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可概括为两个基本点，一个大问题，和两个彩蛋：【两个基本点】入口开在檐面还是山面，也即以谁为「正面」，首先是一个面向问题，其次是一个造型问题。以面向而论， @chentuo 一句点题：庭院。面朝庭院就是面朝阳光，就是主宰庭院，一下把东亚建筑发端的气候、组合的单元，——也即别于西方建筑的特点，全部打通。那么与之对比，西方建筑主要面向什么？如果还这么推究，不免窠臼。西欧的气候，就是朝天也是舒服的，既然如此，干脆落落大方，更无所谓院。接着眼前就浮现出古希腊人宽衣博带赤脚草鞋的样子来。室外当室内，城邦即生活，就正好藉此明了：既然自然而然对建筑的决定权不重要，那就看约定俗成，看西方建筑的立面之母——神庙：古希腊的神庙，面向什么？

基本可概括为两个基本点，一个大问题，和两个彩蛋：

【两个基本点】
入口开在檐面还是山面，也即以谁为「正面」，首先是一个面向问题，其次是一个造型问题。

以面向而论， @chentuo 一句点题：庭院。面朝庭院就是面朝阳光，就是主宰庭院，一下把东亚建筑发端的气候、组合的单元，——也即别于西方建筑的特点，全部打通。

那么与之对比，西方建筑主要面向什么？如果还这么推究，不免窠臼。西欧的气候，就是朝天也是舒服的，既然如此，干脆落落大方，更无所谓院。接着眼前就浮现出古希腊人宽衣博带赤脚草鞋的样子来。室外当室内，城邦即生活，就正好藉此明了：既然自然而然对建筑的决定权不重要，那就看约定俗成，看西方建筑的立面之母——神庙：古希腊的神庙，面向什么？

面向景观。很显然，当你的建筑，不再高踞深墙大院，端严整肃，而是弥山跨谷，襟江带湖，赋予自然与地貌之中一种神格的在场：这种「在场」，该怎样对景？

显然就会是窄的山墙面：更明确、更完整，在远景中作为一个点，画面上也更构成。

面向在古希腊神庙的重要性，前人已有体会，只是失之具体：他们记得的，是希波海战过后的那一年，希腊人重建战火中焚毁的帕提农神庙（Parthenon），令其面东：其实就是远远向着战争转胜的枢纽：萨拉米斯岛（Salamis）。在后来，建筑史学家意识到，或者论证到，原来不止这样具体的意义，平时希腊人兴造各路神庙，选址，布置，都是有所本的。形式与法度上看似自带普适价值的神庙，并非今天的方盒子建筑一般，中性乃至无性的；并非只是奉献给谁，就以谁为名，至多在柱式的选择上，有所因循：多立克(Doric)就茁壮如男子，爱奥尼(Ionic)则柔嘉如少女，科林斯(Corinthian)则华丽如贵妇，抑或君王……

通俗说，就是某地先有神（景观、领地、气场），然后有神庙。今年已届九十七岁高龄的 Vincent Scully，在其著作《大地、神庙与神祗：希腊神圣建筑》(1962) 中专论之，我译完过其中一章，拣取两段说明：

我致力于证明，所有重要的希腊圣所，都是围绕着露天祭坛发展而来的，那些祭坛之所以置于其所置之处，通常是因为场所本身就暗示出了神祗的在场。确确实实的，场所那自然而成的形式，被视为这种在场的化身。

……大山竦成两个倾斜的棱峰，框定了它们远处的峰顶。更往前方，凸向平原，是低凹的山体，像是锥体凿空，再从背面劈开一座巨大的山之座椅，在它身后，翼护的棱峰彼此呈V形张开。在这里的形状，属于释放与力量；朝着它的这一面，那座雅典娜的小山，以一个自然的平台形走到半途，突然断开成一眼泉源。

