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商汤灭夏
奴隶制社会在中国历史的道路上踏下的又一个脚印

　　商汤灭夏是夏朝向商朝过渡之间商族的成汤灭夏朝的历史事件。
　　夏朝奴隶制国家距今约4000多年，是世界上古老的奴隶制国家之一。夏朝从禹开始，到桀灭亡，传14世，17王，有400多年的历史。今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部是夏人统治的中心。这个国家的范围，北到山西的长治，南达河南伊水流域，西到陕西华山一带，东至山东河济之间。据人推测，夏朝的势力和影响已达到黄河南北和长江流域。
　　奴隶制国家是建立在残酷剥削奴隶劳动之上的。奴隶不仅从事家内杂役，而且成批地被奴隶主赶到农田里去种地和放牧。少康流亡有虞氏部落的时候，还“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一成田是方圆10里的土地，一旅众是500个奴隶。奴隶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支柱。可是，在奴隶主眼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可以随意把他们关进监狱，施以重刑，甚至把那些不愿为他们作战的人，当做祭祀品杀死。
　　夏朝奴隶主贵族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夏启整天沉湎在饮酒、打猎和歌舞中。传说启创作了名叫《九韶》的乐舞，这可能是一个大型的音乐舞蹈曲子。启的儿子太康更荒淫无度，到洛水北岸打猎游玩接连几个月，把王位都丢掉了。
　　夏朝末年，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国王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夏朝开始走下坡路。到夏桀即位，他更暴虐无道，荒淫无耻，“赋敛无度，万民甚苦”。
　　夏桀手下有个叫关龙逢的臣子，听到老百性的愤怒声音，觉得大势不妙，便对桀进行劝告，要他节省用度，不然就危险了。夏桀不但不听，反而把关龙逢杀了。夏桀以为他的统治永远不会灭亡。他说：“天上有太阳，正像我有老百姓一样。
　　太阳会灭亡吗？太阳灭亡，我才灭亡。”他还召集所属各部首领开会，准备发动讨伐其他部落的战争。可是，各部落对他更加离心离德。这就给商汤灭夏造成了有利的机会。
　　商族兴起在黄河下游，相当于现在的河南、山东一带。商部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这个部落的始祖叫契。传说契的母亲简狄洗澡，忽然发现燕子下了个蛋，吃了以后便怀孕生契。所以古代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
　　黄河下游是一个洪水经常为患的地区，所以从契到汤，经过了14代，8次迁徙。商部落的畜牧业发展很快，据说有名的先公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输工具。商部落传到成汤当王的时候，已经很强盛，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都有很大进展，经济力量逐步超过了夏朝。成汤采取积极措施准备灭夏。他首先任用了伊尹和仲虺为左右相，提拔重用了出身地位低下而有才干的人，他出兵攻灭了葛、韦、顾、昆吾等夏朝属国。成汤越战越强，“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夏桀陷于孤立的境地。
　　商在汤之前，一直臣服于夏。后来成汤在伊尹的建议下，停止对夏朝纳贡。夏桀大怒，召集诸侯在有仍（今山东济宁）地方会盟，准备进攻成汤。可是，夏桀的指挥棒不灵了，有缗氏带头起来反对他，各诸侯谁也不听他的指挥。成汤和伊尹见灭夏的时机已经成熟，即起兵向夏朝进攻。
　　成汤的军队和夏桀的军队在鸣条（今河南封丘东）大战。
　　夏桀的军队众叛亲离，被打得大敌。最后，夏桀逃到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死于亭山。夏朝灭亡。
　　成汤灭夏之后，向四方扩展了统治区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
　　商灭夏后，成为黄河流域的主要统治者，势力发展很快。
　　尤其是前期政治状况较好，社会也比较稳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标志这一文明的，是甲骨文字的相当成熟和青铜冶炼技术的相当进步。历时600余年后商朝灭亡，时间约在公元前11世纪。

3　封疆建国以藩屏周





中国分封分建的滥觞

　　周灭商以后，周从一个西部小邦变成了一个大国。为了巩固和扩大周王朝的统治，有效地管理广大被征服的地区，镇抚各地原有的邦国，周初实行了分封制。分封制就是把周王的子弟、亲戚、功臣以及古代先王圣贤的后代，分配到一定的地区，分别授给他们一定范围的土地和人民，建立封国。这些封国就是诸侯，诸侯受封时，要举行册封仪式，周天子向受封者颁布册命，宣布封疆范围、土地的数量。并把该地区的人民一起赐给受封者，同时还给受封者官属、奴隶、礼器和仪仗等。诸侯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建立政权机构，设置军队和监狱，但规模大小和地位都有一定的限制。诸侯对周王承担一定的义务，如定期朝见，缴纳贡赋，征调军队随周王出征，王室重大祭祀活动，诸侯要前往助祭等等。
　　周朝初期，经过了周武王和周公两次大的分封。武王灭商后，就开始分封，武王所封有下列国家：封神农的后代于焦，黄帝的后代于祝，尧的后代于蓟，舜的后代于陈，大禹的后代于杞，师尚父于齐，周公于鲁，召公奭于燕，叔鲜于管、叔度于蔡，同时封商纣的儿子武庚于殷。这些人都是先贤圣人的后代或是周的功臣、子弟以及殷商的后代。
　　周公平定武庚、管、蔡之乱后，便将他们所管辖的殷遗民一分为二，一部分封给了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封于商丘，国号宋。另一部分则分给成王的叔父康叔，封于殷商故墟，国号卫。武王死后，唐地发生叛乱，成王诛灭唐以后，封他的兄弟叔虞于唐。以后周王也进行过分封，但都规模不大。
　　经过周初的两次分封，形成了以王畿为中心，众多诸侯拱卫周王室的局面。王畿是周王室统治的中心地区，武王时已经计划将周的王都建于洛水与伊水之间的地区，但没有来得及兴建就去世了。周公东征以后，就按武王的计划修建了洛邑（河南洛阳市东），把那些殷顽民迁移到这里，加以监视。
　　又在附近建王城（洛阳市内），以军队八师驻守，作为朝会东方诸侯的东都。这样，西起岐阳，东到圃田，所谓渭、泾、河、洛地带，都成为周的王畿。西边的关中平原，以镐京为中心，是周人兴起的地方，称宗周。东面的河洛地带，以东都王城为中心，是保卫宗周和镇抚东方的重镇，称成周。东西连成一片，长达千余里，王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都有显著的增强，成为控制全国的基地。周朝在王畿（甸服）之外有侯服、宾服、要服、荒服，侯服就是指诸侯国所分布的地区，侯服之外，就是一些关系比较疏远的旧国或其他少数民族部落。
