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都是中国给排水的祖先，值得尊敬

以后要焚香祭拜啊!祖师爷可不是能怠慢的!

表一个敬意先!

现在没有了。

只知道李冰和都江堰工程,禹对水的疏导的办法.

很多都没有听说过
肤浅了

老前辈，都是水利先驱

华夏治水名人
1、夏禹，姒姓，也称大禹，夏后氏部落首领，为远古传说中的著名治水人物。

2、郑国，战国末年韩国（今河南中西部一带）人，著名水工。

3、贾让，西汉末年人。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哀帝下诏“博求能浚川疏河者”，贾让应诏上书，提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河三策。

4、张戎，字仲功，西汉末长安人，曾任大司马史。

5、王景，字仲通，原籍琅邪不其（今山东省即墨县西南）人，明帝时曾任侍御史、河堤谒者等职，后迁庐江太守，为东汉著名的治水专家。

6、司马孚（180～272）,字叔达，河内郡温县（今河南省温县）人，司马懿之弟，魏文帝时曾任中书郎、骑都尉、河内典农等职，赐爵关内侯。明帝时进爵昌平亭侯，迁尚书令。晋武帝代魏后，封为安平献王。

7、姜师度（？～723），唐魏州（今河北大名北）人。曾任易州刺史、御史中丞、大理卿、司农卿、陕州刺史、河中尹、同州刺史、将作大匠等职。“勤于为政，又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在初唐甚有政声。

8、刘晏（？～780），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唐上元、广德年间曾任户部侍郎、吏部尚书、度支盐铁租庸使及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等职。

9、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至和年间,就黄河问题提出过重要意见。

10、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人,宋仁宗宝元年间进士,曾任天章阁待制、御史中丞、门下侍郎、尚书左仆射,封温国公,为北宋著名史学家,《资治通鉴》的主编,神宗年间参与过治河工作,提出过重要意见。

11、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宋庆历年间进士,曾任鄞县知县、三司度支判官、参知政事,并曾两次拜相,封荆国公,为著名政治家、改革家。

12、宋用臣,字正卿,开封(今河南开封)人,宋神宗年间曾任登州防御使、宣政使、瀛州刺史、蔡州观察使等职。《宋史》称其“为人有精思强力,神宗建东西府,筑京城,建尚书省,起太学,立原庙,导洛通汴,凡大工役,悉董其事”，为著名建筑家和水工专家。

13、苏辙(1039～1112〉,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宋神宗年间曾任翰林学士、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为著名散文家,哲宗元祐年间参加过治河争论,为第三次回河的主要反对者。

14、都实，蒙古人

15、周用,字行之,江苏吴江人,明弘治年间进士,曾任吏部尚书,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总理河道。

16、万恭(1515～1591),字肃卿,别号西溪,江西南昌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历任光禄寺少卿、大理寺少卿等职。隆庆六年(1572年)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万历二年（1574年)被劾罢官。

17、潘季驯（1521～1595），字时良，号印川，浙江乌程（今湖州市）人，是明代著名的治河专家。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授九江府推官，后擢御史，巡按广东。官至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嘉靖四十四年到万历二十年（1592年），他四次总理河道，先后治河近十年。

18、杨一魁，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以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理河槽，万历二十三年升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

19、朱之锡（1622～1666），字孟九，浙江义乌人。清顺治三年（1646年）进士，历任弘文院侍读学士，吏部侍郎。顺治十四年以兵部尚书衔出任河道总督。

20、靳辅（1633～1692），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祖籍辽阳（今属辽宁）。清顺治时为内中书，康煕初自郎中迁内阁学士，康熙十年（1671年）授安徽巡抚，康熙十六年调任河道总督。

21、陈潢(1637～1688),字天一,号省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一说浙江嘉兴人。他自幼聪颖过人,博学多才,但屡试不第。他平时留心治学,精通地理方舆,是清初治河专家。

