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

“党和国家事业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展”，青年发展是关系国家前途的时代命题。2017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我国首个青年发展规划《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首次提出“青年优先发展”理念；2022年，中央宣传部、国家民委、共青团中央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青年发展型城市的顶层设计逐步清晰。

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也是对人口变局的主动应对。当前全国人口达峰已提前到来，2022年全国人口已减少，人口红利将向结构转型，青年人口规模与总人口相比约提前20年走向下行区间——从2000年的峰值4.9亿下降至2020年的4.0亿。愈发稀缺的青年人口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城市发展潜力，近年来国内城市针对青年的“抢人大战”轮番上演，越来越多的城市认识到吸引青年的重要性。促进青年更好成长、更快发展，不仅是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还是城市建设不容忽视的重点，当前我国112个市级、627个县级“十四五”规划首次设立青年发展专节(专章)，158个市级、530个县级编制本地区青年发展专项规划。

总体来看，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实践还处于工作方案和政策初步实施阶段，理论探索也相对较少。在研究尺度与内容上，部分文献从全国尺度和区域尺度展开研究，大部分城市尺度的研究集中在政策、策略和建设路径方面，涉及住房、教育、就业、生活、安全、人才政策等多方面，缺少小切面的深入研究，正如全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进展情况通报指出的“有的城市存在泛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倾向，认为‘试点是个框，什么都往里装’”。在研究方法上，偏向国际经验和实践总结等定性方法，部分研究探索了评价体系和指标体系等定量方法。总的来说，目前对于青年发展型城市空间响应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多从青年人的行为模式出发，从生活宜居、就业吸引及精神文化3个方面提出打造相应的空间场景，或是对居住、设施等空间需求进行研究，以及对单类型的青年友好空间、社区进行研究，较少涉及整体性的空间指引，对于青年人群对城市空间的反馈关注更少。青年发展型城市空间响应的理论和模式研究亟待深化。

鉴于儿童友好、青年友好、老年友好等面向不同年龄群体的城市建设在同步进行，空间建设具有重资产特点，在经济下行、财政紧约束的当下，亟待探索青年发展型城市空间的逻辑体系与供给模式，并对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空间规划对策做出深入研究。

1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内涵与特征

1.1定　义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明确14～35周岁为青年的年龄范围，本文沿用该概念定义。《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将青年发展型城市明确定义为“积极践行青年优先发展理念，更好满足青年多样化、多层次发展需求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不断优化，青年创新创造活力与城市创新创造活力相互激荡、青年高质量发展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的城市发展方式”。不同于儿童友好、老年友好型城市从关怀弱势群体的角度，注重对特定群体的单方面呵护，青年发展型城市显著突出城市发展和青年发展的“双向奔赴”——强调通过城市赋能青年、青年发展服务城市发展等实现城市支持青年、青年反哺城市，两者相互促进发展。

1.2相关理论

文献综述发现并没有青年发展型城市的专门理论框架，对其理论性解构具有很强的实践主义特点，需求论、社群论、空间干预论从不同的视角奠定了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实践逻辑基础。

需求论是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出发，指出青年发展既应保障其生理、安全等基本需要，还应满足其认知、审美、自我价值实现等高层次的需要，甚至是激发青年为他人服务等“超越需要”的实现。新时代青年主力军“Z世代”具有更善于接受新生事物，乐于输出自己的意见与观点，对多元文化、趣味生活有独特追求的需求特点。

社群论主要立足青年对社群自我认同感强的特点，从思想情感、兴趣、身份认同、文化需求特质着手，干预社群的形成。例如，打造“创客”社群、滑板和攀岩运动社群等趣源社群，建设青年社区等身份认同社群，推动游戏、动漫等“亚文化”社群建设。

空间干预论主要是指青年的社会实践既需要空间支撑，又会反作用于空间，如北京706青年空间支撑了新型青年自组织和青年文化、创客、生活活动，青年活动又拓展了空间的规模、丰富了空间的内涵和形态。根据2021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78%的青年认为自己不仅是城市发展成果的享有者，更是城市的建设者。

1.3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特 征

从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定义与相关理论出发，可以看出青年发展型城市需要兼顾青年与其他群体、物质保障与精神需求、个人实现与城市发展，具有很强的复合性特征。

1.3.1兼顾青年的“定向保障”与其他群体的“全龄照护”

