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修筑万里长城
在月球上能用肉眼看得见的人类伟大工程
　　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力量的结晶，是人类建筑史上罕见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
　　许多人以为修筑长城是秦始皇开头的，其实，早在战国时期，这项浩大的工程即已开始。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各诸侯国都于险要据点兴建单个的防御城堡及用于传递军情的烽火台等设施，随后逐渐在边境上修筑城墙，把这些城堡等设施联接起来，形成一套有机整体，以抵御外敌的侵扰。楚国于公元前7世纪前后，最早开始这项工作，为防韩、魏而筑起“方城”，以后各国纷纷效仿。如齐国为防楚、越而在泰沂山区筑起齐长城；魏国为防秦国，沿洛水河城筑起魏长城；
　　赵国为防齐、魏之敌，在漳水一带筑成赵长城。这些都被称为战国长城。除此之外，有的诸侯国，燕、赵、魏国，为抵御北面游牧民族（如东胡、匈奴）南下侵扰，在北方修筑长城。随着六国的相继覆灭，这些长城也失去了它们原有的作用，只是仍能发挥着防止匈奴侵扰的重要作用。
　　秦国最早的一条长城，修建于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的“堑洛”，沿洛河修筑，以防魏国之敌。秦惠文王更元元年（公元前324年）秦国又筑洛河中游的长城，“筑上郡塞”，这是防御赵国的。秦昭襄王时，又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防匈奴的侵扰。这段长城由东向北，起自临洮，至今陕西安塞县境时分为两支：一支止于秦国上郡治所肤施附近；一支则到达于内蒙古托克托县十二连城附近的黄河岸旁。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在从事国内的各项改革，但北方匈奴贵族集团觊觎中原财富，经常南下侵扰，匈奴贵族趁着北方的燕国、赵国的衰落，一步步向中原侵犯，把黄河河套地区大片的土地夺了过去，给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同时对秦国的首都咸阳也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当时在群众中就流传着“亡秦者胡也”的说法，可见问题的严重性。秦王政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派大将蒙恬率兵30万讨伐匈奴，夺回河套以南地区。接着又夺回河套以北的阴山一带的大片国土，重新设置九原郡。匈奴贵族的进犯虽然被赶走，但它的实力并未受到彻底的打击，对秦国内地仍有很大的威胁，这就需要时刻防备匈奴人的再次进攻。于是秦始皇决定修筑起一条新的长城。
　　秦王朝从民间征发大批的民工，同时命令大将蒙括率士卒来修筑长城。这条长城以六国时的秦、赵、燕国北部的原为防御匈奴而修筑的旧长城为基础，修葺、增补，同时又建造不少新的城墙，将它们连接起来，使之屹立于秦王朝的北方。这条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沿广阔的黄河流域，依峻峭的阴山山脉，行经内蒙古草原，蜿蜒曲折，全长约5000余公里，前后共用9年时间，终于修筑起这抵御外敌的屏障。
　　2000多年来，总共有20多个王朝和诸侯国家修筑长城，而且许多朝代修筑的长城无论从长度、工程质量和工程规模上都可与秦朝长城匹比甚至超过秦长城。明朝统治者对长城的修筑最为重视。这与当时北方蒙古各部经常纵兵骚扰中原地区有关系。明朝大规模修长城有三次。到1500年前后，明长城全部修完。西起甘肃省的嘉峪关，东到河北省东北部的山海关，经过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等省。它随着山脉的曲折盘旋，绵延6300公里，形成中国北方崇山峻岭上一道气势雄伟的城墙。这一驰名中外的万里长城，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也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
　　万里长城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历代历朝统治者征调千百万人，经过多年艰苦劳动，死亡无数生命，才修建成功的。正如古人留诗：“嬴政驭四海，北筑万里城。民命半为土，白骨乱纵横。”长城的建筑，绝大多数地段是以山脉为基础，随着山势的高低起伏。有的地段是建在距地面1300米左右的高山上。长城本身的高度从5米到10米不等。在山势陡峭的地方，墙身就低一些，较平坦的地方墙身就高一些。
　　墙的外部用砖和石砌成，内部用黄土夯实。长城顶部靠外的一面还修造一条女墙（城墙上的小墙），女墙上留有许多小孔，可以瞭望城外。每隔130米，修造一座碉堡，作为监视哨楼。
　　在险要地方设置烽火台，一旦发现敌情，便立刻发出警报：白天点燃掺有狼粪的柴草，使浓烟直上云霄；夜里则燃烧加有硫磺和硝石的干柴，使火光通明，以传递紧急军情。
　　长城沿线地势险峻，施工极其困难。但是，劳动人民克服千难万险，巧妙地利用了自然地形。在山冈地方，就利用山脊作基础，既控制了险要，又便于施工；在河岸和深谷，则利用原来的陡坎和山崖，从外面看来，非常险峻。
　　把大量的土、石、砖运上山岭，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每次修建都动员大量的劳动力。例如，555年，北齐王朝修筑从居庸关到大同一段约450公里的长城，就征调了180万民伕。
　　在八达岭上发现的一块明朝石碑，上面记载1582年修长城的情况：几千名士兵和民伕，总共才修了70多丈长的地段。可以想见，当时的工程是多么艰巨。在那万山重叠的山谷中和茫茫无际的荒原上，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顶风冒雨，经受着烈日和严寒，

13　陈胜、吴广起义
人民再造了历史
　　陈胜、吴广起义是爆发于秦末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出巡东方到沙丘（今河北平乡、广宗一带）突然病死。赵高伪造秦始皇的遗诏，逼死太子扶苏，立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为帝，这就是秦二世。
　　秦二世是个昏庸而残暴的皇帝。他在埋葬秦始皇的时候，下令把全部工匠封死在陵墓里。他继续修建阿房宫，豢养大量狗马禽兽，供游猎之用。老百姓的徭役赋税负担更为沉重，刑法愈加苛毒。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的现象。广大劳动人民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下令征发淮河流域900名贫苦农民去防守渔阳（今北京密云）。在这伙人中，雇农出身的陈胜和贫农出身的吴广被指定为屯长。七月时候，正是多雨季节。
