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万恭(1515～1591),字肃卿,别号西溪,江西南昌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历任光禄寺少卿、大理寺少卿等职。隆庆六年(1572年)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万历二年（1574年)被劾罢官。

万恭对黄河特点和治河措施提出不少精辟见解。他批判了过去“多穿漕渠以杀水势”的治河观点,认为黄河的根本问题在于泥沙,治理多沙的黄河,不宜分流。因为“水之为性也,专则急,分则缓；沙之为势也,急则通,缓则淤”，黄河只有合流,才能“势急如奔马”。必须因势而利导,用堤防约束就范,使之入海,这样才“淤不得停则河深,河深则永不溢”。他这一治河思想,对于当时治河是一重大创新。以后潘季驯治河时,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践和发展,提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针,延续应用达数百年之久。

隆庆六年河决邳州(睢宁北),运道大阻。万恭与朱衡修长堤“自徐州至宿迁小河口三百七十里,并缮丰、沛大堤”,使“正河安流,运道大通”。当时高邮、宝应等湖堤,每到伏秋大汛,常漫溢泛滥,虽每岁培堤,仍不能免。万恭经过调查研究,改培堤为挖浚湖区积淤,并在沿堤修建平水闸二十余处,以时泄蓄,水患乃除。

万恭在职期间,写有《治水筌蹄》一书,总结了长期以来治河治运的经验教训及其治河思想、方法、措施等,对后世治理黄、运有深远的影响。

17、潘季驯（1521～1595），字时良，号印川，浙江乌程（今湖州市）人，是明代著名的治河专家。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授九江府推官，后擢御史，巡按广东。官至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嘉靖四十四年到万历二十年（1592年），他四次总理河道，先后治河近十年。

明代黄河由河南归德至徐州南下夺淮，注入黄海。自徐州至淮安五百里的河段是漕运要道；自淮安到扬州，则利用湖区作为运河。同时明朝皇帝的祖陵在泗州（今盱眙北），皇陵在凤阳，均位于淮河岸旁。治河对皇陵的保护、漕运的畅通和沿河百万生灵的安危，要作综合考虑，难度较大。
明初为了漕运，在治河策略上，重北轻南，采取“北岸筑堤，南岸分流”的措施。到嘉靖末年，黄河下游徐州以上河道分汊达十三支之多，淤积严重，连年为患。万历六年潘季驯第三次主持治河以后，在前两次治河实践和吸取前人治河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黄流最浊，以斗计之，沙居其六”的黄河含沙多的特点，强调治河宜合不宜分，分则水势缓而沙停淤槽；合则水力强而沙随水去。于是改变了前期分流的措施，主要以束水攻沙的理论来指导治河。在处理黄、淮、运三河关系上，提出“通漕于河，则治河即以治漕；合河于淮，则治淮即以治河；会河、淮而同入于海，则治河、淮即以治海”的规划原则，进行综合治理。

在处理水沙方面，潘季驯提出“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方策，为实现这一方策所采取的措施为：一是“筑堤束水”，主要采用缕堤，塞支强干，固定河槽，加大水流的冲刷力；修筑遥堤来约拦水势，取其易守，并可利用洪水冲刷主槽。遥堤、缕堤之间，修筑格堤。由于黄河多沙，洪水漫滩，万一缕堤冲决，横流遇格即止，水退沙留，可以淤滩，滩高于河，水虽高，也不出岸，起到淤滩刷槽的作用。二是加强洪泽湖东岸的高家堰，充分利用洪泽湖，蓄淮河之水以清刷黄，黄淮二水相汇，河不旁决则槽固定，冲刷力强，有利排沙入海。这样“海不浚而辟，河不挑而深”，以达借水攻沙、以水治水之目的。

为了防御异常洪水，万历八年他于黄河下游桃源（今泗阳）窄河道内，修建了四座减水坝（即崔镇、徐昇、季泰、三义减水坝），坝顶比堤顶稍低二三尺，宽各三十余丈，万一水与坝平，任其从坝顶溢出，“则归槽者常盈，而无淤塞之患，出槽者得泄，而无他溃之虞，全河不分，而堤身自固矣”。

潘季驯对堤防修守，十分重视，他说防河如防虏。“防虏则曰边防，防河则曰堤防，边防者，防虏之内入也，堤防者，防水之外出也，欲水之无出，而不戒于堤，是犹欲虏之无入，而忘备于边者也”。因而他强调四防（昼防、夜防、风防、雨防）二守（官守、民守）的修防法规，进一步完善修守制度。