　　荀子说，周初分封了71国，其中姬姓53国。据《左传》记载，先后受封的文王后代有16国。管（河南郑州）、蔡（河南上蔡）、郕（山东汶上北）、霍（山西霍县）、鲁、卫、毛（河南宜阳县境）、聃（地不详）、郜（山东城武县东南）、雍（河南沁阳东北）、曹（山东定陶）、滕（山东滕县）、毕、原、酆、郇（山西猗氏县西）。属于武王诸子的四国，邗、晋、应（河南宝丰县西南）、韩（山西芮城县西）。属于周公后代的六国，凡（河南辉县西南）、蒋（河南淮滨期思集东北）、邢、茅（山东金乡境）、胙（河南延津）、祭（郑州北）。
　　在众多的诸侯中，尤以东方的齐、鲁，北方的晋、燕，中原的卫国最重要。
　　鲁，是周公旦的封国。其疆域，北到泰山之下，东过龟蒙，南边包括凫、峄诸山。附近的若干小国都是它的附庸。这里原是少皥部的故地，居住着奄、商部落。武王灭商后，就把这一地区分封给周公，周公由于辅佐成王，一直未能到封地去。武王死后，这里的淮夷、徐戌同时叛乱，周公东征平定了这里的叛乱，稳定了局势，便立即让他的儿子伯禽到封地去，让他镇守这一地区，并要他“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也就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成为周王朝强有力的屏辅。同时分给他殷民六族，即条氏、徐氏、尚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六个殷商部族以及大量礼器和仪仗。鲁国成为周王朝在东方的重要诸侯，领导当地的淮夷部落臣服于周王室。
　　齐，是师尚父的封地。师尚父即姜尚，他是周武王的大功臣，为周王朝的兴起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周武王将它封在营丘（山东临淄北），国号齐。这里是薄姑之民的故地，也是一股巨大的抗周势力。武王让他在这里镇抚薄姑之民，其封疆东至海滨，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山东沂水县北）、北至于无棣（山东无棣）。它也是周王室控制东夷的重要力量，同时周王还授予他征伐违抗王室的侯伯的权力。
　　卫，是康叔的封地。康叔是武王的同母弟，成王的叔父。
　　这里是殷都旧地，在周公平定了武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就把康叔封到这里。它的疆域以朝歌（河南汲县北）为中心，武父（河南河北交界处）以南，圃田（河南中牟西）以北的地区。康叔被封时还得到了殷民七族，即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七个殷商部族，以及许多宝器仪仗。由于卫国是殷人的故地，所以周公十分重视，特别作《康诰》、《梓诰》、《酒诰》叮咛康叔，让他兼用商周的制度。康叔

4　诸侯争霸
中国强权政治的开端
　　诸侯争霸是发生在春秋时期的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古代曾有“春秋五霸”之说，五霸的一般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但宋襄公并未能称霸，而争霸的大国还有吴、越，于是对“五霸”，其说不一。争霸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齐桓公称霸。春秋时期首先称霸的诸侯是齐桓公，所谓“称霸”，就是因势力强大，而为中原诸侯的盟主，并得到周天子的承认。
　　齐在春秋前期，已是东方的大国，疆土“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今山东临朐），北至于无棣（今山东无棣）。”负山面海，有鱼盐之利。但在齐襄公（前697—前686年）时，由于政治黑暗，剥削残酷，阶级矛盾一度尖锐。齐襄公死，其弟桓公继位，任用管仲为相，进行改革，国势日益强盛。公尤前664年，山戎侵燕，齐桓公率军北伐山戎，保卫了燕国。前622年，狄人侵邢（河北邢台），齐桓公又救邢，并把邢人迁到夷仪（今山东聊城），另筑新城以安置之。公元前660年，狄人又侵卫，杀卫懿公。齐桓公救卫，将卫的剩余人口迁到楚丘（今河南滑县），使卫存在下来。齐桓公的救患扶危的行动，得到一些诸侯的拥护，威信大增。
　　这时，南方的楚国强盛起来，不断北侵，兼并了许多小国，又连年伐郑，威胁中原。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宋、陈、卫、郑、许、曹之师伐楚，与楚军对峙于陉（今河南偃师），双方互不相让。后齐、楚订立盟约，都撤回军队。齐桓公这次出兵虽未与楚作战，但却打击了楚国北进的锋芒，暂时消除了楚对中原诸国的威胁。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考城东）大会诸侯，参加会盟的有齐、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的国君，周天子也派代表参加。从此齐恒公成为霸主。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前643年，齐桓公死，齐国逐渐衰弱。
　　（2）晋文公称霸。晋国原是汾水下游的一个小国，到春秋前期，逐渐强大。《韩非子·难三》曰：“（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就是兼并了许多小国和戎、狄部落，疆域已扩大到整个汾水流域。献公晚年，因废嫡立庶，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公子重耳在国外流浪了19年。献公死后，重耳回国，在大臣狐偃、贾佗等的协助下，采取了一些整顿政治、经济的措施，主要有“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稼穑劝分，省用足财，”以及“赋职任功”，“举善援能”等。经过这番整顿，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国家富强起来。
　　这时楚国又一再向北侵犯，鲁、郑、陈、蔡等国先后归附于楚。公元前632年，楚围宋，宋向晋告急。晋文公率军救宋。晋军为避开楚军的锋芒，在未开战之前，主动退军“三舍”。至城濮（今河南濮阳西南），晋文公会晋、宋、齐、秦军，大破楚军。这就是著名的城濮之战。战后，晋文公又大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与会的有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天子派代表参加会盟。盟约规定：“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晋文公成为中原的霸主。
　　（3）楚庄王称霸。楚是江、汉流域的一个蛮族国家，西周时，活动在丹阳（今湖北秭归）一带。公元前689年，始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并逐渐强大，兼并了附近许多小国。楚庄王（前613—前591年）时，孙叔敖为宰相，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国势更加强盛。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军至雒邑的郊外，周定王被迫派人为他举行慰劳欢迎之礼，庄王“问鼎小大轻重”，表明了他有灭周的野心。前598年，楚围郑，晋救郑。次年，晋、楚军战于邲（今河南郑州市东），晋军大败。前594年，楚又围宋，宋向晋告急，晋畏楚而不敢出兵。从此，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成为中原的霸主。《韩非子·有度》曰：“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死，楚势渐弱。