　　当他们走到蕲县大泽乡（安徽宿县西南）的时候，连绵的阴雨把他们阻隔在这里，不能如期赶到渔阳戍地。秦法“失期当斩”，这900戍卒面临死刑的威胁。
　　他们由两个县尉押送着。这两个县尉对大家非常凶暴。正当他俩行凶打人的时候，陈胜和吴广就借机把县尉杀掉。接着对大家说：各位遇到大雨，都已误期，误期要被处斩。即使不杀我们，而戍边死的也有7C10。何况壮士不死则已，如果死，就要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他的话激励了戍卒的斗志。这900名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大家推举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提出了“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组成一支农民起义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爆发了。
　　陈胜，即陈涉，阳城（今河南商水西南）人，雇农出身；
　　吴广，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农民。为了扩大影响，他们于夜晚在驻地旁丛祠中燃篝火，作狐鸣，发出“大楚兴，陈胜王”的呼声，被民间传为神话。陈胜、吴广率领农民起义军，首先占领大泽乡，接着又攻下蕲县，很快攻占五六个县城。起义军所到之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当起义军逼近陈县（今河南淮阳）时，已拥有战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人，步兵数万人了。陈县是战略要地，楚国后期在这里做国都。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军攻占陈县后，建立了“张楚”政权，陈胜为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
　　陈县成为全国农民起义的中心。起义军乘胜前进，分三路攻秦。吴广为“假王”，西击荥阳；武臣北进赵地、魏人周市攻魏池。吴广围荥阳，久攻不下。陈胜又命令周文为将军，领军绕过荥阳，进攻关中，攻破函谷关。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壮大到几十万人，有兵车千辆。
　　这时，混进起义军队伍的旧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张耳、陈余阴谋分裂起义军。他们要求北略赵地，陈胜没有识破这个阴谋，就以武臣为将军，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率兵2000渡过黄河北上。张耳、陈余用招降和重用秦朝官吏的办法，攻占了30余城。
　　周文军很快发展到车千乘，卒数十万人，进抵关中的戏地（今陕西临潼境），逼近咸阳。秦二世见起义军打到都城附近，十分惊慌，急忙派遣少府章邯率领几十万在骊山修墓的刑徒，迎击起义军。同时，又从边塞调回王离的军队30万人，与义军对抗。周文率领的农民军，虽然英勇作战，因为孤军深入，缺乏训练，没有作战经验。在遭到秦军突然袭击时，打了败仗，被迫退出函谷关，驻扎曹阳（河南灵宝东），等待增援。
　　武臣占领了旧赵都城邯郸后，在张耳、陈余怂恿下自立为赵王。陈胜为了顾全大局，勉强予以承认，并命他率军西上，支援周文。张耳、陈余不但不救援周文农民军，反而割据自立，拥武臣为赵王，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不听陈胜指挥。接着，六国旧贵族相继割地称王，韩广称燕王，魏咎为魏王，田儋自立为齐王。这样，就造成陈胜、吴广所领导的起义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周文率军在曹阳坚持斗争三个月，多次失利，退到渑池。这支起义军队伍由于众寡悬殊，又无后援，损失过重，周文最后自杀。不久，围攻荥阳的吴广被部将田臧阴谋杀害。吴广死后，军心涣散。秦将章邯率军攻来，田臧兵败被杀。其他几支起义军，先后也被秦军各个击破。公元前209年12月，章邯率军向陈县扑来，陈胜亲自领导义军奋力抵抗。因为兵力太少，不幸失利，败退至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南）。这时，他的车夫庄贾暗杀了陈胜，投降秦军。
　　陈胜的部下吕臣等人坚持斗争。吕臣率领的“苍头军”进行了反攻，两度收复陈县，处决了叛徒庄贾。这支起义军，后来与项羽、刘邦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会合，继续同秦军战斗。公元前206年，秦王朝在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灭亡了。
　　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在中国历史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农民军推翻了秦王朝，打击了地主阶级，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开辟了中国古代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道路。农民军在斗争中建立革命的政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奇迹，为后世农民起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4　楚汉之争
中国象棋中的“楚河汉界”，据说就是从这场争斗中演变而来的
　　楚汉之争是秦末刘邦和项羽为争夺封建统治权而进行的一场角逐。
　　秦朝末年，伴随着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也出现许多反秦武装集团。其中，项羽和刘邦就是两支主要力量。
　　项羽原是楚国的旧贵族。公元前209年9月，他跟叔父项梁，响应陈胜、吴广起义，杀死会稽太守，在吴（江苏苏州）举行起义，队伍发展到8000余人。刘邦早年做过沛县亭长，在萧何、曹参等人支持下，杀死沛令，自立为沛公，集聚了起义者3000多人。
　　陈胜、吴广的主力军失败后，部下召平渡江与项梁取得联系，用陈胜的名义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项梁率领8000人渡江，和陈婴、英布等人起义军会合，到下邳时队伍发展到7万人。不久，吕臣的义军和刘邦的队伍也前来会合。项梁等人为了号召群众，共立楚怀王的孙子心为楚王，仍号楚怀王。