西方建筑在面向上的preference，将在造型上进一步强化，即常所谓约定俗成。

仍以帕提农神庙说明：正立面上列柱，值得注意。共是几柱几开间？怕就要数一数：哦，八柱七开间。但若再减去一点呢？变成六柱五开间：这就一目了然。数字从一目了然，到不能一目了然，其实是一个神秘的门槛：帕提农正选在这个数目字，正是这般用意。

因此播衍开说，读者已经了然：西方建筑的造型元素，或者上升到以谁为纲？显然是柱：柱式，就叫 Order。以至于到了梁思成揭橥斗拱，还名之为：The Chinese Order。这就是 discourse。

（这图放得有点喧宾夺主，但话已至此……）

既然以柱为纲，假若长立面里，柱数多到平凡：还将有何造型、有何法式可言？

那么再度比照：中国建筑的立面（假如有等同于西方的立面，即 fa?ade），以谁为纲？显然以屋面为纲。这，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大屋顶」了。

首先，既然以水平的受光面，而非竖向的线条（及其光影）为纲：那么你要窄面还是宽面？

其次，既然屋面组合出各种款式：歇山、庑殿、悬山、盝顶、攒尖……再有重檐，如此华丽，那么你看端头还是……还是正面？

论述至此，基本判然。另有一些粗浅的观察，亦有助于区分两种硬区别下的软传统：

@元和令征引的日本神社，令我关联到西方，而不是中国。即其宗教传统，均重视一种纵向的导向，即 procession，从山墙入，越长轴而终：这种距离与隆重但单一的准入感，正合于其仪轨与气氛。而中国以其家族性的昭穆制，自然父祖居中，然后差序格局…… 就像我们供桌上的神牌一样。

【一个大问题】
有趣的是，这个区分首先成为更大一个问题的缩影：『「立面」的误会』：

在这种差异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理解：西方古典建筑中的主立面正是发展自其建筑传统中的山墙，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强调了其垂直面的造型问题；而中国建筑中以屋檐面作为建筑物主要面对人流方向之立面的传统，其屋檐之下的墙面完全被屋顶的斜面和出檐所压抑，全然不可能发展出「fa?ade」这种东西。

……显然，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体系，不论从结构构造特点上来看，还是从对建筑的外观要求来看，都不存在这种外立面（fa?ade）的可能和必要。从梁思成为首的第一代建筑历史学家开始，对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诠释却套用了西方古典主义理论的原则与方法，从而导致这种立面比例分析的方法用于诠释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之中。这里显然混淆了关于立面的「elevation」（视图，可用于反映建筑的任一立面）和「fa?ade」（外立面、主立面）两个不同概念，中文至今仍然没有相应的不同词汇来对应这两个概念，由此而造成了技术上的误导。

……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历史学家，由于强烈的民族主义信念，反抗外国学术侵略并致力于建立中国自己的建筑学术体系。然而，他们所基于的观念、所运用的法则却都是西方古典主义的。
——赵辰《「立面」的误会》，三联书店 2017年

【两个彩蛋】
先容作者自斟自饮一段：

中国建筑的立面（假如有等同于西方的立面，即 fa?ade），以谁为纲？
显然以屋面为纲。这，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大屋顶」了。
首先，既然以水平的受光面，而非竖向的线条（及其光影）为纲……

这个观察，也并不高深，相当平易。但就恰是这类平易，然而恍若初见的发现，能够「可译」：以悉尼歌剧院成名的伍重，当年就在游历中发现了东方建筑这点。他的另一位北欧前辈，《北京的城门与城墙》作者喜仁龙（Osvald Sirén）在其《中国早期艺术史》(1929) 中写道：

（中国建筑）木柱从台基上升起，经常达到可观的高度，就像是在土堆和岩石上长满了高高的树林。曲线形的屋顶犹如飘动的柳杉树枝，它们之间若有墙体的话，常常由于巨大的出檐而导致的光影以及开敞的廊道、花格窗、栏杆等的作用而几乎消失。

伍重则在其短文《屋顶与台原》（Roof and Plateaus）中，留下一张极具说服力的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