22、高斌(?～1755),字右文,高佳氏,满州镶黄旗人,乾隆皇帝慧贤皇妃之父。雍正六年(1728年)授广东省布政使,九年迁副河南山东河道总督。自雍正十三年(1735年)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曾三任江南河道总督,授大学士。

23、郭大昌（1741～1815），江苏淮安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曾在江南河库道任贴书（帮写）。由于他长期钻研河务，熟习河工技术，人称之为“老坝工”，后来被淮扬道聘为幕责支配。结果如期合龙，仅用银十万二千两。

24、栗毓美（1778～1840），字含辉，又字友梅，山西省浑源县人，清嘉庆七年（1802年）以拔贡考授河南知县。以后历任知州、知府、布政使、护理巡抚等职。道光十五年（1835年）任河南山东河道总督，主持豫鲁两省河务。

25、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一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嘉庆十六年进士。道光二年(1822年)授淮海道,擢升江苏按察使、布政使,曾奉命督修过洪泽湖高家堪大工。道光十一年,擢升河南山东河道总督。

26、吴大澂（1835～1903），字清卿，号恒轩，又号愙斋，江苏省吴县人。清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历任编修、河北道、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等职。光绪十二年（1886年）擢广东巡抚。

27、张耀(?～1891),字朗斋,顺天大兴(今北京市)人,祖籍浙江上虞,光绪十一年(1885年)授河南布政使,十二年调补山东巡抚。

1、夏禹，姒姓，也称大禹，夏后氏部落首领，为远古传说中的著名治水人物。

相传在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黄河流域发生了大洪水。尧命崇地伯鲧领导治水。鲧用“障水法”，历时九年未能平息水患，被杀于羽山。舜即位后，命鲧子禹继续负责治水。禹总结了其父治水失败的教训，改以疏导为主，利用水向低处流的自然趋势，疏通了九河，平息了水患。“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尚书•禹贡》）这段记载，就是夏禹治河活动和禹治水后黄河河道的描述。

在古籍和传说中，夏禹的治水事迹十分动人。《尚书•益稷》称：禹娶涂山氏女，结婚后生子启，“启呱呱而泣”，禹顾不得照抚幼子，径自治水而去。《史记•夏本纪》说：“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韩非子•五蠹》记载：“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时至今日，黄河两岸仍广泛流传着夏禹治水的传说：如宁夏的青铜峡，晋陕之间的龙门，伊水流过的伊阙，都说是禹用神斧劈开；著名的黄河三门峡砥柱石及三门——神门、鬼门、人门，也说为夏禹所凿，甚至鬼门岛上的两个圆坑，也被说成禹从狮子头骑马跃过三门时，马失前蹄所留下的印记。历代诗人写下了许多吟咏夏禹治水的诗篇。夏禹公而忘私、不畏艰险驯服洪水的业绩，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2、郑国，战国末年韩国（今河南中西部一带）人，著名水工。公元前246年（韩桓惠王二十七年，秦王政元年），郑国奉桓惠王之命西去秦国，劝说秦王兴修水利工程，企图使秦国把注意力放在国内，无暇东顾。秦国采纳了郑国建议，并于当年开始凿泾水修渠。施工中秦王发现郑国来秦是韩王的“疲秦”之计，怒而欲杀郑国。郑国辩解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洫志》）秦王认为有理，命他继续修渠，渠道终于建成。《史记•河渠书》载：郑国“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今陕西泾阳西北仲山）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 “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为纪念郑国的功绩，时人遂名该渠为郑国渠。

这条渠道的经行地区，经郦道元考证，在《水经注•沮水》中记称：“渠首上承泾水于中山西邸瓠口，……渠渎东径宜秋城北，又东径中山南，……又东径舍车宫南绝冶谷水。郑渠故渎又东径巀嶭山南、池阳县故城北，又东绝清水，又东径北原下，浊水注焉，自浊水以上，今无人。……又东历原径曲梁城北，又东径太上陵南原下，北屈径原东，与沮水合。……沮循郑渠，东径当道城南，……又东径莲芍县故城北，……又东径粟邑县故城北，……其水又东北流，注于洛水也。”以今地而言，大致流经泾阳、三原、高陵、富平、蒲城等县。秦以后，此渠灌溉范围虽有缩小，但历代不绝，为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贾让，西汉末年人。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哀帝下诏“博求能浚川疏河者”，贾让应诏上书，提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河三策。