　　（4）吴、越争霸。吴、越都是长江下游的国家，吴都于吴（今江苏苏州），越都于会稽（今浙江绍兴）。春秋中期，晋楚争霸时，晋曾联吴以制楚，吴的国力也日益强大。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和楚亡臣伍员率军伐楚，楚军大败，吴军直入郢都。这时楚得到秦的救援，越国又乘虚攻吴的都城，吴被迫撤兵。阖闾死，子夫差继位，于前494年伐越，败越于夫椒（今江苏吴县太湖中山），围越王勾践于会稽。勾践求和，请为属国。前487年，吴筑邗城（今江苏扬州）于江北，又开邗沟，联结江、淮，通粮运兵，大败齐兵于艾陵（今山东泰安）。前482年，又与晋、鲁的国君及周天子的代表会盟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因当时越王勾践已进攻吴国，夫差让霸主与晋定公而回师吴国。公元前473年，越再伐吴，夫差战败自杀，吴亡。
　　勾践灭吴后，成为江、淮下游最强大的国家。他率师北上，与齐、晋等诸侯会于徐（今山东滕县），成为霸主。
　　诸侯争霸使得整个国家兵连祸接，没有宁日，给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奴隶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这使得日后奴隶们反抗奴隶主的斗争日益高涨，动摇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基础。

5　三家分晋
“公室”与“私家”的争斗
　　三家分晋是春秋后期公室与私家之间展开的激烈斗争的结果。在西周宗法封建制下，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再分封卿、大夫。卿、大夫领有自己的封邑，拥有基本上是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他们通过贵族宗族组织来统治自己的封邑。这样，在诸侯国内部就有了“公室”和“私家”之别。公室指诸侯国君，私家指卿、大夫之家。在西周时期和春秋早期，卿、大夫的封邑没有得到发展。
　　在春秋时期，西周以来的社会政治秩序遭到破坏，在诸侯国势力扩张的同时，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统治的封邑，在诸侯国内也形成了一个个割据独立的小国，并且也在互相兼并。有些势力强大的卿、大夫，还操纵了诸侯国的政治，诸侯国的政权由公室向私家转移。这些卿、大夫比较能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是新兴的进步势力；以国君为代表的公室则主张维护旧的制度，是一批顽固的守旧贵族。
　　早在春秋初期，晋公族内部嫡系与旁支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晋献公曾大批屠杀公族内的群公子。献公死后，他自己的儿子之间又发生争夺君位的斗争，直到晋文公即位才结束。晋公室的力量被削弱了。到春秋中叶，旧公族只剩下栾氏、羊舌氏和祁氏等几家，而晋国的卿大夫之家即私家的力量却逐渐壮大起来，不断与晋国的公族展开斗争。
　　晋厉公时，把私家看成最大的威胁。公元前574年，他举兵杀了三部（郤至、郤犨、郤锜），结果很不得人心。次年，厉公被杀。晋朝中期以后，晋国的卿位一直由19个卿大夫之家所占据，居卿位的同时又是统率军队的将领。这十几个卿大夫家族在晋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势力，一天天膨胀起来，到春秋晚期，他们互相吞并的结果，只剩下韩氏、赵氏、范氏、魏氏、中行氏、智氏六家最大的卿大夫家族，就是所谓的六卿。
　　六卿与晋国旧贵族之间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公元前550年，以范氏为首的新兴势力联合起来攻打当权的大夫栾盈，栾盈逃到楚国，不久又逃到齐国，齐国将他偷偷送回到他在晋国的私邑曲沃。栾盈以曲沃为据点，发兵进攻晋国的绛都。新兴势力迅速占领固宫（晋襄公庙），在战斗中，奴隶斐豹提出以解放自身作为效忠的条件，新兴势力当即烧掉了斐豹沦为官奴的丹书（卖身契）。斐豹杀死了栾氏的力士督戎。
　　范氏为了战胜栾氏，发布命令说：自文公以来，有功于国家而子孙没有得到官职者，可以做官和受赏。这样激励了士气，提高了军队战斗力，结果，大败栾氏，栾盈及其党羽全部被诛。此后，新兴势力继续与旧贵族斗争，栾氏、郤氏、胥氏、原氏、狐氏、续氏、庆氏、伯氏等旧贵族继续受到打击，被降为奴隶和平民。晋的公族被消灭，晋国的政治完全被卿大夫之家所把持。新兴势力又灭掉了祁氏、羊舌氏，把祁氏领地分为7县，羊舌氏领地分为3县，任命韩、赵、魏等族的子弟和有才能的人去做县大夫。公室与私家的斗争，是旧贵族与新兴势力的斗争，旧贵族被消灭对晋国社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在与旧贵族斗争的同时，新兴势力内部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当时新兴势力都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革新措施，但实行的程度和方式各家都有比较大的差别。在亩制上，六卿都突破了“百步为亩”的旧规，而范氏、中行氏的亩制没有韩、赵、魏的亩制大，范氏、中行氏的亩制为1亩160步，智氏为180步，而韩、赵、魏为200步。由于当时劳动者耕种地亩面积有一定的标准，亩制大就是实耕面积大，亩制小实耕面积小，扩大亩制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范氏、中行氏在亩制改革上很不彻底，而且保留了较多的奴隶制痕迹，对依附农民剥削很重，在政治上也独断专行，所以在与赵氏等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赵简子注意争取民众，如他派尹铎到晋阳（山西太原市西南）去作地方官，尹铎到任后，就遵照赵简子的指示，调整和减少农民负担，后来晋阳便成为赵氏可靠的根据地。赵简子还采取奖励军功，以功释放奴隶的措施。公元前493年，范氏、中行氏与郑国等联合起来，与韩、赵、魏发生战斗，赵简子在誓师时发布命令，许诺在战斗中立军功的人，上大夫赏赐给县，下大夫赏赐给郡，士赏田10万亩，庶人及工商业者可以上升为士，奴隶可以被释放。所以军队士气很高，终于大获全胜。赵简子还注意选拔人才，鼓励臣下指出自己的过错。赵简子争取了人心，而范氏、中行氏则失去了人心，这是赵氏能够取胜的重要原因。赵联合韩、魏与范氏、中行氏交战，每次都取得胜利。公元前490年，范氏、中行氏失败后，逃出了晋国。赵简子把邯郸据为己有，其他地方为晋公室所有。公元前485年，智、韩、赵、魏四家联合起来要瓜分原先属于范氏、中行氏的土地，晋出公不肯，四家就赶跑了晋出公，智伯另立晋哀公，自己控制了政权，又占领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智、韩、赵、魏四家成为晋国最强大的势力。
