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初具规模是在金，金中都城周长18.69公里，有十三座城门，纵贯南北的大路通衢成为全城中轴线。三重城墙套合，突出了皇权至尊。至元四年（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在金中都东北方以琼华岛为中心营建中都新城，至元九年命名为“大都”。元大都的规划建设基本恪守《周礼·考工记》提出的营建都城的理想模式，又密切结合地理特点，因地制宜。元大都从南城墙中央丽正门起，经皇城正门棂星门、宫城正门崇天门、宫城内大明殿、延春阁，出厚载门、御苑，经海子桥至大天寿万宁寺中心阁，规划南半城长约3.9公里的中轴线上的建筑。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造和扩建而成的。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由于蒙古骑兵多次南下，计划加筑外城。但由于物力所限，再加上军事形势紧张，只修了正南一面，结果使得北京城从“口”字形变成了独有的“凸”字形轮廓。同时，中轴线也从正阳门向南延伸到了永定门，北京中轴线基本定型。清顺治元年（1644），清军占领北京，仍以北京为京师。“定都京师，宫邑维旧”，中轴线保持了原有格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丰富、发展和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拆除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中华门等老建筑，兴建东西长安街，把原来封闭式的天安门广场变成人民共享、举行各类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面积扩展到原来的四倍，中轴线东侧的太庙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天安门广场取代了封建王朝的皇宫成为中轴线建筑序列的中心，皇宫被推到了“后花园”位置，改为故宫博物院。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08年为举办北京奥运会而建设的中轴线北延线，构建了中轴线新型城市空间，是传统城市中轴线的创造性延续、发展和丰富。

巴黎的轴线分时期逐渐形成，经历了皇家御道转化为市政大道的过程。始于17世纪香榭丽舍大街的开辟，从市中心向西延伸一条线，巴黎最具有代表的建筑都在这条中轴线上。这条轴线始于卢浮宫，以香榭丽舍大街为基线延伸，贯穿了凯旋门、杜乐丽花园、协和广场、戴高乐广场等多个著名城市地标。这条轴线是巴黎城市轴线中最主要的一条，巴黎很多道路也由这条轴线向外延伸。

1616年 王后玛丽·德·梅德西斯为皇家园林内建了一条步道连通卢浮宫，起名“皇后林荫大道”

1724年 该步道延伸至城西的夏约区，基本形成贯穿市区的轴线

1836年 在轴线西端建设了凯旋门

1838年 规划师希托夫等将步道扩展成香榭丽舍大街

19世纪中叶，乔治·欧仁·奥斯曼主持大规模巴黎改造计划。除了完成城市纵横两条轴线和两条环路的建设外，在市区密集的街巷中开辟了很多放射型道路，并在道路交叉口建设了许多广场，道路与塞纳河交叉处则形成很多桥头广场、绿地和新的轴线，这基本奠定了中心城区格局。

世界重要城市的中轴线规划都呈现出阶段性和历史性特征。巴黎中轴线的建设经历了巴洛克模式萌芽、形成和改良等阶段。首先在16、17、18世纪的萌芽期，城市铺设较窄的皇家御道，而后逐渐拓展成林荫大道或林荫大街。第二个阶段是18世纪后期，以巴黎为代表的城市以笔直中轴线连接若干中心广场，从广场发出对角线街道，形成覆盖全市的巴洛克式布局。空间改造的目的，既为突出整体空间视觉效果、提升城市环境，也为应对急剧增加的城市人口、疏导交通运输，便于快速展开军事行动。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和20世纪， 巴洛克模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各种变形或改良版本，主要为轴网式巴洛克城市和花园式巴洛克城市。巴塞罗那拓展计划、柏林拓展计划、华盛顿规划均运用轴线与网格化街区结合的布局模式。更晚建成的堪培拉等城市以及华盛顿在20世纪初的改造，吸收了花园城市、有机城市等新发展理念，把巴洛克式布局结构用于大量的公园、绿地和水域，体现出杂糅的理念和嬗变的风格。