贾让在上书以前，曾研究了前人的治河历史，并亲至黄河下游东郡一带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他认为：战国时“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这样作“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汛期涨水，在宽广的河道内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如今沿河居民不断与河争地，堤内筑堤，民居其中，致使堤距日益缩窄，“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而且“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迫厄如此，不得安息”。那时从黎阳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形势十分严峻。

经过深思熟虑，贾让在上皇帝书中提出的上策是：“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他认为采取这一措施后，“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有人以为改河将“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贾让不以为然。他算了一笔帐，“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就能使改道计划成功。贾让在上策结尾说：“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

贾让的中策是：“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具体措施是“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并在水门以东修一长堤，“北行三百余里，入漳水中”。在长堤旁多开渠道，“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这样，贾让认为可以避三害、兴三利：“民常罢（疲）于救水，半失作业；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决溢有败，为鱼鳖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增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同时，贾让还强调指出：沿河各郡大都有治河吏卒数千人，每郡每年治河经费数千万，以如此人力物力，完全“足以通渠成水门”。又由于“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虽劳不罢（疲）。民田适治，河堤亦成”，真可谓一举两得。果如此，贾让以为可以“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

如不采取以上两策，只是在原来狭窄弯曲的河道上“缮完故堤，增卑倍薄”，进行小修小补，贾让认为其后果必然是“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贾让的治河三策，是中国最早对黄河下游兴利除害的治河文献。东汉史学家班固以1000余字的篇幅把它完整地记入《汉书•沟洫志》中，对后世的治河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张戎，字仲功，西汉末长安人，曾任大司马史。元始四年（公元4年），安汉公王莽召集群臣征求治河意见，张戎应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指出黄河的特性：“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干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水暴至，则溢决。而国家数堤塞之，稍益高于平地，犹筑垣而居水也。”最后他提出了治河主张：“可各顺从其性，毋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无溢决之害矣。”

张戎早在两千年前即从水流、泥沙角度分析河患成因，提出以水刷沙的主张，确实有创见性的。特别是“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这句名言，为黄河水沙作了量的估计，对后世黄河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常为人们所引用。

5、王景，字仲通，原籍琅邪不其（今山东省即墨县西南）人，明帝时曾任侍御史、河堤谒者等职，后迁庐江太守，为东汉著名的治水专家。

据《汉书》记载，自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河决魏郡以后，黄河泛滥，汴渠侵毁，久而不修。到明帝时，“汴流东侵，日月益甚，水门故处，皆在河中，漭瀁广溢，莫测圻岸，荡荡极望，不知纲纪”，“兖、豫之人，多被水患”。在这样的形势下，汉明帝审时度势，下决心治理黄河、汴渠，并于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春，召见王景询问河、汴治理方略。王景青年时，即“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沈深多技艺”。因善于理水，曾与将作谒者王吴共修过浚仪渠，他采取“墕流法”施工，水不复为害，名益著。明帝与之交谈后，倍加赞赏，亲赐《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命王景仍与王吴一起共同主持治理河、汴工程。

永平十二年夏四月，王景、王吴率卒数十万，“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在大规模施工中，王景“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碛，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以各种当时可能采取的技术措施，开凿山阜高地，破除旧河道中的阻水工程，堵绝横向串沟，修筑千里堤防，疏浚淤塞的汴渠，自上而下对黄河、汴渠进行了治理。特别是在汴口治理中，创造性地采取了“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的措施，交替从河中引水入汴，从而改善了汴口水门工程，作到了河、汴分流。