　　当时四家的当权者分别是智伯瑶、赵襄子毋卹、韩康子虎、魏桓子驹。智伯最为强大，晋国的政事都是智伯说了算。
　　他想独吞晋国，但由于时机

6　百家争鸣
没有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国后来的思想文化也不会五彩缤纷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
　　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所谓“诸子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后人把小说家以外的九家，又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他的理论的核心是“仁”，而体现仁的制度或行为的准则是“礼”。儒家学派在孔子以后发生分裂，至战国中期孟子成为代表人物。孟子名轲字子舆，是孔子的嫡孙子思（名孔伋）的弟子。他在40岁以前，主要活动是教书。42岁那年，带着车子数十乘、侍从弟子数百人游说齐、魏等国。晚年回家著书立说，今存《孟子》7篇就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体现。孟子宣扬“仁义”提倡“仁政”，主张“法先王”。他说：“仁政必自经界始”，就是说实行“仁政”首先要恢复周代奴隶社会的井田制。他认为古代比当代好，要人们“遵先王之制，守先王之法，行先王之道”。孟子的主张是复古倒退的，当时许多国王都认为不合时宜。
　　儒家的代表人物还有荀子。荀子名况，时人尊他为荀卿。
　　著《荀子》一书，他赞扬富国强兵的制度或政策，尤其赞扬秦国。他对孟子等的陈旧学说有过激烈的批判。
　　墨家学派创始人是墨子。墨子名翟，是战国初期鲁国人。
　　墨子的主张和儒家是针锋相对的。反对世卿世禄制度，主张尚贤，任用官吏要重视才能，打破旧的等级观念，使“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要求有一个社会秩序安定的政治局面，反对互相侵犯，要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提出“兼爱”的理论，使“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对卑贱的人也要给予平等的地位。这种抹煞阶级界限的抽象的人类之爱，在阶级社会里，只能是幻想。
　　代表墨翟思想的有《墨子》一书，是他的弟子根据受课笔记编撰而成的。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说学，虽然主流是进步的，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但存在软弱改良的一面。如他把政治革新的希望寄托在“圣君”身上；提出“明鬼”学说，相信鬼神，鼓吹鬼神的作用，反映出他的思想局限性。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人，约与孔子同时，出身于没落贵族。反映他思想的书为《老子》，又名《道德经》，大约是战国人编纂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是研究道家思想的珍贵资料。在《老子》一书中，提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柔弱胜刚强”这些朴素的辩证法观点，是非常可贵的。由于老子站在没落奴隶主的立场上，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有为”措施，主张“无为而治”，倡导“小国寡民”的理想境界，“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种反动的、倒退的主张，反映了奴隶主阶级对前途丧失信心的思想倾向。
　　道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周。庄周是宋人，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曾做过宋国漆园吏的小官。后来厌恶官职，“终身不仕”。《庄子》一书，是由他和门人编成的。庄周对老子唯心主义的“道”解释得更加神秘。他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叫做“道”。“道”是无限的东西，它生出天地万物，连鬼神也是“道”生出来的。只有“真人”才能得“道”。他认为事物万变无常，没有什么是非标准。庄周把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演化成相对论，这是道家思想的大倒退。他认为社会安定太平，除非把一切都毁灭，人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只不过是一场大梦，不如死了痛快，死了才是“大觉”。这种厌世思想表明奴隶主失掉政权后的绝望。
　　法家学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早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后期法家韩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集大成者。
　　韩非是荀子的大弟子，与李斯同学，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韩非子》一书是他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成果。秦始皇读了《孤愤》、《五蠹》这些文章，曾感叹地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从旁介绍说：“此韩非之所著书也。”不久，韩非来到秦国。李斯妒其贤能，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了韩非。然而，韩非的学说却成为秦代的官学，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巩固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韩非注意吸取法家不同学派的长处，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他认为“法”是根本，就是说，新兴地主阶级的政策、法令是社会的准则，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使之深入人心。“术”是

7　七国称雄
七国并存称雄，曾一度争奇斗艳
　　七国称雄指战国时期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并存及互相兼并的一段历史。
　　战国处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时期。广大奴隶和平民起义风起云涌，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接连不断，社会呈现天下大乱的形势。这期间，北起长城，南达长江流域，先后出现秦、齐、楚、燕、韩、赵、魏七个大国。他们侵伐小国，互相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历史上称这七个大国为“战国七雄”。
