过详细考察。回国后写成《马可·波罗旅行记》一书，详细记述了中国之行，在西方世界的文化、交通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元大德五年(1301年)

(1-93) 长江下游滨海大风潮灾

据《元史·成宗纪》载：大德五年秋七月戊戍朔，昼晦，暴风雨起东北，雨雹兼发，江湖泛溢，东起通、泰、祟明，西尽真州(今江苏仪征市)，民被灾死不可胜计。《元史·五行志》亦载：“江水暴风大溢，高四、五丈，……漂没庐舍，被灾者三万四千八百余户。”同治《苏州府志》、光绪《松江府续志》等亦有“大德五年秋，七月朔，大风，屋瓦楼楣掣入室中，继而海溢，杀人畜，坏庐舍”的记载。

元至大三年(1310年)

(1-94) 江汉大水山崩

据《元史·武宗纪》载：至大三年六月，襄阳、峡州路(今湖北宜昌市)、荆门州大水，山崩，坏官廨民居二万一千八百二十九间，死者三千四百六十六人。秋七月，当阳、夷陵(今宜昌市)、宜城、远安诸县水。《元史·五行志》载：至大三年六月，峡州大雨，水溢，死者万余人。

元天历元年、二年(1328年、1329年)

(1-95) 华北、西北、江南大旱

据《元史·五行志》载：“天历元年(1328年)八月，山西大旱，人相食。二年夏，真定、河间、大名、广平等四州四十一县旱；峡州(今宜昌)二县旱；八月，浙西湖州、江东池州、饶州旱，十二月冀宁路旱。”另据《元史·文宗纪》载：“天历二年……池州、广德、宁国、太平、建康、镇江、常州、湖州、庆元诸路及江阴州饥民六十余万户。……陕西风翔府饥民十九万七千九百人。……绍兴、庆元、台州、婺州诸路饥民凡十一万八千九十户。……时陕西、河东、燕南、河北、河南诸路流民十数万，自嵩、汝至淮南，死亡相藉。……汴梁蝗，卫辉虫灾，峡州旱。”

元至正二年(1342年)

(1-96) 以“徼”为量水准则之名

据李好文(约1290～1360年)《长安志图》中记载：“凡水广尺深尺为一徼，以度量水，日具尺寸，申报所司，凭以布水。”原书注：“徼，水家取以为量水准则之名。其法量初入渠水头深广方一尺，谓之一徼”。

(六) 明代(1368～1643年)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

(1-97) 明僧宗泐记述黄河河源区水文环境

据《列朝诗集·闰集·五十一》载：洪武十三年，高僧宗泐奉明太祖命，领徒三十余人往西域求佛经。十五年，归国途中路过河源，写了《望河源》诗：“积雪复祟岗，冬夏常一色。群峰让独雄，神群所栖宅。传闻嶰谷篁，造律诣金石。草木尚不生，竹卢疑非的。汉使穷河源，要领殊末得。遂令西戎子，千古笑中国。老客此经过，望之长太息。立马北风寒，回首孤云白”。在诗序中宗泐还记述：“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黄河为玛楚，牦牛河为必力处，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之水则流入牦牛河，东北之水是为河源。予西还，宿山中；尝饮其水，番人戏相谓曰：汉人今饮汉水矣。其源东抵昆仑可七、八百里，今所涉处尚三百余里，下与昆仑之水合流，中国相传以为流自昆仑，非也……。”

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

(1-98) 巨津州金沙江北岸山裂堵江

据《明史·五行志》载：洪武十六年，“四月壬子，巨津州金沙江北岸白石雪山断裂里许，两岸山合，山上草木如故，下塞江流，禾黍尽没。久之其下渐开，水始泄。”巨津州，属丽江府，治今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巨甸镇，傍金沙江右岸。金沙江自川滇边境流入云南境内以后，两岸雪山对峙，形成高山峡谷，山裂锁谷，以致江水断流。

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

(1-99) 南京设观象台测雨

南京鸡鸣山建立观象台，进行降雨量等项观测。明万历《上元县志》载：“国朝于山巅置仪表，以测玄纬，名观象台，更名钦天山。”