与生理上弱势的老人、儿童相比，青年普遍处于居住条件、经济资源、职业资源等社会结构和经济层面的“相对弱势”地位，对社会资源、经济层面的“定向保障”具有较大需求。例如，在居住方面，根据贝壳研究院《2021年新青年居住消费报告》，青年租房关注因素中的交通便利程度居于首位，租金居于第二位，其对租金敏感的程度随着年龄的降低更加明显。同时，作为社会群体的组成部分，青年希望能享有普通群体能享受的城市各类资源，且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中坚群体，青年的需求和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特点，因此融合老幼需求的公共产品体系往往受到青年欢迎。

1.3.2兼顾物质保障和精神需求

“让城市对青年更友好，让青年在城市更有为”意味着不仅要关注青年群体的基础需求，还要关注其价值实现、融合等高阶需求。正如《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提出的“七个着力优化”和“五个组织动员”，青年发展型城市不仅要做好规划、教育、居住、生活、健康等物质方面的保障，还要关注文明、建功、治理、品质等精神层面的需求。北京、成都、长沙等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实践基本兼顾对青年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层面的保障。

1.3.3兼顾青年价值实现与城市发展

青年因城市而聚，城市因青年而兴。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青年和城市都是重要主体，青年发展和城市发展都是重要目标。青年发展型城市既要在生活、就业、创新创意等方面保障青年发展需求，激励其价值实现，又要通过青年的成长促进城市经济和品质的提升，实现城市的正向增益，让城市对青年有“投入”更有“回报”。

2面向“青年成长—城市发展”双向奔赴的城市空间响应

城市空间是“社会与空间统一辩证”的产物，空间与社会关系是互构的，人类活动和空间之间的互动塑造了空间，而人群的各类行为又被其所处的城市空间以各种方式塑造。“人口空间需求”与“城市空间供给”的匹配和互动是城市空间发展的核心逻辑。尤其对于突出青年成长和城市发展“双向奔赴”这一理念的青年发展型城市来说，“青年—城市”双维度对于空间塑造的影响则更为明显。

2.1“青年—城市”双维度影响下的空间特征

2.1.1基于青年人群的空间需求特征

与老人、儿童相比，青年人群具有更强的价值实现诉求、社会责任担当、时空行为活跃度，对于空间的需求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功能多样性和布局多元化特点。

一是城市空间要素的类型与功能更加丰富。青年群体在个体上的“物质—精神”纵深需求，以及在社会关系上的“个人—家庭”拓展需求，决定了青年发展型城市空间类型和功能的多样性。根据从基本保障到价值实现的层级式需求理论，处于社会经济“相对弱势”的青年群体对低成本的居住和就业空间有较大的需求，基于青年人敢于自我实现、勇于创新的性格特点，将就业空间进一步细化拓展为学习成长、就业培训、创新创业等类型。提出“青年城市”工作指数的加拿大解码咨询公司(Decode)认为，青年城市应具有连接性(Connected)、活力性(Dynamic)、开放度(Open)、新奇性(Curious)、创造性(Inventive)和娱乐性(Playful)等特征，即除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性设施，青年人更喜好多样化的、活泼的场景和空间，更关注新潮、有趣的体验，具有更多个性化的“亚型”需求特点。同时，肩负更多家庭责任的青年群体，除自身需求外，还往往把家庭，尤其是适合小型家庭特征的空间需求置于自身考虑之中，如高品质的居住空间、幼儿养育设施、儿童游乐场所、邻里小型商业设施等。

二是城市空间的布局模式与形态更加多元。与儿童更偏向“点状(住宅、学校)—线性(街道)”空间，以及具有明显圈层特征的老年友好空间相比，青年人群的空间场景布局模式则显得更加综合。因不同层次的需求驱动，青年群体的活动特征可以转译至社区(家庭)、通勤、城市3个层次的空间单元，不同的空间要素分布分别呈现点(圈)状、线性、网络化的空间布局模式(图1)。社区空间为围绕住房的5～15分钟生活圈，除了必需的基础教育设施、商业设施，青年群体更愿意形成具有开放性、体验性的互动社群；通勤空间以1小时通勤圈范围为主 ^① ，呈现产居空间邻近或居住空间靠近地铁等公共交通的特征；各类文化艺术、体育活动、商业消费、个性休闲等城市空间则呈网络状或者散点布局于城市中心、郊野甚至是跨城地区，越是非日常的空间，青年群体的个性需求特征越为凸显，对空间的反馈作用越为强烈。