经过整整一年的努力，永平十三年夏四月，工程全部完成，数十年的黄水灾害得到平息，汴渠恢复了通航功能，大面积被淹没的耕地重新焕发了生机。汉明帝闻奏后十分高兴，亲自“行幸荥阳，巡行河堤”，并下诏称：“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故荐嘉玉絜牲，以礼河神。东过洛汭，叹禹之绩。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继世宗《瓠子》之作。”同时明帝还下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王吴及诸从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永平十五年，王景从明帝东巡，至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南），明帝嘉景治河功绩，又拜为河堤谒者，“赐车马缣钱”。

王景这次治河，由于工程浩大，动用人力物力甚众，“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投资之巨，相当惊人。从此以后，河流规顺，在八九百年间史书上少见有关黄河改道的记载。论者以为，东汉之后能出现这种情况，王景治河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到后人的广泛传颂。

6、司马孚（180～272）,字叔达，河内郡温县（今河南省温县）人，司马懿之弟，魏文帝时曾任中书郎、骑都尉、河内典农等职，赐爵关内侯。明帝时进爵昌平亭侯，迁尚书令。晋武帝代魏后，封为安平献王。

约在魏文帝黄初六年（公元225年），司马孚奉命至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沁阳），整修前代开发过的枋口引沁工程，“兴河内水利”。他巡视了沁水的发源地，考察了前代的灌溉设施。他发现沁水坡降陡，洪水时夹卵石而下，常撞坏易朽的木门，门坏则进水过多，稻田泛滥。他又发现：堰口五里以外，有天然方石数万枚，可以用以垒砌石门。他认为改建为石门后，“若天晹旱，增堰进水；若天霖雨，陂泽充溢，则闭枋断水，空渠衍涝，足以成河，云雨由人，经国之谋，暂劳永逸”。他的意见得到魏文帝批准，“于是夹岸累石，结以为门，用代木门枋”，进一步保证了农田灌溉的需要。

这个灌区的渠系情况，史书记载不祥。相传秦代已有工程，也称秦渠。魏后历代整修不断，唐大和七年（公元833年）节度使温造重修枋口堰，曾灌济源、河内、温县、武德、武陟田5000余顷。

7、姜师度（？～723），唐魏州（今河北大名北）人。曾任易州刺史、御史中丞、大理卿、司农卿、陕州刺史、河中尹、同州刺史、将作大匠等职。“勤于为政，又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在初唐甚有政声。

唐神龙年间（公元705～707年），姜师度在易州刺史及河北道监察兼支度营田使任内，于蓟门之北引水为大沟，以防奚人及契丹入侵；又考魏武帝曹操修渠旧事，“傍海穿漕”，修平虏渠，避开了海运艰险，使中原腹地至北疆前线的粮运得以畅通无阻。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姜师度改任陕州刺史。到职后，他看到州西太原仓虽距黄河不远，但常须用车载米至河边，然后登舟西运关中，颇费人力。他根据地形地势，率众开挖了地道，仓米“自上注之，便至水次”，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开元二至四年，他又在华阴县境开敷水渠，“以泄水害”。在郑县（今陕西华县）疏修利俗及罗文故渠，引水溉田；并建堤于渭水之滨，以防漫溢。开元六年，蒲州改河中府，姜调为河中尹。辖境原有安邑盐池，年久渐形涸竭。师度经过考察，“发卒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享其利。开元七年，再迁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境）刺史，又于“朝邑、河西二县界，就古通灵陂择地引洛水及堰黄河灌之，以种稻田，凡二千余顷，内置屯十余所，收获万计”。

《旧唐书》对姜师度赞之称：“师度既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虽时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纬，时人为之语曰：‘傅孝忠两眼看天，姜师度一心穿地’。”

　　8、刘晏（？～780），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唐上元、广德年间曾任户部侍郎、吏部尚书、度支盐铁租庸使及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等职。