明永乐九年(1411年)

(1-100) 济宁至临清置水闸立水则

据《明太宗实录》载：“永乐九年六月乙卯，……自济宁至临清，置闸十五，闸置官，立水则，以时启闭，舟行便之。”

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

(1—101)重申测报雨泽

据顾炎武(1612～1682年)《日知录》记述：“洪武中，令天下州县长吏，月奏雨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通政司请以四方雨泽奏章送给事中收贮。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县雨泽奏章乃积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繇知?又欲送给事中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如此徒劳州县何为?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封进，朕亲阅焉。……后世雨泽之奏，遂以寝废。”由此可知中国从南宋开始观测雨量后，至明代洪武年间至永乐及其后若干年仍在继续观测。

明洪熙元年(1425年)

(1-102) 中国测雨器东传朝鲜

据竺可桢《论祈雨禁屠与旱灾》(民国15年7月《东方杂志》)记述：“我国古时之测雨量，其为法亦甚精密。……朝鲜之有雨量器，始于李朝世宗七年，即明仁宗洪熙元年，亦即成祖去世之翌年(1425年)，其制度具见朝鲜之《文献备考》中。计长一尺五寸，圆径七寸。明成祖极关心雨量之测度，则当时朝鲜之测雨器必传自中国无疑。惜其器至今无存者，但已足以确定雨量器为中国所发明。盖欧美各国至17世纪中叶始有器也。迨前清康熙时，朝鲜肃宗复制有测雨器，分颁各郡，高一尺，广八寸，并有雨标，以量雨之多少，每于雨后测之，均系黄铜所制。日人和田雄治在大邱、仁川、咸兴等处，先后发现乾隆庚寅年(1770年)所制之测雨台。”中国统一制发测雨器的时间当在1425年以前

明天顺五年(1461年)

(1-103) 河南、湖北、江浙大水

据《明史·五行志》载：“天顺五年七月河决开封土城，筑砖城御之。越三日城亦溃，水深丈余，周王后宫及官民乘筏以避，城中死者无算。襄城水决城门，溺死甚众。祟明、嘉定、昆山、上海海潮冲决，溺死万二千五百余人。浙江亦大水。”

明成化七年、八年(1471年、1472年)

(1-104) 江南连年大雨、潮灾

据《明通鉴·宪宗纪》载：成化七年，浙江杭、嘉、湖等府，“自夏淫雨，伤稼，漂没庐舍人畜无算。”“九月辛末，浙江湖溢，冲决钱塘江岸千余丈，漂没居民田宅。”是年，江浙沿海均受狂风大霉雨侵袭，“江海涌溢，环数千里。林木尽拔，城廓多颓，庐舍漂流，人畜溺死，田禾垂成亦皆淹损。”(清康熙《杭州府志》)。成化八年秋七月，“南畿大风雨，坏天地郊坛、孝陵庙宇，苏、松、扬三府亦以水灾告。浙江海溢，杭、绍、嘉、湖、宁五府各被水灾民凡八郡。沦没田禾，漂毁官民庐舍畜产无算，溺死者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余人。”苏、松等府亦因“大风雨，海溢，漂没死者万余人。咸潮所经，禾稼尽槁。自是议筑捍海塘”。(清嘉庆《松江府志》)

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

(1-105) 绍兴立山会水则

明成化十二年，绍兴知府戴琥为了根据绍兴平原的水位控制水闸的启闭，立有“山会水则”碑。此碑原置城内佑圣观中，现已移置禹庙配殿内。碑文曰：“种高田，水宜至中则；种中高田，水宜至中则下五寸；种低田，水宜至下则，稍上五寸也无伤，低田秧已旺。及常时、及菜、麦末收时，宜在中则下五寸，决不可令过中则也。收稻时，宜在下则上五寸，再下恐妨舟揖矣。水在中则上，各闸俱用开；至中则下五寸，只开玉山斗门、扁拖龛山闸；至下则上五寸，各闸俱用闭。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八月、九月、十月，不用土筑，余月及久旱，用土筑。其水旱非常时月，又当临时按视以为开关，不在此例也。成化十二年十二月朔旦”。水位的高低控制与灌溉、通航密切相关。