　　公元前208年，在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交战，打败秦军，接着转攻定陶（今山东定陶）又取得胜利。项羽和刘邦率领的另一支起义军也连破秦军于雍丘（河南杞县），斩秦将朱由。
　　项梁被胜利冲昏头脑，放松了戒备。秦将章邯夜袭定陶，项梁战死。
　　章邯得胜之后，又击破魏、齐等割据势力，然后渡黄河北上击赵，大破赵军于邯郸。接着，他以重兵包围巨鹿（今河北平乡县）。楚怀王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7万人救赵。宋义到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后，饮酒作乐，46天未进兵。项羽愤杀宋义，率义军渡河破章邯军。项羽令义军“破釜沉舟”，每人只带3天口粮，表示决一死战。项羽军渡河后，先打败章邯的军队，又进攻王离的军队。双方在巨鹿大战9天。农民起义军英勇杀敌，每个战士无不以一当十，喊杀声惊天动地，使秦军惊恐万状，王离被俘，农民军取得重大胜利。巨鹿之战基本摧毁了秦军的主力军，扭转了整个战局。章邯走投无路，率20万秦军投降了项羽。
　　正当项羽北上救赵时，刘邦带领一支起义军西向击秦。由于秦兵在黄河以南较少，刘邦又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战略，迂回曲折地向咸阳进军。公元前207年8月，大破武关，进兵蓝田，取得节节胜利。这时，秦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化。
　　赵高杀死秦二世，立子婴为秦王。子婴又杀赵高。刘邦率军直扑咸阳，驻兵灞上（今西安市南）。秦子婴无可奈何，捧着玉玺，向农民军投降。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的统治结束了。
　　刘邦攻占咸阳后，想住在这里。樊哙劝他想得天下，就不要留恋宫中美色财宝。刘邦接受他的意见，还军灞上，刘邦废除秦的苛法，又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深得秦人拥护。
　　项羽听说刘邦先入关中，非常愤怒，率军攻破函谷关，杀奔咸阳而来。公元前206年12月，项羽军队40万驻扎新丰（今陕西临潼县东北）鸿门（今临潼县东项王营）。当时，刘邦军队只有10万人，实力不敌项羽。他听从张良的意见，亲自去鸿门拜会项羽。刘邦向项羽故意请罪，卑辞言好。项羽设宴招待刘邦。项羽的谋士范增想乘机杀掉刘邦，就找项庄（项羽从弟，勇士），以表演剑舞，伺机行刺。项羽的叔父项伯从前和张良关系好，这时见势不妙，也拔剑伴舞，掩护刘邦。过了一会，刘邦借口上厕所，从小道回到灞上。
　　“鸿门宴”后，项羽带兵进入咸阳，杀掉秦王子婴，烧毁秦的宫殿，自立为西楚霸王。他又封刘邦为汉王，居巴蜀汉中，三分关中。项羽自以为天下无敌，从此可以长做霸主了，于是就带着从咸阳宫中掠来的财宝、妇女，回到彭城享富贵去了。
　　项羽分封诸侯，搞“任人唯亲”，这一措施不但不能收拾残局，反而加剧了分裂。不久，齐将田荣最先起兵反对项羽，自立为齐王。彭越在梁地有1万多士兵，未得分地，对项羽怨恨，田荣也联合彭越。陈余对张耳被封常山王不服，联合田荣赶走张耳，做代王。诸侯混战再次爆发。
　　被项羽逼处巴蜀汉中一隅的刘邦，采纳萧何的策略，在汉中招揽人才，治理巴蜀作根据地。公元前206年五月，项羽前去攻打田荣。刘邦趁机出兵，1月内占领全部关中。接着向东挺进，直捣项羽的老窝彭城。楚汉战争爆发了。
　　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刘邦和项羽苦战了5年，大战70余次，小战40余次。刘邦在一再失败之后，逐渐转为优势。项羽曾一度提出和刘邦“中分天下”，以鸿沟（今河南贾鲁河）为界，河东属于楚，河西属于汉（象棋盘上的“楚河汉界”由此而来）。
　　公元前203年底，刘邦汇合诸将，合围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项羽粮食吃光，援兵断绝。在寒冬的一个夜晚，项羽被围在一个山头，看到战场上旌旗遍野，鼓角齐鸣。项羽在四面楚歌中知道军心涣散，大势已去，只好匆匆丢下爱妾虞姬，连夜夺路突围。天亮以后，刘邦闻讯，立即派5千骑兵追赶。项羽渡过淮河，只剩100多人。汉军追上，杀得项羽只剩28个残兵了。项羽跑到乌江边上，见前面茫茫乌江，后面滚滚追兵，走投无路，拔剑自刎。
　　公元前202年6月，刘邦统一中国，建立汉朝。刘邦即

15　汉初和亲
苟安与羁縻政策的产物
　　“汉匈和亲”，是西汉政府对匈奴的最主要策略，影响深远。中国历史上的和亲之举，最早始于西汉王朝。它是在美人计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西汉初年，刘汉王朝刚刚建立，历经了秦末农民战争和数年的楚汉相争之后，社会经济受到惨重破坏，人民嗷嗷待哺，国库已经空虚。而此时北方匈奴军事力量却日益强大起来，不断发兵南下汉境抢掠骚扰。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刘邦亲率33万大军北击匈奴，结果反被围困在白登达7天7夜。刘邦和将士们无计可施，最后陈平施美人计，欲献美人给匈奴单于，匈奴阏氏怕汉美女与之争宠，遂劝冒顿单于撤兵，“白登之围”由是得以解脱。但是，强大的匈奴与虚弱的西汉力量鲜明的对比，使西汉统治者的威胁感并未减轻多少。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娄敬鉴于美人计的效用，便向刘邦提出与匈奴和亲的主张。他解释说：把汉朝公主嫁给匈奴的冒顿单于，并多多陪送嫁妆，匈奴必然慕汉钱财而立汉公主为阏氏。这样，生子必为太子，接替单于。
　　冒顿单于只要活着，则即为汉女婿；冒顿死，则由外孙为单于。还没听说过外孙敢于外公分庭抗礼者。刘邦听从了娄敬的建议，乃派娄敬为使者与匈奴缔结和亲，并每年送给匈奴许多絮、缯、酒、米和食物等等。这就是西汉与匈奴的第一次和亲。娄敬也因此被刘邦赐姓刘氏。后来的惠帝、文帝、景帝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先后向匈奴单于冒顿、老上、军臣遣送公主，并奉送大批财物。从汉高帝九年至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是属于西汉和亲政策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的和亲，意在以汉匈姻亲关系和相当数目的财物来换取匈奴停止对汉边境的掠夺，以便争取时间休养生息，增强国力。