2.1.2基于城市发展的空间供给特征

因为具有显著的复合性特征，青年空间供给往往与政府财政收入、市场参与程度密切相关，进而在供给主体、供给方式上有所体现。

一是空间供给主体覆盖政府、市场、青年个体。儿童和老年友好型城市的建设往往更偏重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大部分由政府在其职责范围内供给，而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空间要素具有功能和形态的多元性，空间供给不仅涉及政府部门事权，还需要群团组织、社会资本、社区、家庭及青年个人等多方共同参与。一方面，青年个人发展所需要的培训、学习空间，满足个人高层次需求的文化艺术设施、体育场所，以及各类消费空间、商业街区，都需要政府之外的市场主体、社会资本大力参与建设，进行空间供给；另一方面，青年人的自发参与将会进一步丰富城市空间场景和形态，促进城市空间不断成长和演进，如当下流行的各类网红空间、City Walk、露营地等。如此，“政府供给—市场参与—青年共营”的成长型空间场景营造模式，促进了城市功能的成熟和城市空间的迭代。

二是供给方式涵盖标准、政策、规划3种类型。一般来说，基础服务类空间(如托幼、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由于更具普适性、易于标准化，往往通过制定标准引导社会主体实现供给；而为青年群体提供社会交往、场景体验的空间，由于其个性化、可变性，往往通过相关的规划实现供给；作为“青年发展”这一政策导向的工具，更多空间(如保障性住房、“双创”空间、就业中心)等需要依据相关的政策实现供给。但由于青年空间的多样性，也存在一定的例外，如为了提供更好场景感的文化、体育设施也通过相关标准进行建设。3种供给工具各有所长，虽然政府的行政成本有所降低，但是也需要相应的工具组合去应对发展中的各种变数。见图2。

2.2面向“青年—城市”双维度共同发展的空间矩阵构建

根据上述分析，从青年人群的角度看，青年发展型城市空间应满足从基础保障到价值实现的全链条需求，空间要素类型和布局模式逐渐多元化；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展现了其从服务型城市转变为运营型城市的演进历程，对政府行政能力的要求逐渐变高，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也逐渐多样化。从这两个角度出发，可以把青年发展型城市空间划分为保障型、融合型、发展型、互促型4种类型(图3)。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中需要充分考虑青年人群特征、城市发展条件等，选择适宜的空间类型及相应的建设指引(表1)。

2.2.1保障型空间：青年基础需求+城市服务属性

保障型空间主要面向城市的低龄、低收入外来就业青年，政府发挥基础服务保障职能，为青年群体提供低成本且具有一定品质的居住、公共服务和就业空间，重点解决青年的“落脚”问题。该类青年往往具有较高的生活成本和时间敏感性，日常活动范围较小。其居住和就业空间也往往呈现邻近布局特征，同时围绕住区形成具备基本生活服务功能的完整社区。由于需求较大、诉求较为统一，一般通过一定的标准、政策为空间供给提供保障。

2.2.2融合型空间：青年基础需求+城市发展导向

融合型空间主要面向收入水平尚可和具有一定的闲暇时间的外来单身或小家庭就业青年，这些青年更加追求高品质的居住空间，其日常活动范围由住区附近扩大到城市中心区等，通过文化娱乐、体育运动、购物休闲等活动融入城市环境。融合型空间一般结合公共中心布局，具有一定的集聚特征，同时与住区之间保持便捷的公共交通联系。除政府供给外，还通过规范、指引等，引导社会资本建设或改造符合青年行为特征的空间。

2.2.3发展型空间：青年价值需求+城市服务属性

处于成长阶段、拥有一定学历的创业青年，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对创业指导中心、孵化器等学习和创业空间有较高要求。发展型空间具有一定的保障属性，一般围绕产业空间布局，与住区相邻或有便捷的交通联系。发展型空间由政府主导供给，或是由市场和青年群体在政策引导下介入参与。

2.2.4互促型空间：青年价值需求+城市发展导向

互促型空间强调青年群体和城市空间的互动反馈与共同成长，包括特色消费空间、时尚街区、以“文化+”为特色的“第三空间”和各类休憩场所。互促型空间布局模式更加多元，结合公共中心、商业中心布局，或位于城市新区，根据城市资源禀赋而定。该类空间更强调政府规划引导、资源投放，以及多主体共同参与下的场景营造。