安史之乱使漕运受到严重破坏。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平息了叛乱后，次年代宗即命第五琦与刘晏疏浚汴渠，并以刘晏专领东都、河南、江淮粮食盐铁转运事宜，凡漕事“亦皆决于晏”。在刘晏的主持下，一方面参照裴耀卿分段漕运的办法，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岁转输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另一方面又在扬州制造可以直达三门的专用船2000艘，每船载重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上三门，‘号上门填阙船’，米斗减钱九十”，并“调巴、蜀、襄、汉麻枲竹绦为绹”，用作挽舟之用。经过刘晏的整顿，“轻货自扬子至汴州，每驮费钱二千二百，减九百，岁省十余万缗”，运至关中的漕米每年也恢复到110万石，保证了京师地带的粮食供应。

　　9、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至和年间,就黄河问题提出过重要意见。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水改道北流,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等地,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当时因年荒民困,没有立即堵口。皇祐三年(1051年),北流于馆陶郭固口决口,四年堵塞后流势仍不畅,引起了北流和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会引起“流亡盗贼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首先从分析黄河淤积决溢规律出发,阐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接着他又分析了京东、横陇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时,欧阳修还认为,河渠司李仲昌等议开的六塔河,宽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断言六塔河“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

欧阳修的奏疏未予采纳,朝廷命加紧堵口,开六塔河。嘉祐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

　　10、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人,宋仁宗宝元年间进士,曾任天章阁待制、御史中丞、门下侍郎、尚书左仆射,封温国公,为北宋著名史学家,《资治通鉴》的主编,神宗年间参与过治河工作,提出过重要意见。

熙宁元年(1068年)六月,北流黄河“溢恩州乌栏堤,又决冀州枣强埽”,七月再“溢瀛州乐寿埽”,神宗向群臣询问对策。都水监丞李立之主张“于恩、冀、深、瀛等州,创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御河”,另一都水监丞宋昌言则认为“今二股河门变移,请迎河港进约,签入河身,以纾四州水患”，并建议“开二股以导东流”。十一月,司马光受命到北流所经四州视察,并研究“六塔、二股利害”。熙宁二年正月,司马光回奏：“请如宋昌言策,于二股之西置上约,擗水令东。俟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三月,司马光再奏：“治河当因地形水势,若强用人力,引使就高,横立堤防,则逆激旁溃,不惟无成,仍败旧绩。臣虑官吏见东流已及四分,急于见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内,相去尚近,地势复东高西下。若河流并东,一遇盛涨,水势西合入北流,则东流遂绝；或于沧、德堤埽未成之处,决溢横流。虽除西路之患,而害及东路,非策也”。根据这种情况,他认为东流方案要稳妥可靠,应当采取缓进办法,当年东流分水二分,等三至五年东流分水八分以上,二股河“冲刷已阔,沧、德堤埽已固”时,再将北流闭塞。七月,二股河通,北流分水减少,判都水监张巩力主即闭北流,司马光仍以为不可。他说：“巩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劳费未易。或幸而可塞,则东流浅狭,堤防未全,必致决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于沧、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东流益深阔,堤防稍固,北流渐浅,薪刍有备,塞之便。”神宗意欲闭断北流,未采纳,命张茂则、张巩等全力进堵,北流塞。

北流塞后不久,河决于许家港。此后数年东流不断决溢,元丰五年(1082年)又全归北流,回河东流再告失败

11、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宋庆历年间进士,曾任鄞县知县、三司度支判官、参知政事,并曾两次拜相,封荆国公,为著名政治家、改革家。

熙宁二年(1069年),安石入朝辅政。在他主持下,当年十一月制定《农田利害条约》(即通常所称农田水利法),颁发诸路。同时,派官员巡视各地,督修水利事宜,并命诸路设农田水利官。由于措施得力,又得到神宗的大力支持,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四方争言水利的局面。从熙宁三年到元丰元年,仅八九年中,全国兴修、恢复水利工程“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奇”（《宋史•食货志》）,其中沿黄河各府、路兴修工程750余处,灌溉面积在10万顷以上。特别是在黄河为害的下游,在此期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引黄河水放淤的高潮,黄、汴两岸以及河北诸支流竞相引浑水淤地,改良土壤,有力地发展了农业生产。