　　然而，汉初的和亲政策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匈奴的南下入侵并没有停止。文帝三年（前177年）夏，匈奴入居河南地，侵上郡，杀掠人民。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14万人入朝那肖关，杀北地都尉，掳掠人民畜产甚多，其前锋部队甚至进至雍、甘泉附近，并烧毁回中宫。从公元前166—前162年间，匈奴日骄，每年入侵汉边境，杀戮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景帝时期，随着西汉国力的逐步强盛，匈奴经常小规模入侵，但无大规模的南下行动。
　　汉武帝时期，经过汉初70余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史称当时人民富足，国库充盈，社会安定。汉武帝加强了中央专制权力，军事力量也强大起来，已有足够的力量与匈奴抗衡，于是，汉武帝废和亲政策，而集中力量对匈奴进行军事打击，它意味着汉匈关系开始发生新的转变。
　　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大行王恢建议以诈献马邑的办法，将匈奴主力诱至马邑包围歼灭，武帝准许，遂派30万大军在马邑周围设伏。然而被匈奴识破计谋，围歼计划破产。由此，汉匈关系恶化，双方激战开始。从元狩四年（前119年）开始，汉军与匈奴多次交战，而最关键的战役有三次：
　　第一次是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率兵由云中郡出击，横扫河套南部直至陇西，赶走匈奴白羊、楼烦王，占领河套南部地区。汉军在与匈奴的历次交战中第一次取得大胜。
　　第二次是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等两次由陇西、北地出击匈奴各部，深入河西走廊，捕斩匈奴混邪王子、相国、都尉等百余人，士兵4万多，大胜。
　　第三次也是决定性的一次大战是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派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10万精骑及数十万步兵，辎重队伍，越沙漠寻歼匈奴主力。
　　匈奴经过几次沉重打击，尤其是第三次打击，更加远离汉区，以至“漠南无王庭”，西汉建国以来近百年的匈奴边患问题基本解除了。
　　汉匈力量对比的这种剧烈变化以至递转，使汉匈和亲的内容与形式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匈奴经过连年的军事打击，人口增殖和畜群藩息皆大受影响，因而希望息战和平，重建和亲，即汉仍像以前那样向匈奴称臣纳贡，匈奴兵不南犯。汉武帝不反对和亲，但他希望的和亲则是要匈奴臣属于汉，遣子入侍为质，与其他藩国一样待遇，汉匈地位完全颠倒。双方为此僵持了数十年。
　　汉宣帝时期，匈奴遭邻国多次攻击，“人民死者十三，畜产十五”，属国解体。又因内部五单于争立，战乱不已。呼韩邪单于战败穷困，为郅支单于所逼，乃决计归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呼韩邪遣子右贤王入汉作“质子”。甘露三年，呼韩邪亲自到长安入朝宣帝。宣帝对他优礼相加，仪节高于其他藩国和诸侯王。又从经济上和军事上给他以帮助，使呼韩邪部渐渐恢复发展，至元帝初年重返北庭，恢复故土，收集余民，政权开始安定下来。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等率屯田士兵与西域诸国联军攻杀远逃别康居的郅支单于。呼韩邪既欣喜又害怕，喜的是多年的对头已灭，怕的是汉王朝下一个消灭目标指向自己。思来想去，终于于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入朝长安，提出愿与汉室通婚结为亲戚。元帝应允，即以宫女、待诏掖庭的王嫱（昭君）赐予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即以其为“宁

16　文景之治
它为人们带来的那段温馨的日子，为历代史家所讴歌
　　文景之治是西汉文帝，景帝两代40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的“盛世”。
　　汉文帝刘恒是刘邦的第四子，母为薄姬。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受封为代王。公元前180年吕后死，诸吕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在位23年。汉景帝刘启是文帝太子，母为窦皇后。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16年。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文景之治”。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前二年（前178年）和前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前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徭役则减至每3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前155年），又把秦时17岁傅籍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20岁始傅，而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为23岁。此外，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前十二年还废除了过关用传的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数罪人，即被判处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②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文帝又减轻了笞刑。这些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后两项在当时和以后并没有认真执行。文帝时许多官吏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民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越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二年（前162年），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前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他在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的国家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