成都中轴线已经存在了千年。资料显示，明蜀王时代，成都就有一条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如今，成都的城市中轴线是贯通南北的人民路。由北向南，成都人民路分段名为人民南路、人民中路、人民北路。从火车北站广场开始，成都人民路途经万福桥、文殊院、骡马市、体育馆、后子门、四川省科技馆、天府广场、锦江宾馆、省体育馆、世纪电脑城、华西坝、人南立交桥、火车南站等成都历史、文化、商业地标，至火车南站，全长11.2公里。为了适应经济高速发展，成都人民路还跨过火车南站向南延伸，连接起高新产业开发区，最近10多年来，这条路更是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据四川新闻网报道，1953年，成都的第一个城市规划中有一项重要工程，就是打通贯穿城市南北的人民路。当时有着留法背景的著名作家、成都市副市长李劼人参照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将成都人民南路规划为70米宽，不过在实际建设中比原规划缩短了几米，从而奠定了成都未来的城市发展格局。但其实真正让这条中轴线发挥作用，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62年，人民路正式命名，分为人民北路、人民中路、人民南路。到1985年全路建成，经过了20来次改造建设成了今天的模样。

2012年，成都提出打造“百里城市中轴”的概念。这条中轴线从一条交通要道跃升为城市的龙骨和脊梁，推动成都城建格局由“单中心”向“双中心”转变。而到了2016年，百里中轴再次变长，南到眉山的仁寿县，北达德阳旌阳区北部，最终长达150公里。天府大道把沿线所有城市都连接了，超过纽约、东京、伦敦等大都市圈，目前天府大道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中轴线。

天府大道为经济带来了发展，世界500强企业大多聚集在成都天府大道两侧；天府国际金融中心、大魔方、环球中心等标志性建筑也在这里。天府大道的延伸也正符合目前四川提出“一干多支”的发展格局，天府大道串联起了四川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区，成都平原经济区和川南经济区，对于成都，可以迅速打开新的发展空间，提高首位城市对高端资源的集聚和配置能力。

城市中轴线在城市发展中出现断裂和变更是一种常态，南京在历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三次城市建设高潮，并形成了三条城市中轴线。第一次城市建设高潮中的六朝建康城，其范围大致是北自鸡鸣寺，南至淮海路，东起逸仙桥，西抵鼓楼岗。都城前的一条城市中轴御道自北向南，一直延伸到秦淮河畔的朱雀门，御道旁排列着中央政府的各种衙署，并用槐树和柳树作为行道树。第二次城市建设高潮出现在南唐时期，这时候的城市宫殿主要建在北侧轴线上。明初南京城建设则是在原旧城基础上向东和北发展，其新建设的宫城占地约60公顷，在与之相关的中轴线上布置了三朝五门、外朝内廷及东西六宫等。

时过境迁，今天看除明故宫轴线尚可清晰辨认外，其他两条轴线已经基本消逝，难以卒读。此外，中国近代城市建设史上著名的《首都计划》（1929年），也体现了规划者希望通过轴向空间来控制大尺度城市用地的具体意图。南京市政府近年已经制定了“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明确要求保护上述三条历史轴线的后二条并加上南京民国时期形成的以中山路为基础的城市轴线，就相关的南京中华路、御道街和中山路等制定了相应的保护和现状整治措施。

广州传统轴线是中国古城中城市轴线历史延续最长的案例之一，广义上包括古代轴线和近代轴线，狭义的广州传统轴线仅指广州近代轴线，即由越秀山沿中山纪念堂——人民公园——起义路一线延伸至海珠广场并跨越珠江的城市轴线；广义的广州传统轴线则包括古代轴线(今北京路)和近代轴线，以及其它隐性传统文化活动轴所共同形成的一组自越秀山向珠江发散的轴线束。在这些轴线束中，只有位居中央的近代轴线有明确的南北开放空间联系,体现了山、水、城一体的空间格局理念。因此在物质形态上，近代轴线可以成为广州传统中轴线的标志和缩影，是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格局的“脊梁"。

广州古代中轴线成型于唐朝，成熟于宋代城内的封建礼制。随着城市发展重心的西移，北京路更多地是作为城市的礼仪轴线。而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代轴线形成的同时,在今天海珠路以，解放路以西地段，亦逐渐形成了一条沿六榕寺、怀圣寺(光塔)、五仙观、圣心教堂(石室)、海珠石遗址的南北一线直到珠江的隐性古代文化活动轴。这一隐性轴形成的原因在于广州历史上是一个商港，洋商贸易以及由此而来的各国文化、宗教活动在宋城以西沿墙外一线发展起来，形成一条文化宗教活动带。这虽然有一定偶然性,但更多的有其必然的原因，从另一角度也说明了广州从古代起就一直存在本土汉族农耕文化与外来海洋文化的碰撞交汇，其对城市格局的影响即表现为城市结构的二元拼贴。