　　战国时期的254年，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首先是魏国独占中原。公元前445年，魏文侯任用李悝实行变法，较早地实行了社会改革，使魏国成为最先强盛的国家。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大将庞涓率兵进攻赵国。魏军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很快逼近赵都邯郸。在这形势危急的情况下，赵成侯忙派使者前往齐国求救。齐威王派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帅，出兵救赵。孙膑说：要想解开纷乱的丝线，不能用手强拉硬扯；要劝解两个打架的人，不能直接参加进去打。派兵解围，应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造成敌人的后顾之忧。田忌接受孙膑的意见，领兵杀向魏国都城大梁。庞涓听说大梁吃紧，领兵回救，星夜赶路。孙膑、田忌将齐军埋伏在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静等魏军前来决战。魏军长途行军，疲于奔命，人困马乏。双方一经交战，魏军全线崩溃，齐军获得全胜。这就是以“围魏救赵”的战法著名于世的“桂陵之战”。
　　事隔不久，魏国联合韩国打败齐国，挽回了败局。魏国在中原又成为第一强国。公元前342年，魏国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仍派田忌、孙膑率军解救韩国。孙膑采取退兵减灶、诱敌深入的战术。齐军佯败后退，第一天留下了10万人做饭的锅灶，第二天减少到5万人的锅灶，第三天减少到3万人的锅灶。庞涓以为齐军逃亡严重，穷追不舍。这时，孙膑在马陵设下埋伏，等庞涓带兵追到马陵，孙膑一声令下，齐军金鼓齐鸣，万箭齐发，大败魏军，庞涓自杀，魏太子申被俘。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此后，魏惠王和齐威王会盟徐州，双方妥协，均分东方的霸权地位。
　　后来，魏国逐渐衰弱，齐国和秦国成为东西对峙的两个霸主，进入了齐、秦争强时期。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一跃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
　　这时，东方的齐国与秦国旗鼓相当，双方在不断兼并周围弱国、扩大势力范围的同时，又进行着所谓“合纵”、“连横”的外交斗争。“合纵”就是指弱国联合起来，阻止强国进行兼并。
　　“连横”就是强国迫使弱国帮助它进行兼并。实际上“合纵”和“连横”都是争取暂时同盟者的外交手腕，其目的是进一步兼并土地，扩张领土。
　　齐、秦斗争的焦点在于争取楚国。楚国的国力开始很弱。
　　战国初期，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实行变法，国势富强，一举打败了魏国并出兵伐秦。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吴起的新法被废除，楚国一天天走下坡路。楚怀王在位时，秦国派张仪入楚鼓吹“连横”，劝楚绝齐从秦，并口头许愿，以归还楚国商於（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600里地方为代价。楚怀王信以为真，就和齐国断交。当楚国派人向秦国讨取土地，秦相张仪狡猾地说：“我和楚王商定是六里，没听说是六百里。”
　　楚怀王十分恼火，发兵攻秦。结果吃了败仗，楚兵被杀800人，楚将屈匄被俘，汉中地方被案国占去。楚怀王又调动所有兵力与秦军战于蓝田。魏国乘楚国空虚，袭击楚国。齐国却不支援楚国。楚国吃了大亏，从此一蹶不振。
　　这时，秦齐斗争趋于白热化。公元前298年，齐、韩、魏、赵、中山等五国联军攻入函谷关。秦国被迫退还夺去韩、魏的一些地方，五国才退了兵。齐国成为关东各国的盟主。公元前288年，秦昭王自称西帝，尊齐湣王为东帝，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拉拢齐国，破坏了关东的“合纵”联盟。
　　公元前286年，齐国灭掉宋国，一时威势很盛，引起各国的不安。秦国联合了燕、楚、韩、赵、魏等国共同伐齐，于公元前284年，在济西（今山东聊城南）大败齐军。燕国自昭王即位后，招纳贤能，任用乐毅为将，决心报齐国入侵之仇。这时，趁势攻下齐的国都临淄，连下70余城，并入燕国版图。后来，齐将田单利用燕国内部矛盾，驱逐燕军，收复了失地。然而，齐国已经丧失了与秦国抗衡的能力。
　　秦国在“合纵”斗争中削弱了齐国，开始向东方大发展。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军攻破楚国都城鄢郢（今湖北江陵西北），楚迁国都于陈（河南淮阳），秦国夺得巫郡和黔中郡。楚又迁都到寿春。楚国更加削弱了。
　　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率军进攻韩国的上党郡，郡守投降赵国。赵国派著名大将廉颇率大军镇守长平（山西高平），筑垒坚守，以逸待劳，与秦军相持三年，不分胜负。秦国丞相范雎派人到赵国行施“反间计”，散布廉颇坏话。赵王信以为真，就派那个只会“纸上谈兵的”的赵括替换廉颇。赵括骄傲轻敌，一到前线，下令倾巢出击。秦将白起采取了诱敌深入、迂回包

8　商鞅变法
正是由于它的作用，秦朝的历史才变得如此辉煌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商鞅为维护秦国统治者的利益而推行的一系列变革措施。
　　秦国在战国初期，贵族们垄断政权，经济、政治和军事都比较落后，国君权力较小，国力很弱，国土常常受到别国的侵占。
　　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年轻的国君决心改变秦国的落后面貌，于是下了一道变法图强的求贤诏令。商鞅就是在这个时候自魏国来到秦国的。
　　商鞅（约公元前390——338年）贵族出身，因是卫国君的后裔，曾以“卫”为姓，称作卫鞅。按当时习惯，国君的公子后裔，以“公孙”为氏，所以他又称为公孙鞅。商鞅这个名字，是他在秦国被封为商君而得的。
　　商鞅到秦国后，宣传“强国之术”，决心协助秦孝公进行社会改革，因此得到秦孝公的信任，任命他为左庶长。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在商鞅主持下秦国两次公布了新法，其主要内容有：
　　（1）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取消宗室的特权，按军功的大小重新规定官爵的等级和待遇。下级士兵在战争中勇敢杀敌的，也可以得到官爵，临阵脱逃和投降敌人的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凡是进行私斗的，按照情节轻重判处刑罚。
　　（2）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度，在法律上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鼓励男耕女织，凡是劳动好，生产粮食和织布多的免除徭役和赋税。