　　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70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大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粮仓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但是，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归到底是地主阶级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文景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因此，在文景之治安定、富足的另一面，就是土地兼并势力的日益发展。同时，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虽曾有所限制，但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合谋叛乱，应当说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17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
七国乱平，对当时的社会和未来的历史都是一大贡献
　　吴楚七国之乱是发生在汉景帝三年（前154年）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参与叛乱的七国的国王是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胶西王卬。吴王濞为这次叛乱的主谋。
　　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
　　诸吕当权以及汉文帝刘恒继统等政治事件，加剧了这一矛盾。
　　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则是汉景帝刘启采纳晁错的《削藩策》，削夺王国土地。
　　王国势力强大的局面，是汉高祖时形成的。楚汉相争阶段，刘邦迫于形势，分封了异姓王。汉五年（前202年）刘邦称帝后，共有异姓王7人。此后，他陆续消灭了除去长沙王吴芮以外的6人。他认为秦祚短促是由于秦不分封子弟的缘故，所以在异姓王的故土分封自己的兄弟侄9人为王，即同姓9王。高祖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
　　汉初的同姓诸王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大大超过中央政权所保留的15郡的土地和户口。由于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效忠汉朝，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所以干弱枝强的问题这时并不突出。
　　高祖死后，当权的吕后违背誓约，立诸吕为王。吕后对于受封王的高祖诸子，控制很严，有些国王甚至被摧残致死。
　　齐王肥是高祖长子，地位尊贵，吕后对他虽有猜疑，但却难于处置。齐王肥献城阳郡地给吕后之女鲁元公主，主动调整同吕后的关系，才得以相安无事。
　　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以刘姓诸王与拥刘大臣团结反吕的形式表现出来。吕后死，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
　　当时齐王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宿卫长安。他们暗约其兄齐王将闾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将闾继承帝位。
　　刘将阁应约起兵，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出击。灌婴屯兵荥阳，与刘将闾相约连和，伺机共伐诸吕。这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群臣认为代王恒外家薄氏比较可靠，估计不致出现类似诸吕弄权的严重问题。于是他们协议，舍齐王将闾而立代王恒为帝，即汉文帝。
　　文帝以高祖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很巩固。汉初所封诸侯王，到这时都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使列侯一概就国，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便于文帝控制首都局势，避免掣肘。其二封诸皇子为王，皇子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于梁王揖死后徙封梁王。梁国是拥有110余城的大国，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其三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国析为几个小国，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以已故的齐王肥的诸子为王。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肥的诸子之手，但是每个王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而且难于一致行动。袁盎、晁错等对淮南王长骄矜不法，提出过削藩建议，文帝碍于形势，没有实行。
　　文帝时一再发生王国叛乱。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闾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年）乘文帝亲自击匈奴时，发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除。文帝六年淮南王长谋反，被废徙蜀，死于道中。这些都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