安石主政期间,黄河北流、东流之争激烈。熙宁二年四月,当司马光汇报视察回河工程情况时,安石即表示:疑修二股河,不同意引水入六塔河者,“皆不考事实故也”（《宋史•河渠志》,其余未注明者均引自此志。）。他认为“若及时作之,往往河可东,北流可闭”，已明显站在回河派一边。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闭”。八月,二股河东流已及六分,张巩等欲闭断北流,司马光以为“须及八分乃可”。安石认为“光议事屡不合,今令视河,后必不从其议,是重使不安职也”，不同意司马光过问河事。神宗采纳了安石的意见,独遣张茂则、张巩等主其事,不久北流虽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许家港东决,泛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熙宁四年、五年,河连决于北京(治今河北大名)等地,多次兴修而无效,神宗失去信心,意欲听河之所趋,不加人力,安石不以为然,答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复淀塞。昨修二股,费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泻卤,俱为沃壤,庸非利乎?况急夫已减于去岁,若复葺理堤防,则河北岁夫愈减矣。”

安石对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相当重视。有名李公义者,献铁龙爪扬泥车法以疏浚黄河河道。其法是“用铁数斤为爪形,以绳系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櫂,乘流相继而下；一再过,水已深数尺”。宦官黄怀信赞成此法,而嫌其太轻,经安石同意,由黄、李一起研究,另制成浚川杷：“以巨木长八尺,齿长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状,以石压之；两旁系大绳,两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车绞之,去来挠荡泥沙,已又移船而浚。”安石大喜,一面使黄怀信试浚二股河,一面向神宗奏称：“开直河则水势分。其不可开者,以近河,每开数尺即见水,不容施功尔。今第见水即以杷浚之,水当随杷改趋直河,苟置数千杷,则诸河浅淀,皆非所患,岁可省开浚之费几百千万。”熙宁六年四月,经神宗同意,设置疏浚黄河司,“将自卫州浚至海口”,后以效果不佳作罢。

　　12、宋用臣,字正卿,开封(今河南开封)人,宋神宗年间曾任登州防御使、宣政使、瀛州刺史、蔡州观察使等职。《宋史》称其“为人有精思强力,神宗建东西府,筑京城,建尚书省,起太学,立原庙,导洛通汴,凡大工役,悉董其事”，为著名建筑家和水工专家。

汴河以黄河水为源。宋代虽采取许多措施,但泥沙淤积日益严重。据沈括《梦溪笔谈》称,到熙宁初,“京城东水门,下至雍丘(今河南杞县)、襄邑(今河南睢县),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为了根本改善汴河条件,保证京都供应,撇开黄河改引洛水入汴之议遂起。元丰元年(1078年),朝廷曾派数人往汴口考察,有人以为黄河河道北滚,“退滩高阔,可凿为渠,引洛入汴”；有人以为“工费浩大,不可为”。二年正月,神宗复遣宋用臣前往调查。用臣返回京城后,认为引洛入汴之议可行,并提出了自己的补充意见：“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开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里置束水一,以刍楗为之,以节湍急之势,取水深一丈,以通漕运。引古索河为源,注房家、黄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处潴水为塘,以备洛水不足,则决以入河。又自汜水关北开河五百五十步,属于黄河,上下置闸启闭,以通黄、汴二河船筏。即洛河旧口置水澾,通黄河,以泄伊、洛暴涨。古索河等暴涨,即以魏楼、荥泽、孔固三斗门泄之。计工九十万七千有余。仍乞修护黄河南堤埽,以防侵夺新河。”神宗批准了这个方案,“三月庚寅,以用臣都大提举导洛通汴”。“四月甲子兴工,……六月戊申,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谷)口至河阴县瓦亭子；并汜水关北通黄河,接运河,长五十一里。两岸为堤,总长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闭汴口,徙官吏、河清卒于新洛口”。引洛济汴工程全部竣工。