而广州近代轴线的形成始于民国时期。辛亥革命前后，广州成为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和民主革命的大本营。1918年广州市市政工所成立，随即拆除城墙,修筑马路6同年原官府花园被改造为中央公园(现人民公园)。1919年,市政工所沿原小市街一线辟建维新路(今广州起义路)，意在继承清代的城市布局，建立起北起越秀山，南到珠江的城市轴线。维新路当时因南海镇守使黄志恒要保留“千顷书院”和“梁千乘侯祠"而改变线路，形成目前曲折的起义路形态。

解放后经过多年的以经济社会发展为主导价值取向的城市建设，该城市轴线及其周边的空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建设性破坏。特别是人民公园以南至海珠广场段，轴线意象已经模糊不清。2001年，广州市邀请国内四家有影响的规划设计单位，专门就传统轴线开展了城市设计咨询竞赛，其中一组提出了以”云山珠水，一城相系”为轴线的核心理念，调整优化空间结构，整合历史文化资源，重建山、水、城步行连续性轴线的基本构想。希望通过这一研究，能够重建广州城市轴线与白云山和珠江的关系，该理念并作为深化实施方案的基础，最终得到了广州市规划局组织的评审专家会的首肯。

广州近代轴线最突出地体现了广州古城“云山珠水"的后倚越秀,前临珠江的山水城市意象,继承和发展了古广州城的风水格局,又新增了城市广场、城市公园等空间要素，广州城的近代轴线和古代轴线一起构成了广州传统轴线体系。

华盛顿的城市规划始于1791年，由法国工程师皮埃尔·朗方设计，具有笔直的中轴和放射状支线等巴洛克特征。华盛顿中轴线从国会大厦向正东正西延伸，分别延至阿纳卡斯蒂亚河和波托马克河，国会大厦向西北方向发出的对角线连接白宫等重要节点，整体上是西向发展。华盛顿中轴线最初设计的长度为5. 5公里，20世纪初建设完善以后，东西两端的距离约7. 3公里。华盛顿有一条约1. 7公里的南北轴线与东西向的主轴正相交，这条副轴北起白宫，南至杰弗逊纪念堂，与主轴的交汇点是华盛顿纪念碑。

华盛顿中轴线是非常宽阔的景观带，分布了美国国会、最高法院等国家政治机关，林肯纪念碑、林肯纪念堂、二战纪念碑、越战纪念碑等标志性纪念建筑，国家档案馆、国家美术馆、国家航天博物馆、国际历史博物馆、犹太人博物馆、史密森博物馆、国会图书馆等设施，以及国家科学院、史密森学会等专业机构。华盛顿中轴线及周边的商业设施较少，只有东段的林肯公园附近有分布。

芒福德曾对朗方设计的华盛顿方案进行过严厉批评，认为这种推崇“巴洛克”式风尚不过是把中央集权的都城形象搬到新的时代，在更大空间上重复已有的形态，造成重要城市节点之间距离过远，联系不紧密。由于城市路网占地过多，用于公共服务和居住的土地面积大为缩小，同时为满足笔直、宽阔、平整的形态要求，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改造地貌，巴洛克式城市布局实际上华而不实、脱离民众需求。芒福德的批判不无道理，但历史名城的传统中轴线被后来的领导者和规划师沿用，却不能简单归结为对权力的迷恋。这些城市的轴线都转化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对它们的阐释也随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化。

改良后的巴洛克式布局与各种现代政治思想结合，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在西方政治家眼里，华盛顿的放射状街道表达了共和思想，用美国各州的名字来命名，国会、白宫、华盛顿纪念碑形成所谓“联邦三角区”，中轴线上的国会大厦地下室安放一块罗盘玫瑰石象征着华盛顿的“宇宙中心地位”。华盛顿建设初期的美国总统杰弗逊同时是一位建筑专家，中轴线建筑群古典风格的倡导者之一，他认为国会大厦是“奉献给人民主权的第一座圣殿，用雅典人的品位来装点一个其历程远远超过雅典人命运的民族”。

堪培拉的规划方案，设计者为美国建筑师格里芬，1913年动工，1927年成为首都。

堪培拉吸收了花园城市、有机城市等新发展理念，把巴洛克式布局结构用于大量的公园、绿地和水域，是花园城市的典型，城市轴线系统连接若干个同心圆广场，每个中心广场周围均为环状道路和社区 ，全市有60%的面积被绿化带覆盖，同时人工构造了市中心的格里芬湖，利用河流、湖泊、丘陵、山地等不同的地形地貌，使巴洛克式整体布局变得柔和、松弛和优雅，而轴线的作用和意义被弱化了。