　　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错所上《削藩策》，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卬六县，楚王戊东海郡；又削吴王濞会稽等郡。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吴王濞首先与齐王肥诸子中最强大的胶西王印联络，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之。胶西王卬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吴王濞还与楚、赵、淮南诸国通谋。削藩诏传到吴国，吴王濞立即谋杀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侯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守城，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吴王濞年62，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诛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他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年），那时在江淮之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败走吴越，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王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仍封兄子刘濞为吴王。
　　吴国是有50余城的大国。吴国的鄣郡（辖今苏西南、皖南、浙江之南）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铸钱、煮盐，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以船运载

18　汉武帝抗击匈奴
维护国家的统一，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之举
　　汉武帝抗击匈奴是发生在西汉年间的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成功地抗击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进一步巩固了汉初新兴的封建政权。
　　匈奴是中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汉朝初年，已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国势强盛。东面打败了东胡，西面赶走了居住在今甘肃境内的大月氏，北面臣服了丁零族，而在南面，则经常侵犯汉朝边境，有时竟深入到离汉朝都城仅350公里的地方，严重地威胁着汉朝封建政权。
　　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0年曾亲率32万大军打匈奴，却被匈奴40万军队围困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南）7天7夜。此后，刘邦为了全力对付内部封建割据势力，对匈奴暂时采取了“和亲”政策。把宗室女子嫁给匈奴首领，每年送去一定数量的黄金、绢、絮，米、酒，允许人民往来买卖。以后几代皇帝，虽然一度注意改革边防制度，实行屯田垦荒，但都没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公元前141年，16岁的汉武帝即位。这时汉朝已建立60多年，封建政权巩固，经济上也有了实力。因而，他有条件和匈奴进行斗争，从根本上解除内地的威胁。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召集群臣商议对匈奴的政策。主战派大行（官名，主管对外联络）王恢说道：“听说战国时的代国，是个小国，还能抗击匈奴。现在陛下神威，国家一统，匈奴却侵盗不止，就是因为不怕我们。我认为对匈奴应该抗击。”御史大夫韩安国连连反对。他说：“高帝当年打匈奴即遭到围困，7天没吃东西，只好‘和亲’，至今已五世平安了。
　　还是不打为好。”王恢严厉驳斥了韩安国的论调，建议采取诱敌深入，以“伏兵袭击”的作战方法。汉武帝支持王恢的抗战主张。匈汉战争至此开始。
　　从公元前133年至119年，汉武帝派兵和匈奴进行了多次作战。其中决定性的战役有三次：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
　　公元前127年，匈奴贵族以两万骑入侵上谷（今河北怀来县）、渔阳。汉武帝派青年将领卫青率3万骑出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县），西至陇西（今甘肃东部），收复河套地区，扫除匈奴进犯的军事据点。卫青采取迂回进攻的方法，从后路包抄，一举赶走匈奴的楼烦王和白羊王，解除了长安的威胁。
　　于是，汉武帝在那里设朔方郡、五原郡，移民10万屯垦，又重新修了秦代的旧长城，派兵驻守。卫青升为长平侯。公元前124年，卫青率骑兵赶走了匈奴的右贤王，生擒匈奴王子10余人，凯旋而归。汉武帝破格提升卫青为大将军，成为全军的统帅。
　　第二年，在和匈奴的战斗中又涌现出一位18岁的将领霍去病。他是卫青的外甥。一次，他一马当先，率领800骑兵突进匈奴营地几百里，取得大胜。汉武帝据此封他为冠军侯，给他造了一座阔气的房子，让他去看。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河西战役是从公元前121年3月开始的。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从陇西出发，在皋兰山脚下和匈奴骑兵交战，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内）追击500多公里。夏天，霍去病率几万骑兵，行军1000多公里，一直打到祁连山麓，给匈奴贵族以沉重的打击。汉武帝在河西地区先后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移民10万定居农垦。河西走廊的收复，解除了汉王朝的西部威胁，打通了汉和西域交往的道路。
　　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规模最大。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10万骑兵，几十万步兵，分别从定襄郡（今内蒙呼和浩特东南）和代郡（今河北蔚县）出发，共击匈奴单于（匈奴首领）于漠北。卫青北进千余里渡过大沙漠（戈壁沙漠），直抵阗颜山（今杭爱山脉），歼敌1．9万余人。霍去病深入1000多公里，追击匈奴左贤王兵到狼居胥山（今肯特山），俘敌7．4万余人。在这次战役中，汉武帝还组织了14万匹战马随行，以备换用，派了10万辎重兵转运粮草，保证了主力军的物资供应。