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

(1-106) 晋东南洪水

晋东南地区及黄河三花间自农历六月至八月淫雨连绵，六月中旬至七月份又连续发生大强度暴雨，伊、洛河、沁河、丹河多次发生大洪水。八月，大雨区移至漳、卫、滹沱河流域，同时黄河下游河南、河北、山东等省也发生了洪水。沁河洪水最大，根据山西阳城河头村九女台崖壁洪痕调查，洪峰水位高出河底约23.7米，推算得九女台河段洪峰流量为14000立方米每秒，为近500年来的最大洪水。由于洪水峰高量大，持续时间长，上游山区或下游平原地区均造成严重灾害。据《明宪宗实录》载：“……怀庆等府，宣武等卫所塌城垣一千一百八十八丈，漂流军卫有司衙门、坛庙、民居房屋共三十一万四千间有奇，淹死者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七，漂流马骡等畜一十八万五千四百六十九。”

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

(1-107) 华北大旱

据《明史．五行志》载：成化二十年，“京畿、山东、湖广、陕西、河南、山西俱大早。”

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

(1-108) 江南及辽东大水

据《明史·五行志》载：嘉靖“十四年夏，江南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福建、云南、辽东大水。”

明嘉靖十五年 (1536年)

(1-109) 刘天和论述黄河迁徒原因并创乘沙量水器

刘天和(?～1545年)所著《问水集》论述了黄河迁徒不定的六条原因：“河水至浊，下流束隘停阻则淤，中道水散流缓则淤，河流委曲则淤，伏秋暴涨骤退则淤，一也；从西北极高之地，建瓴而下，流极湍悍，堤防不能御，二也；易淤故河底高高，今于开封境内测其中流，冬春深仅丈余，夏秋亦不过二丈余，水行地上，无长江之深渊，三也；傍无湖测之停潴，四也；孟津而下，地极平衍，无群山之束隘，五也；中州南北悉河故道，土杂泥沙，善崩易决，六也。”刘在治理黄河的修筑堤防和疏浚河道工程中，创造了“水平法”施工测量。他还创制了“乘沙量水器”以采取河中含沙水样。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

(1-110) 黄海淮地区洪水

明嘉靖三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在现今河北、河南省大部地区和山西、山东、安徽等省的部分地区发生了大暴雨，大雨或暴雨区范围很广，南北跨江、淮、黄、海四大流域，包括长江流域之唐白河，淮河流域之洪汝河、沙颖河、涡河、南四湖，黄河流域之伊、洛、沁河、汾河，海河流域之南运河、子牙河、滏阳河、大清河、永定河等水系。致使各河发生了大洪水或特大洪水。其中以黄河三花间伊、洛、沁河洪水特大，造成灾害最重。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

(1-111) 陕西华州地震，黄河渭河漫溢

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陕西华州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波及陕西、山西、河南千余里，“渭南、华州、朝邑、三原、蒲州等处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廓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出山阜”，“河、渭大溢，华岳终南山鸣，河清数日，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永济县“黄河堤岸、庙宇尽崩坏，河水直与岸平。”据《中国地震目录》载，这次地震烈度11，震级8级。

明隆庆五年(1571年)

(1-112) 沅江大水

据《油广总志》(万历版)载：明隆庆五年，“黔阳山崩水涌出，漂没民居无算。沅陵县儒学水溢圮。辰州、常德、安乡、华容大水入城。武陵(今常德县)冲淤田地，决堤毁桥。”湖南省《辰州府志》(万历二十五年版)载：“黔阳水灾异常，城内水深丈余，仅存西北一隅。麻阳县大水。辰溪县大水高数丈，舍宇荡析，田地淹没过半。泸溪县大水，淫雨夹旬，玩、潕两江暴涨，官司文卷、民舍神伺尽没，百姓山栖，闾阁积聚如洗。”据中南勘测设计院等单位的调查考证：沅水五强溪坝址处1571年最大流量达43300立方米每秒，为沅水干流400多年来的最大洪水。