3东莞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空间策略

东莞是典型的“青春之城”，2022年东莞青年群体总人数为575.34万，占全市总人口的42.13%，人口平均年龄为33.4岁，是全国“第二年轻”的城市，仅次于深圳。青年人口的流入特征显著，外来青年人口占青年总人口比重高达91.2%。大量流入青年需求的释放将对城市造成非常大的运营压力，形成诸多“急难愁盼”问题。东莞是典型的年轻化程度高、流动青年需求大、青年对城市作用显著的城市，因此以其作为案例，探索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空间策略颇具典型意义。

3.1东莞“青年—城市”双维度特征判读

3.1.1青年人群特征判读

随着东莞城市转型升级发展，青年人群的结构也在进行快速的转变，具体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一是青年流动人口本地化趋势明显，兼有“流动”“落脚”“扎根”的需求特征。近年来，东莞外来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近5年户籍人口年均增速为6.7%，远高于常住人口增速(增长率几乎为0%)。调查显示，高达75.8%的外来青年未来愿意继续定居东莞，留莞意愿较强，且定居青年的带眷系数在稳步提升。户籍人口规模和家庭规模的显著增长也带来了巨大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配置需求。

二是产业工人具有较大比例，但人才素质层次逐渐提升，“价值链”跨度更长。作为“世界工厂”的东莞产生了大量的产业工人，是东莞青年群体的核心。东莞人才总量从2018年的172.6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258.4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4.6%,年均增长率为15.3%；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等级证书人才年均增速分别达到了15%、30%。2014—2019年，东莞每年新增青年创业者(25周岁以下)从1.2万人增长至约2万人。大量的传统产业工人与高增速的青年人才，给青年发展型空间的融合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是人群分布与就业中心格局一致，非工作日出行偏向商圈及公园。青年人口空间分布集聚特征明显，在东莞城区显著集聚，然而松山湖、滨海湾新区等战略性产业平台周边的青年人口密度更大，其他片区级、镇级中心均未出现明显的人口集聚，“青年跟着产业走”的特征显著。通过手机信令数据分析可以发现，青年人群在工作日呈现明显的“居住—就业”通勤特征，非工作日出行目的地集中在商圈、市内公园景点等休闲娱乐空间，活动场景相对较为单一。见图4。

3.1.2城市发展特征判读

东莞当前正在从以往的“世界工厂”向“品质东莞”转型，其城市发展具有以下3个特点。

一是进入发展转型期，民生欠账问题仍然存在。大量青年人面临“买不起房”和“租不好房”的难题。以滨海湾新区为例，问卷调查显示，在新区工作和居住的青年中租房青年的占比为65%，其中约有60%的青年住单位宿舍，15%的青年租住村民房。在公共服务设施方面，“重户籍轻外来”的公共服务配置模式难以满足激增的人口对日常生活的需求，忽视了居住在厂区、园区的青年的日常需求。

二是重视“产业立市”，但新型产业空间相对缺乏。当前，东莞提出“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的发展方向，“产业立市”是其最大特点，在空间上则呈现以镇村工业园为主体的“全域工业化”特征，城、村、厂空间破碎混杂，空间品质较低，新型产业空间较少，特别是承载科技创新、适应青年群体的众创空间、文创园区等较为缺乏，如文创园区仅有6个，低于广州(20个)、深圳(45个)、佛山(7个)。

三是“镇强市弱”，空间资源投放难统筹。一方面，东莞通过市直管镇的治理模式、以村镇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发展逻辑，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造成国土开发强度过高(达到54%)，增量空间紧缺，城市新增建设难度大等问题；另一方面，以村镇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导致市级政府资源统筹力度弱(国有土地面积为717?km ² ，仅占市域全部土地面积的29%)，其城市空间供给模式具有极强的东莞特色。

3.2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空间规划策略

从“青年—城市”双维度来看，东莞城市发展具有一定的“产业型服务”特色，市场主体对城市发展的作用更大，城市赋能青年尚处于萌芽期，东莞的青年发展近期应更偏重基本需求保障，远期兼顾价值实现需求。基于这一特点，本文从4类空间出发，初步提出青年发展型城市空间的规划策略。