　　漠北之战给匈奴以致命打击，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北无王庭”的局面。从此，匈奴北徙漠北。汉北自朔方，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以60万吏卒屯田，加强防守。
　　汉武帝取得抗击匈奴的战争的胜利，使国家更加统一，长城内外“马牛放纵，畜积布野”，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难以估量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
　　秦汉之际，遭秦始王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家逐渐抬头，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些儒生参加了反秦斗争，如孔子后裔孔甲一度为陈胜的博士。西汉初年，著名儒生叔孙通被任为太常，协助汉高帝制订礼仪。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由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当时，五经博士仅为具官待问，在政治上并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两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相当激烈。
　　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大事兴作。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因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地。”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与此同时，元朔五年（前124年），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员50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一艺者则选拔担任重要职务。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治狱官吏张汤、杜周，迎合汉武帝的需要，也主张以《春秋》决狱，用儒术附会粉饰法律。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

20　“丝绸之路”的开辟
其“起点在2000年前的汉代，终点却在无限遥远的将来”
　　丝绸之路指汉代从中国到西方的交通大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在古代世界上，只有中国是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近年各地考古资料已充分证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锦绣的生产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那时中国丝绸已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到中亚、印度。汉初，河西走廊曾先后为乌孙、月氏、匈奴所占，西域绿洲诸小国亦为匈奴所控制，汉与西方的道路难以直达。元光二年（前133年）以后，汉武帝连年派大军进攻匈奴，巩固西北诸郡边塞，又陆续设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隔绝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得以沟通西域。又从敦煌到盐泽（今罗布泊）筑造了很多烽燧亭障，以防匈奴南侵。公元前77年汉兵攻克当道的楼兰国，更其国名曰鄯善，将其国都迁至以南扦泥城。公元前60年汉置西域都护，屯田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以保西域通道。早自张骞西使乌孙结盟后，汉使者、商人便接踵西行，至此丝绸之路益加畅通，大量丝帛锦绣沿此路不断西运，同时西域各国的“珍奇异物”也输入了中国。此后，王莽当政时和后汉期间，西域虽然几度因政局波动暂与汉廷短时中断关系，但商业往来并未受很大影响。通过这条丝绸之路，汉与欧、亚、非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达300年，影响十分深远。
　　这条道路虽然主要是商路，但中国和亚欧各国的政治往来、文化交流也都依赖这条通道。通过它，中亚和南亚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佛教、袄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先后传来中国，并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的纺织、造纸以及一些工艺技术（如制作金银器、绘画等）也传到西方。
　　唐代以后，海运逐渐发达，西北地区民族政权兴衰变化急剧，这条陆上通道的重要性与安全保障逐渐降低而趋于衰落。在元代，由于驿路畅通，又曾繁荣一时。
　　一般认为“丝绸之路”东起长安，西至地中海以达欧洲。
　　它由东向西可分为3段。
　　东段自长安至玉门关或阳关。其中在黄河以东的道路，与现在的几条公路干线和铁路线大体相当，线路较多，可称陇西道。在黄河以西则是循今武威、张掖、酒泉以至敦煌的“河西走廊”线，只有一条干道，可称河西道。在这条主要道路的南面和西面还有一条线路，即自今成都西北通过今松潘，循积石山北麓到青海，沿柴达木北缘，越阿尔金山进入新疆。
　　这条线路是南北朝时南方通往西域的道路，它当时穿过黄河，经吐谷浑境内，所以称为“吐谷浑道”或“河南道”。
　　中段是从玉门或阳关到达葱岭（今帕米尔）。由于有广阔干旱的沙碛和高峻寒冷的雪山阻碍，它是线路上的咽喉地段。