潘季驯在治河期间，全面整修完善了郑州以下两岸堤防，初步形成黄河下游防洪工程体系，治绩卓著。他于万历二十年告老回乡，二十三年病故。在职时曾著有《两河经略》（原名《两河管见》）和《河防一览》（原名《宸断大工录》）等书。阐述了他的治河方略和经验，对后世治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杨一魁，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以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理河槽，万历二十三年升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

万历二十一年以后，由于黄河河身日高，倒灌清口，使淮不敌黄，以致泗州（今盱眙北）明祖陵被淹。为解救这一危机，当时“分黄导淮”之议遂起。

杨一魁主张“分黄导淮”，提出“分杀黄流以纵淮，别疏海口以导黄”的治河措施。于万历二十三年三月，发夫二十万人，在桃源（今泗阳县）开黄坝新河。自黄家嘴起，分泄黄水东经清河，至安东（今涟水）五港、灌口入海，以减黄河流势，并在清口辟积沙七里，用以导淮。又在高家堰建武家墩、高良涧、周家桥三道水闸，泄淮水分道入海，以疏淮涨。仍恐淮水宣泄不及，还分一部分水从运河入江。工程完成后，祖陵水渐退，水患稍息。

由于杨一魁坚持“分黄导淮”的主张，对万历二十一年单县黄堌决口，一直未堵。当时洪水一由徐州出小浮桥；一由旧河达镇口闸，仍可济运。万历二十五年河复决于黄堌口，决口不塞，贻害地方，为二陵害。杨一魁以为黄堌口深阔难塞，并提出“五十年来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而当事者把黄河认客为主，年年筑堤而束之于淮，“以致河流日壅，淮不敌黄，退而内潴，遂贻盱、泗祖陵之患”。又说“自黄堌一决，全河南徙，兖、豫、徐、邳，得免河患。今小浮桥股引之水，李吉口之流已足济远”，“固不必殚力塞决，以回全河”。以后小浮桥一支水小而涸，运道受阻，乃“大挑其下李吉口北下浊河，救小浮桥上流数十里之涸”。万历二十六年六月，“召一魁掌部事”，不久所挑河流开而复淤，“徐、邳间三百里，河水尺余，粮艘阻塞”。未几，桃源黄坝新河淤塞断流。万历二十九年，商丘肖家口决口（在黄堌口以上），“河身变为平沙”，“全河奔溃入淮，势及陵寝”。万历三十年春，皇帝大怒，“以一魁不塞黄堌口，致冲祖陵”，遂削去杨一魁的工部尚书，从此“分黄导淮”之议遂息。

　　19、朱之锡（1622～1666），字孟九，浙江义乌人。清顺治三年（1646年）进士，历任弘文院侍读学士，吏部侍郎。顺治十四年以兵部尚书衔出任河道总督。

由于明末清初几十年战乱，黄河堤防失修，大河不断北决，漕运亦受影响。顺治十五年（1658年）山阳（今淮安）境内柴沟、建义、马逻诸堤并溢，他驰赴清江浦筑堤堵口。康熙元年（1662年）黄河秋汛，发生一次大洪水，河决原武（今原阳）、兰阳（今兰考）、祥符（今开封）及曹县石香炉，泛滥严重。他除饬济宁道方兆及堵筑石香炉口门外，亲往河南境堵塞西阎寨、单家寨、时和驿、蔡家楼、策家寨诸口。他还多次上疏对黄河岁修夫役、料物筹措、修守制度、河员职责和运河的管理运用等问题，提出了改进措施，并付诸实施，对整治河运，有不少建树。

朱之锡治河近十载，驰驱大河上下，不辞劳瘁，筑堤疏渠，积劳成疾。但仍抱病不息，北往临清，南至邳、宿进行视察，以致一病不起，于康熙五年病逝。当时徐、兖、扬、淮一带群众称颂他的惠政，死后把他视为“河神”。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皇帝南巡河工时，追封他为助顺永宁侯，春秋祀祭，民间称之为“朱大王”。生前著有《河防疏略》一书，共20卷。

20、靳辅（1633～1692），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祖籍辽阳（今属辽宁）。清顺治时为内中书，康煕初自郎中迁内阁学士，康熙十年（1671年）授安徽巡抚，康熙十六年调任河道总督。