　　（3）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弃农经商或因懒惰而贫穷的人，连同其家属罚作官奴婢。
　　（4）加强中央集权，普遍推行郡县制。全国设31个县，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免；同时进行户口编制，实行连坐法，规定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什伍中互相纠察告发“奸人”，有坏人不告发的，什伍连坐。
　　（5）由中央制定和颁发统一的度量衡。比如以“商鞅方升”做为当时的标准量器，有利于税收和经济交往。
　　商鞅新法直接打击了奴隶制旧势力，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它必然会遭到守旧势力的仇视和顽抗。因此，变法从开始到最后，一直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
　　开始，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旧势力公开反对变法。主张“法古无过，循礼无邪”，说什么“依照原来的旧习俗来教导人民，可以不劳而成；根据旧有的制度来治理，官吏既熟悉，人民也安定”。商鞅反驳说：“制度和法令应该按照当时的客观环境来制定，治世从来没有一个划一的办法，只要求其便利于国家，不一定要效法古代。商汤和周武，是没有效法古代而称王的；夏桀和殷纣是没有更改旧制而灭亡的。从此可知，反古未必错，循礼未必对。”最后，秦孝公表示完全同意商鞅的意见。
　　商鞅拟好新法，就要公布了。但是，怎样才能使人民相信呢？经过一番考虑，他让手下的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杆竖立在国都的南门，悬赏有能把它搬到北门的，赏给十金。人们觉得奇怪，不敢搬动。他却接着又悬赏说：“有能搬去的，赏给五十金。”有一个人把木杆搬到北门，商鞅立刻赏给五十金，以示信用。接着，公布了新法。
　　这时候，在朝廷内部新旧两种势力斗争更激烈了。当时有人议论新法不便执行的多至千数。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在幕后唆使太子触犯新法。他们企图用这个办法破坏变法。商鞅说：“太子犯法，是老师没有教育好，应该给老师处罚。”于是下令把他俩一个割掉鼻子，一个脸上刺了字。从此再没有人敢议论新法了。为了保证新法顺利实行，商鞅还杀了贵族祝欢，把捕获的700多个违法乱纪的坏分子押到渭水边上镇压。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面貌焕然一新。在土地所有制方面，基本废除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封建领主所有制，确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政治方面，基本废除了分封制，确立了郡县制。秦国从落后国家，一跃而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出现了“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惠文王继位。旧贵族马上对商鞅进行反攻倒算，公子虔等强加商鞅以“谋反”的罪名，将他逮捕并用“车裂”的酷刑处死了他。
　　商鞅虽死，但秦惠王和他的后继者都继续实行了商鞅的新法，所以秦国的国势得以进一步发展，为后来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9　秦始皇统一中国
“扫平六合，统一中国”，翻开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发生在战国末期的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率秦军灭掉战国七雄中的最后一个强国齐，实行全国统一，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
　　战国后期，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和人民，相互侵伐，战争不断。经济遭破坏，生灵遭涂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民众希望统一。随着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各地间经济交流的愿望和要求越来越强烈，而当时各国间度量衡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关卡林立，捐税繁多，给经济交流带来极大不便。因此，经济的发展要求统一。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那么，统一中国的历史重任为什么最后落到了秦国统治者的身上呢？因为秦国有客观上和主观上几方面的有利条件。
　　客观上讲，秦国自秦孝公时任用商鞅施行变法，为秦国的富强打下了良好基础，并逐步向东扩展。而秦惠王、秦昭王时期，继续扩张，井继续推行军功爵制，按军功颁赐爵位，以爵位赏赐土地和隶农，使秦人，“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军事实力大增。同时，秦国物产丰富，地理条件优越。经过由孝公至庄襄王六代百余年的苦心经营，秦国已占据中国1C3的土地，拥有大片富庶地方，国富兵强。反观东方六国，君主皆庸，政治腐败，经济发展迟慢，军事力量不强，而且六国君王多是苟安一时之辈，缺乏统一中国的胸襟和气魄。而秦王嬴政是一位有远大志向与气概的人物。
　　公元前247年，庄襄王死去，年仅13岁的儿子嬴政继位为秦王。但当时的国政大权为相国吕不韦所把持，不韦号称秦王仲父，嬴政许多事情受到吕不韦的限制。随着秦王政年龄的一天天增长，他对吕不韦的专权也愈益不满，于是二者的争权也日益激烈。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王嬴政举行了加冕典礼，开始亲政，他首先镇压了嫪毐集团的政变，接着以吕不韦与政变有关为借口，罢其相国之职，令其迁蜀，迫使不韦无奈自杀。至此，秦国大权真正掌握在了嬴政手中，这就为他指挥消灭六国的统一战争创造了绝对必要的条件。
　　秦王政大权独揽之后，就开始实施他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雄伟战略。他广泛搜罗人才，重用客卿，甚至包括从敌营中来的人或曾讥评过自己的人，使秦国一时人才济济，如重用韩国间谍郑国兴修郑国渠，使关中4万多顷盐卤地变成旱涝保收的肥沃良田，为秦统一天下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条件。
　　他礼待军事理论家卫缭，并采纳其贿赂各国权臣以破坏六国合纵的建议，军事上受益匪浅。又接受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法、术、势思想，加强他对政权的统驭能力。听从李斯《谏逐客令》，保持吸收和使用外来客卿的传统，使秦王政身边形成一个智囊团，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秦王嬴政个人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