　　在汉代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指昆仑山北麓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沿之间的东西通道。其间主要交通点有今若羌、且末、和阗、莎车。从塔克什库尔干越过帕米尔，可南下至印度，或西行至西亚各国。北道指天山南麓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沿之间的通道。经过的主要交通点有楼兰和今焉耆、库车、阿克苏。由此或西南经喀什西越阿赖山脉进入中亚；或西北越过天山进入中亚。东汉明帝以后，北匈奴被迫西迁，汉朝开辟了另一条道路，称为新北道，即由敦煌转北经伊吾（今新疆哈密西）西至柳中、高昌壁，至焉耆与原北道合。在隋唐时期，又开辟了从瓜州以北的玉门关经伊州、北庭、轮台（今新疆乌鲁木齐北）、越伊犁河至碎叶进入中亚的道路。
　　西段指葱岭以西。也有几条主要通道：一条从帕米尔经瓦罕山谷进入今阿富汗境，向南越过兴都库什山，东南至巴基斯坦和印度；一条越帕米尔，经费尔干纳盆地，西行至河中地区，转入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至地中海沿岸，进入欧洲或非洲；一条由中亚西北行，经咸海、里海、黑海以北草原，进入欧洲其他地区。
　　近年来一些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上述道路只是通过沙漠绿洲的道路，因而称之为：“绿洲道”。又将通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道路称为“草原道”。中国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称“南海道”）。这些提法虽对研究东西交通及其贸易有意义，但已非指一般所谓的“丝路”了。

21　盐铁之议
这是汉昭帝给当时社会注入的一剂强心针
　　盐铁之议是汉昭帝时，中央政府召开的一次由盐铁官营问题所引起的有关国家政策的辩论。
　　汉武帝在元狩年间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一系列的新经济政策，如统一币制，盐铁和酒类官营，实行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这虽然充裕了封建国家的财政，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伴随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尖锐，广大农民的负担愈来愈重。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弊端，如铁器苦恶，价格不平，主管官吏废公法、谋私利，强征农民冶铁煮盐等等，也直接贻害农民，加剧了农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致使农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频繁。
　　而且依靠盐铁官营等政策所聚敛的财货，无法维持战争的长期消耗。因此，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另一方面，经过汉王朝的连年出击，匈奴力量大为削弱，边患有所缓和。这些客观情况，促使武帝晚年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在诏令中指出，此后务在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
　　汉武帝在政策上的转变，对于稳定汉王朝的统治是必要的，但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武帝死后，继位的昭帝年幼，大权掌握在霍光手里。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所在。
　　贤良、文学与桑弘羊意见不一，他们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辩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
　　在盐铁会议上，双方辩论的主要内容有：（1）民间疾苦的原因。贤良、文学认为民间疾苦的根源在于国家经营盐铁等经济事业，提出废除盐铁，设酒榷，均输官。桑弘羊反对这一主张，认为兴盐铁，酒榷，置均输，扩大了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堵塞豪强大家的兼并之路，有益于农民。因此，他坚持推行盐铁官营等事业。（2）对匈奴的政策。贤良、文学主张偃兵休士，厚币和亲，企图依靠德政的感化维持和亲局面。桑弘羊则认为匈奴反复无信，不能采用德政感化，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保证汉王朝的安全。他强调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3）关于施政方针和治国的理论思想。贤良、文学信奉儒家的仁义学说，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他们一再引证历史教训，批判严刑峻法，指为亡国之道，把严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
　　桑弘羊以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反对德治，主张法治，认为令是教育百姓的，法是督察奸邪的，有了严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谨慎，奸邪自然止息。他所坚持的经济政策和治国方法都与法家思想相联系。此外。这次会议上的辩论还涉及农业的基本政策，对社会现状的估计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关系问题。西汉桓宽编撰的《盐铁论》详细记载了盐铁之议的情况。
　　贤良、文学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比较体察社会实况。他们在霍光的支持下与桑弘羊展开的辩论，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对汉武帝晚年以后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同认识。以及由此而提出的不同的治国政策。经过这次辩论，尽管没有废止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法，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贤良、文学活跃一时。根据贤良、文学的意见停止了酒类专卖。“与民休息”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肯定，对昭帝、宣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