靳辅是个知人善任的官吏。他任总督时，陈潢是其得力的僚属，凡治河之事，无不向陈垂询和请教，靳辅治河十余年的成就，与陈潢的襄助是分不开的。

康熙十五年，黄、淮并涨，奔腾四溢，砀山以东黄河两岸决口21处，黄河倒灌洪泽湖，高家堰决口34处，淹了淮、扬七个州县。黄河河道在清口以下到河口长三百余里严重淤积，河道、运道均遭破坏。当时康熙皇帝为了治理黄、运，于十六年调靳辅为河道总督，担起治河重任。

靳辅到任不久，即同陈潢遍阅黄、淮形势及冲决要害。根据实地调查研究，提出了“治河之道，必当审其全局，将河道运道为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而后可无弊也”的治河主张。一日内向康熙皇帝上了八疏，系统提出治理黄、淮、运的全面规划。为了解决当务之急，首先在清口以下至河口300里的河道内，采取“疏浚筑堤”并举的措施，把河道内所挖引河之土，用以修筑两岸大堤；又在清口开掘五道引河，疏通淮水入河的通道，然后将沿河小的口门一一堵合，再集中力量堵筑杨庄口门，从而使黄、淮并力入海，河道畅通，运道无阻。

靳辅鉴于“上流河身宽，下流河身窄”的状况，沿用潘季驯修减水坝的办法，在江苏砀山以下至睢宁间狭窄河段，因地制宜地在两岸有计划地增建许多减水坝，作异常洪水分洪之用。如遇黄、淮并涨之时，即开泄黄河北岸减水坝；若黄涨淮落则南北两岸减水坝并开，把南坝分出的黄河水，经沿程落淤澄清，均入洪泽湖，再从清口入于正河，以防黄河倒灌之虞。

为了进一步解决漕运问题，康熙二十五年靳辅在张家庄运口经骆马湖，沿黄河北堤的背河，再经宿迁、桃源，到清河仲家庄开一新河，名曰“中河”。漕船可由清口直渡北岸过仲家庄闸至张庄运口，避免黄河漕运180里之险，便利了漕船的往来。

靳辅治河继承潘季驯方法，不外“筑坝以障其狂，减水以分其势，疏浚以速其宣”。康熙二十七年御史郭琇诬告靳辅治河九年无功，被免职。康熙三十一年又复职，当年病逝。康熙三十五年江南士民为了纪念他，经皇帝允准，建祠于河畔。生前著有《治河方略》一书，为后世治河的重要参考文献。
21、陈潢(1637～1688),字天一,号省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一说浙江嘉兴人。他自幼聪颖过人,博学多才,但屡试不第。他平时留心治学,精通地理方舆,是清初治河专家。

清康熙十年(1671年),靳辅在赴安徽就任巡抚途中,路经河北邯郸,见吕祖庵壁上题有诗句:“四十年中公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要替先生借枕头”，甚为惊异。经询问,为游居吕祖庵中的陈潢所题。两人相见,甚为投契,靳辅即请其作幕。以后靳任河道总督,陈潢随往,凡治河之事,靳辅必相垂问,潢必竭诚解答。因此靳辅十多年来的治河成就,皆为陈潢所谋划。

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皇帝南巡阅工时,问靳辅:“尔必有博通古今之人为之佐！”靳辅说:“通晓政事有一人,即陈潢,凡臣所经营,皆潢之计议。”他还说:“臣垂老多病,万一即填沟整或卧病不能驰驱,则继臣司河者,仍必得陈潢在幕佐之,庶不歧误。”帝准其所请,赐陈潢佥事道衔,参赞河务。他的治河思想是“鉴于古而不泥于古”。并说:“有必当师古者,有必当酌今者。”“总以因势利导,随时制宜为主。”

陈潢以屯田事,触犯地主豪绅,遭到江南道御史郭琇等参奏,以“攘夺民田,妄称屯垦”的罪名被削职,“解京监候”,怀恨而死。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靳辅为陈潢平反昭雪,陈的同乡张霭生将其治河论述,编为《河防述要》一书,为后世治河者所借鉴。

22、高斌(?～1755),字右文,高佳氏,满州镶黄旗人,乾隆皇帝慧贤皇妃之父。雍正六年(1728年)授广东省布政使,九年迁副河南山东河道总督。自雍正十三年(1735年)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曾三任江南河道总督,授大学士。