3.2.1保障型空间：聚焦关键人群的核心需求

一是满足产业工人的需求，规划产业社区。结合东莞住产混杂、大部分青年居住于厂区的特点，在滨海湾片区、临深片区、东部产业园片区等工业用地集中、厂居混杂的地区划定产业社区；制定产业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标准，补充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设施配套更适配年轻家庭、创新青年的需求，达到“补设施、优品质、保产业”目标。见图5。

二是面向关键人才，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措施。保障性住房应更加注重对关键人才的保障，在规划至2035年新增的49万套保障性住房中，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占到30万套，其中提供11.8万套共有产权住房，满足人才的安居落户需求。同时，根据青年人才的需求，优化保障性租赁住房户型结构，适合小家庭的二房户型保障房占比从现状的37.7%增加至规划的50%。

3.2.2融合型空间：聚焦青年群体的社会融入

一是建设一批青年发展型社区。结合完整居住社区建设、社区容貌品质全域提升等工作，在就业中心、产业园区、重点平台周边，选择一批交通便利、面积约为1?km ² 的社区营造青年发展型社区，集聚青年工作空间、居住空间、运动空间和青年特色服务设施，推动竖向集中的复合功能利用，推进多类型服务、项目、设施的联建联管，由单一居住功能的社区逐步向多功能的青年社区转变。

二是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体现东莞特色的文体设施。东莞作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篮球城市”“游泳城市”，已经在文化、体育设施方面形成一定的特色，对于青年人的快速融入形成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结合人才结构及行为特征，在中心城区、滨海湾新区、临深地区配置高等级的文化体育休闲设施；在松山湖突出创新服务和高端教育，布局高校、科技创新设施，进行差异化供给，配置特色品质型设施，打造充满活力和吸引力的青年文体阵地。

3.2.3发展型空间：聚焦有限资源的集中投放

发展型空间主要满足创新创业青年群体的培训学习和初创需求，在青年需求较大、政府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建议重点供给可持续、可循环的培训空间，并在核心地区集中投放。

在松山湖、滨海湾新区地区，以及大湾区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周边，规划建设青年发展型特区。在特区中增设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公共实训基地、大学生实习基地等，构建“苗圃—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链条，加速产、学、研、用一体化融合。从创业启动金、办公场地、人才公寓、贷款贴息、培训参展补贴等方面给予青年全方位的扶持，形成政策型空间。在青年发展型特区内集中打造新产品应用场景、趣味空间和运动空间场景，形成更多具有混合功能的空间，推动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融合”。

3.2.4互促型空间：结合城市更新的有序推进

互促型空间关注青年人群和城市品质的双重提升。在东莞以存量更新为主的背景下，可结合城市更新，鼓励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并通过趣味空间场景营造，推动青年成为城市空间营建主体。

结合东莞中心城区“强心”战略，以及“黄金双轴”等城市更新建设工作，在2～3?km ² 范围内建设3～5个青年发展型城区。在城区中打造活动空间、艺术展示空间等青年趣味空间和运动空间，集中布局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创新链载体和企业。通过存量更新建设文化型体验空间，针对东莞产业名城的城市特质，结合产业园区改造等，建设工业遗产文创园区，引入消费、文化、休闲功能，打造东莞特色的高品质文化场景。根据青年群体生态偏好、户外偏好特征，结合东江、茅洲河、滨海地区等建设生态型体验空间，推动慢行网络、大型公园绿地建设，加强城市绿道和青年骑行驿站的配套。

4结束语

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不仅是国家的顶层设计与部署，还是人口变局背景下各城市应主动谋划的发展战略。作为城市各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载体，城市空间不但是青年活动的物质投影，而且会对青年人群的发展造成直接的影响，因此对其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至关重要。

本文从青年发展型城市中“青年成长—城市发展”双向奔赴、互为促进的概念内涵出发，提出青年发展型空间受到青年人群“基本保障—价值实现”不同需求、城市“基础服务—运营发展”不同职能的双重影响，可为归类为保障型、融合型、发展型、互促型4类空间，在空间要素、布局特征、供给模式和建设指引等方面呈现差异化特征，应采取不同的规划建设策略，并以东莞这一处于“青年—城市”双转型期的典型代表城市为例，对其青年发展型城市4类空间提出规划对策，以期为其他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空间规划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注　释】

①根据《2023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在全国45个主要城市中，88%的青年人群通勤范围在1小时通勤圈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