　　从秦王政十七年即公元前230年灭韩开始，秦王嬴政开始了他正式的统一中国的战争。
　　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嬴政派大将内史腾率兵攻打韩国，俘虏韩安王，至此，韩国虽已灭亡，但韩国贵族的反抗并没有停止。韩王安被迁于岐山，前226年曾发动叛乱，不久被镇压下去，这才彻底解决了韩的问题。
　　第二个被灭亡的是赵国。在当时的六国中，赵国是很为强劲的一个。先是有廉颇，后有李牧、庞煖，都是善于用兵的大将，秦国几次兴兵伐赵，都未曾讨得多少便宜。前229年，秦将王翦、杨端和分别率兵向赵进攻。赵将李牧、司马尚坚持抵抗达一年之久。后来赵王宠臣郭开接受秦人贿赂，向赵王诬告李牧、司马尚。李牧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拒绝交出兵权，赵王便派人暗地逮捕李牧并处死，同时杀掉司马尚。李牧一死，秦军如入无人之境，三个月后，王翦大破赵军，俘赵王迁。是年十月，秦军进入邯郸，赵亡。
　　赵亡后，公子嘉逃往代郡，自封为王，继续抗秦，直至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兵败被灭。
　　灭赵以后，秦兵临易水，威胁燕国。燕国太子丹曾为质于秦，一直想复仇，但因国小势衰，力不敌秦，未能实现。当秦兵压境之际，燕国君臣皆惶惶不可终日，于是燕太子丹决意派勇士荆轲携带燕国督元的地图和秦国逃将樊於期的人头；作为觐见礼，去刺杀秦王，以挽救燕国。荆轲临行前，太子丹及宾客送其至易水之上。荆轲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表达了为国牺牲义无反顾。至秦后，秦王在朝堂接见荆轲，荆轲上朝觐见，献图，图内藏有匕首；
　　展图，抓起匕首刺向秦王。嬴政环柱逃避，后在臣下的提醒下，才拔出佩剑，将荆轲砍倒，肢解其身。秦王大怒，增兵向燕国大举进攻，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攻下燕都蓟，燕王喜与太子丹逃往辽东郡。至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军攻打辽东，俘燕王喜，燕亡。
　　魏国在秦的打击下，早已奄奄一息。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国大将王贲率兵包围魏国都大梁，掘开黄河堤，水淹大梁。三月后城坏，魏王假请降，魏亡

10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
“王权是混乱状态下的进步因素”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是他统一六国后采取的一项空前的措施。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原封建割据的国家组织机构，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完善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措施。
　　首先改“王”为“皇帝”。春秋战国时期的最高统治者一般都称为“王”，但秦统一中国以后，秦始皇觉得自己是“德迈三皇，功过五帝”，“王”已不足以显示其尊贵，便令臣下议帝号，诸大臣博士商议的结果认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因此上尊号为“泰皇”。然而秦始皇仍不满意，单取一个“皇”字，同时又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自此“皇帝”就代替“王”而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称谓。而秦始皇就成了中国历史了第一位皇帝。始皇又下令取消谥法，不准下一代皇帝给上一代皇帝起谥号，自称为“始皇帝”，并安排好自己死后儿孙继位，“后世以计数”，称为“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为显示皇帝的威尊和与众不同，从秦代开始规定了一套制度，如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文字中不准提起皇帝名字。皇帝自称“朕”，印章称“玺”，而一般民众再不许使用“朕”、“玺”二字。此外，还制定了一套服饰制度。
　　第二，加强中央政权组织。秦王朝的中央政权是秦国原来的中央政权的延续和扩大，但官职的名称和权力有许多变化：最高统治者是皇帝，皇帝以外，中央最重要的官职是三分，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丞相：战国时秦国原有相、相国，统一全国后，称作丞相，李斯为第一位丞相，乃百官之首。“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太尉：原称尉、国尉，统一全国后称太尉，“金印紫绶，掌武事”，“主五兵”，乃武官之长。
　　御史大夫：秦国原有御史，后置御史大夫“以贰于相”。
　　御史大夫掌监察，“银印青绶，掌副丞相”，其位略次于丞相。
　　在“三公”之下，有所谓“九卿”，而实际之数并不止九个，大部分为秦原有，少数是统一后新设的：
　　奉常：掌宗庙礼仪，有丞。
　　郎中令：负责皇帝的保卫和传达，下属有大夫、郎中、谒者。
　　卫尉：掌皇宫的警卫部队，有丞。
　　太仆：掌皇室东马。
　　廷尉：掌刑罚，全国最高司法官，有正、左、右监。
　　典客：主管秦王朝统治下的少数民族。
　　宗正：掌宗室亲属事务，有两丞。
　　治粟内史：掌谷货，有两丞。
　　少府：负责供应皇室用之山海池泽之税，有六丞。
　　中尉：负责京师保卫，有两丞。
　　主爵中尉：掌列侯。
　　秦始皇统治时期，中央集权的重要特点是军政大权独揽于皇帝一人手中。为使大权不致旁落，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政、军和监察大权，互不统属。如丞相总领朝廷集议和上奏，协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并收阅各地的“上计”。
　　但统兵之权却属于太尉，而且御史大夫也有权复查大臣的上奏和地方的“上计”。太尉虽名为最高军事长官，但实际只有带兵权，而无调兵权。由于三公互不统属，所以最后决断只能归皇帝一人。
　　第三，调整地方政权组织。统一后的地方政权组织，主要是推行郡、县、乡、亭四级行政组织。
　　刚统一时，秦分天下为36郡，以后，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的调整，总郡数最多曾达46郡。郡置守、尉、监，守治民，尉典兵，监御史则负责监督百姓及官吏，职务类似于中央的御史大夫。郡守、郡尉和监御史明确分职，是与中央政权的“三公”明确分职的原则相一致的。
　　郡下为县，县的长官为县令（长），属官有丞。
　　县以下以乡、亭为单位，“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乡三老、啬夫、游徼的职责大致与郡的守、尉、监相仿，“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