他治河期间,继承靳辅的治河方策,进一步完善“分黄助清”的防洪措施,对黄河南岸砀山毛城铺、萧县王家山及睢宁峰山等处各减水闸下的引河,因年久淤浅,均进行疏浚；遇黄河异涨,规定徐州水志至七尺时,方准开放减水闸,将分出之水,分由引河经徐州、萧县、宿迁、灵璧诸州县及杨疃等五湖之停蓄澄清后,畅入洪泽湖,借以蓄清刷黄。同时对清口至瓜洲三百余里的运河,实行分泄措施。并规定山盱、尾闾天然南北二坝非到洪泽湖水异常不可轻开,使高、宝诸湖所受之水,循轨入口,不至泛滥下河,从而使高邮、宝应、兴化、盐城诸县民田,连年丰收。

鉴于黄河自宿迁以下至清河,河流湍急,与堤外中运河唇齿相依,他提出加培中运河南堤,作为黄河遥堤,进一步巩固北岸堤防,以保运河安全。

乾隆十八年九月,秋汛已过,黄河在徐州张家路决口,当时新任江南河道总督策楞奏称:淮徐道义官管河同知李焞和武官守备张宾,因共同侵吞工帑,以致误工决口。皇帝震怒,立令把李焞、张宾二人斩首示众,将高斌及江苏巡抚协办河务张师载,以渎职徇纵罪,绑赴刑场陪斩后,解缚释放,以儆效尤。这是清廷对河工失职官员一次最严厉的惩处,在工文武官员,无不凛然。二十年三月,高斌卒于工地,二十二年乾隆皇帝南巡时指出:高斌治河虽不如靳辅,较齐苏勒、稽曾筠则有过之无不及。可与靳辅等同入祠。

高斌的侄子高晋,于乾隆二十六年任江南河道总督,为两代河官。

　　23、郭大昌

　　清朝的时候，河政腐败，黄河下游决口频繁，两岸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是曾流行这样一首歌谣： 黄河决口， 金银万斗； 河官发财， 民难糊口。

意思是说，黄河决口一次，河官就向皇上要万斗金银一小部分用在堵口上，大部分则装进了腰包。皇上拨下的万斗金银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从民众中搜刮的。黄河两岸人民深受洪水之害，还要受河官的剥削勒索，人们恨透了贪财的河官。清朝嘉庆年间，老河工郭大昌同贪官作斗争的故事，受到了人们的赞扬。

郭大昌（1741～1815），江苏淮安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曾在江南河库道任贴书（帮写）。由于他长期钻研河务，熟习河工技术，人称之为“老坝工”，后来被淮扬道聘为幕僚。他一生“讷于言而拙于文”，秉性刚直不阿，曾遭到河官排斥打击，一直得不到重用，以后被迫辞职。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黄河决清江浦老坝口，口门一夜之间“塌宽至一百二十丈，跌塘深五丈，全黄入运”，“滨运之淮、扬、高、宝四城官民皆乘屋”，形势十分严重。当时江南河道总督吴嗣爵“恇惧无所措”，不得不请郭大昌来帮助堵口。原计划堵口需银五十万两，五十天完成。因郭大昌对口门情况了解，心中有数，他对吴说：要我来堵口，工期可缩至二十天，工款可减至十万两左右。但要求施工期间，只需官方派文武汛官各一人，维持工地秩序，料物钱粮由我负责支配。结果如期合龙，仅用银十万二千两。

嘉庆元年（1796年）二月，黄河又在丰县决口，主管堵口的官员计划堵口用银一百二十万两，江南河道总督兰第锡亦感要钱太多，想减少一半，乃商之于郭大昌。郭说：堵口用银只需三十万两，其中十五万可作工料费用；下余十五万两分给河工官员，亦不算少。他无情地打击了河工贪污的要害。

郭大昌与当时学者包世臣很友好。曾与包全面调查过黄、淮、运形势及海口情况，通过包世臣提出不少治河见解，多被采纳。包对大昌十分敬仰，他在所著《中衢一勺•郭君传》中说：“河自生民以来，为患中国。神禹之后数千年而有潘氏（潘季驯）；潘氏后百年而得陈君（陈潢）；陈君后百年而得郭君。贤才之生，如是其难。”

郭大昌的岳父王全一，也是一位老河工，曾将自己在河工上几十年所经历的工程作了记述，后来由江南河道总督徐端刊为《安澜纪要》、《回澜纪要》二书。

24、栗毓美（1778～1840），字含辉，又字友梅，山西省浑源县人，清嘉庆七年（1802年）以拔贡考授河南知县。以后历任知州、知府、布政使、护理巡抚等职。道光十五年（1835年）任河南山东河道总督，主持豫鲁两省河务。