明万历元年(1573年)

(1-113) 万恭首倡“束水攻沙”法

明万恭(1515～1592年)在万历元年成书的《治水筌蹄》中提出：“如欲深北，则南其堤，而北自深。如欲深南，则北其堤，而南自深。如欲深中，则南北堤，两束之冲中坚焉，而中自深。此借其性而役其力也。”他首倡“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之法。这一“束水攻沙”法在其后任的潘季驯(1521～1595年)治河工作中得到了实施。潘在黄河下游治理中注意修筑两岸堤防，还筑洪泽湖出口高家堰以增蓄来自淮河的清水，并相机放泄清水入黄，冲刷其下游泥沙入海，这就是著名的“蓄清刷黄”的方法。潘季驯将他四任河道总督的治河经验及总结前人的治河理论和经验汇辑成《河防一览》一书，对后世治河影响很大。

(1-114) 黄河塘马报汛

明万恭在《治水筌蹄》中记述：“黄河盛发，照飞报边情，摆设塘马，上自潼关，下至宿迁，每三十里为一节，一日夜驰五百里，其行速于水汛。凡患害急缓，堤防善败，声息消长，总督者必先知之，而后血脉通贯，可从而理也。”这是黄河从上游潼关向下游传送水情的最早记载。在当时通信条件下，用“塘马”制(即驿站快马)是传送水情最快的办法。万恭在总督河道工作中深知水文情报的重要，故有此创举。还提到：“凡黄水消长，必有先几。如水先泡，则方盛；泡先水，则将衰；及占初候而知一年之长消；观始势而知全河之高下。旧日识水高手者，唯黄河之滨有之。”这是介绍黄河边的人们根据洪水来势情况作预报的记述。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

(1-115) 汉江洪水

据《陕西通志》载：“万历十一年癸末夏四月，兴安州(今安康)猛雨数日，汉江溺溢，……全城淹没一空，溺死者五千余人。”《石泉县志》亦载：“四月大雨汉水溢，居民溺死无算。”安康下游蜀河镇滨江山崖上洪水石刻记述：“万历十一年水至此高三尺，四月二十三日(即6月12日)起。”经估算，安康站洪峰流量为36000立方米每秒，为近900年来的最大洪水。下游黄家港(集水面积95217平方公里)洪峰流量达61000立方米每秒。沿江千余公里所有城镇均遭受严重灾害，范围之广，灾情之重，为汉江历史上少见。

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

(1-116) 浙江绍兴三江闸立水则

明万历十二年，浙江绍兴府兴建三江闸时，在闸上立水则，以“金、木、水、火、土”为则，以控制三江闸的启闭。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

(1-117) 淮河洪水

四月至八月，淮河流域(包括沂沭泗水系)、山东半岛沿海及长江流域的唐白河水系普遍发生长时间的淫雨或大霖雨，主要暴雨区位于大别山、桐柏山和豫西山丘区，致使这一地区各河都发生了特大洪水。淮河流域为自1070年以来500余年中最严重的一次大水灾。

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

(1-118) 甘肃河州黄河见底

闫二月，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一带“黄河水干见底”。

明崇祯元年(1628年)

(1-119) 徐光启水质评定法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1562～1633年)所著《农政全书》中详载了“汽试”、“盘试”、“缸试”、“火试”等寻找地下水源的方法及“煮试”、“味试”、“称试”等评定水质的方法。

明崇祯元年至十四年(1628～1641年)

(1-120) 全国旱灾频发

据《明史·五行志》载：“祟祯元年夏，畿辅旱，赤地千里。三年三月旱。五年，杭、嘉、湖三府自八月至十月，七旬不雨。六年，京师及江西旱。十年夏，京师及河东不雨，江西大旱。十一年，两京及山东、山西、陕西旱。十二年，畿南、山东、河南、山西、浙江旱。十三年，两京及登、青、莱三府旱。十四年，两京、山东、河南、湖广及宣大边地旱。”由于多年连续发生大旱灾，赤地千里，民饥死者十之八九，不少地方树皮食尽，人相食，行人断绝。幸存的农民到处起义，震撼了明王朝的统治。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