引洛入汴后,泥沙大为减少,汴河航道改善,漕运顺畅。元祐年间虽曾一度复引黄河水入汴,但不久即再引洛通汴。直到北宋末年,汴河的水源一直以洛河为主。

13、苏辙(1039～1112〉,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宋神宗年间曾任翰林学士、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为著名散文家,哲宗元祐年间参加过治河争论,为第三次回河的主要反对者。

元丰五年(1082年)河归北流后,依然决溢不断。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朝廷命“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十一月张问“请于南乐大名埽开直河并签河,分引水势入孙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回河东流之议复起。大臣文彦博、安焘、吕大防、王岩叟、王觌和都水王令图、王孝先、吴安持、李伟等,都力主回河东流；右相范纯仁和苏辙、曾肇、赵瞻、范百禄、王存、胡宗愈等则主张维持北流,反对回河。元祐三年六月皇帝下诏称:“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苏辙面对回河加速之势,连上三疏,极力反对,大意谓:“议复故道,事之经岁,役兵二万,聚梢桩等物三十余万。方河朔灾伤困弊,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今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纵使两河并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费又倍矣。”在疏中他又针对北流致“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河徙无常,万一自契丹界入海,边防失备”等三说进行了反驳,极力主张停止回河之役。元祐四年正月,朝廷下诏停止回河及修减水河；七月,冀州南宫等五埽危急,都水监仍坚主东流或“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八月,苏辙再次上疏称:“夏秋之交,暑雨频并。河流暴涨出岸,由孙村东行,盖每岁常事。而李伟与河埽使臣因此张皇,以分水为名,欲发回河之议,都水监从而和之。河事一兴,求无不可,况大臣以其符合己说而乐闻乎?”“臣愿急命有司,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故道堤防坏决者,第略加修葺,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约等事,一切毋得兴功,俟河势稍定然后议。”元祐五年二月、九月,苏辙又两次进言谏阻东流,并要求“罢吴安持、李伟都水监差遣,正其欺罔之罪”,甚至以“修河司若不罢,李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之辞相警告。但以太后为主的中枢始终倾向东流,虽时停时作,至元祐七年十月河水已大部东流。绍圣元年(1094年),“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

这次黄河回复东流,不过仅仅五年时间,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于内黄决口,东流断绝,主流又趋向北流,仍至乾宁军一带入海。积极主张回河的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等被朝廷加罪,“投之远方”，结束了第三次回河的争论。

　　14、都实，蒙古人，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世祖忽必烈派他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带领人马到黄河源进行勘察。他们自河州（今甘肃临夏）宁河驿出发，穿过甘肃南部崇山峻岭，经积石山东，溯河而上，历时四个月到达河源地区，完成考察任务。同年冬回到大都（今北京），将考察情况绘图上报。元人潘昂霄根据都实之弟阔阔出的转述，写成《河源志》，对黄河上游干支流的情况作了详细记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考察河源。

15、周用,字行之,江苏吴江人,明弘治年间进士,曾任吏部尚书,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总理河道。

他治河提倡沟洫治理,认为黄河之所以有决徙之变,是由于“数千里之黄河,挟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仅以河南开封府兰阳县(今兰考)以南之涡河,与直隶徐州、沛县百数十里之间拘而委之于淮”,哪有不横流溃决之理。因此他提出用沟洫治理黄河的必要性。他说:“天下之水,莫大于河,天下有沟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黄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沟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黄河何所不治?水无不治,则荒田何所不垦?一举而兴天下之利,平天下之大患,以是为政,又何所不可?”他是想把黄河洪水分散到田间地头,有利于农业生产,又可达到消除黄河洪患之目的。他这种治河思想,打破历史上单纯依靠下游堤防治理的局限性,探索出新的治河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