黄河下游河道两岸均有不少滩地，尤其河南河段，河宽滩广，每遇伏秋大汛，洪水漫滩，将滩面冲成许多串沟，首尾与大河相通，往往分溜成河，冲刷大堤，造成决口之患。栗毓美到任伊始，经过调查研究，对整治滩面串沟隐患，十分重视。道光十五年秋，北岸原武、阳武（今原阳县境）两汛串沟分溜，刷成支河，沿堤上下40余里，处处吃紧，险情严重，栗毓美亲到工地指挥抢险。这一带堤防，原不靠河，平时未备工料，若用秸埽抢护，堤段太长，不可能全线厢修。鉴于当时滩地民房被淹浸塌，房砖颇多，认为砖与石相仿，故决定收买当地民砖，试抛砖坝抢护，计自阳武板张庄至孙家堤30多里的堤段，经40个昼夜抢修，共筑长短砖坝60余道，从而挑溜外移，化险为夷。这些老砖坝，一直保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道光十六年二月阳武三堡串沟过溜，逼近堤根，串沟宽一百二十余丈，深一至二丈，亦采用砖坝截堵串沟，不久淤为平地，效用显著。

栗毓美试用砖坝成功后，曾向皇帝上书请求推广，但遭到一些在朝的官员反对，认为抛砖不如修埽，购砖不如购料。粟毓美一再上书力争，认为每年黄河两岸，多用石料护埽，但石料采运困难，价格高昂，计一方石可购两方砖。同时碎石虚方大，砖料虚方小，一方砖可当两方石用。而秸料埽，抗洪能力不强，年久易于腐烂。建议用备防石料、秸料的经费沿堤多置砖窑，烧制大砖，以备工用。到道光十九年，皇帝才批准制砖修堤的建议，进行推广。河工用的大砖为椭圆形，每块重20斤左右，中有圆孔，可以用绳穿系易于抛修，并可用以砌筑坝体。这是黄河上御水工程的一次革新。直到1949年，黄河在开封还设有砖料厂，专门烧制河砖，以补石料之不足。

栗毓美于道光二十年病逝任内，任河督虽仅五年，治绩卓著，死后道光皇帝向近臣说：“栗毓美办事实心，连年节省帑金数十万，一旦病故，诚为可惜。”后人为了纪念他，为他修建了祠庙，拜他为“河神”，称为“栗大王”。著有《栗恭勤公砖坝成案》一书。

25、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一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嘉庆十六年进士。道光二年(1822年)授淮海道,擢升江苏按察使、布政使,曾奉命督修过洪泽湖高家堪大工。道光十一年,擢升河南山东河道总督。

林则徐总督河南山东河道虽不到一年,但非常认真。他认为河工修防要务,关系运道民生最为重大。河臣总揽全局,筹度机宜,必须明晓工程,胸有把握,如能周知其弊,乃可严立其防。清代黄河防御工程,多为秸料修的“埽工”,他说:每年收购秸料乃河工第一弊端。所以他到任伊始,就对所辖南北两岸十五个厅各工段存放的秸料垛逐一拆垛检查,按各厅料垛虚实情况,严明赏罚,以除河工积弊。道光皇帝嘉奖他说:“向来河臣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他鉴于黄河埽工常被大溜淘刷,“埽前之水,辄至数丈”,防守困难,提出用“碎石斜分入水,铺作坦坡,既可以偎护埽根,并可纾回溜势”,以达到“工固澜安”。在河南境内,林则徐是提倡用石料修河工的创始人之一。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四月,林则徐因抗英被革去职务,遣送新疆伊犁戍边。当年六月河南祥符三十一堡(今开封张家湾)决口,道光皇帝派大学士王鼎主持堵口大工。王鼎对林则徐十分器重,上疏奏留林则徐襄办堵口,皇帝同意“林则徐折回东河,效力赎罪”。他于八月到达祥符工地,在第一线督导堵口,为时八阅月。林则徐“与士卒同畚锸”,“一切事宜,在在资其筹画”,终于完成了堵口大工。王鼎奏“林则徐襄办河工,深资得力”,要求将功赎罪,“免戍伊犁”。但在堵口庆功之时,忽传圣旨:“林则徐于合龙后,着仍往伊犁。”当王鼎流泪与他送别时,林则徐有“塞马未堪论得失,相公且莫涕滂沱”，“公身幸保千钧重,宝剑还期赐上方”的诗句,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