(1-121) 徐弘祖最早记述岩溶水文

徐弘祖(字霞客，1586～1641年)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至崇祯十二年(1635年)间经过23年的野外实地考察，以日记形式记述了考察所得。在《江源考》及《盘江考》中第一次指出金沙江为长江上源和南盘江为西江主源，纠正了前人的错误观点。对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石灰岩地区的岩溶地貌和水文地理记述也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并早于国外同类著作近300年。他还对岩溶地貌、流水作用及气候等方面进行了一些规律性探讨，冲破了旧的地理传统，开辟了新的探索方向，在中国水文地理学的发展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日记由后人季梦良整理成书，名为《徐霞客游记》。

(七) 清代前期(1644～1840年)

清康熙元年(1662年)

(1-122) 黄河及临近流域洪水

四川、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省夏秋普遍多雨。中秋前后，9月20日至10月6日(八月初九至二十五日)发生了一场大面积的特大暴雨，历时17天。雨区以黄河流域为主，并包括长江、淮河和海河的部分流域。黄河主要支流泾河、渭河、北洛河、汾河、沁河、涑水河、伊洛河及龙门以上北干流都发生大洪水或特大洪水，潼关以下干流也出现特大洪水。9月25日～10月10日，黄河下游出现高水位持续15～16天的特大洪水。同时，汉江、淮河和漳卫河也出现特大洪水或大洪水。在此前后，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和嘉陵江也有洪水出现。这是近300多年来跨黄河、长江、淮河、海河四大流域的一次罕见大洪水。黄河溃堤，南北泛滥，黄淮交涨，一片汪洋，江汉之间都遭水灾。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广大地区灾情严重。

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

(1-123) 首勘长白山

康熙帝于7月派遣内大臣武木纳查勘长白山，在回京复命的奏招中描述长白山：“近观地势颇圆，……山顶有池，……五峰围绕……”等语，是关于长白山主峰和松花江源头天池状况的最早记述。(《吉林史志》1985年第1期)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

(1-124) 陈潢提出流量计算方法

陈潢(1638～1689年)在协助河道总督靳辅(1633～1692年)治理黄、淮、运河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明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并根据对黄河大量调查研究后所掌握的黄河水文、泥沙规律，进一步提出“逼淮注黄、蓄清刷浑”的主张，在治河中取得了成功。他还在中国首先提出了完整的流量计算方法称为“测水法”，即先测出水流速度及河道横断面积，二者相乘即得流量，称作“水方”(见清靳辅著《治河方略》)。这一“测水法”，在清余金所著《熙朝新语》及清何梦瑶著《算迪》中都有记载。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1-125) 黄河徐城、老坝口报水情

河道总督靳辅奏：“徐城水势不减，仍复增长不止，高于去年二尺五寸。”黄河夺淮期间，在徐城(今江苏徐州市)、老坝口(今淮阴市郊)设立水志，观测水位向下游驰报水情。据考证，徐城水志设于徐州市废黄河南岸庆云桥东侧牌楼附近。当时是黄河下游各减水闸坝启闭分洪、济运的依据。另据故宫档案：“江南河道总督高斌于乾隆二年(1737年)起，每年报黄河老坝口水位情况，延续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

(1-126)康熙帝命拉锡、舒兰探黄河河源

康熙帝命侍卫拉锡、舒兰探查黄河河源。六月初九日至星宿海。归京后绘有《河源图》，舒兰还写了《河源记》。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

(1-127) 甘肃用皮混沌传递黄河水情

康熙帝六月十三日谕：“甘肃为黄河上游，每遇汛期水涨，俱有皮混沌装载文报顺流而下，会知南河、东河各一体加以防范，得以先期预备。”后以效果欠佳而废。

(1-128) 宁夏黄河开始报汛

据《续行水金鉴》载：“十一月，上渝……令行文川陕总督、甘肃巡抚，倘遇大水之年，黄河水涨，即着星速报知总河，予以修防。……按黄河发水情形，由宁夏驰报，以谨预防。宁夏报水自此始。”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