　　乡以下为亭，亭为秦时重要的地方基层组织。亭有亭长、亭父、求盗各一人，任务是平时练习五兵，接待往来官吏，兼管为政府输送、采购、传递文书等。
　　秦王朝所推行的封建官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仅改变了世袭制，而且取消了“食邑”、“食封”制，规定了每一个官吏俸禄，自丞相至下层官吏皆有定秩，由“二千石”至“斗食”不等。这种制度自秦统一后在全国实行，历封建社会2000年之久而基本未变。
　　第四，以“五德终始说”为加强统治的思想武器。秦统治者为了欺骗人民，为自己的一统天下寻找正当的理论根据，采用“五德终始说”，宣扬秦代周是水德代替火德。根据“五德”说，“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衣服旄旋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
　　将六神秘化并与“五德”说联系起来，使它渗透到政治措施、典章制度和文字记述中去，成为统治人民的重要思想工具。
　

11　焚书坑儒
中国思想文化的首次大劫难，士大夫政治抗争的第一次大惨剧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治思想文化而采取的两项重大措施。在诸侯割据称雄的战国时代，制度混乱不一。
　　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当时“田畴异亩，东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统一以后，采取种种措施在政治、经济上巩固统一。但是，仅仅实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一，对于巩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庞大的封建专制帝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这一措施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给中国思想文化史带来了第一场重大灾难。
　　战国时代诸侯纷争，虽然经济上造成很大摧残，但思想文化却是空前活跃，各种思想流派、学术团体都流行游动于世。仅从学派来讲，就有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农家、杂家等所谓“九流十家。”从思想方面来讲，各家学派各抒己见，相互诘难，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局面，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学术思想的繁荣昌盛，迎来了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随着封建国家的统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统治形式，趾高气扬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在强化他政治、经济上的专制权力的同时，也要开始推行文化思想上的专制统治了。不过，他并没有准备一开始就对文化思想领域采取残酷的手段，从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建立统一政权开始，到实施焚书的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的8年间，曾从六国的宫廷和民间搜集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同时又征聘70多位老学者，授以博士之官。还召集了2000余人的学生置于博士官之下，命之曰诸生。其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对古典文化进行清理甄别，以政府的力量禁止不利于封建专制政权的书，奖励那些对秦政权有利的书籍。诚如秦始皇自己所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因此，秦政权不仅对70位博士优礼备加，而且对于诸生也“尊赐之甚厚”。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按秦始皇的本来设想进行，这些博士和诸生都是旧时代的学者，满脑子都是旧文化和复古思想，认为复古周礼的儒家思想都是好的。所以，他们不但对加强专制统治思想没有帮助，反过来对秦始皇的所为指手划脚，说三道四。而秦始皇恰恰是个蔑视儒家、推崇法家思想的人，他十分崇拜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认为这才是富国强兵，超越三皇五帝的唯一妙法，所以对博士诸生的表现心有不满。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在咸阳宫的一次宴会上，博士淳于越提出废郡县，立分封，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命令群臣议论，丞相李斯谬其说，绌其词，上书皇帝曰：过去天下散乱，没有能统一之者，所以诸侯并起，“语皆道古而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不便。”李斯这番利害析说，使始皇大为称是，准许了李斯提出的焚书的建议，即除去秦国的历史书籍以外，其他史书及《诗》、《书》百家语之类全部烧毁的建议。除博士官掌管的图书和农书医书及求神问卜之书外，各地所有一切藏书全部交到当地官府烧毁。命令下达后30天之内不烧者，判刑服劳役。下令今后如还有人敢于议论诗书，判死刑。以古非今者全族处死。官吏知道而不揭发者治以同罪。李斯的一个建议，就使秦帝国统治所及之处，到处点燃了焚书之火，不到30天，秦以前的古典文献，尽皆化为灰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事件。
　　在秦始皇采取愚蠢的焚书措施后仅1年，又发生了“坑儒”惨剧。秦始皇知道，书虽然焚了，但人的思想无法焚掉，在自己的政权机构中，还有部分怀有复古思想的旧贵族掌管着文化事业，对这些人必须加以清除。但以什么为借口呢？
　　秦始皇是一个具有数重性格的人，即有他披挂上阵，统率千军万马吞灭六国的雄勇气概，又有其迷信神仙，贪生怕死的怯弱心理。当他统一中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开始，他就迷上了神仙方术，重用方士，炼丹求药，不惜耗费巨额钱财，派人去远海深山寻求长生不死之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有两个替他寻求长生不老仙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明知仙药根本就是没有的，他们无非是为诈取富贵而已。
　　时间已久，怕骗局终归败露，乃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听了这一消息，龙颜大怒，指责方士“韩众等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