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性”是我觉得现代建筑中最有魅力，同时又最为模糊的一个词。 它承担着将建筑从功能决定论中拯救出来的责任：使建筑具有“灵活性”就是要承认不是所有功能都可以在设计之初被预见到——因为现代生活要求是如此复杂多变，而建筑师的工作在建筑建成入驻之时就已经结束，建筑很可能是不适用的，而建筑师对此却毫无办法。 因此将“灵活性”纳入设计会给建筑师带来这样一种幻觉，即仿佛可以将自己对建筑的控制延续到未来，超越其实际负责的期限。
它承担着将建筑从功能决定论中拯救出来的责任：使建筑具有“灵活性”就是要承认不是所有功能都可以在设计之初被预见到——因为现代生活要求是如此复杂多变，而建筑师的工作在建筑建成入驻之时就已经结束，建筑很可能是不适用的，而建筑师对此却毫无办法。
因此将“灵活性”纳入设计会给建筑师带来这样一种幻觉，即仿佛可以将自己对建筑的控制延续到未来，超越其实际负责的期限。
我们应该理解，是建筑师操心的命与控制欲促生了建筑的“灵活性”。
但关于如何实现“灵活性”，一个最为根本的矛盾在于，是通过让建筑在某些方面不完整、未完成，留待将来决定呢？还是建筑师应该设计一个建筑其自身是完整的，但同时又灵活可变？
对于“灵活性”就是保留建筑的“不确定性”这种观点，Team X是极力反对的。其成员凡.艾克对此有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我们必须留意适合所有手的手套，它将也因此不适合任何一只手。”而赫兹伯格则将这种不确定性批评为建筑师在推卸责任。他们想要的“灵活性”是后者，创造一种永久、单一的不需改变自己就能用于各种功能的形式。
但如果我们从今天元宇宙的Meta世界来回看，这种有具体形式追求的建筑正在失去其吸引力，但同时因为“灵活性”带来的混乱、面目模糊的开放式结局又难以被城市整体风貌的控制真正接受。所以，“灵活性”在今天的建筑实践中只是以一种局部策略在起作用，而不可能全面实施。
比较突出的“灵活性”策略主要有三种：
1.冗余。创造功能之外的空间，让建筑中的空间不具有特定功能。具体可见库哈斯在《S，M，L，XL》中对空间冗余的解释，以及OMA建筑中把一堆功能房间塞进同一空间的做法。
2.通过技术手段达成灵活性。对轻质建筑结构和整合了技术设备的“舱体”研究，如Archigram、塞德里克.普莱斯和尤纳.弗里德曼这些耳熟能详的技术乐观主义建筑师留下了诸多作品——最典型的属欢乐宫，而建成的则是蓬皮杜中心。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将“灵活性”视为建筑本身的一个属性，装配式建筑同样如此。但高昂的成本和维修代价是这一策略难以克服的问题。
3.作为政治策略。情境主义国际和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将“灵活性”重新连接起被功能抽象、控制和打断的空间为目标，为了破坏由资本主义建立起来的已有产权关系和功能划分。在这里被最终引向反建筑学的政治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