(1-129) 立鸭绿江、图们江分水岭碑

打牲乌喇总管穆克登五月审视鸭绿江、图们江源头，刻石立分水岭碑，碑文为：乌喇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於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大清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这是历史上最早确定的两江河源(现已在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境内)。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

(1-130) 黄河河源地区地形测量

康熙帝派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及理藩院主事胜住等人前往青海、西藏等地测量。此行“逾河源，涉万里”，对河源地区的山川地形作了测量，回京后将测量结果绘入《皇舆全览图》。

清雍正二年(1724年)

(1-131) 北京始记晴雨录

北京开始记录逐日天气和降雨、降雪起止时间、雨雪大小的定性描述，称《晴明风雨录》，简称《晴雨录》。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停记，共连续记录180年。据竺可帧撰《清北京之气象记录》一文载：“法人哥比神父于乾隆八年(1743年)曾在北京作气象观测，其后耶酥会教士阿弥倭(J.F.Amiot)从乾隆二十年初到二十五年腊月底(1755～1760年)曾在北京记录气温、气压、云、风及雨量，每天观测两次，共得六年资料。其成果刊载于巴黎《数理杂志》中。”

清雍正八年(1730年)

(1-132) 沂、沭、泅水系洪水

五、六月问，在今开封、临漳、鸡泽一线以东，沙颖河、涡河、浍河以北，徒骇、马颊河以南广大地区，持续40余日淫雨，六月下旬(8月上旬)又有3～7天大暴雨，整个降雨历时长达一个半月左右，暴雨中心位于山东沂蒙山区。大暴雨区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沂、沭、泗、汶河以及山东北部的弥河、潍河等均发生了特大洪水，淮河流域的贾鲁河、涡惠河上游洪水也较大。经调查推算：沂河下游临沂河段(集水面积10315平方公里)洪峰流量约30000～33000立方米每秒；沭河下游大官庄河段(集水面积4350平方公里)洪峰流量14000～17900立方米每秒。洪水量级都很大。这场洪水是近500年来的最大洪水，受灾范围很大，遍及鲁北、苏北、豫东、冀东南100州县。沂、沭、泗地区灾情最为严重。

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

(1-133) 黄土杰著《六河总分图说》

雍正年间，黄土杰任云南粮储水道副使，为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兴办云南水利的得力助手。他多次参与兴修昆明六河及滇池海口的指导和实践活动。所撰《六河总分图说》(亦称《六河图说》)分《六河总图说》、《金汁河图说》、《银汁河图说》、《宝象河图说》《马料河图说》、《海口河图说》等六章，每章有图有文，详细介绍昆明六河的源流、水文特征、治理及效益、存在问题等，具体说明修建堤堰、渠道、涵洞和桥梁的位置，并提出了规划设想，其中不少见解对滇池治理有重要参考价值。

清乾隆元年(1736年)

(1-134) 绘制雨量等值钱图

本年，中国绘制乾隆元年二月初二至初五的降雨等值线图，单位以寸(1寸＝3.2厘米)表示。比法国(1778年)早42年，比日本(1783年)早47年。(《世界气象组织公报》，1980年6月，第29卷，第1期)

清乾隆四年(1739年)

(1-135) 设卫河水则

据《清史稿·白钟山传》载：乾隆四年“侍郎赵殿最又请于馆陶、临清各立卫河水则”。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

(1-136) 黄、淮河立水志报汛

乾隆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署理江南河道总督顾琮奏称：遵照大学士议奏河湖蓄泄事宜，相机办妥，其应立水志，黄河之老坝口、洪泽湖之古沟坝、龙门坝、三滚坝、天然闸、六安沟、高家堰等处，俱立定水志。今查各处水志，据报五月二十六日……洪泽湖之古沟坝水深三尺，龙门坝水深二尺五寸，三滚坝水深六寸，天然二坝水深三尺五寸不等，六安沟水深二尺二寸，高家堰水深三尺，俱较乾隆七年(1742年)水势最大之时尚差一丈二尺五寸，较上年此时水小五尺九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