堪培拉的轴线大致为南北走向，但比垂直的子午线有所倾斜。堪培拉城市中轴线以国会 大厦为中心由南向北延伸，普通住宅大致坐南朝北，与中国的城市营造方式恰好相反。堪培拉的南北中轴线从国会大厦到北伯恩大街北端，与沙利文河相交处的长度约7. 5公里。堪培拉均有放射状道路系统，其中堪培拉的主轴是倒置的“Y”字形结构，由三条主干道构成，最长的是南北中轴线，与传统的欧洲巴洛克轴线有差异。

堪培拉中轴线的城市功能跟华盛顿十分相似，在格里芬湖南岸有澳大利亚国会、总理府、联邦政府等政治机构，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国家美术馆等文化服务设施; 格里芬湖对岸的北段分布有战争纪念堂馆、首都展览馆、堪培拉剧院、堪培拉博物馆、首都特区地方法院等机构。中轴线跨越格里芬湖，其延长线穿越北部山区与其他地区连通，交通运输作用明显。北段的北伯恩大街周边有一些提供餐饮、购物、休闲、娱乐的场所，但总体上并不繁华。堪培拉虽然有风景如画的城市形象和较高的生活水平，但因为经济形态单一和生活单调乏味而常常被人批评仅是一座政治家和公务员的城市。

巴西领土面积广阔，全国绝大部分人口都集中于东南沿海，这既导致沿海和内陆经济发展悬殊，又对巴西中央政府的施政造成巨大的困难。于是巴西政府决定决定迁都，并将新首都建立在地势平坦、气候凉爽的巴西高原，采用卢西奥·科斯塔和和奥斯卡·尼迈耶的“飞机型”平面设计方案。巴西政府在新首都的建设中投入了举国之力，仅用了三年多就完成了新首都的建设。1960年新首都正式建成，并被命名为“巴西利亚”。因此巴西利亚成为巴西的首都，也是一座历史只有60年的新兴大都会。

空中俯瞰到的巴西利亚好似一架正在翱翔的飞机，也像一只展翅的飞鸟。稍加分辨，便能看到一条水平的中轴线和两条与其垂直交叉且弯曲的主干道。水平轴线长6km，宽350m，其东端为三权广场，这里是巴西总统府、议会大厦、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政府各部以及巴西银行的所在地。从东端向西行到中段，主干道两侧为教堂、剧院、各式商业建筑、文化体育建筑以及酒店。

中轴线中段向南北两侧延伸，也就是飞机的两翼，是更多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在整个中轴线的最中心则是巴西利亚中央客运站，这里是整个城市的公交枢纽。而在最西端，则是电视塔、巴西利亚国际机场以及各种工业区。由此可见，巴西利亚的城市布局是随着中轴线的展开而展开的，功能分区清晰明确。另外，在早在巴西利亚建设之初，为了保持巴西利亚“飞机型”布局不被日后的城市发展破坏，巴西政府就对各行各业和各功能分区在巴西利亚的规模严格控制。同时，巴西政府还在巴西利亚周围建立了八座卫星城，大多数居民区和使领馆区都设立在这些卫星城当中。卫星城成为了巴西利亚的有益补充，促进了巴西利亚的人口规模和城市面貌的改善。

巴西利亚作为一个新生的城市，其规划设计理念处处凸显了现代主义风格。巴西利亚的地标是中轴线东端的三权广场。在总体呈等边三角形的基础上，建起了总统府、议会大厦、联邦最高法院三座主要建筑，代表了巴西民主政治中权力制衡的精神。再往西行，巴西利亚国家大教堂位于中轴线之上，距离三权广场路程较短。它的外观是一个白色的伞盖，既像罗马教宗的三重冕（象征巴西主流的天主教信仰），又像巴西印第安人的茅草屋顶（象征巴西人的民族精神）。在中轴线最西端的库比契克纪念馆同样有着极为浓厚的现代主义气息。它建成于1981年，是为了纪念巴西利亚的奠基者，也是巴西联邦历史上最受人民爱戴的总统儒塞利诺·库比契克。在纪念馆门前的纪念碑上，镌刻着库比契克总统给巴西利亚的寄语：“在这座面向未来的城市里，一切都充满希望。”

二战后拉丁美洲迎来了经济腾飞时期，这一时期的巴西人的精神面貌是拼搏的、向上的、自信的，新首都巴西利亚自然寄托了巴西人在经济腾飞状态下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以及对心中理想社会的追求。时过境迁，在依附经济状态下，巴西政治经济水平至今依然是欠发达的，在优秀的城市发展的阴影背后是不可忽视的交通不便利、城市功能隔阂过大、财政危机与城市阶级分化带来的贫民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