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市人,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政治家。
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市人,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政治家。
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上才华横溢,还是一位实至名归的 治水专家
。
他在陕西修建利民湖、在徐州筑堤抗洪、在杭州疏浚西湖......其还撰写水利著述《熙宁防河录》《禹之所以通水之法》《钱塘六井记》等,被水利部评为第一批“历史治水名人”。
苏轼一生漂泊,晚年被贬谪广东惠州、海南儋州期间,更与珠江结下了不解情缘。
原来,受海潮影响,广州江水苦咸,严重危害老百姓身体健康,城中时常发生瘟疫。
苏东坡根据治理杭州的经验,向广州太守王敏仲写信提出:
将离广州 20公里的蒲涧山滴水岩上的水通过竹管引入城中,解决饮水问题。王太守听从了苏轼的建议,兴建了这一引水工程,使广州居民在900多年前就喝上“ 自来水 ”。
“惟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盖二十里以下尔。 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
蒲涧山,即现在的广州白云山,山中溪水清冽甘甜,被称为 “甘溪” 。
虽然山上有优良水源,但如何避免污染,源源不断流入千家万户呢?
在山中的滴水岩下开凿石槽,承蓄飞流直下的泉水,并用多管凿空的竹筒相连,作为自来水管,顺着由高到低的地势把水直接导入城区。
泉水引入城区后,储蓄在以石头修筑的大水槽中,再用其他竹管作为分水管道,分流到遍布城市的小水槽里,让民众在家门口就可享用淡水。
建议被采纳后,苏轼又考虑到该自来水工程的后续维护工作,提议道:
“闻遂作管引蒲涧水,甚善。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道远,日久,无不塞之理。若无以验之,则一竿之塞,辄累百竿矣。”
在每根竹管上钻小孔并塞住,有了这些小孔,日后即使发现水管堵塞,只要拔掉各节小孔的小竹针,看哪处小孔不出水,便可马上判明堵住的竹管并进行更换,不会累及整个供水网络。
史料记载,苏东坡两次经广州曾游览白云山、南海神庙、六榕祠(前身为净慧寺)等胜迹,并留下题咏或手迹。苏轼在广州逗留时间很短,却解决了广州老百姓饮用苦咸水问题,使广州成为有史可证的中国最早拥有自来水设施的城市。目前,广州博物馆还有苏轼设计的自来水装置模型展出。
苏轼抵达惠州不久后,他便发现惠州城四面环水,民众出行不便。
城西丰湖虽有长桥,但年久失修,不能满足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城东是江溪合流处,原先有桥但已被废毁,民众只能以小舟往来,然而常因人多舟小导致覆溺。
于是,苏轼毅然上书当时的广东提刑官, 陈述修桥的必要性 ,谋划并资助兴建了 “ 两桥一堤 ” ,至今仍为惠州民众提供便利。
根据苏轼提出的方案,民众在惠州西湖的平湖与丰湖之中先用土石 “ 筑进两岸 ” ,形成一道宽阔的石堤,再用 “ 坚若铁石 ”“ 白蚁不敢跻 ” 的石盐木在堤间建桥,并取名为西新桥。
后世为纪念苏轼,将长堤命名为 “ 苏堤 ” ,堤上的西新桥又被称为 “ 苏公桥 ” 。
西新桥足足使用了一百年,至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惠州太守林复才将西新桥改为石桥。
后来西新桥又经历多次重修,现桥是1983年修筑后的面貌。
1095年,在苏轼的规划与帮助下,惠州百姓在西枝江与东江的交汇处用 40只小船相连为20舫,再用锁石碇固定在江中,随水涨落,行人都可以从船桥上通行,这便是宋代粤东江河上最早建起的浮桥—— 东新浮桥 。
九百多年内,两岸交通就靠这一座浮桥,历代修葺不废。
“ 两桥一堤 ” 工程进行到一半时资金不足,苏轼不仅捐出了皇帝御赐的犀带,还向弟弟苏辙去信求助。
苏辙和夫人闻讯,对兄长的义举激赏不已,也捐出了朝廷赏赐的黄金。见父母官如此慷慨,惠州民众也纷纷解囊,凑齐了工程款。
但苏轼提议兴建的“两桥一堤”——东新浮桥、西新木桥与苏堤
“构思之新颖,用料之讲究,技术之成熟,堪称广东桥梁史上的代表作”。
1097年,年过六旬的苏轼被放逐到海南昌化军(今海南儋州),至1100年6月20日离琼,在海南他共生活了近三年。到达海南后,苏轼在琼郡城东驿站(今五公祠金粟庵)暂住了十多天。那时,因海南淡水稀缺,百姓喝的都是咸积水,导致致痢疾热病层出不穷。苏轼看在眼里,挂在心头,意欲为琼州百姓排忧解难。
丁丑岁六月,予南迁过琼,得双泉之甘于城东北隅,以告其人。
自是汲者常满,泉相去咫尺而味异。
庚辰岁六月十七日,迁于合浦,复过之。
根据苏轼在 《泂酌亭并叙》 中的记载,下榻驿站的十余日内,他在城墙东北角发现了两个泉眼,这两个泉眼虽相距咫尺,味道却大不相同,其中一口泉眼泉水甘甜,适合饮用。
他马上叫来村民并亲自指导开凿双泉,从此当地人民便有了甘甜可口的泉水饮用。
该泉因水面经常浮现粟米状小泡而被命名为“ 浮粟泉 ”,是五公祠内留存遗迹之一。
在海南期间,苏轼除了指凿 双泉 ,还耐心地教化儋州人民讲究卫生。
他发现儋州百井皆咸,便带着学生四处勘察,并在天庆观(今儋州中和镇桄榔庵的西南角)耗时数日挖出了一口淡水井。
百姓终于喝上不带咸味的井水,传染病的发生也减少了,水井因此得名 “东坡井” 。
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
今也,堤之而庐民其上,所谓爱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他认识到,如果人类活动过度地挤占了水的活动空间,那么水就会
“ 激而作之 ”
,这也体现了 “ 人水和谐 ” 的理念和智慧。
水患虽不可避免,但苏轼认为,通过努力是可以将其战胜的。在《钱塘六井记》中,他批评道:
“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岁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他认为,治水应该未雨绸缪,立足全局,规划周全,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在《东坡易传》中,苏轼对《易经》中关于水的特性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刻发挥,他的治水理念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对水之特性的认知。如他对风水“涣”的解释是:
“世之方治饿也,如大川安流而就下;及其乱也,溃溢四出而不可止。水非乐为此,盖必有逆其性者,泛滥而不已。逆之者必衰,其性必复,水将自择其所安归焉。古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导之。”
有了对水性的深刻认识,行之于治水实践,便形成了苏轼就水性而因势利导的治水方略。
基于对水性的认识,苏轼进一步提出,
水是有规律的,人们可以对其加以控制利用。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必有必然之理。”
水虽有千变万化的形态,但通过人的意识是可以加以认识归纳的,只要人们弄清水的规律,就可以利用水造福于民。
而这种
“利民为本”
的思想,也为他在水利方面的成就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纵观苏轼一生,虽宦海浮沉,却始终心系百姓,不仅留下了滋养人们心灵的文学艺术创作,还留下了许多造福百姓的水利工程和著述,永远值得世人敬仰和怀念。
素材来源: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利工程技术;微信公众号“活水沙龙”整理编辑