26、吴大澂（1835～1903），字清卿，号恒轩，又号愙斋，江苏省吴县人。清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历任编修、河北道、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等职。光绪十二年（1886年）擢广东巡抚。

光绪十三年八月，郑州十堡（即石桥）黄河决口南泛，为害严重。先是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李鹤年、河南巡抚倪文蔚主持堵口，朝廷复派礼部尚书李鸿藻到工督修，至光绪十四年五月，口门埽占失事，功败垂成。李鹤年等均革职。七月，皇帝命吴大澂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接办堵口大工，于当年八月到任视事。他认为河工堵口收发料物弊端甚多，乃只身微服，混杂在送料民工中，背运秸料，进行私访。发现发料短缺，克扣工钱，大澂有意率众与管料官员争吵，该官员正拟将大澂推下鞭杖时，他的随从立即站出高呼：他是河帅，谁敢动手？这时大澂喝令对管料的官员予以杖责，并带枷在工地示众，以儆效尤。

大澂对堵口工程筹划有方，措施得当。对在工的官吏，分工明确，严限完成。他誓言：如依限不能完成者斩，自己也将以身殉职。在工人员无不凛然，于是日夜赶堵，于当年十二月合龙。该工程较拨发款银节约60余万两。

大澂任河督时，对郑州、中牟、开封一带险工甚为重视。他说：中河厅头堡大王庙顶冲之石堤，……八堡之人字坝、托头坝（中牟境），……下南厅七堡之顺二坝，十九堡之盖坝（开封境）均甚紧要，是防御省城之门户。他提倡用水泥砌筑砖石坝，加固工程，这是黄河上使用水泥修工程之始。

郑州十堡大工完成后，因河势南趋，行将塌至堤身。大澂审时度势，在荥泽八堡（今郑州李西河一带）老滩前，筑石坝一座，工竣立一石碑，碑文是：“老滩土坚，遇溜而日塌，塌之不已，堤亦渐圮，今我筑坝，保此老滩，滩不去则堤不单，守堤不如守滩。”阐明了他的固滩保堤的治河思想。

光绪十五年他奏请用新法测绘黄河图，自河南省阌乡县（今灵宝境）金斗关到山东利津铁门关海口，测量河道长1021公里。次年图成，呈光绪帝浏览，命名《御览三省黄河全图》。

光绪十八年授湖南巡抚。中日甲午战争起，他率湘军出关收复海城，因兵败革职。

大澂善诗文，精于金石，著有《愙斋诗文集》、《愙斋集古录》、《古籀补》、《古玉图考》、《恒轩吉金录》等书。

27、张耀(?～1891),字朗斋,顺天大兴(今北京市)人,祖籍浙江上虞,光绪十一年(1885年)授河南布政使,十二年调补山东巡抚。

他到任后,以大部分时间对山东黄河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山东河道窄的特点,他除加强两岸堤防外,提出了“分”与“疏”的治河主张。认为山东两岸堤工不够坚固,河道又窄,水涨易于漫决为患,需有分水的措施,故在齐河赵庄、刘家庙和东阿陶城铺各建减水闸坝一座,以防异涨。

光绪十三年郑州十堡决口,山东黄河断流,他乘机对山东河道进行挑淤疏导。光绪十五年正月黄河回归故道,正值凌汛时期,由于河道疏通,使冰水顺利入海。

他鉴于当时黄河从牡蛎口入海不顺,乃因势利导,用机船进行疏挖,改由韩家墩入海,使河口通畅无阻。

他说:“治河如治病,泛滥冲决,此河之病也,淤滩沙嘴,横亘河流,此又致病之由也。”认为切挖淤滩沙嘴,为治河要务。建议用平头圆船50只,每船16人,各带开挖工具,凡有河中淤滩沙嘴,水落登滩挑挖,水深则乘船淘爬。再于对岸筑坝挑水,藉流冲刷。并提倡培堤取土远时,采用铺小铁轨带铁车运土,当时造铁轨1080丈。

光绪十七年六月,他驻河畔,抢护史家坞、王阳家等处险工。七月疽发于背,不日即病故,追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并准于在立功省份,建立专祠。今济南大明湖游览区内张公祠仍存。

这么 多古代名人人啊

感觉自己才疏学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